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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9月，万历帝后的殉葬品走出地下宫殿，登上了故宫神武门城楼，向群众展出。这是一个金风送爽、万里秋光的上午，长陵发掘委员会的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吴晗、邓拓、王昆仑、夏鼐等文化巨匠，前来参加剪彩仪式。在光华照人、精美绝伦的金冠、凤冠和千姿百态、造形奇巧的各种织锦、首饰面前，看得出，吴晗的神情格外兴奋和激动。尽管定陵的发掘出现了许多波折，但最终还是按照他的意志和设想完成了。城楼上的这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实则是对他所为之作出努力的最后鉴定。穿行在这璀璨的文化艺术长廊里，吴晗的身心几乎全部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在这辉煌的时刻，他绝对想不到死神已悄悄向他走来。而主持布置陈列的赵其昌，在开幕的前一天便已回到定陵工地。他心中隐约感到，在这辉煌的时刻过后，又将会有什么样的命运，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呢？
赵其昌的预感，在神武门展览之后的第三天就开始应验了。他正整理资料，博物馆筹建组负责人朱欣陶来到木板房，轻轻地坐到他的跟前。赵其昌抬起头，见一向和蔼可亲、谈笑风生的老人面色阴沉而严肃，便停下手中的工作，问道：“朱老，有什么事吗？”
朱欣陶的嘴角轻轻动了一下，露出了一丝淡淡的苦笑：“其昌，我跟你说件事，你要有所准备，我说出来你不要激动。”
“天塌下来有山顶着，你就说吧！”赵其昌满不在乎地表示，心中却“咚咚”地敲起了小鼓。
朱欣陶脸上涨起了一阵红晕：“根据文化局的指示，发掘队的人员要下放劳动，你是第一批，到良乡窦店农场。”
赵其昌一惊，两眼呆呆地望着面前的朱欣陶，没有说话。对于命运的悲剧性转折，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但一旦真的到来，竟也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站起身来，在木板房里转了两转，有些激动地问道：“为什么？”
朱欣陶伸出手，示意赵其昌坐下，脸越发通红：“这话我也许不该告诉你，既然你提出来，我只好给你透点风，原打算让你明年开春后再下去，可是……”他停顿了一下，把到了嘴边的话又收了回去，改口道：“我也无力挽回局势。”他摊开了双手，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姿式。
赵其昌皱紧眉头，一脸怒气：“就我自己？”朱欣陶用安慰的语气说：“白万玉已回考古所了，就你一个人，你只好先走一步了。”赵其昌似在自言自语，又像在寻找着答案：“我不记得在工作上犯过什么错误……，”朱欣陶望着他那张纯朴又带点傻气的脸，有些憋不住了：“可是有人说你在地宫里放毒气，行使特权，”然后用加重的语气补充道：“再加上你的历史问题。”
赵其昌的脑袋轰的一下，自己的历史问题是避不开的，然而毒气呢？他渐渐冷静下来，一屁股坐在床上。他回想起来，还是在清理万历的棺木时，为防止霉菌的侵蚀，他们不时在地宫中喷洒福尔马林药水和酒精混合液，以便进行消毒防腐。当时有个领导领着老婆孩子来参观，正赶上他们喷洒药水，刺鼻的气味弥漫开来，那位领导还能勉强支持，可他的老婆却不停地咳嗽，用手帕擦着溢出的眼泪，两个孩子也叫喊起来。这位领导见状，只得举家迅速离去。那时的赵其昌，怎么也想不到会引出今天的故事。
尽管事实清楚，如果真是毒气，他和他的队员们能在毒气中周旋数月之久吗？但他还是按捺不住冲动之情，一股怒火在心中燃烧起来，他感到委屈，又感到悲愤，他无论如何也不明白，喷洒药水怎么能和“特权”联系在一起？这种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局面，倒可以清楚地表明，到底是谁在行使“特权”！
一切都无须再问，什么也不用解释，事已至此，只有面对现实。“什么时候走？”赵其昌问。
“上级领导说今天，我看时间来不及，你收拾一下，明天后天都行。”
“那发掘报告还写不写了？”赵其昌指着近三年来积累的数百万字的发掘记录。
朱欣陶一时没有回答。身为定陵博物馆筹建组领导人，他清楚地知道发掘报告的份量。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考古发掘，都是按严格的程序进行的。要发掘一座遗址或陵墓，先从实际勘察着手，在掌握了大量的线索和证据后，再进行现场发掘。这个过程要配合照相、测量、绘图和记录进行，不能有半点疏忽和遗漏。待实际发掘工作结束后，就应立即撰写带有科学研究成果的发掘报告，以不同形式公诸于世，为研究者提供进一步探索的科学性原始依据。定陵发掘出土文物的展出，仅仅是发掘工作的一个段落，整个工作的完成，要以发掘报告的问世作为终点。面对这常识性的问题，今天的朱欣陶也无法解答了。
赵其昌决定第二天离开定陵到窦店农场去接受改造。他单身一人，无牵无挂，不想告诉城内的老父，但他需要向他的队员们告别。
晚上，他正在紧张地收拾行李，刘精义提着一个布包悄悄地走进木板房，声音低沉而又沙哑地问道：“明天真的要走？”
“真的。”赵其昌抬起头，四目相对，不用言语。昏暗的灯光下，两人静静地对望着，往事烟云，多少欢乐悲苦、友谊真情，在心中翻滚开来。
刘精义原就读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因突患严重的神经官能症而中途辍学。病愈后，年迈的母亲领着唯一的儿子从包头来京寻找工作，在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和赵其昌邂逅相识。此时定陵急需人手，在赵其昌的力荐下，刘精义加入发掘队来到定陵。自此，两个人便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刘精义是独子，母亲早年孀居，从小养成了一副倔犟的脾气，对待工作却极为认真细致。就在发掘人员面对地宫大门无计可施的时候，正是刘精义日以继夜，埋头苦读，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找到了“拐钉钥匙”的记载，为地宫的打开做出了贡献。
在殉葬品清理的后期，由于寒气袭人和每天近二十个小时的蹲地操作，赵其昌的腰部受寒，整日痛疼不止，既无时间又缺乏医疗条件，只好在晚上烧几块砖头，垫上毛巾倒换着进行热敷。当刘精义在德胜门外乘车进城再转车去十三陵时，看到一家药铺门前贴着专治腰痛的中药“坎离砂”的广告，他如获至宝的买了几包，每天晚上临睡前，用醋调和，耐心地给赵其昌敷在腰上。这种神奇的铁砂加醋搅拌，释放出大量热能，经过一段土法治疗，赵其昌的腰病一时痊愈了……
似乎一切都在眼前，一切又都成为遥远的过去。在这即将分手的时刻，他们要说些什么？
依然是相对无语。
最后，刘精义敞开布包，拿出一套毛线衣裤：“这是今天下午从长陵公社买来的，送给你御寒。”
赵其昌望着，眼泪唰地流了下来，立即抽出跟随他多年的派克自来水金笔，双手送上。两双大手在静谧寒冷的北国之夜，紧紧地握在一起……。
赵其昌就要走了。
深秋的朝阳洒进陵园，映照着他黝黑的脸，凄冷的寒风掠过大地，刮起一阵尘土，笼罩着他的身躯和苍翠的树林。崎驱的山路上，他背着铺盖，手提一包发掘记录，向长陵公社的粮站走去，他将从那里搭车进城，再转车去所要去的地方。手中的包袱沉甸甸的，让他心烦，又让他欣慰。和他相伴三年的定陵就要从身边离去了，那雄伟的大殿，那苍老的柏松，那给予他温暖的木板房，那倾注了他鲜血的地下玄宫……这一切，都将随着那一幕幕悲欢离合的往事，成为昔日的梦境了。只有这一包沉甸甸的发掘资料还在身边，这是他从定陵带走的最珍贵的东西。他知道它的珍贵和价值。他记住了朱欣陶老人的话：“去吧！把资料带走吧，只有你才能写出定陵发掘报告。”雄奇的大峪山在他的泪眼中渐渐地模糊起来。历史让这个开皇陵发掘之先河的发掘队长走了。他的命运无疑是一个不幸的转折。然而这个转折导致的结果，却比他自身的不幸要严重的多。在不久之后，将有更加凄壮的故事发生，不过，那已不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灾难了。
第一座皇陵博物馆
神武门展览之后，定陵博物馆筹建人员加速了修补、保护、复制殉葬器物的步伐。
首先要修补、复制的自然是三具尸骨。正在中国帮助工作的苏联著名雕塑家格拉西莫夫听到此事，主动找来请求把尸骨带回苏联，做修补和模型复制。在这之前，格氏已为北京博物馆修补和制做了古人类头骨的模型。有关方面怕在这个问题上出现漏洞，婉言谢绝了他的请求。
三具头骨送往中科院古人类古脊椎动物研究所进行修补。同时，找了两位从事雕塑的老师，做万历帝后的模型。由于万历皇帝在他们心中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杰出代表，模型的制作自然要按照地主的形象进行艺术加工。两个月后，万历帝后的三具人体石膏模型送往定陵。只见万历头戴瓜皮金丝小帽，横眉怒目，鹰勾鼻子下挂着一张血盆大口，摆出一副要吃人的架势。左腿长，右腿短，身体极不平衡地站立着，手握皮鞭，侧身站立。似在追赶，又似在战斗和殴打。这独特的造型给人的感觉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大地主，正在对交不起田租的穷人进行残酷的蹂躏。其动作和形象都维肖维妙，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封建地主阶级吃人的凶恶本相。两个皇后则穿红着绿，涂脂抹粉，头戴鲜花首饰，妖冶而凶残，一副典型的地主婆形象，真是富于想象、高于生活的革命创作！
就在塑造万历帝后的同时，陵园内忙于对出土的织锦匹料进行技术处理和保护。有人建议，丝织匹料可以像古画一样进行托裱，背后衬用韧性大的纸张，以便卷舒；有人建议，浆糊内加入防腐剂，以便长久保存。但是，托裱工作并无专业人员现场指挥或指导。装裱完毕，著名文学家后来又成为专门研究古代服饰的沈从文先生来了。他想看看匹料，作一点研究，将裱品展开，用放大镜一件件仔细观察，迷惑不解地问：“怎么有的装裱成品显露的是织品反面？”
“研究织品的结构不是要看反面吗？”一位工作人员急中生智说。
一句话激怒了沈从文，但他还是面带微笑地说：“研究织品结构，要看反面，更要看正面。如果为显示反面结构，留下一厘米、两厘米、最多五厘米也足够了，整匹反面，我看是装裱的错误。”他的直言不讳，特别是说到错误，使站在旁边的负责人显得十分尴尬。
沈从文不愿再看下去，走出接待室，对同来的助手说：“囊括了中华纺织技艺精华的明代织锦遗产，如此轻率地对待，还做这样不负责任的解释，不是出于无知，就是有意欺骗！”
有些袍服的处理，也不尽人意。比如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塑料）加入软化剂涂在半腐的衣服上，时间稍久，衣服颜色变深，软化剂蒸发，质料变硬，硬作一块，不能展开。未经反复实验，匆匆上手，效果不佳，只能停止。
科学一旦嫁给愚昧，就注定要遭其蹂躏，而不甘沦亡的科学反过来又将予以致命的报复。这一哲理，在这座皇家陵园再次得到验证。
定陵丝织品损坏的消息传到北京，郑振铎、夏鼐等大吃一惊。正在焦虑不安、痛心疾首之际，外地传来消息，有的省份正在组织人力，跃跃欲试，要向帝皇陵墓进军。还有的省份也不甘落后，纷纷效仿。汉陵、唐陵、清陵等等，都响起了开掘号子……。面对此种情景，负责全国文物保护、考古发掘的郑振铎、夏鼐心急如焚，立即上书国务院，请求对这种极不正常的发掘之风予以制止。这份报告很快得到周恩来总理批准，并通令全国，一股邪风终于停止。巨人力挽狂澜，使行将有灭顶之灾的中国文化遗产再度免遭劫难。
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定陵的出土文物基本上已修补、复制完毕。损坏的不再有，完好的自然还要公诸于世，以显示其成果。
1959年9月30日，定陵博物馆正式宣告成立，即将开放。
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明十三陵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括这座中华大地上首次洞开的地下玄宫。
定陵与杠铃
定陵博物馆一经开放，游客蜂拥而至，纷纷踏进这座将近四百年的地下宫殿，要亲眼看一看那壮丽豪华的建筑，一睹帝后的风采，领略一下古代陵寝的气息。
遗憾，在这深达27米的地宫深处，他们看到的只是一座空荡荡的洞穴。后殿的玄堂上，尽管摆着三口巨大的棺椁，但却不是金丝摘木制作，而是用白灰和水泥的复制品。朱红色的棺椁散发着油漆的气味，像是司空见惯的躺柜，静静地摆在游人面前。远古的气息荡然无存，现代化的意味却充溢着整个玄宫后殿。不少游客都满怀失望地问道：“皇帝皇后的原棺原椁哪里去了？打开地宫的时候不是还在吗？”
可是，现在却消失了。
颇具戏剧性的是，它的消失和定陵博物馆的成立，竟是在同一天进行的。
1959年9月30日晨。曾铲下定陵第一揪土的民工王启发，接到博物馆办公室主任的指示：“马上就要开馆了，既然复制的棺椁已经做好，原来的棺椁就没用处了。你带几个人到地宫清扫，把那些棺木抬出来，好迎接领导来检查清洁卫生。”
定陵地宫打开后，大部分民工已回村，只有王启发等几位为发掘工作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留在博物馆继续工作。他接到指示，立即召集几个职工，将宫中的棺木抬了出来。
“棺木放在那里？”王启发问主任。
主任将手习惯性地放在额下，作着沉思状，没有发话。
“是不是放在仓库里。要不下雨就淋坏了。”王启发作着提示。
“你先回去，待会儿我再告诉你。”主任终于有了良策。
王启发正在屋里歇息，办公室主任走了进来。“仓库没有地方，你带几个人把它扔出去。”
王启发心中一颤。他想起发掘时白万玉老人经常说的话：“发掘的东西，哪怕是一根针、一块瓦也是无价之宝，千万不能糟踏了。”如今老人走了，这话却在他心中铭记不忘。
“这不合适吧？”王启发没有动。
“什么不合适，让昨干你就咋干，把棺底的铜环劈下来，听我的没错。快去，别耽误了领导来检查。”主任催促道。
王启发不情愿地走了出去。
几个职工围住楠木棺，要取四周的铜环，挥镐劈了起来。沉重的镐头落到棺木上，发出咚咚的撞击声。棺木虽经三百多年的腐蚀，但除外层稍有朽痕外，依然完好如初，坚硬如石，不愧为木中之瑰宝。也无怪乎万历皇帝会选中它来做自己的寿棺。
当职工们将几个铜环劈下来时，已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王启发望着四个硕大的铜环鸣响着落到地上，心中莫名其妙地掠过一丝哀痛。三年的风风雨雨，悲欢离合，有多少人为这座皇陵的发掘付出了心血与汗水。这一切为了什么？还不是要找到帝后的棺椁与尸体吗？
可今天找到了，棺椁就在眼前，却要把它劈开扔掉。这又是为什么？他只读了两年私塾，但已不是开始发掘时那个迷信神鬼狐仙的人了。他对发掘的意义及出土文物的价值，并不太懂，却觉得白万玉老人说得有道理，人家搞了一辈子发掘，还和外国人合伙干过，是内行呵。这个办公室主任从队伍上刚来了几天，能懂个啥？怎么能按他说的蛮干？想到这里，王启发制止了众人，再度来到了办公室。
“主任，那棺木不能再劈了，找个墙角放着吧。”王启发近似哀求地说着。
主任正忙于接待前的准备，冲王启发一瞪眼，说出一句令人心寒意冷的话：“你是不是想留下给自己？”
“轰”地一声，王启发的脑子如同炸开一般，热血骤然升腾起来，脸热得发烫。他想表示点什么，但又想到此时正是自己命运的转折关头，便强按怒火，退出办公室，回到自己的木板房抽起了闷烟。
外面的人见自己的工头已罢工，也放下手中的镐头，提着四个铜环回到了各自的宿舍。
主任见大家四散而去，放下手中的工作，嘴里急呼呼地嘟哝着：“我就不信死了驴就不能推磨了，离了你们地球照样转……”向警卫连走去。
几十名警卫战士跟着主任来到棺木前。“大家辛苦一下，把这些木头板子给我扔了。”主任似乎又回到了过去作为军官的岁月，极为娴熟地指挥起来。
年轻的战士自然不管事情的凶吉，执行命令是他们恪守的天职。何况像这样的卫生清理，对于他们已成家常便饭。
战士们在主任的指挥下喊着号子，将沉重的棺木抬起，来到宝城上。随着主任一声威严的口令”扔——”战士们一齐用力，三具巨大的棺椁被掀下墙外，哗啦啦滚入山沟。
主任眼望着所有的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