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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里，主人公安某疯了，患了精神分裂症。在一串串的幻觉中，他失手，竟然开枪杀死了爱妻杨珠美。在“自白书”里，安某叙说了他背负的沉重的精神负担，是怎么折磨他，以至于他痛苦不堪，惶恐不已。安某讲了三件事。一是，二叔糟蹋了冯炘嫂后，冯炘嫂上吊自尽。这，当时只有十岁的他，自然是不懂的。然而，他是“怎么也挥不去冯炘嫂那种犹自稍稍动荡着的钝然之感”同①，第123页。，而十分沮丧，十分不满。二是，抗日战争时，他参军抗敌。上司排长关胖子知道他是安师长之后时，给了他不尽的苦刑和凌辱。原来，关胖子曾被安师长的部下挖去他的左胸脯肉下酒。终于，在一次向敌人冲锋的战斗中，他从后面击毙了关胖子。从那一夜起，他始终不得安宁，他的情绪迂迂回回，总会回到关胖子在他的枪口栽倒的那一情景。三是，随军进驻台湾某一个监狱时，他执行命令枪杀了一个少年囚犯。那个囚犯的一张幼稚得很的脸，那年少的纯洁，这些都是一般凶恶的人所没有的。这使他难受了多日。后来，当他在无意中知道那少年囚犯似乎就是爱妻的哥哥时，他惊恐了。他日复一日地下沉着，忧虑着。他受不住那魂灵的恐惧，陷入了一种绝望的苦恼里。
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陈映真巧妙地设置了一只鼠色猫的反复出现，用以衬托主人公精神痛苦到了极致，所以，“自白书”的第一句话就写道：“回想起来，第一次看见它，便是我十岁的那一年。”陈映真：《文书》。《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20页。这个“它”，就是那只鼠色的猫。“自白书”又写了：
许多的人撞破了柴房的门，一伙人都跌撞着冲进去了。我钻进人群中，看见冯炘嫂赫然吊在横梁上，微微地摇摆着。我伏在地上，很惊悸于这在那时对我并不十分明白的场面。也便是在那阴暗的柴房里，看到一只极幼小的鼠色的猫，用它鬼绿得很的眼，注视着我。同①，第122页。
……我的脑子便阴暗得仿佛那间小小的柴房。我忽然便想起那小的鼠色的猫来。这时它用那一对翠绿得很的眼睛，温柔地、洞识地注视着伏在地上的我。在那个相持的片刻里，它便用那桃红的微湿的鼻子嗅着我。大约便从那时起，这鼠色的猫便噬住我的灵魂了。它嗅去了我的灵魂。同①，第123—124页。
随后，就在安某暗枪击倒关胖子的当天夜里，“自白书”里写道：
日落以后，我打开关胖子的房间，点上了油灯。便在这个时候，我第二度看见了它，一只鼠色的猫——在这塞外的野战地！——端坐在排长的案头，张着翠绿得很的眼睛，注视着我。时间在一秒一秒地摆渡着。我开始惴惴起来。我在那悲楚的、哀怜的、鬼绿的眼光里恐怖起来。我终于霍然而起，那鼠色的、矫健的猫便烟云一般的逃窜而去。
…………
……顷刻之间，远远地传来一声猫的长啸，继而又一声一声地渐去而渐远了。陈映真：《文书》。《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28页。
接下来，在新婚后的幸福中，在家里，他第三次看到了一只鼠色的猫。当时，这只猫正被爱妻怀抱着。爱妻更兴奋地告诉他，哥哥被枪杀后，它就来到他们家，全家人都喜欢它。这一次，它居然自己从台湾南部老家迢迢北上，找到了这里。他不能不惊诧不已。他在“自白书”不能不写下来：“一进卧室，竟赫然的看见一个少年伏卧着读书。珠美却十分安详地午寐着。那少年慢慢地抬起头来，沉静而有些怡然地望着我。呵，那样纯洁得很的脸；那样的幼稚得很的脸；那样和女子般美貌的脸啊。我猛然地踣地下跪，像孩子一般地哭了起来。”同①，第133页。于是
哭声惊醒了妻，少年蓦然地消失，只见那瘦长而健捷的鼠色的猫，跃下窗子，消失在院子里。同②。
无疑，那只鼠色的猫有它特别的象征意义。鼠色，给人的视觉映像是：黑灰的、小小的动物，以极快的速度上蹿下跳，穿过任何一个或大或小的空间。这里营造的是一种神秘感：忽而出现，忽而又无影无踪。鬼绿的眼光，犹如传说中坟头冒出的很说墓砘辏恢致坦庵北贫矗艘允泳醯慕牧樯系募蟮某寤髁Γ腥送纯啵话玻炭帧绨材车母姘姿担鞘笊拿ǎ笆勺 绷怂牧榛辏靶崛ァ绷怂牧榛辍６欠派涔砺萄酃獾氖笊拿ǎ诎材晨蠢矗欠霝陨⒐嘏肿印⑸倌昵舴傅脑┗辏恢倍运糇凡环牛率顾炅榭志澹岩园谕丫目嗄眨竦谋览！！�
显然，这样一些家族、父辈的罪孽遗留的影响，特别是他个人的报复性的残暴恶行，以及亲手杀害少年囚犯的累累罪行，固然有安某的某些个人因素，有他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究其根本，还是那个时代阶级压迫以及民族分裂所造成的。在台湾，安某一当辞去军职，经营纱厂，从国民党统治人民的爪牙身份回归到一个普通的正常的人的时候，他和台湾本地民众的关系，就从对立，从镇压与被镇压，从压迫与被压迫，转向了平等与和谐相处。于是，他真心爱上了台湾籍的女工杨珠美，婚后生活和谐幸福美满，就是实证。我想，这才是《文书》这篇小说的要义。
其实，写小说以猫作为喻义的具象，并非陈映真的独创。早在1943年8月，美国作家爱伦？坡就发表了小说《黑猫》。爱伦？坡的《黑猫》和陈映真的《文书》都出现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形象，“我”、“我”的妻子和猫，故事的结局也都是“我”误杀了爱妻。
当然，陈映真的《文书》和爱伦？坡的《黑猫》又很不一样。爱伦？坡笔下的猫，是黑色的。黑猫的名字恰恰是希腊神话冥王的名字普路托。它被人们看做是巫婆的化身，喻义恶运，宠爱黑猫的“我”正因为这猫，最后把它拖进死亡的境地。而小说所写，“我”的遭遇仍然是由“我”的个人因素所决定的。“我”酗酒后，常常打骂妻子，虐待普路托。一次，病中酒性发作，“我”竟然用刀挖了黑猫一个眼珠。普路托那只愈合后的空眼窠，幽深而恐怖，时时表现出对“我”的敌意。于是，“我”又生邪念，断然把黑猫吊死在树上。神秘得很的是，普路托死后，妻子又喜爱上另一只和它一样大的黑猫，它的胸口长满了一片又一片的白斑，看上去很像一条绞索。“我”十分惶恐，大怒之下，终于在挥斧砍杀猫的时候，误杀了妻子。“我”也因此上了断头台。显然，在这里，爱伦？坡是在揭露并鞭挞人性中的邪念、恶念，呼唤人性的真善美！
而陈映真笔下的无名的鼠色猫，在安某看来，是冯炘嫂、关胖子、那少年囚犯的冤魂。那鼠色猫的无所不在，是在喻义被冤枉的鬼魂，对安某的紧追不放。而《文书》表现的则是，安某个人乃至家族的罪愆，其根源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那个时代、那个社会所形成的一种沉重的历史压力，致使安某精神裂变。
和陈映真同时代的女作家陈若曦的《灰眼黑猫》，也同样从社会制度层面去探索问题，有着陈映真相同的倾向。
无独有偶，陈映真写《猫它们的祖母》，也写了一群雪白的猫。其中有一对父母猫，六只小白猫。小说着重写了赤贫的祖母，宁肯自己浇着酱油吃饭，却天天买些鱼腥供给它们，以赎偿儿子少时用气枪猎鸟的罪债。然而，泉儿依旧疯着，发着谵语，依然蓬头垢面，被禁锢在病院里。院子里嬉戏的白猫们十分热闹，祖母的心里却冷寂得发颤。这一热一冷，时时触动着她的心灵，她确实感到一种大的寂寞了。还有，一对父母白猫做爱的淫态和低叫声，时时蛊惑着娟子青春期的情欲和性欲，她已移爱于她的新婚丈夫了。小说隐喻了在祖母的情感世界里，孙女也冷淡了她，远离了她，一种大的寂寞感不由得时时地侵蚀着老祖母的心灵。
（二）
《第一件差事》的主人公胡心保是一个富家子弟，家里是开钱庄的。战乱中，他跟随学校历经艰苦才辗转来到台湾。随后，读书，结婚，有了儿女，终于做上了洋行经理。就在这时，迷失了生活方向，他竟然茫茫然地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更惶惶然地不知道还要向着何处走去。胡心保的困境，“好比你在航海，已非一日。但是忽然间罗盘停了，航路地图模糊了，电讯断绝了，海风也不吹了”陈映真：《第一件差事》。《陈映真作品集》第2卷，第137页。。昨天“还在拼命赶路，今天你却一下子看不见前面的东西，仿佛谁用橡皮什么的把一切都给抹掉了”同①，第126页。。无路可走，绝望了，于是，他痛苦地拷问着自己：“人活着干吗？”同①，第124页。“人为什么能一天天过，却明明不知道活着干吗？”同①，第129页。不幸，他的答案却是：“活着也未必比死了好过；死了也未必比活着幸福。”同①，第135页。是什么东西促使他如此悲观，这样厌世的？原来，还有一种思绪在他灵魂深处发酵，那就是怀旧、恋旧，一股浓浓的化解不开的乡愁情结！在台湾，他始终生活在往事的影子里，想起过去的事，真叫人开心。小时候，他曾喜欢家里厨娘的女儿抱月，正因为许香的面貌酷似抱月，他后来才娶了许香，甚至婚后，称呼妻子许香为抱月。妻的娘家有个柿子园，也常常会勾起了他对故乡苹果园的种种回忆。尽管妻儿笑语盈耳，他的心里只听见过去的人和事，在里边哗哗的流淌。他又常常感叹：“倘若人能够像一棵树那样，就好了！”“树从发芽的时候便长在泥土里，往下扎根，往上抽芽。它就当然而然地长着了。有谁会比一棵树快乐呢？”同①，第140页。然而，他却是悲哀的，无根的，犹如无根的树枝一样。他说：
我们就像被剪除的树枝，躺在地上。或者由于体内的水份未干，或者因为露水的缘故，也许还会若无其事地怒张着枝叶罢。然而北风一吹，太阳一照，终于都要枯萎的。同⑥。
根在哪里？！根就在远离他的故乡故土那边，根就装在他心里的那个精神家园里。如今，民族分裂，这个根断了，他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自然也就枯萎了。正像徐复观所说的，在这里，陈映真写出了“没有根之人的真实”徐复观：《海峡东西第一人》。《华侨日报》，1981年1月6日。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115页。。
于是，在作品里，一座水泥桥多次地反复地出现在他眼前，如：
他站在那儿看水渠上的小水泥桥。他说那桥很好看。陈映真：《第一件差事》。《陈映真作品集》第2卷，第123页。
……他在看那座水泥桥，桥的两头都有灯，他说。我说这头的灯早坏了，不亮。那头的，一到入夜，就照得通亮通亮。同②，第126页。
他说：那桥两头点着灯。我说只有那头的灯亮，这边的坏了。它看来太像我记得的一座，只是没有两头点灯，也这样地弓着桥背，像猫一样。同②，第128页。
他说：有个晚上，没有月亮，却是满天星星，像撒了一地黄豆。前头说：今晚大家可以睡睡；一伙儿便一个个躺下来。我于是在星光下看见一座桥，像它那样弓着桥背；那时候有个十四岁的小男孩一路跟着我，我对他说咱们到桥下睡，夜里也少些露水；他说好。但他两脚一软，就瘫在地上；我拉拉他，才知道他死了。……当天大家全睡了，只有我一个人终夜没睡，我一直看那座桥的影子，它只是静静地弓着。陈映真：《第一件差事》。《陈映真作品集》第2卷，第128页。
他说第二天去瞧瞧那座桥。同①。
“那座桥的两头有灯，一边的灯坏了，一边的还亮。”我说。同①，第133页。
在这里，陈映真用象征的手法，写那记忆中的桥，也写那现实的桥，还写那主人公心中的桥。桥那边，灯亮着；桥这边，灯坏了，一片黑暗，胡心保该是多么渴望返归那灯亮着的故乡。可是，现实呢？尽管有桥，却无法迈过它。显然，这灯亮着的桥的那边，恰恰表现了当时的陈映真正“怀抱着那一盏希望的灯火”，“隐约地燃烧着对于未来的希望”。陈映真：《怀抱一盏隐约的灯火》。《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24页。
读小说，我们看到，胡心保在台湾的这段生活里，和他关系最密切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妻子许香（抱月），一个是他的婚外情人、当地富商之女林碧珍。他和许香虽然生活在他那浓浓的恋旧情绪中，相处虽然和睦，彼此之间却又存在着隔膜。胡心保心里明白，那都是自己的悲观厌世主义在作祟。在胡心保精神极端痛苦的时候，他企望林碧珍给他快乐，给他力量。事实上，这种不正当的关系，非但没有让他从中获取快乐，相反，林碧珍越是爱他，他越是痛苦。他不得不坦诚地告诉林碧珍，这种“欺骗”的关系应该结束了。看来，这样的人物关系是要说明，无论是胡心保和许香，还是胡心保和林碧珍，作为社会中的一个人，他们都是平等的，不存在什么省籍矛盾的问题。这才是陈映真所牵挂、所关注的问题。
（三）
在这部分作品中，《将军族》是佼佼者。
《将军族》讲的是，一个三角脸和一个小瘦丫头儿，这对没名没姓受穷受苦的下层人，相知相助相爱的故事。两人同在一个巡回演出的康乐队里。三角脸是退伍军人，孤独一人，很是凄凉。小瘦丫头儿是台湾山村穷人家女儿，曾被卖到妓院，逃出以后，也是孤苦伶仃，到处流浪。当三角脸知道小瘦丫头儿的苦难身世后，在一个夜晚走进了她的房间，把自己三万元退役金存折放在了她的枕头下，然后离开了康乐队。小瘦丫头儿到底还是没有还清债务，又被卖了一次，并且因为不肯卖身而被弄瞎了左眼。小瘦丫头儿再一次逃出来了。几年以后，他们又相遇了。第二天，农民发现了在麦地里的他们一男一女殉情的尸体。演绎这个故事的《将军族》一发表，“便受到广泛的注目，奠定了他在短篇小说界的重要地位。人物的鲜活跳蹦，理念与情节的融合无间，深刻的悲悯情怀，都使人赞叹不已”《从浪漫的理想到冷静的讽刺——尉天骢、齐益寿、高天生对谈陈映真》。《台湾文艺》，1979年12月，第65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70页。。《将军族》发表后的第十三个年头，1977年，欧阳子整理了《现代文学》杂志，并编辑了两册《现代文学小说集》，由尔雅出版社出版。在重读《现代文学》杂志上的小说作品时，她不无感慨地说，她还是喜欢《将军族》。而这篇被人交口称赞的小说，竟然在1976年被台湾当局查禁。这可以说明《将军族》价值不凡。
今天，距离这篇作品发表的时间已经整整四十年了，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它，以及它所代表的这一类的小说呢？在陈映真小说创作的发展道路上，它又占有了怎样的地位？
这里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在择取“大陆人在台湾”这个小说题材上，陈映真是一个开拓者。吕正惠说得好，白先勇的《台北人》系列从《现代文学》26期起陆续登载，而陈映真的《那么衰老的眼泪》、《文书》、《将军族》、《一绿色之候鸟》等四篇小说都在此之前就已经发表，因此，从作品问世的时间上说，“就‘大陆人在台湾’这一主题而言，陈映真无疑是一个开拓者，我们甚至可以怀疑白先勇可能受到陈映真的影响。”吕正惠：《从山村小镇到华盛顿大楼》。《文星》，1987年4月1日，106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187页。
第二，作家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去认识、分析、处理“大陆人在台湾”的题材。
陈映真对“大陆人在台湾”这一特指的问题，对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以及当时当地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作了历史主义的分析。他认识到：“新的和旧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凌，数百年来，在中国发生了长远而复杂的影响。作为东南中国门户的台湾省，更是尖锐地经历了东洋和西洋殖民体制的毒害。她历经殖民主义的局部的或全面的、暂时或长期的霸占，使她常常在历史上因而和中国隔绝了。而其中尤以日本人五十年的殖民统治最为长久。在这长时期的霸占中，日本在台湾进行了为使台湾纳入日本帝国主义经济的市场圈所必要的改造，使她早早脱离了当时前、近代的中国社会。在这个背景下，1945年的光复、1949年国民政府的播迁来台，使海峡两岸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在台湾发生了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