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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函又有“避贤路”之语，敬闻命矣。
匆匆奉复，敬问晚安 胡适 廿三、四、十六夜〔6〕林损第二次致适之先生的信，更不堪入目。这种“村妇骂街”、感情冲动的行为，大失学者风度。当时舆论界对林教授大起反感，而适之先生则一笑置之，尤令人敬佩。
三、解聘林损的真相1930年，傅斯年、顾临、胡适为了帮助蒋梦麟改革北大，拟出了一个具体方案，这个方案即是次年1月9日的“北京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合作研究特款办法”。1931年，中基会在上海沧州饭店举行第五次常会，蔡元培主席，胡适仍任名誉秘书。这次开会的内容，后来在《丁文江的传记》里有记载：第五次常会通过的“中基会与北大每年各提出二十万元，以五年为期，双方共提出二百万元，作为合作特别条款，专作设立研究讲座及专任教授及购置图书仪器之用”的合作办法（此案大意见一月十二日上海各报）。这个合作办法的一个主要项目是设立“研究教授”若干名，其人选“以对于所治学术有所贡献，见于著述为标准”，其年俸“自四千八百元至九千元不等，此外每一教授应有一千五百元以内之设备费”。研究教授每周至少授课六小时，并担任学术研究及指导学生之研究工作。研究教授不得兼任校外教务或事务。〔7〕此次会议之后，蒋梦麟回北平做北京大学校长，他要胡适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胡适因主持中基会的“编译委员会”，故不受北大的薪俸。中基会与北大开始会拟合作办法草案，由胡适起草。
同年四月二十四日，胡适出席中基会在北平南长街会所举行的第三十六次执行财政委员会联席会议。此次议决要案第二案：关于与北大合作设立研究教席及奖学金一案，由主席（赵元任）报告接洽情形，并将双方会拟办法草案，提请审查，经讨论后修正通过。该办法所规定之顾问委员会，现由北大校长、基金会干事长，及双方合聘之胡适、翁文灏、傅斯年三君，共计五人担任，并予备案。
附录：“北京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合作研究特款办法”（从略）。合作以五年为期，自二十年度起，至二十四年度止。（见“中基会第六次报告”）林损的解聘正值此办法执行期内，是在一九三四年暑假前。十四年以后，即1948年12月13日写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北大版），胡适有这样一段话：……民国二十年一月，蒋梦麟先生受了政府新任命，回到北大来做校长。他有中兴北大的决心，又得到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研究合作费一百万元的援助，所以他能放手做去，向全国挑选教育与研究的人才。他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他对我们三个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8〕这是当事人对北大经历的如实回顾，时在近期，胡适才五十七岁，不会有误。这一条证据，明确划分了当年的职责：辞旧人，蒋梦麟决策；聘新人，三院长自由运作。
胡颂平编写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里，记载了胡适晚年谈到林损的情形。一九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星期日）：……你不要以为北大全是新的，那时还有温州学派，你知道吗？陈介石、林损都是。他们舅甥两人没有什么东西，值不得一击的。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六）：……又谈起林损（公铎）说：“公铎的天分很高，整天喝酒，骂人，不用功，怎么能跟人家竞争呢？天分高的不用功，也是不行的。章太炎、黄季刚，他们天分高，他们是很用功的啊。公铎当我面时，对我很好，说：‘适之，我总不骂你的。’”先生又问他死了多少年？胡颂平说：“死在抗战初期，不过五十岁光景，他也是温州的前辈，但我没有见过面。”〔9〕从晚年如此平实的谈话和议论，可以反映胡适不计前嫌的态度和心理，亦可反映早年林损尽管怨恨胡适，胡适亦不介意的宽容作风。
四、结 论（一）林损在人性上有弱点；（二）林损在被解聘前，耽酒，学问上无所进展，殊少创新；（三）解聘林损，与胡适无关。
五、余 论我为什么花六七年的时间，为张中行先生对胡适的一点误度，找证据，来写这一篇文章？明朝的大哲学家、又是一位好官吕坤说：“为民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胡耀邦的最大功绩是他在中共组织部长任上平反冤假错案，万民拥戴，永世不磨！我生性就相信这“第一天理”，总愿意为人做些澄清事实的事情，尤其是胡适。胡适在世时挨了四十几年的骂。从他参加新文化运动迄今，中国的知识分子骂了他八十多年，这一个世纪可能还将骂下去。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此没有见识是十分可悲的。我的朋友耿云志先生研究胡适二十几年，他在八十年代出版的《胡适年谱》和《胡适论稿》，都是观点很“左”的书。当研究工作逐渐深入以后，他就转变为一个学风务实，在胡适研究领域纠正片面性，处处为胡适“辩冤白谤”的人。他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序》中说：……认真研究这些材料，一定可以帮助我们对胡适有更为全面而真切的认识，廓清某些片面和不实之论。例如，鲁迅先生曾把胡适与陈独秀来作比较，说陈独秀的为人，好像他的门上明贴着招牌：内有武器，须小心，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胡适呢？招牌上写着：内无武器，尽可放心，而实际上颇须小心，里面可能有什么（大意如此）。鲁迅的意思很明白：胡适不是个坦荡的以诚待人的人。我研究胡适近二十年了，他写的东西，无论已刊、未刊，可以说，大部分我都看过，也看过不少别人所写关于他的文字。我总得不出和鲁迅相同的印象。当然，胡适交际广泛，是个深通世故的人。但他的通世故，不过是总力求理解人家，并无以权术害人之意。他若不能以诚待人，绝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朋友；他若不能以诚待朋友，绝不可能同那样多的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地位的人保持终生的友谊。胡适常自律：“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待人要于有疑处不疑。”所谓“于有疑处不疑”，即不诬枉人，不作诛心之论，并非不分是非善恶。相反，朋友有过，他总是毫无矫饰，直言相谏。例如，他对刘文典就曾尖锐地批评他不该“以书贾待人，而以市侩自待”。这封信，就在本书中，读者可以覆按。
总之，若撇开思想信仰、政治主张不论，做为一个血肉性情的人来看，胡适应该可以说是一个胸怀坦荡，鞠诚待朋友的人。
这说明，一个原本具有良知的人，多读胡适的文字，可以洗涤“左”的污染，恢复理性，克服乖张的心理，在治学上趋向纯正。我相信多读胡适可以改善人性。这就是我为他辩白的初衷。
当然，胡适也不是完人，胡适是可以批评的，但必须切中肯綮。可以说，批评胡适，陷阱很多，很多批评者之所以掉进去，是因为他们对胡适一知半解，便轻发议论。批评胡适是需要下功夫的，浅尝辄止，则难保不错。
注释：〔1〕张中行：《负暄琐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2〕卞孝萱、唐文标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卷七，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
〔3〕《吴宓日记》第3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9、75、195、234、262、265页。
〔4〕《北大感归录》（三），《知堂回想录》，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79年版，第483～487页。
〔5〕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5、227页。
〔6〕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四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1215～1216页。
〔7〕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三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961页。
〔8〕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961页。
〔9〕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国友谊出版社公司1993年版，第61、223页。
自由主义的底蕴及其他
？ 董国强
李庆西先生曾经在他的文章中提出如下观点：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大多有留学欧美的背景，熟悉欧美的政治运作，讨论国事亦往往搬用欧美的政治经验，这就给人一种‘自由主义’的印象。其实，思想上信奉自由主义是一回事，表现于政治人格的言论行为往往是另一回事。这里称之为‘自由主义’，实不如按其出身叫做‘英美派’更为妥切。”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李庆西先生还列举了胡适等人与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合作关系”，特别是胡适对“五卅”惨案、杨杏佛案件和福建事变的一些看法。据此，李庆西先生断言：1910～20年代“‘自由主义者’的政治资源无非是北洋官场的人际关系和政治体制，他们那些推进政治改革的社会活动都是在北洋政府框架内的运作”，而到1930年代，“其文化思想乃至种种‘民主’诉求都自觉地纳入党国框架内的运作，于是乎党国利益自然压倒了‘人权’”。在文章的最后，李庆西先生还把鲁迅先生抬出来，认为鲁迅等左翼知识分子才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真正代表，而胡适等人不过是一批“伪自由主义者”，其实是统治者的“帮闲”与“帮凶”（详见李庆西《何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读书》2000年第2期）。
笔者认为李庆西先生的上述观点是失之偏颇的。
一
李庆西先生用以判定某一知识分子群体是否具有自由主义属性的重要标准，似乎是他们与政府和现行政治体制的关系。他似乎认为，只有坚守“民间”立场，抱一种与政府和现行体制决绝的“对抗”姿态，才能被称为“自由主义者”。这个观点值得商榷。
事实上，“统治者”与“被治者”之间截然的二元对立是传统政治模式的产物。近代中国“民间”与“官场”的概念分野表明传统政治的延续性。近代西方自由主义原本不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思想理论体系。自由主义的国家政治理论以所谓“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契约论”为基石，早已颠覆了传统的“官”、“民”壁垒。因此，从更广泛的历史背景考察，似乎不宜在理论上把是否与政府及体制对抗看作自由主义的天然标识。
自由主义的具体内涵十分广泛。除了李庆西先生的文章中所涉及的诸如“独立人格”、“公共视域”、“社会批判立场”、“宽容精神”、“价值中立”等概念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内容。我认为，自由主义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是其经验理性和多元的价值观。反映到国家政治问题上，集中表现为“渐进的改良”主张和“负责任的批评”态度。自由主义者自认的社会政治角色是“合法的反对派”。相对于那些典型的官僚、政客、军阀而言，绝大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持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不介入的介入”心态。他们自认肩负批判现实的使命，是出于一种特殊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他们并不把对当局的批评作为哗众取宠的政治宣传手段和颠覆现政权的策略工具。他们批判现实的目的，是要以终极理想价值为参照，以渐进的改良促成社会政治的不断进步，而不是造成现政权的垮台和整个社会的解体与重构。在他们看来，“破坏”的努力必须从属而非背离“建设”的诉求，“批评”的目的在于巩固而非颠覆“稳定”与“秩序”，解决矛盾的最佳途径是诉诸理性的“妥协”而非情绪化主导下的“对抗”。换言之，自由主义者是“广义的革命”论者，他们并不一般地反对社会革命与政治进步。这是他们与那些极端保守主义者的差别。但同时，他们是务实的经验主义者而非浪漫的理想主义者和历史虚无主义者。他们认为现实是历史的发展延续，现实的客观存在即表明它具有某种历史的合理性于其中。因此，一切变革现实的尝试都必须同时兼顾理想诉求与现实可能。这是他们与那些激进革命者的差别。
自由主义的国家政治理论不是一种静止的、僵化的理论，而是一种寻求积极动态平衡的理论。在新的国家政治关系建构中，自由主义者一般都很强调个人权利，主张对国家权力实施有效的限制，但他们不是极端个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承认“公共权力”和“秩序”的重要性。他们一般都主张实行民主政治，但他们所谓的民主是“宪政民主”而不是带有民粹主义倾向的“简单多数”或“群氓政治”。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自由”与“秩序”、“专家治国”与“民众政治参与”等诸多矛盾关系问题上，他们并没有提出什么固定的模式或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而是主张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现实需要与可能，努力寻求上述各种矛盾关系之间的某种微妙的动态平衡。因而他们与政府和现存体制之间的关系始终保持着某种张力，呈现出复杂的形态，简单地说他们是政府和现存体制的支持者或反对者，都是不确切的。至于那些对现实持一种绝对地批判态度，并准备用激进手段彻底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人们，只能被称为“激进主义者”或狭义“革命者”。把他们纳入〃自由主义者”范畴，将是一种概念的误置。
二
对于李庆西先生文中提到的胡适等人对福建事变和杨杏佛案件的态度，笔者也有不同的看法。对福建事变的历史评价，几十年来多有反复。历史地看，福建政府当局在主观上是否真正愿意实行其政纲中的民主改革承诺，在我看来是一个疑问。我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疑问，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历史教训。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那些把持中央政权的军阀总是以“正统”自居，以“政治和军事统一”为标榜，试图借助所谓“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名义剪除异己势力，巩固与扩张自己的权力；而那些处于在野地位的地方势力则往往以“反对独裁”、“地方自治”为号召，提出一些激进的口号和政纲，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试图赋予其行为以某种合法的政治外衣。因此，我们对此类史事的评价，不仅要听其言，而且要观其行。胡适曾就当时的变故说：“‘人权’固然应该保障，但不可掮着‘人权’的招牌来做危害国家的行动。‘取消党治’固然好听，但不可在这个危急的时期借这种口号来发动内战。”他的话固然有他的倾向性，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如果我们明白了福建事变的这些复杂性，我们还能依据胡适对此事的评价来质疑他的自由主义立场吗？或者，是否他当时发表一个同情福建事变的声明就意味着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呢？
至于胡适对杨杏佛案件的态度，我比较赞同薛军先生关于“恶法亦法”和“恶法非法”两种法哲学观点的分析评价（参见薛军《胡适的态度》，《读书》2000年第6期）。为避掠美之嫌，细节在此不赘。
三
笔者近年一直致力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和知识分子问题研究，我所接触到的大量材料和史实表明：第一，近代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自由主义思潮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是近代中国观念自由主义的鼎盛时期，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和《独立评论》同人群体。第二，进入三十年代以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发生“民主与独裁”争论，表明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放弃了自由主义的立场，转变为“新式独裁”的倡导者。但这只是自由主义的式微而非灭绝。至少胡适、张佛泉、张熙若、胡道维、陶孟和、陈之迈等“民治派”的主张是一以贯之的。正是由于他们薪火相传，才有可能催生1940年代的《观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第三，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式微，固然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观因素有关，但更重要地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使然。李庆西先生说：近代中国的“现实不仅摧毁了自由主义者的目标，同时还扭曲了他们的手段”，部分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近代中国独特的政治生态环境，使得自由主义观念产生严重的水土不服现象，一些原本单纯的理论问题在实践中变得十分复杂，一些原本互不相干的概念又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纠结在一起。这造成了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迷茫，也造成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困境。
也谈语言的难易问题
——与毛喻原先生商榷
？ 何南林
《书屋》2000年第九期发表毛喻原先生的文章《论汉语的险境和诡谬》，对汉语尤其是汉字作了“体无完肤”式的大批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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