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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秋天，张居正的父亲在湖广江陵去世。按照当时盛行的“父母三年之丧”的习俗，张居正应当立即停职，回家按照四书所说去“守孝三年”（又叫做“丁忧”）。不过时间可缩短到27个月。倘军政要务紧急，离他不得，皇上也可以采取“强迫”的办法，将其留在位上。这个做法叫做“夺情”。这种做法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偶一为之。此时的张居正权倾天下，怕一旦离去之后被人谋算。而且由他主持的全国性的改革也已到了关键时刻，他又怕因此而前功尽弃，便萌发了恋栈之心。怀着这样一种目的，他暗示吏部尚书张翰，想让他强留自己在朝。而张翰不但佯作不知，反而上疏请万历皇帝准允张居正“丁忧”回家，幸亏冯保见此，怕张居正回家自己失去屏障，便代为操作。于是，在冯保的鼎力协助下，万历在和皇太后商量后，决定慰留张居正，并以半恳请半命令的语气要求张居正在职居丧。这个命令自然正合张居正的心意，为了掩人耳目，他还是再三奏请回乡。万历也深知张居正的苦衷，便将一次次奏章又一次次批回，并命令送午门的六科廊房发抄，使大小官员得以阅读原文，了解事情的真相。
尽管如此，朝廷的官员们还是不相信张居正请求离职回乡守丧的诚意，进而怀疑“夺情”一事是张居正故意耍的一个花招，以遮掩众人之口。翰林院中负责记述本朝历史的各位编修均感自身责任重大，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要在记述中体现本朝按照圣贤教诲办事之精神。许多翰林来自民间，他们知道法治力量的限度，但一个人只要懂得忠孝大节，他自然就会正直而守法。现在要是皇帝的老师不遵守这些原则，居然把父母之丧看得无足轻重，这如何能使亿万小民心悦诚服！
在万历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翰林院几十名官员联合请求吏部尚书张瀚和他们一起去张居正私邸，向他当面提出劝告，让他放弃伪装，回乡守丧。但劝说毫无结果。
对于张居正的态度，官员们极为愤怒，他们不肯就此罢休，而是下定决心采取另一种方式，直接向万历参奏张居正。按照当朝的制度，翰林编修奏疏是一种超越职权的行为，尤其是面对张居正这个重权在握的政治人物更是如此，且遭到反击的机会极大。但既然弓已满弦，利箭必须要发出去。尽管有射不着老虎反会被虎伤的可能……
果然，上疏之后，万历与太后和冯保秘商，决定对上疏4人给予处罚，以免有人再度效尤。与此同时，皇帝诏谕群臣严厉地指出：奸邪小人，藐朕冲年，忌惮元辅。借纲常之说，肆为谬论，欲使朕孤立，得以任意自恣，兹已薄处，如再有党奸怀邪，必罪不有。”其结果是上书的艾穆和沈思孝各挨八十大板，然后发戍边疆充军。在这严厉的高压之下，纷纷扬扬的“夺情”事件便告结束。当然，这个结束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收尾，更大的仇恨和较量还在后头。
第二年是张居正父亲死去的一周年。这位首辅再向皇帝请假，要回原籍安葬父亲。万历考虑再三，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
张居正向皇帝辞行。那天，万历在平台接见他，并安慰他说：“联舍不得让先生走，但又怕先生过份伤感，只好忍心准了先生的请求。虽然如此，但国事至重，先生走了朕实在为难。”
此时的张居正很是感动，慌忙跪在地上说：“皇上大婚之后，要注意爱惜身体，免得臣子挂怀。”说完，竟伏地大哭起来。
万历见这位首辅一片真情，也不禁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先生虽然走了，但国家大事还要留心。”于是特许张居正在家期间，如有大事，可以密封上奏。又亲赐他一枚银印，上镌“帝赉忠良”四字。
张居正于万历六年三月开始回家乡，他从京师出发，经过河南直达江陵。他乘坐的是32个轿夫抬的特制大轿。轿内隔成两间，后一间用来坐卧，前一间可以会客，沿途如有地方大员来见，就请到轿上，边走边谈。他的卫队格外引人注目，因为这些将士除腰中佩刀之外，背上还有一支鸟铳，这是明朝总兵戚继光所委派的部属，而鸟铳在当时尚属时髦火器，军队还很少使用。这支卫队的卫士个个衣甲鲜明，精神抖擞。当行抵河南新郑县，张居正突发奇想，要见一下被废乡居的前内阁首辅高拱。两人相见，恍如梦中，高拱穿一件旧衣，须发如银，老态龙钟。再看张居正，虽然鬓边已有霜丝，但意气昂扬，风采过人。两人相比，对照鲜明，各自心中自有不同的感慨。
张居正端坐在高府简陋的旧舍里，嘻嘻哈哈，侃侃而谈，显得仍像当年在内阁里一样亲热，毫无陌生隔阂之感。而一向高傲自负的高拱，如今已落到这般地步，见张居正还虚情假意地前来“探望”，其本意分明是来示威，这更增加了他的愤怒。此时的张居正在朝中的权势正炙手可热，自己作为一个失去权势的退休官员，且重疾缠身，显然是无法再跟他抗衡交手了。但高拱早年也是以精于权术闻名于朝的，岂能容忍这种污辱？由此，在张居正走后，他就开始精心策划一项计谋，要置张居正于死地。
高拱在张居正走后弥留人世的几个月内，写成了一篇《病榻遗言》的文章。这篇颇见风骨和文采的文章，主要揭露了两件事：一是冯保的不法与专横跋扈，另一件就是当年在宫中发生的“王大臣事件”。文章在揭露两件事的真实面目后，不但为自己遭受的不白之冤进行了申辩，还把冯保跟张居正如何勾结，蒙蔽皇上的事实一一揭穿。文章写成后，在如何被皇上和世人知晓的问题上，高拱再次显示了他的精明老到。他既不托人呈给皇上，也不给那些朝臣过目，而是印成一本小册子，任其在社会上流传，这就无疑地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当然，当这本小册子在达到了高拱所预料的效果并在后来终于为满朝文武和皇上知晓时，高拱和张居正已双双逝去了。张居正本人未能食到其果，而他举家却迎来了灭顶之灾。这当然是后话了
此时的江陵城正为张居正父亲的葬礼倾城出动。事实上，早在张居正返家之前，地方要员已在张家的府第里用蓝、白两色布匹搭起了高大的席棚，整个张府显得庄严肃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张府原是辽王朱宪■的府第。万历二年，有人告辽王谋反，张居正趁辽王被废的时机，将这座王府弄到自己手中。当然那时的张居正没有想到，他这个举措又为自己埋下了怎样的祸根。出殡那天，本省、府县的主官，邻近州郡的文臣武将以及其它省份的代表纷纷前来参加。出殡行列的最前面，是张居正从京城里带回的戚继光所赠的卫队，卫队后面又是同真人真马一样大小的纸扎的兵马卫队，共一百骑。由一个百户装束的纸人率领，真假卫队伍浩浩荡荡，十分壮观。在卫队的后面是高高举起的一面面宽大的功名牌，上面分别刻着张居正出山以来的各级官衔。一连串的“举人”、“进士及弟”、“翰林院学士”、“礼部尚书”、“东阁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太保”、“少保”、“少傅”、“太傅”等象征着荣光与权势的官衔，让人无不赞叹这位死去的老太爷，造就了一个多么卓绝超群、惊世骇俗的天才儿子，而这个儿子从一介书生到位极人臣的高官显爵，又为这位老太爷以及整个张氏家族的列祖列宗，带来了何等的荣光与欣慰。
更令人惊骇的是，在“肃静”、“回避”牌后，那由各方官员致送的密密麻麻的挽幛和挽联，而迎头一幅最为高大的挽幛上，大书“风范长存”四个斗字——这是万历皇帝的御笔，也是张府的最大荣耀。
在一座座亭台后面，先是笙箫铙钹，吹吹打打的和尚、尼姑、道士在诵经念咒，接着是身穿诽色袍子的四品以上的文官，身穿青袍的五品至七品的各地要员，以及顶盔带甲、穿着戎装的武官和身穿绿袍的八品以下的各等官吏……
多少年后，江陵的遗老遗少还会带着无比的荣光和自豪告诉他们的子孙，自己年轻时曾有幸目睹过多么盛大浩荡的一场殡葬——那是江陵空前绝后的葬礼啊！
当年六月，张居正回朝。北京城外，司礼太监何进代表皇帝，偕同百官郊迎。两宫太后也各派大太监李琦宣谕慰劳。可以看出，此时年轻的皇帝和两宫太后，对张居正的信任和敬仰达到了高峰。这年秋天，张居正的母亲赵氏来到北京。不久她就被宣召进宫与两位太后相见，加恩免行国礼而行家人之礼，并赠给她各项珍贵的礼品……至此，张居正以及整个张氏家族的荣耀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多少年后，有史学家指出：在接受这些信任和荣宠之际，张居正母子不明白也不可能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皇室的情谊不同于世俗，它不具有世俗友谊的那种由于互相关怀而产生的永久性。当张居正去世之后，这种情谊反而变成一种灾难而落到他们全家的头上了。
第四章 追踪玄宫隧道
发掘帷幕在定陵拉开。
夜空中突然一声巨响，引起了意想不到的骚动。探沟深处，一块小石碑指出了地宫隧道的方向。玄宫隧道里，终于找到了通往地下宫殿的钥匙——
地宫入口与隧道门
在原始社会时期，自从人类的心中产生了灵魂的概念之后，死后的墓葬就被看得越来越重了，但还没有永远祭祀的意图。由于有了“灵魂不死”的观念，人们便认为，死者虽然离开了人世，但灵魂尚存，只不过随着躯壳去到另一个世界而已。这些不死的灵魂，还能回到人间降临祸福，因此，人们对死去的祖先除了存有感情上的怀念之外，还盼望他们能够在另一个世界过美好生活，并对家族的后人加以保佑和庇护，这就自然地形成了一套隆重复杂的埋葬制度和祭祀崇拜礼仪。这一发展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其事实与结论不仅从历史文献上可以看出，在中外考古发掘中也可以得到验证。中国几十年考古发掘的墓葬遗址，证实原始社会的母系、父系墓葬都没有发现过封土或标志。只是在甘肃临洮的马家窑文化氏族墓葬中，曾经在人骨附近发现有一块小石板，似是这位死者墓内的标记，但却不能作为墓上的标志。在夏、商的大规模墓葬中，也尚未发现过巨大的封土和标志。河南安阳的殷墟，自盘庚迂都于殷之后，作为殷都近三百年之久，而奴隶主殷朝帝王生前虽然穷奢极欲，但他们的王陵到现在在地面上也很难看出迹象，即便是后代有所破坏，也不至于不留一点痕迹，可知这时还处于不封不树的阶段。正如《礼记·檀弓》所载：“古也，墓而不坟。”“凡墓而无坟，不封不树者，谓之墓。”
从周代起，在墓上开始出现封土坟头。《周礼·春官》上曾载：“以爵为封丘之度。”这也就是说，按照官爵的等级来定坟头封土的大小。春秋战国之后，坟头封土逐渐高大，形状好似山丘，因此有人把墓称为邱。如赵武灵王的赵邱、燕昭王的昭邱即是实例。
从考古中得知，在墓顶之上要垒土成坟、植树做标，这与奴隶制度的完善和经常需要向祖先的鬼魂祈祷、祭祀有关。殷人尚鬼，凡事先要祈告。除向天神祷告之外，向祖宗先王祷告也是一项重要的制度。
为怀念祖先而在墓前拜奠，也需封土、植树作为标志。《礼记》上有一段孔子寻找他父母之墓的故事，说明了封土坟头和植树作标的重要性。孔子三岁时，父亲就撒手归天了。孔子长大成人后，要想祭把一下他的父亲，却找不到墓地所在。后来经过许多老人的回忆，辗转数月方找到。以重“礼”著称的孔子，认为子孙祭祀祖宗是必要的礼节，于是便在父亲的墓上培土垒坟，作为标志，以便经常前来祭祀悼念。墓土垒坟可能在孔子之前就已出现，但人们常以孔子的故事作为封土坟头的起源。
帝王陵墓发展到明清时代，布局、建筑形式趋向定式，封土都采取宝城宝顶的形式。两朝三十多个皇帝和上百个后妃的坟头，都为宝城、宝顶。其建筑方法是在地宫之上砌筑高大的砖城，在砖城内填土，使之高出城墙成一圆顶。城墙上设垛口和女墙，宛如一座小城。城墙称之为“宝城”，高出的圆顶称之为“宝顶”。这种宝城宝顶和前方的明楼构成一个整体，不仅突出地显示了陵寝的庄严肃穆，也增强了建筑艺术效果和神秘气氛。
明十三陵中的宝城形制，共有四类形体组成：景、裕、茂、泰、康、昭、庆、德八陵，明楼下面既设券洞，券洞后边又设月牙城，月牙城的后壁，即是琉璃屏。长、献二陵明楼下面虽然设有券洞，但其后面没有月牙城，因而看不到琉璃屏。尽管这十陵在形制上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如果宝城不是伪装的话，宝顶之前、明楼之后就是通往地下宫殿的隧道口，其准确位置当是在琉璃屏之前。
除思陵属于特殊情况外，永、定二陵明楼之下，既无券洞，其后更无月牙城和琉璃屏。它的形制明显地告诉研究者，其地宫隧道不在明楼之后而在别处。因为明楼高大沉重，为了牢固起见，所以在明楼底下未设券洞。既然没有券洞相通，后面的月牙城和琉璃屏便无存在的必要，但无论如何变化，定陵地宫的入口一定直冲明楼，只是隧道口要设在别处。而宝城的墙皮脱落之处，作为通向地下宫殿的隧道口已成定局。
1956年5月18日，一辆大卡车载着行李、床板、桌椅、锅碗瓢盆和炉灶煤炭等生活用品，还有铁锹、镐头、竹筐、扁担、绳子等发掘工具，来到定陵南边一华里的昭陵村，在一个姓陈的社员家里安营扎寨了。随车来的除赵其昌之外，还有一位两鬓布满银丝的老人，这就是在考古研究所专门负责带工发掘、整理修复出土器物工作的白万玉。在此之前，白万玉的姓名虽已列入发掘队之中并任副队长之职，但因忙于日常事务，未能参加陵墓的勘察。在决定试掘定陵之后，赵其昌便找到夏鼐说：“夏先生，你看这样一座大墓，我一个人领导……”言外之意，是想让白万玉尽快入队。夏鼐心领神会，对赵其昌下保证：“白老现在河南下田野，定陵一开工，即刻调回来，前去定陵工作。”
今天，这位在年轻时就跟随安特生和斯文·赫定等考古前辈到西域探险的老人终于来了。无论是赵其昌还是其他队员，对新中国进行的第一次皇陵考古发掘充满信心。当天下午，发掘队在定陵的宝城内侧，即与城砖脱陷处相对应的地方，作出了先开一条探沟的计划。在伸向明楼背后的方向，测好位置，钉上木桩，拉上绳子，立上木牌，墨书大字“T1”，表示第一探沟。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第二天破土动工。
这个计划的产生，主要是从保护陵园的安全来考虑，陵园之外是一片荒野，因此才越过城墙在园内开沟。然而，正是出于这个看似重要的考虑，才使埋藏在城墙券门里边的一块对发掘工作具有重要指示意义的小石碣，未被发现，使挖掘工作走了弯路。
第二天清晨，赵其昌、白万玉率队来到现场，同时，来了38名民工。民工是从附近村中抽调来的。白万玉向他们简单地说明了发掘定陵的目的和操作规定，并要求在未打开地下宫殿之前，保守秘密。这番话，使本来就对皇陵十分敬畏的农民，心中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阴影，以至后来终于出现意想不到的骚动。
上午7时正，38名民工和发掘队员到齐，分成3队，昭陵村刘怀珠，裕陵村许崇仪，黄泉寺郝喜文分任队长，3队民工手拿铁锨、镐头列队而立，献陵村32岁的社员王启发自告奋勇担当起民工队大队长，分管三队的挖土、担土、运输、散土等等。赵其昌拿起相机，拍下了动工前的第一张照片。白万玉一声令下：“开始——”王启发一马当先弯腰扬臂，挖下了第一锹土。于是，这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以研究为目的，有组织、主动的用考古学的方法，对皇陵的科学发掘正式动工。这是一个注定要写进新中国考古史的日子——公元1956年5月19日。
按照绳子作出的标志，民工们一锹锹地挖下去，再把翻起的土小心地装入筐中运往远处。虽然是第一次动工，但民工们却记住了白万玉老人的嘱咐：“我们不是搞建筑工程，也不是挖水库大坝，不要求速度，而是需要细致的观察和小心地操作……”民工们尽管对考古学一窍不通，更没听说过用科学考古的方法来发掘皇陵，在他们心中只有孙殿英那样的军阀和程老六那样的土匪，夜间盗墓的模糊形象，但面前的景况却让他们感到这项工程与众不同。每装进一筐土，都要经过仔细的检查，而且时常把地面挖开，用小铲一点点地刮、寻找可疑痕迹，干这种活，闻所未闻。
赵其昌和白万玉在工地四周密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