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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的方法教学的原因。教学中，我通常选择那些能让我感到有一种神秘共鸣的书，我希望我的热情有感染力，但是我从来无法将自己的注意力从它们可否能取得应得的成功上转移开来。我看不出教授文学和批评性写作有任何不同。为了使它发挥作用，你不得不将你对一本书的所有反应、几乎是你完全的整个人放到这一行来。大约四年一次，我给研究生班举办一次关于战后美国小说的讨论会，题目通常倾向于早些年，因为我发现它们如此丰富。几年前，我想以《宠儿》结束这门课程，就是为了强迫我自己再读一遍这本小说，看看我对它是否是公正的。但是当我第一天把教学计划提供给学生、希望得到建议和意见的时候，一个学生尖声叫起来说他不喜欢花两个小时讨论那本书。我不能确定他是不喜欢它还是仅仅因为在其他课程上听到太多有关这本书的讨论而厌烦了。因此我们最后确定讨论《最蓝的眼睛》，讨论进行得很好，并确定了我对莫里森的早期作品比她后期的作品更有雄心的感觉。
现在越来越不可能将战后小说作为一门单独的课程：它超过60年。我知道简和迈克尔两人都感到过去的25年是丰富的25年，他们的贡献更使它成为丰富的25年。在我看来，我觉得从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早些时期更强盛，是一个小说对美国文化更重要的时期。如果现行的投票覆盖了从战争开始以来的整个时间，我认为《隐身人》将仍然获胜。除了知名的罗斯，那些职业生涯跨越了两个时代的作家们在早些年做了最好的工作，不仅因为他们年轻、充满生气，而且因为那时的小说家们像后来的摇滚歌星和电影导演一样是文化英雄。难道文学作品退到幕后，变成一部分特定读者的关注了？也许托尼·斯科特在他的文章中提出的这个问题是我们应该讨论的。
迈克尔·坎宁安：我完全同意最好的创作来自作者和主题之间的密切关联。我想这就是战后美国小说之所以出色和激动人心之处——它假定只要是好的小说，它们一定是有关其作者深刻的、个人所关注的事情。去年我在欧洲待了一段不短时间，我一直听到人们说比起他们自己的小说他们对美国小说更感兴趣。特别是（我从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甚至法国人那里听他们这样说）他们自己的小说家正在创作的作品总是理智的、冷淡的。如果我的经验有任何暗示，欧洲的读者和评论家现在抬高了美国小说，正如美国人抬高了60年代的外国电影一样。他们喜爱美国小说的热烈和嘈杂。他们同样喜爱那极为相同的高度愤怒，那种把自己和全球联系起来的执著，那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
作家头脑中总有一本比他或她能写出来的书更好的书。每个作家都在记下他或她的太大、太复杂而无法叙说的故事；整个人类从头到尾的故事，上帝头脑中的故事。那些不可避免的叙说不充分给了读者空间去想象自己的故事的更大的版本，一个可能没有小说能完成的版本。这是作者和读者之间契约的一部分：这是你我都知道的作品未完成的部分。
书的雄心越大，它的缺失越明显。从20米远的地方命中靶心比从200米远处更加容易。通过扩大他们的视界，这五位作家一致犯了更大、更明显的错误。他们肯定会的。我为他们尝试做的事情喜爱他们。
在我看来，我们阅读一个作家某一时段的作品时读到的是他的或她的正在进行的琢磨写一本更好小说的尝试、一种在想法上贯穿作家生活的尝试。他直到死去仍然在琢磨怎样写出一本更好的小说。
迈克尔·坎宁安：我无论如何不同意美国小说——或美国短篇小说在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存在一个翠鸟期（传说中的鸟，巢居海上，冬至产卵时能使海面平静）的说法。我认为我们最好能看到那时写出的某些书的伟大，因为我们已经有好几个几十年来消化它们了。我可以说出许多写于70年代中期之后的书的名字，它们至少给我有潜在的持久性的印象。这些书都是60岁以下的作家们创作的，并且对于我而言，这一切都预示着还会有更伟大的作品将被创作出来。我在布鲁克林学院教授一门研究生课程，这些都是我的学生们熟知的并且喜爱的书，他们必将成为那些在未来决定什么重要什么次要的人。他们和我一样都不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活跃期并在其中创作。
实际上这些是严肃小说的困难时期，但是它继续被创作。如果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现在作家们更像摇滚明星了。
斯蒂芬·梅特卡夫：我注意到名单上的大多数作家都出生在电视出现以前。严肃小说可能增长变成一个流行的物品，但是到那时，谁又在乎呢？
我们应该提到，罗斯是这次调查的不同头衔都有得票的真正“赢家”；如果他没有自己瓜分自己的投票，他早已大幅度获胜。我刚参加完一场关于罗斯的优点和缺点的冗长讨论，当然，他在最坏的情况下是那些自大狂的笨拙模仿，其他头脑的现实，如哲学家们说，即使以最乐观的看法，经常也是脆弱无力的。但是像任何作家一样，他拥有强势和弱势。如果有一天声明“在一个两英寸的象牙上作微型画”具有不朽的伟大，这会使奥斯汀那些文学领域的同时代人认为脱离实际。
迈克尔·坎宁安：在我看来，阅读一本有着认真抱负的书的时候，基本的问题不是此书是否有缺陷而是它的缺陷对于我们读者来说有多重要或多不重要，最终获胜的五本书明显是这样的。确实，罗斯可能是带着优越感对他作品的人物表示关心的，莫里森可能有点太玄妙深奥，德里罗非常出色但是他太冷漠，麦卡锡感到有点像乡村熊狂欢会的一个可怖的版本，厄普代克看来感觉像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乡村爸爸（陶醉于他所了解的世界，但是对其他世界中生活的人们知之甚少）。
在我看来，这四本不仅关注礼貌和习俗，还有产生礼貌和习俗发源的机制——阶级。我经常感觉到太多的美国作家赞成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没有阶级的美国式的幻想。我喜爱这四本书的部分原因是所有这几部小说都以不同方式承认存在一种大大基于经济（这可能是欧洲人就是这样融入美国小说的又一种原因——它承认金钱的力量）的复杂和不断变换的社会等级。
我尊重所有这五本书，但是我在《兔子四部曲》中能得到最纯的、发自内心的愉快。在语言的水平上，我说不出还有哪个活着的作家写的比厄普代克更好。他的散文在精湛技巧和谦卑之间达到了少有的、完美的平衡。我是一个对宏大而优美语言的吸收者，同时，清醒地意识到句子中字里行间的优美语词和本身优美的语句，以及那些极好地服务于故事和人物的语句。我不嫌厌烦，但是你绝对可以说莫里森、德里罗和麦卡锡（不是罗斯）的散文是趋向于爱炫耀的；甚至是矫饰造作的文学风格。在我看来，厄普代克总是为了阐释而不是为了证明他相当可观的才能目的调度他大量的才能。
莫里斯·迪克斯坦：90年代后期我在伦敦做了一次关于年轻美国犹太作家如阿莱格拉·古德曼的新浪潮的讲话。一位知名的出版商后来站起来，愤愤地说他一直在纽约，这些作家的多数人他从没有听说过。我指出他们只是出版了一本或两本书，都是好书，但是不能比作像贝洛那样作品跨越了40年的作家的书。我仍然要争论战后初期30年出版的作品，从《国王班底》、《裸者与死者》和《好男人难找》到《万有引力之虹》和《洪堡的礼物》，看来比战后后半段时间出版的小说更强大。
简·斯迈利：我不认为美国小说的过去25年是罗斯、厄普代克、麦卡锡和德里罗的时代。在我的世界里，过去的25年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自己的房间》中预言的时代——一个女性例行公事地获得了一席之地和教育，并将这两者加以使用来写书的时期。
我被我们对过去两年里读过的书的许多研究的讨论提醒——有人说女性可能同等地读男性写的书和女性写的书，但是男性可能只读男性写的书。我想我们可以由此来推断这次调查中的推选过程的人造物——如果69％的回应者是男性，那么他们很可能选其他男性。如果31％的回应者是女性，她们可能分散她们的选票，因此使我们的图景从实际这些年中发生的事情上发生歪斜。许多女性作家没能回应这次调查，要么出于对过程的审慎，要么没有能力选择。我几乎就是她们中的一个。但是我确实认为这很不好，因为当你坐在推选之外，结果是你的意愿最终没能得到表现。我从我们讨论中学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有人再问我问题，我将自己问，“罗斯会怎么做呢？”如果我认为罗斯会给自己投票，那么我也为自己投票。
过去一年左右的另外一项研究显示，所有已经停止阅读文学的组中，成年男性停止读的最多。这不能很好地说明这四个大人物的“重要”。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那帮人口统计学意义上同伴们的生活是最重要的吗？停止阅读最少的组是成年女性——她们仍然在读我们的书。我想要子孙后代知道，这个事实没有在这次调查中显示出来。
（李红侠：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邮政编码：210097）
２００５：英国小说的丰收年
刘略昌 王 昊 付 慧 序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文坛上多位著名作家相继辞世，一时造成了众多批评家伤感不已，他们大叹昔日的不列颠帝国每况愈下。小说编辑理查德·戈特如此说道，“当代英国小说处于一种悲哀的境地，这一点众人皆知。”类似的抱怨之声不绝于耳：英国小说失去了对书写对象的所有感觉，它缺乏美国小说本土化的力量，缺乏印度小说丰富的想象力，缺乏拉美小说超现实的光彩，缺乏爱尔兰小说的政治历史活力。资深记者威廉·利思则进一步分析说：英国小说之所以淡出了小说百花园，是因为“近来，英国没有为小说提供良好的故事背景”。
从种种迹象来看，似乎一个世纪之前“英国小说死亡论”又死灰复燃了。难道目前的英国小说创作果真如同批评家所说的那么危言耸听？笔者对这种“庸人自扰”的哀叹实在不敢苟同。回望2005年，英国小说在这一年的创作成就足以说明一切。在众多新老作家的齐心协力下，许多可圈可点的作品在2005年纷纷涌现，布克奖引来空前激烈的竞争就是一个明证。
总体看来，在小说艺术不断走向现代化和多元化的时代，2005年的英国小说创作呈现出了如下鲜明的四个特点：一、回归历史，二、小说趋于关注个体生存状况，三、少数族裔小说蓬勃发展，四、通俗小说依然流行。本文就以著名评论家彼得·肯普精心选择的“2005年英国最佳小说”为例，对过去一年的英国小说创作态势进行简要述评。
一、回归历史
马尔科姆·布莱德布里在《现代英国小说》中说道，“世纪之交，回归历史——重构重要历史事件，破解其中隐含的秘密——成了英国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为什么人们喜欢回顾历史？因为历史和时下人们的生活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一位哲人所说，我们在过去中总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随着解构主义等新思潮的兴起，人们对历史也产生了新的见解。解构批评否定了意义的终极性，读者和批评家可以在自由游戏中重新书写原文的意义。于是，历史不再神圣不可侵犯。作家们或将真实历史、历史人物作为故事的主要内容，或将历史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从新的视角出发，对历史进行新的诠释。于是，2005年英国的不少小说纷纷披上了美丽缤纷的历史外衣。朱利安·巴恩斯的《亚瑟和乔治》就是其中的一部杰作。
亚瑟和乔治历史上都确有其人，此处的亚瑟指的是著名侦探小说作家亚瑟·柯南·道尔，乔治则是20世纪初轰动一时的大维雷神秘案件的当事人。巴恩斯利用历史上的这两个真实人物，虚构了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一切，以及两人的“亲密接触”如何改变了各自的命运和英国社会。
亚瑟和乔治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他们象征了英国绅士性情中的两个极端。亚瑟生于一没落的天主教家庭，长大后却拥抱了科学，成了医生。深受圆桌骑士罗曼司影响的亚瑟颇有侠义精神，坚持自己的荣誉准则。乔治则是英印混血儿，生性文静，除了家人之外没有朋友，也没有社交生活。亚瑟积极主动，喜欢探索，一旦受到召唤就会为国效力。乔治则对万物采取观望的态度，他相信正义总会战胜邪恶。
从许多方面来说，亚瑟和乔治身上都体现了世纪之交的时代精神。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探索科学和物质世界成了人们对英国绅士的期望。这也是一个社会正在经历巨大变化的时代，女性为取得选举权四处呼吁。时代变化不可避免地在亚瑟和乔治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亚瑟在婚姻观、育儿观和女性权利上都非常保守，但他却探索来世和唯心学说。亚瑟认为宗教不过是古老的遗物，一旦科学可以解释来世，那么人们必然会抛弃宗教。乔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是他的家人，然而，为了寻求在伦敦的独立生活，他却乐于背井离乡。
《亚瑟和乔治》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成功。除了揭示这两人的生命轨迹、描绘了一个世纪之前的英国社会外，巴恩斯还触及了一些永恒的主题——身份、精神、罪恶和纯真等。仅仅基于间接证据，乔治就被宣判有罪，这不由得让人感觉毛骨悚然。乔治之所以被认定有罪，与其说是证据使然，还不如说是他特殊的身份引发的灾难。肤色暗黑的乔治虽然一直安分守己，虽然从未怀疑自己作为英国人的身份，但他还是不可避免地成了白人眼中的“他者”，成了种族歧视的牺牲品。
此外，《亚瑟和乔治》一书还探讨了爱情与责任的问题。亚瑟既无法抛弃患病多年的结发妻子，自由追逐真爱，也无法让自己深爱的姑娘成为永远的情人。于是，亚瑟陷入了爱情和责任的痛苦煎熬中。正如主人公所发出的感慨那样，“绝对没有出路。”这就是亚瑟的不堪处境，因为每条充满诱惑的出口都打上了痛苦的印记。
巴恩斯不仅深入剖析了亚瑟和乔治的本性，而且栩栩如生地再现了爱德华时代的社会全貌。因此，《亚瑟和乔治》甫一出版，就引来好评如潮。《星期日泰晤士报》说道，“巴恩斯那娴熟优雅的文笔，连同精确的语言，微讽的语调，仁爱的精神，在这本独特的真实故事中运用得再好不过了，就好像故事的主人公柯南·道尔讲述的那么精彩。”
二、小说趋于关注个体生存状况
“我是谁？来自何方？又将去往何处？”人类始终没有停止对自我的考问之声。的确，对人的自我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研究，素来是西方文学的传统。当文明进程不断向前推进的时候，西方文学家们也在一直关注着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学自诞生以来，就以描写人为最终旨归，其本质就是展示人的生存状况，从而维护和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
再者，英国是一个有着深厚个人主义和人文主义传统的国度，小说家们绝不会放弃对个体的关注。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几年，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这不可避免地对作家敏感的心灵产生了一定冲击。于是，他们纷纷诉诸文字，直接将笔触伸向了当今的英国社会，以此来展示当代英国人的心理动荡和社会困境等。约翰？班维尔的《大海》和伊恩？麦克尤恩的《星期六》就是此类作品的代表。鉴于国内媒体对《大海》已有大量报道，故而这里只重点谈谈后者。
《星期六》发生在2003年2月15日一天的时间之内，主要描绘了神经外科医生亨利·佩罗恩周末的生活轨迹。亨利生活幸福，星期六这天，他早晨和妻子做爱，接着去参加壁球比赛。在路上，试图避开那些抗议即将来临的伊拉克战争的示威人群时，亨利看到空中有架飞机起火了，他还看到发生了一起车祸……罪恶、怨恨潜伏在这位家境富裕的伦敦人的幸福生活中，随随便便的一些事件就有可能侵入他的生活。麦克尤恩捕捉到了星期六这天以及9·11之后世界上频频发生之事的本质，因而《星期六》一书受到了媒体的高度评价。《星期日泰晤士报》就撰文指出，“《星期六》是一部遵循了古典三一律、错综复杂的情节剧。它还包含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舞台画面，麦克尤恩让这些戏剧动作静止不动，以便更好地强调日常暴力的仪式。不管是在艺术上，还是在道义上、政治上，麦克尤恩都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