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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引发思考。
陈映真确实“写得很黑暗”李欧梵：《陈映真作品中的浪漫精神》。见高淳儿整理：《三十年代文学的承传者——谈陈映真的小说》。又，《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81页。，写得很极致。他笔下的人物，找不着出路，不得不丧失生的意念。这些人物，或者，像《兀自照耀着的太阳》里的小淳那样等待死去；或者，像《我的弟弟康雄》中的康雄那样自杀；或者，像《我的弟弟康雄》中的康雄的姐姐那样走向扭曲的反抗。作品里总是弥漫着一种浓浓的黑灰色调。有意思的是，在生活真实基础上的这种“极致”的艺术真实，却产生了一种物极必反的艺术效果。人们读完陈映真的这一部分作品，不由自主地都要去思考：人生的路在哪里？人的归宿在何方？当然，我们也注意到，陈映真笔下的人物也有积极探索的，也有努力要突破这种闷局的。像《故乡》里的弟弟“我”就是这样。他不是一面流着泪，一面倾诉着，他要“驶出这么狭小、这么闷人的小岛”陈映真：《故乡》。《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44页。吗？所以说，这一部分小说艺术的底蕴还是积极的。
事实上，陈映真自己也在不停顿地探索。正如尉天骢所说的那样，《夜行货车》就有了突破。小说中出现的詹奕宏，尽管他有粗暴、过于自负的毛病，但他有学识，有才干，有民族自尊心，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很明显，在詹奕宏身上，注入了陈映真的社会和人生的理想。另外，《加略人犹大的故事》也表明，陈映真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陈映真借助于人物形象告诉人们，如果离开群众，知识分子将一事无成。
我在上面说到的这三个特点，又是层层深入、互相关连的三个层次。这都表明陈映真在严格选材以后，“挖掘”又很深。这就必然地使得他的小说获得了厚重的思想内涵。
第二个问题：上个世纪60年代前后，台湾文化界崇洋媚外的西化的社会思潮。
这又涉及到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
这，《唐倩的喜剧》就具有启示性的意义。
就写什么而言，陈映真敏锐地择取这样一个重大的题材，是有历史意义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一百多年来，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有分析有批判地吸取西方的先进思想和先进经验，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西为中用，洋为中用。另一种，是盲目地不加分析、批判地全盘接受，全盘西化、洋化。历史已经证明，用什么态度向西方学习，是事关中国发展方向、发展道路的大事。历史也已经证明，全盘西化、洋化的态度已经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吃尽了苦头。十分难能可贵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当西化的社会思潮开始风行台湾的时候，陈映真迅速地择取了这个题材而后加以小说化，艺术化，这说明，他不仅具有敏锐的艺术眼光，还有惊人的艺术胆识，敢于逆潮流而创作，向台湾人民，向祖国大陆的同胞，奉献出来珍贵的《唐倩的喜剧》。
怎么写呢？陈映真的艺术处理是，把存在主义、新实证主义以及盲目西化的本质特点，化为老莫、罗大头、唐倩的血肉之躯，而后又用他们各自的容貌、言谈举止、心理活动以及心理变化一一表现出来；同时，又借助于人物内心的矛盾与冲突，像老莫的“杀婴负罪意识”，罗大头的妒嫉而“男性无能”等，还借助于唐倩的亲身体验，像他们的虚伪性，揭露并批判了他们。陈映真还巧妙地选取了类似试婚那样的一些典型的细节，生发开去，加以嘲弄，让他们个个丑态百出。
当时，这样的《唐倩的喜剧》一刊出，立即就在知识界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在茶余饭后的交谈中，人们都议论纷纷，有滋有味地指点着生活中的某某酷似小说中的某一个，等等。可见，这样艺术地经由典型法则“拼凑”起来的角色，影响确实很大。怪不得，《唐倩的喜剧》在1967年1月的《文学季刊》第2期上发表时，陈映真还写上一个附记，一再强调，这是虚构的故事，即使与某人某事有相同之处，也仅仅是偶合，作者概不负责。
这一点，和陈映真同时代的齐益寿就有深切的感受。他说，他最有印象的，是陈映真在《文学季刊》这个阶段，那篇描写当时大学思想界的小说《唐倩的喜剧》。当时的台湾大学生和一般青年，在思想上大致受两派的影响最大：一派是存在主义，一派是逻辑实证论。齐益寿说，他个人受当时风潮的冲击，不免也要赶时髦。那时候，这两派思想被认为是最尖端的东西，大家对它们几乎都没有批判能力。当他看到陈映真对这两派思想人物那种做作浮夸所作的嘲讽，不禁大吃一惊，不禁拍案叫绝。由此，齐益寿就认为，陈映真的思想成熟得相当早，至少在《文学季刊》的时候已经非常成熟。陈映真恐怕也是从这个思潮过来的，但又是很早能作出正确深刻批判的一个人。齐益寿还说，小说中，陈映真借唐倩这个女孩周旋于两派教主之间，而对那些人加以讽刺，最后对“去去去，去美国”的唐倩也挖苦得相当厉害，他个人觉得非常佩服《从浪漫的理想到冷静的讽刺——尉天骢、齐益寿、高天生对谈陈映真》。《台湾文艺》，1979年12月，65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54—155页。。徐复观也称赞说，陈映真“在《唐倩的喜剧》中，把风行一时的存在主义，逻辑实证论，在形象化的过程中，也用简净的笔墨，作了一针见血的批评。假定不是经过彻底了解、彻底反省，把包装上的浮烟瘴气，洗涤得干干净净，是决做不到的。”徐复观不无惊叹地说，“映真写这篇小说时大概只有二十多岁，我不了解他如何便有这种学养。”徐复观：《海峡东西第一人》。《华侨日报》，1981年1月6日。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112页。胡秋原也深刻指出，“唐倩是谁？她不仅代表台北读书界、文化界，她代表一百多年的中国！”胡秋原：《〈中华杂志〉与陈映真先生》。《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28页。这也就是说，唐倩代表了一百多年持有那种全盘西化态度的人！胡秋原更指出：
现在，乔治？H。D。周的时代并未过去……同③。
确实，《唐倩的喜剧》在发表近四十年之后，对中国，其中包括对大陆的知识界，仍然具有启示性的意义。
第三个问题：在民族分裂下的中华民族的乡愁。
前面已经谈到，在《试论陈映真》那篇文章里，他自己认为，从题材上看，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对于寄寓于台湾的大陆人的沧桑的传奇，以及在台湾的流寓的和本地的中国人之间的人的关系所显示的兴趣和关怀”许南村：《试论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10页。。他写的三十六篇小说中就有二十一篇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占了他创作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三三，这足以“显示”他对这方面问题的“兴趣和关怀”。自然，这二十一篇的情况也不尽相同。
一类是，用很少的文字谈到有关的状况。
比如，《最后的夏日》提到，郑介禾兄弟俩跟着舅舅来台湾，如今舅舅死了，郑介禾该照顾弟弟了。《乡村的教师》、《山路》谈到吴锦翔、蔡千惠关注祖国大陆的动态。《铃珰花》只有一段文字：“从中国大陆回来了一个青年。他原是日本征了去中国大陆打仗的。可一去了大陆，却投到中国那边做事了。这年轻的人，恰好是高东茂老师。”陈映真：《铃珰花》。《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22页。《赵南栋》则写了宋蓉萱和赵庆云在抗日烽火中相识相知相爱，而后双双来到台湾，而后被捕、判刑，一个死刑，一个无期徒刑。
还有一类是，把“乡愁”写成作品的内容之一。
比如，《猫它们的祖母》、《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云》、《万商帝君》、《夜雾》和《忠孝公园》等。
至于另一类，共有九篇小说，就主要是写这方面内容了。
比如，《那么衰老的眼泪》、《文书》、《将军族》、《一绿色之候鸟》、《第一件差事》、《永恒的大地》、《某一个日午》、《累累》和《归乡》等，都是。
陈映真之所以如此热心书写这方面的问题，那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中国结。在《中华杂志》、中华合唱团和夏潮联谊会召集的民主统一运动座谈会上，他深情地说：
对我来说，大陆和台湾，海峡两岸都是我热爱的祖国。胡秋原：《〈中华杂志〉与陈映真先生》。《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37页。
他还说：“从历史和文化的终极展望看，中国统一，主观上是必要，客观上也必然。”他“祈祷并且相信，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内部的因政治与权力所带来的挫伤，批判外部帝国主义加着于我们的压迫，让祖国再度统一起来，让民族重新团结起来”同①。。
所以，在这一部分作品里，陈映真写了中华民族的乡愁，写出了一些中国人无“根”的痛苦。
陈映真表现了在台湾的大陆人的痛苦的回忆，以及钻心一般的思念。“他们将想起那些战乱的岁月、那些像虫豸一般的低贱的生命、那些离乱的梦魇了。”陈映真：《累累》。《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51页。你看那个鲁排长，望着公路边远远近近的山，“悠悠地想到故乡的小姊姊的山；想到一望无垠的高粱美地；想到那一丝好似海市蜃楼般的绽青绽青的线的很是不安定的起伏。这起伏又使他想到留在故乡的女人：那个苍惶而痛苦的女人。他突然地寂寞起来”同③，第55页。。陈映真还把这种回忆、这种思念比喻为哗哗地流淌的水声，说是“只听见过去的人和事物，在里边儿哗哗地流着……”陈映真：《第一件差事》。《陈映真作品集》第2卷，第138页。于是，读小说，人们真能感觉到，这声音，声声都在撞击自己的心扉。自然，这痛苦之最，还是那无“根”的折磨。那时候，这一大批流落到台湾的大陆人，时时都感觉到自己是在“漂浮”，是“一种生命的波动使他们漂浮着，暮夏的阳光叫他们漂着，浮沉着”陈映真：《累累》。《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53页。。他们都觉得，树有一种快乐，那是它从发芽就扎根在泥土里，往上抽芽，自然地成长；但是，这些漂浮的人们自己却没有树的快乐，他们以为，自己只是被剪除的树枝，北风一吹，太阳一照，迟早要枯萎的陈映真：《第一件差事》。《陈映真作品集》第2卷，第140页。。陈映真这样写他们没有立足之地的“漂浮”，写他们那种将要“枯萎”的树枝一般的感受，是一种挣扎中的无望，一种无奈里的浓浓的乡愁。这让人们感到，在民族分裂的状况下，它已经不是人们的一己的悲情，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乡愁了。
其实，这种无“根”的乡愁，不仅漂泊在台湾的大陆人有，居住在台湾的本地人也有。日本殖民者占据台湾五十年，当年的殖民统治者强制推行的“皇民化运动”留下的恶果之一就是，至今在台湾还有一些人，对中国根的认同还有困惑和犹疑。《忠孝公园》里的那个林标，不就是痛苦地发出了“我是谁？我是谁？”的质疑吗？
于是，有一些大陆人，台湾人，为了突破这种生活的闷局，就把自己放逐了，开始了漂泊世界的生涯。於梨华1967年写《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聂华苓1971年写《桑青与桃红》，还有不少作家的许许多多的小说或者别的什么文学作品，都是这种放逐自己的生活的真实写照。结果，在一些台湾、香港、澳门和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里，这几乎成了一个当代意义上的叙事母题。而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又是陈映真，早于他们，早于许多作家，在1961年5月就发表了《那么衰老的眼泪》，讲述了这个母题的故事。我们可以说，在这样一个叙事母题的写作上，陈映真是开风气之先的一位作家。从这个意义来看，徐复观称赞陈映真是“海峡两岸第一人”徐复观：《海峡东西第一人》。《华侨日报》，1981年1月6日。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115页。，也至为确切。
在这一部分作品里，陈映真还有一个重点，这就是书写了在台湾的大陆人和本地人相处的状态。随着这两部分人相处，他们那种从隔膜到相知种种变化，一一写来，陈映真也忠实地表现了中国海峡两岸同胞交往的一个历史发展的真实。
开始，陈映真写这种交往，是以男女结合为切入点的。陈映真先是描写了他们相处中的隔膜与尴尬。比如，《猫它们的祖母》里的娟子和外省人少尉张毅相爱而后结婚，遭到了人们的“风评”，连祖母也认为是“引狼入室”。《那么衰老的眼泪》里的外省人康先生和女工阿金同居，也被儿子青儿所不容。《一绿色之候鸟》里的大学动物学教授季叔城，来自大陆，娶了台湾女工为妻，成了罪过；生下孩子，更为罪过，结果，歧视、压迫接踵而来，季妻终于病倒，又终于死去，留下的是一场悲剧。
1964年1月发表的《将军族》倒是一个标志性的作品。它展现了陈映真的一个样板式的理想——在台湾生活的中国人，包括大陆人和台湾人，彼此的关系应该像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那样，相知相助相爱。
这以后，陈映真写的这方面的小说继续发生变化。这表现在：
一、沿着《将军族》的思路，陈映真继续塑造他理想的模式。像《夜行货车》里的詹奕宏，克服自身的狭隘后，在共同的理念下与刘小玲牵手。《云》里的小文家庭，后来又有嫂子，两个侄子，一家六口相亲相爱相助。这里突出的是彼此的理解和宽容。和《将军族》相比，这两篇小说又有了新的内容。那就是，彼此有了矛盾怎么办？办法就是宽待对方，反省自己。结果，大陆人刘小玲和小文的父亲都扎根在台湾大地上，同本地的亲人同命运、共呼吸了。
二、在社会活动中，人与人相处中出现的矛盾，包括大陆人与台湾本地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绝大多数都是观念上、道德上、性格上的问题。像《上班族的一日》里的黄静雄与杨伯良，《万商帝君》里的陈家齐与刘福金，他们之间矛盾的性质，都是在争权夺利。这样写，一是写出了生活变化的真实；二是针对“台独”势力人为制造省籍矛盾的险恶用心，作了无情的揭露。
三、在《归乡》里，陈映真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大陆和台湾，海峡两岸都是我热爱的祖国”，融入到杨斌即林世坤这个人物形象里，说出了“台湾和大陆两头，都是我的老家”的共同心声，集中表现了海峡两岸的所有的中国人的意愿：归乡的路，其实就是统一的路。这也是游子漂泊海外，寻根回归的大方向。
第四个问题：现代跨国企业下人的异化本质。
在《华盛顿大楼》系列的四篇小说里，陈映真传递出来的思想是很有价值的。一是，当今世界各国要不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向富强、更富强的国力目标前进。回答是肯定的。问题是这个目标不能在损害、剥夺穷国穷人利益基础上去达到。二是，当今世界广大的民众要不要进一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要不要过一种富足丰裕的生活呢？回答当然也是肯定的。问题是，人们不能以此变成物质欲望的奴隶，进而成为跨国财团牟取利润的工具。
《华盛顿大楼》系列告诉人们——
一、就像《云》所表现的，在跨国财团里，利润是至高无上的，利润高于人权。他们倡导的“民主”只是牟取利润的工具罢了。也像《万商帝君》所表现的，跨国财团并不是为民众的真实需要而生产的。它们营销的本质乃是人为制造人们对产品的物质欲望，以牟取更大的利润。
二、就像《上班族的一日》所表现的，作为一个人，不能像黄静雄那样，贸然落进逐利的大网之中，在物欲奴隶的位置上动弹不得。也就像《夜行货车》所表现的，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像林荣平那样，为了一己的金钱地位而丧失民族的尊严，做了跨国财团的奴才；要做詹奕宏那样的人，做一个维护中华民族尊严的男子汉。还像《万商帝君》所表现的，作为中国知识精英，不能像刘福金、陈家齐那样，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对国家、对民族、对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