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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是由日本大远东探矿公司兴建的，董事长叫尾崎一郎。此人曾在日本海军做过军官，参加过甲午战争，为人傲慢，蛮横无理。那次塌方中国矿工死伤人数达二百多人，是一次极其重大的恶性事故。事件发生后，尾崎一边掩盖真相，一边援引该公司的所谓条例，拒绝支付赔偿金，一时间，舆论哗然，民情激愤，后来终于导致了一场大规模的骚乱。事件发生后，日本以保护帝国在华利益和本国侨民的安全为由，公然派出了两艘战舰以及五百余名海军陆战队开至丰岩江面。为了避免冲突，南京政府立令驻扎在五湖的新编第158师撤出该城，退驻松县一带。但事态平息之后，日军仍以种种理由继续逗留在那里，迟迟不走。朱四上任时，五湖城里的全部武装只剩下马老五的自卫团，人数仅四百余人。
朱四意识到，自己上任以来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这件事如果处置不当，不仅会引起中日争端，而且自己的前程也将毁于一旦。
朱四还清楚地记得来五湖之前舅舅和他的那次谈话。舅舅说，你这次去五湖要有所作为，你还年轻，前程远大，今后会有很多机会的。朱四表示他一定不辜负舅舅的栽培。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舅舅沉吟了下，接着又说，我只提醒你一点，不要得罪日本人。有些事能忍则忍，小不忍则乱大谋。你的前任就是在这件事上栽了跟头。我可以这样对你说吧，日本人是很坏的，他们是我们的宿敌，从甲午开始，就一直对中国有野心。如今的气氛很紧张，东北的关东军不断增兵，长江上也有他们的不少炮舰．他们想做什么？这是很清楚的。但中国积弱，不可能去和日本对抗，只有忍让，再忍让，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因此千万不要惹事。日本人现在就愁找不到岔子哩，你一惹事正好授人以柄，我说的这些你懂吗？
朱四不住地点头。
懂就好，舅舅停了一下，继续说，其他的事都好说，可在这上头，无论如何不能出一点纰漏，否则到时我即便想保你，恐怕也力不从心啊。
想到这里，朱四更感到这件事的分量了。他在心里左右盘算了一会儿，最后开口说话了。他指示说，这件事涉及外交，举足轻重，倘若日本方面知道我们抓了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所以现在首要的是严加保密，不准向外透露一点消息。此外，他命令自卫团立即沿大流河两岸搜寻高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他这样对马老五吩咐说。
接下去的几天，是在高度的紧张和神秘之中度过的。自卫团沿着大流河两岸展开了拉网似的严密搜寻，与此同时，朱四还加紧了对藤原江的讯问，但藤原却狡猾地回避了问题的实质。他说，他只是一个译员，对高田所为一无所知。讯问进行不下去了，而搜寻也毫无结果。
就在这当口，日本人却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了。
５
那是事情发生的第五天头上。
一个秋日里阳光灿烂的上午，朱四和吴仲荣、马老五正在商讨下步该如何进行。连日的紧张和折腾，使他们显得疲惫不堪而又忧心忡仲。马老五不大耐烦地说，干脆杀了算球。他认为高田必死无疑，理由是他跳水的地方山高坡陡，且水流湍急，活下去的可能微乎其微，继续搜寻只能是白费气力。他提议不留活口，把藤原江和那两个脚夫一齐杀掉，省得麻烦。吴参事比较谨慎。他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高田活下来，就会后患无穷。他主张再找一找，暂且不慌处置藤原江和那两个脚夫。正议论间，门外响起了汽车声，小六子慌慌张张地跑进来。
日本人，他说，日本人来了……
来的日本人就是大远东探矿公司的董事长尾崎一郎，而随他一同前来的正是自卫团苦苦搜寻的高田利雄。朱四来到会客间，听完尾崎的介绍，一股说不出的恼怒立时涌上了脑门。他感到自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蔑视和侮辱。高田作为逃犯竟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他的会客间，可见日本人压根儿就没把他这个县长放在眼里。小鬼子太张狂了！他在心里骂道，但这种情绪只是稍稍一闪，很快就被压制下去了。朱四重新恢复了冷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脸色平静如水。
尾崎穿着笔挺的白西服坐在椅子上。他是个身材矮胖的人，脸盘又大又白，脖子上的肉套叠着，显得层次丰富，厚厚的嘴唇上留着一小撮仁丹胡，金丝眼镜后边的目光是毫无顾忌而又盛气凌人的。高田利雄就坐在他的身旁，他的额头上留着一道很长的伤痕，左胳膊弯曲着，吊在绷带里。与尾崎相比，高田的身材要魁梧得多，举止也显得富有教养，但那神态却如出一辙，同样是傲慢而居高临下的。
谈话开门见山地进行了。尾崎是个中国通，他用一口流利的汉语向朱四提出了抗议，他说，鄙公司的职员在贵县境内受到无故骚扰和绑架，对此大远东探矿公司表示严重关注，并要求贵县立即放人，赔礼道歉。否则，他捏了捏拳头，加强语气说，大日本帝国将采取最激烈的手段来解决此事。
朱四平静地听完他的抗议，随即作出了一副十分惊讶的神态。有这种事？他侧过脸来，看了看坐在一旁的吴参事。吴仲荣愣了一下，马上摇摇头。他说，他也不大清楚。
一直沉默不语的高田这时插语了。他用日语叽里哇啦地说了一通，尾崎便翻译说：高田教授说了，他是当事人。如果不是冒着生命危险逃跑的话，结果也会和藤原君一样，这是抵赖不了的事实。
朱四满脸严肃地听着，之后他点了点头。他表示这件事会弄清楚的，他说，请两位放心，我将认真调查此事。
日本人走后，朱四却一筹莫展了，吴仲荣和马老五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三人商议了一晚上，最后认为高田生还，事情已经瞒不下去了，必须尽快向省长公署报告。他们当晚便摇通了省署的电话，接电话的是政务厅黄厅长。
什么？什么？黄厅长听完事情的经过，马上不安起来，他说，事情过去五天了，为什么早不报告？
朱四辩解说高田一直没有找到，他们是想等事情弄清后再向省府报告。
糊涂，糊涂，事涉外交，怎能如此掉以轻心？黄厅长在电话里很生气地把朱四训斥了一通，最后他说省长昨天刚去南京开会了，两三天后才能回来。他答应省长一回来就向他报告。至于如何处置这件事，他却语焉不详，含糊其辞。
可日本人这边却紧逼不舍，不给朱四丝毫喘息之机。尾崎在第二天、第三天又连续两次登门，尽管朱四极力周旋，拖延时间，日本人还是不耐烦了。第四天上午，尾崎派人送来了最后通牒。这是一份充满威胁和恫吓的文件，它要求五湖方面在四十八小时内必须答应日方提出的全部条件，否则一切后果将由中方负责。在通牒送达的同时，日军炮舰还公然在丰岩附近进行一次挑衅性的演习。隆隆的炮声时断时续地传入城内，各种谣言不胫而走，就像夏夜的蝙蝠漫天飞舞，弄得人心惶惶。
朱四感到了极大的压力。然而，最令他震惊和痛苦的地方还不仅仅在这里。深夜，省署的电话终于来了。打电话的仍然是黄厅长。他传达了省长的指示，让朱四立即放人。
放人？朱四以为自己听错了，他说，他们可是日本奸细啊！
黄厅长说，你有什么根据？
朱四便把照片、图纸的情况再次报告了一遍。可电话那一头已经不耐烦了。日本驻省商务代办已向省长作了解释，黄厅长提高了嗓门，他说，高田教授是位摄影爱好者，拍一些照片有何大惊小怪的！
黄厅长的话简直使朱四感到震惊了。他不敢相信省里的轻信和无知居然达到了这种不可思议的程度。他望着守在一边的马老五和吴仲荣，半天说不出话来了。
喂，喂，你怎么不说话？黄厅长的声音又把他从震惊中唤醒起来。朱四迅速理清思路，然后试图用最简洁最有说服力的语言来戳穿日本人的谎言，改变省里的看法，但是黄厅长却不愿再听下去了。
够了，他的语调里充满了教训的口吻，他说，你难道还嫌惹的事不够吗？这是省长的命令，你们必须服从。
电话咔嚓一声挂断了。朱四呆呆地握着话机，心里就像吞了一口蛆似的说不出的难受。他一直拖延时间，等待省里的回音，原以为上面会为他撑腰打气的，至少也会帮他拿点主意，没想到结果却大出所料。他又想起来五湖上任那天，前任胡县长对他说过的那番话。胡县长说，丰岩塌方，责任明显是在日方，县里为此专门起草了一份呈文报到省里，可省里这帮老爷却只听信尾崎的一面之辞，下来几个人假模假式地调查一番，然后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他给撤了。简直黑暗透了，胡县长悲愤难言，我看上头这群王八蛋，全都瞎了眼，都是吃里扒外的软骨头。如果说，当时朱四还不十分理解胡县，长的这番话，那么，现在他算是深切体会到了。
咋办？马老五瞪起两眼望着朱四，省里的电话显然也使他感到气愤和失望。
我看不能放人，吴仲荣情绪激动地表态说，古人云，义死不避斧钺之诛，义穷不受轩冕之荣。放了人就是卖国。事情传出去，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永遭世人唾弃。
朱四一声不吭，大团大团的烟雾从他口鼻中喷吐而出。他在屋里来来回回踱着步，吴仲荣说的道理，他何尝不知道呢？但现在日本人和省里两头相逼，使他进退维谷，左右为难。
我看马上派人去省署一趟，将照片和图纸等面呈省长。吴仲荣建议说。
朱四摇头。他说，时间来不及了。
要么，还有一个办法，吴仲荣想了想说，干脆把奸细交给军方处置。
你是说，交给158师？
是的。
朱四仍然摇头。他说，这不成了公然抗旨吗？
那你说咋办？吴仲荣有些急了。
朱四说，让我再想想，让我一个人好好想想。
６
经过一夜艰难的考虑，最后的选择终于做出了：朱四决定还是把日本人交出去。
吴仲荣事先考虑过了种种可能，但这却是最坏的，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那天离开县府时，他就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朱四患得患失的态度就像一块生面疙瘩者在他的心窝里，使他吐不出咽不下。出了县府大门，他就把马老五拉到一连嘀咕了半天。他首先晓以利害。吴仲荣说，老五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说到底，咱可都是中国人。这事不比其他，无论如何，咱都要对得住良心，对得住家乡父老，不能让人在背后戳咱脊梁骨啊。我看县长的态度现在有些动摇了。咱俩可千万要坚决。接着他又说，我已作好了准备，不行就辞职，求个清白。
马老五连连点头，他一拍胸腔子，爽快地说，吴参事，这没啥说的，我老五你还不了解吗？虽是个粗人，但啥事该做，啥事不该做，心里一本清帐。他要交人，老子就去他球的，不给龟孙子卖命了。
可吴仲荣没想到的是：一夜之间事情却完全改变了，就连昨天还直朝他拍胸脯的马老五也自食其言，变得吞吞吐吐起来。许多年后，只要吴仲荣回想起那天早晨的情景，就有一种坠入云雾飘飘忽忽的感觉。直到如今，许多事情仍令他疑团重重，百思不解。
应该说那是一个令人烦躁的阴晦暖昧的早晨，吴仲荣赶到县府时，天才蒙蒙亮。由于心里装着事，他一夜未能入眠。到了后半夜实在躺不住了，他便披衣下订，在书房是枯坐达旦。等到天色刚有些泛白，他就按捺不住地动身去了县府。深秋的指晓，寒气已有些逼人了，青石路面上落了一层厚厚的露水，湿漉漉的，五湖城还处在夜晚的宁静之中。吴仲荣扰紧了衣服，低着头急匆匆地走着。这条路他已经走了十几年了，路边上的第一座房子、第一家店铺，甚至路旁的每一棵树、路面上的每块石块，他都太熟悉了。吴仲荣自到县府供职以来，县长已先后换过四任，但不论哪任县长都很倚重他，故有人称他为四朝元老。吴仲荣才干过人，办事稳妥，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且直道正言，敢说敢当，在五湖口碑极佳，有很高的威望。朱四到任后，吴仲宽松起先冷眼旁观，后来便对他寄予了厚望。他觉得这位新来的县长锐意新政，与众不同，于是尽心辅佐，尤其是在朱四进行的大改组中，他更是全力支持，因而两人的关系始终是和谐而融洽的。可不知为什么，这一次朱四却让他有些担心了。
夜色的迷蒙和昏暗在清冷的晨光中逐渐淡去了，远远看去县府门前冷冷清清的，大门紧闭，只有卫兵的影子在门前来回游动着。县府所在地曾是前清的知县衙门，民国改制，知县改县长，但办公地点却没变。不过，院内的格局已进行了改造，前院的知县大堂和周围的房屋被改成了公事房，而后院则辟为历任县长的下榻之处。卫兵为吴仲荣开了门，他便熟门熟路地径直朝后院走去。
后院不大，显得很幽静。四周的院墙上爬满了茂盛的爬山虎，园子里种着一些花草竹木，一条用碎石铺成的小路从院中穿过，通向一排青砖青瓦的平房，那里就是朱四的住处。小六子正立在井边，一边打哈欠一边往上提水。吴仲荣问，县长起床了吗？小六子说，早起了，正在书房里和马团长谈事哩。
马团长？吴仲荣说，马团长已经来了？
早来了，小六子说。
吴仲荣哦了一声，略感意外，但并未往心里去，他快步走向了朱四的书房，这里是他经常约人谈话的地方。书房的门此刻紧紧关闭着，里面依稀有谈话声传出来，声音很低，听不清在说什么。吴仲荣敲了敲门，声音便蓦然停下了。
谁？是朱四的声音。
是我，吴仲荣。
屋里突然静下去了。吴仲荣感到过了好一会儿，门才慢慢打开来。开门的是马老五，他满脸倦容，神色异常，看见吴仲荣只是点点头，什么也没说。屋子里烟雾腾腾，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桌上、地上到处落满了烟灰，看得出他们的谈话已经进行很长时间了。朱四背光坐在书桌旁，在灯光的暗影下，他脸色灰黄，眼睛充满血丝，好像彻夜未眠。吴仲荣进屋后，他们的谈话就不再进行了，仿佛有什么事瞒着吴仲荣似的。这不禁又一次使吴仲荣感到意外。
哦，你来得正好，朱四看了吴仲荣一眼，招呼他坐下来。接着，他轻轻咳了两声，有些不大自然地说出了自己的决定。他说，我已经想好了，这件事嘛，还是按省里说的办吧。
这就是说，你要放人？
朱四没有否认，吴仲荣的声音有些颤抖了。他盯着朱四又问了一句，你要把日本奸细交出去？
朱四还是没有正面回答吴仲荣的问题，他避开对方的目光，凶狠地抽着烟，直到把一支烟抽完了，才抬起头来。只好如此了，他用很低的声音说，接着又挥了一下手，像是在给自己打气似的，他说，我并不想这样做，但我不能不考虑后果。
后果？什么后果？吴仲荣终于忍耐不住，失声叫起来，他说，他们是日本奸细，还有什么比放了他们更严重的后果？见朱四不说话，吴仲荣的情绪更加激愤了，他尖锐地指出日本派奸细收集情报，绝不是无缘无故的，一旦放虎归山，后患必然无穷。卖国之罪，千夫所指，情理不容。他越说越激动，竟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声音尖厉，高亢，已顾及不到言辞的分寸。这是背叛，他大声说，这就是对国家的背叛。
吴仲荣激烈的言辞似乎并没有触动朱四，他仍然一言不发，埋头抽着烟。吴仲荣急了，他猛然转向马老五，试图寻求支持，但马老五的目光却躲闪着避开了。
马团长，吴仲荣叫着，你为啥不说话？
我，我说啥呢？马老五支支吾吾地咕哝了一句，他偷偷地瞟了一下朱四，又用骨节粗大的手巴掌摸了摸脸颊，脸上的表情闪闪烁烁，一副暖昧的样子。
你究竟是同意，还是反对？吴仲荣明确地问道。
我说啥呢？马老五尴尬地朝吴仲荣笑了一下，他低下头，瞅了瞅自己的脚尖，然后含混其词地回答，县长都决定了，我还能说个啥？
马老五的态度不仅使吴仲荣彻底失望了，而且也使他猛然省悟过来。圈套，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所有的一切在这之前都已经做好了，只有他一个人被蒙在鼓里。他感到自己被出卖了，一种心力交瘁的感觉顷刻间油然而生，以至于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
吴参事，马老五看到吴仲荣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好像有些过意不去了，他张了张嘴巴刚想解释几句，吴仲荣却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
别说了，他转过脸去，你什么都别说了。
马老五被尴尬地晾在一边，朱四也一时无语，屋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显得沉闷而压抑。
客厅里的电话突然响了。朱四走出去接了电话，过了一会儿又踅回来。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