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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到作战图前描述炸弹造成的损坏时说：“我已对它们作了删节处理，你们不可能真正弄清我所谈的内容，因为我不想让伊拉克了解我所谈的内容。”而且我又笑着补充说：“但相信我的话。”记者们好像被逗乐了，而且未再追问我。
由于空中战争在继续，有一回我对媒体不大坦率，后来对此作了道歉。施瓦茨科普夫从利雅得通报情况，他出现在电视上的形象是身材魁伟，富有自信心，谈吐诙谐，令人感到欣慰。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诺姆放映了录像片，显示我们的一枚灵巧炸弹向着4个圆柱形物体疾驰而去。由于屏慕上出现直接命中造成的爆炸图像，像日本“任天堂”电子游戏一样激动人心。他宣称4枚“飞毛腿”导弹发射架已被炸毁。
它们被炸坏了吗？我的情报官迈克·麦康纳尔海军少将过了一小时左右来见我。“主席先生，出问题了，”迈克说，“我们认为这些东西不是‘飞毛腿’导弹，它们是停在路侧停车带的4台约旦油罐车。”
“你打哪知道的？”我问道。
“施瓦茨科普夫参谋部的一名上尉，一位分析员说的。”麦康纳尔说。
“那就让这名上尉给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去电话，说他们搞错了。”
“那里没有人敢对施瓦茨科普夫说他搞错了。”麦康纳尔说。
“那到底怎样让他了解呢？”我问道。我按下电话机键盘上的一个按钮。中央总部司令立即拿起电话。“嘿，诺姆，”我向他说明了麦康纳尔刚才告诉我的话。
我突然感到电话机像块滚烫的石头。“不是‘飞毛腿’！好啊！舒舒服服坐在华盛顿办公室的那帮子损起人来多轻巧？我难道就不能得到什么人的支持吗？”
“别激动，”我说，“我们的信息是你自己的参谋人员提供的。让你的情报人员再对袭击目标做一下分析，我们过会再谈。现在不要争论了。”
诺姆不久就回来电话。“老天作证，”他说，“它们是‘飞毛腿’，确定无疑。那位分析员不清楚他在说些什么。他就不如其他人称职。但我告诉你，这种胡言乱语真叫人受不了，让我上电视，然后指使你的部下事后指责我。”
“这只是为了保护你的信誉，”我说，“这是一种宝贵的财产。”
第二天，我们的照相侦察专家给我拿来了难以否认的照片，那是4台油罐车烧毁了的外壳，肯定不是“飞毛腿”导弹发射架。我未再深究此事，没有加以纠正。诺姆身上的担子不轻，使他保持镇定自若至关重要，因此我不想伤害他的自尊心。但是事情总会水落石出，当时恰好有一位有线新闻电视网摄影记者从地面拍下了被摧毁车辆的照片。传播媒体的另一个有效的规律：主动认错比让人抓住辫子要明智。
“飞毛腿”导弹是一种成本低廉，制作粗糙，精度不高的苏制武器。在苏伊友好的日子里，俄国人向伊拉克人提供了数百枚这种导弹，其射程不足300英里，而且只能携带一个小弹头。“飞毛腿”导弹是伊拉克人使用的惟一空中进攻性武器。他们将两枚导弹焊接起来以提高射程，但这种导弹飞行时定向性很差，而且只能携带160磅的弹头。如果这些“飞毛腿”导弹打到距目标2英里范围内，就算命中了目标。不过，城市是适于这种导弹攻击的大面积目标，而且有些国家的城市又处在其射程之内。所以当“飞毛腿”导弹开始落到特拉维夫和海法时，以色列人本能地想进行回击。任何一届以色列政府都不愿被人看成是无能保护它的人民免受来自阿拉伯的攻击的政府。然而，如果我们要想维护联盟的阿拉伯根基，我们就得不让以色列人插手这场战争。就这样，“飞毛腿”这种低劣的军事武器变成了伊拉克人手中很有用的政治武器，因为以色列人开始计划自己接管寻猎“飞毛腿”导弹的任务。
1月28日，切尼要负责政策事务的副国防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和我到他的办公室。3名态度非常坚决的以色列人也将光临。他说他们是：以色列大使馆国防武官海军少将亚伯拉罕·本—肖香，以色列国防部局长戴维·艾弗里，以及以军副参谋长埃胡德·巴拉克将军。我们6人围坐在切尼的办公桌旁听取以色列人的打算：对伊拉克西部沙漠地进行陆空联合突击，搜索和摧毁“飞毛腿”发射架。计划很大胆，但会给联盟造成灾难性的政治问题。我问我可不可与巴拉克单独谈谈，军人对军人。我们两人转到了我的办公室。
“伊拉克的导弹攻击对我国人民起着破坏士气的作用。”巴拉克开始说，我进行反驳，提到我们正用“爱国者”导弹击落“飞毛腿”导弹。他回答说，效果不够好。有些“飞毛腿”仍突防成功，使以色列平民人心惶惶。“你必须理解我们，”巴拉克继续说，“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容许他人在我们的防区内威胁他们的生命是难以容忍的。我们想参与。”我重申了关于联盟脆弱性的人所熟悉的论点。“如果我们不参与清除‘飞毛腿’导弹，”巴拉克说，“萨达姆可能会在你们发动地面进攻时利用它们发射化学弹头。他们可能向我国城市发射神经毒气或生物弹头。如果发生这种事情，你知道我们必须干的事。”
我十分明了他的意思。据报道，以色列的导弹发射人员已进入了全面戒备状态。而且谁知道他们会发射什么东西？
巴拉克解释说，以色列的先头突击部队已整装待命，随时可以攻击“飞毛腿”导弹发射场。以色列的飞机将飞越约旦领空或穿过沙特领空。施瓦茨科普夫也曾提醒过我，沙特人将决不会接受以色列的这种入侵。而且我了解巴拉克情绪的激烈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国家已存在了40年，从来不理会敌人的恐吓。你可以在以色列领导人所说的每件事中都听到“下不为例”的回声。
最后，巴拉克和我又与其他人汇合。我方的立场很清楚，那就是不让以色列介入这场战争，而且办法只有一个：制止“飞毛腿”导弹对以色列的袭击。施瓦茨科普夫开始越来越多地调用他的战斗机摧毁“飞毛腿”导弹发射架，高峰时占所有出动架次的三分之一。美英两国的特种作战部队潜入敌人防线的后方搜索“飞毛腿”导弹发射架。美国的“爱国者”导弹部队被调来帮助保护以色列大城市。尽管还有突防的“飞毛腿”导弹继续打过来，但数量越来越少。
有时候我们要奋力战斗，有时候最明智的武器则是克制。沙米尔总理表现出了非凡的政治家风度，顶住了周围的人要他进行反击的巨大压力。面对激烈的挑衅，以色列人在完全有违心愿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宽容与克制，我认为对维护多国联盟的团结一致是不无助益的。
到2月的第3周为止，空战已不间断地持续了35天。我想务必使总统理解一俟地面战斗打响，战局将会大不相同。我利用其中一次几乎每天不断的情况通报会描绘了一下反差，好让他们有心理准备。我说：“一俟地面战争开始，我们就看不到导弹用瞄准具的十字线对准目标而飞去的那种客观而冷漠的景象了。当一个营进入战斗时，损失的可不像空战那样是一两个飞行员，而是数分钟内就可能有50至100人丧生。战场不是一种赏心悦目的风景画。你将会看到被烧焦的士兵躯体横挂在坦克的炮塔上，而坦克内燃烧的弹药已烧死了其他的乘员。我们必须为看到一些惨不忍睹的景象做好思想准备。”我还告诉切尼和总统，地面战斗的战况报告速度不可能像空袭报告一样快。“将会出现混乱局面。一段时间内，你可能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情况。所以在开初数小时内，请不要逼我们通报情况。”
先用现实给他们浇一盆冷水，这一点十分重要。尽管有巴拿马的先例，切尼从未见过大规模的战争。总统见过，但那也只是很早以前自己当战斗机驾驶员时从空中俯视。
随着轰炸的继续，空中力量的一个不利侧面开始引人注目，特别是2月13日发生的事件。那一天，我军两架飞机直接命中巴格达的费杜斯区的防空掩蔽部，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指挥和控制点，而伊拉克人则声称它是防空掩蔽部。不管这一设施充当什么角色，袭击中有大量平民死亡确是事实，全世界的电视观众都目睹了死者从冒烟的瓦砾中被拖出来的景象。施瓦茨科普夫和我讨论了这一惨剧。战争进行了一个多月后我们还需要轰炸巴格达闹市区吗？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总部你能轰炸多少次，又为了什么目的？没有一个人会坐等着“战斧”巡航导弹来袭。施瓦茨科普夫和我开始在每天下达飞行任务前更加仔细地审查目标清单。
如不考虑别的因素，袭击费杜斯区掩蔽部的事件表明必须发动陆空联合进攻并结束战争。2月8日至10日，切尼和我对战区做了短暂视察，在此期间，施瓦茨科普夫告诉我们，他将于2月21日前做好地面进攻准备。切尼和我一回到华盛顿，便立即将这一日期报告给等得不耐烦的乔治·布什。可是，3天后诺姆打来电话告诉我，21日不行。
我说：“总统希望坚持这一日期，发生了什么事？”
“沃尔特·布默需要多给点时间，”施瓦茨科普夫答道。布默的第一和第二陆战师的任务是在战线的中央实施正面突破后直奔科威特城。为此它们首先必须攻破伊拉克军花了数月时间构筑的坚固的综合防御工事。海军陆战队员必须克服反步兵和反坦克地雷地带，带饵雷的蛇腹形带刺铁丝网，密集布雷场和很深的反坦克壕，然后还要翻越过20英尺高的沙堤和灌满燃烧着的原油的壕沟。在此过程中，他们将遭受伊拉克步兵和炮兵火力的攻击。布默希望有时间将他的攻击点西移20英里，在这一地段，有一个伊拉克防御阵地因遭到空袭而基本废弃，而在其后面的另一道防御阵地尚未完成工事构筑。他还要求进行更多的空袭，以便在他的部队行动前削弱敌人的防御。
“这将花数天时间。”诺姆说。他希望将地面进攻推迟到2月24日。
“记住我们的战略，”我提醒他，正面突击包括海军陆战队的任务在内，只是为了牵制住凭壕固守的伊拉克部队。我说：“如果布默遭到顽强抵抗，他就停下来。”把敌军牵制住，他的部队就完成了任务，这就可以使第七军和第十八空降军在西线布防稀疏的沙漠地区打出左勾拳。“我们用不着边唱‘海军陆战队队歌’，边打死一群年轻人。”我说。
我的基本作战指导思想之一是战场指挥官始终是正确的，在后方的指挥官则不然，除非证明出现另一种情况。战场指挥官在现场，他了解地形、我情和敌情，因此我劝切尼接受诺姆的建议。切尼违心地前去总统那里并获准将地面进攻推迟到2月24日。
我给诺姆回了电话，不过我认为他有点过于谨慎小心。在过去的几周中，我目睹第七军成千上万的部队和数百辆坦克大举涌入沙特阿拉伯。我们已经秘密地将我军装甲部队和空降部队调到伊拉克暴露的西翼，而且我们正在静观伊拉克人是否会做出反应。他们所做的只是将另一个不满员的师调到沙漠的那一部分。正好，我自言自语道。他们已中了我军以正面大规模突击和从波斯湾向科威特城两栖登陆的佯攻之计，被搞得疲于奔命了。他们已把看家本领都拿出来了，现在哪里有力量挡住我军的左勾拳！早些时候我们曾担心过，西翼的沙土地可能承受不了沉重的装甲车辆。不过工程师们测试了沙土，并对我们说：“行。”我们询问了当地的贝都因人，他们证实地质坚硬。
由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试图扮演和平缔造者的角色，给进攻的时间表进一步蒙上了阴影。2月18日，伊拉克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前往莫斯科听取一项计划。根据此项计划，如果伊拉克人撤出科威特，我们将停止敌对行动。布什总统陷入了困境。他认为，现在采取这种做法为时已晚。我们花了600亿美元，并将50万大军运送到8000英里之外的沙漠地，在这之后，布什想给在科威特的伊拉克入侵者以毁灭性的痛击。他不想靠TKO①取胜，那样萨达姆就会将其军队完完整整地撤回国内，并且有朝一日卷土重来。尽管如此，总统也不能让人看成是拒绝和平机会。
①TKO，指在拳击赛中，一方虽未被击倒但已无招架之力时裁判员可宣布对方由于技术原因而退出。——译者注。
2月20日，诺姆打来电话说，他同他的指挥官们交谈过，需要再一次将进攻日期推迟到2月26日。他说，他掌握着最新天气预报，预计24日和25日天气恶劣，26日可能放晴。恶劣的天气无异于减少空中支援，而减少空中支援等于增加伤亡人数。我的处境好不尴尬。上次，切尼接受了我的建议。但是这一次我感到诺姆没有给我以充分令人信服的理由再去向切尼和总统请示，先是布默需要调动他的海军陆战队，转而海军陆战队需要更多的空中支援，现在又是天气恶劣，说不准下一次又是沙特军队未做好准备。我下一次又该怎样处理，推迟到28日？
“注意，”我对诺姆说，“10天前你告诉我是21日。然后你想改到24日。现在你又要求推迟到26日。我怎么向总统和国防部长交代？他们现在遇到了俄国人一个糟糕的和平建议，需要设法规避。你总得给我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推迟理由。
你不了解我现在受到的压力有多大。”
施瓦茨科普夫大发雷霆，大声吼着：“你给我讲的是政治理由，说明你不想劝阻总统去做军事上行不通的事！你懂吗？我的海军陆战队司令说我们需要等一等。我们谈的是海军陆战队士兵们的生命。”他说，即使别人谁也不关心他们，他必须关心他们。
好啊。我每一步都支持诺姆，我一方面挡开批评他的人，另一方面又减轻他的忧虑。我大声反驳说：“你不要拿这压我！你别想用不关心人的大帽子来压我！用不着你对我说我不关心他人生死！你这是干什么，在你的指挥官们面前装腔作势？”
施瓦茨科普夫说，他一个人在他的私人办公室内，并以不亚于我的火气喊道：“你是在压我只考虑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把我的军事判断搁置一边。我有很长时间这样认为了！”突然，他的语气一下子由愤慨转为绝望：“科林，我感到我的脑袋好像被钳子夹住了。也许我的脑袋要掉了。也许我正在丧失客观性。”
我深深吸了口气。我最不想干的事就是在战斗前夕把战场指挥员逼上疯狂的道路。“你没有失去客观性，”我说，“我们只是遇到了一个要解决的难题。我们这里人人都充分信任你。到头来，你知道我会把你的要求报上去的，事情还将按你的意见办。”结束谈话的时间该到了，要不我们之中谁又会再引发起大吵大嚷。
未过半小时，诺姆又打来电话，提供了最新的天气预报。24日和25日的天气不会太坏，他说：“我们已准备就绪。”我们仍按原计划于24日开始地面进攻。
我不习惯穿着圆翻领毛线衫和运动衫在白宫露面，但是2月21日星期二晚上10点半钟，我突然从家中被叫去开会。我来到总统的书房，总统说他刚从福特剧院回来，他在那里观看了一出好戏，是莱斯利·李的《黑鹰》，讲的是图斯克吉族飞行员的故事，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声名显赫的黑人战斗机飞行员。随后到来的是切尼，穿着夜小礼服，参加为丹麦女王举行的招待会的余兴未尽，精神抖擞。其他的人陆续来到，“八人帮”全齐了。我们得对戈尔巴乔夫即将到期的和平建议做出决定。俄国领导人当晚早些时候就此事给布什打来电话。总统的问题是如何对戈尔巴乔夫说“不”，而又不显得丢掉一个争取和平的机会。
“有两种选择，”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说，“一是告诉俄国人别多嘴。二是取得更好的条件后加以接受。”
我看看切尼，他正坐在椅子的扶手上。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不喜欢也不信任俄国人，而且痛恨看到他们利用世界舆论对我们施加压力，然后把一种解决方案的功劳归于自己，而这一方案可能是最糟糕的。他宁愿用武力把伊拉克人赶走。
我可以听得出总统讲话声音中日益加剧的苦恼。他说：“我不想接受这笔交易，但是我也不想让戈尔巴乔夫一无所获，在他同我们走了这么远之后我不想亏待他。我们得找到一条出路。”
我举起了一个手指。总统转向我。“有何高见，科林？”
我说：“我们不让戈尔巴乔夫一无所获。”我指出，联合国要求萨达姆将军队于1月15日前全部撤出科威特，世界舆论支持联合国的截止日期。“所以我出个妙主意，让我们在戈氏建议中加进一个截止日期。譬如说，要求他们于星期六中午以前全部上路撤走。如果他们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