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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说：这种美实在太模糊了！那就是小同学不懂了，对美这种东西来说，其实全是由心出，其特性就是越这种“模糊美”，越能动人心魄。
曾有诗云：“乔公二女秀色钟，秋水并蒂开芙蓉。”以后看到初秋时节的荷花时你就可以想象了，你想她们多美，她们就是多美。
明人高启有诗：《过二乔宅》：
“孙郎武略周郎智，相逢便结君臣义。
奇姿联璧烦江东，都与乔家做佳婿。
乔公虽在流离中，门楣喜溢双乘龙。
大乔娉婷小乔媚，秋水并蒂开芙蓉。
二乔虽嫁犹知节，日共诗书自怡悦。
不学分香歌舞儿，铜台夜泣西陵月。”
其实高先生也是发挥的个人想象力，但也告诉我们不同时代对美的不同尺度：要是唐代人，一定会想象成丰满肥润的；到了宋代兴许描绘成体态纤细的；到了现代能被“新人类”们想象成何种绝艳？不好说，或许让二乔都剃个光头，那才是酷毙了呢！
这国宝级的人才，孙策没有独占双绝，而是与他的从小玩伴、性情挚友、事业臂膀周瑜分享了：孙策纳了大乔，周瑜纳了小乔。
一对姐妹花，同时嫁给两个风华当世之英俊，而且俱都是文武双全、风流倜傥、并且是世所公认的雄略过人、智勇拔萃，当然应该是一段风流千古的佳话。
至于后来鸾凤落单，鸳鸯失偶，那便不是人所能预料的了，不过那又有什么？有句歌词唱得好：“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 ……别管一切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拥有过！”这才是人生的本来，这才是爱情的真谛。
能舍得将美女一起分享的哥们才是绝对的铁哥们。周瑜，字公瑾，庐江郡舒城人。孙坚举兵讨董卓时，将家小安顿于舒城，孙策与周瑜同岁，二人从年少便性情相投。周瑜家是舒城豪门，孙策家的住宅便是周瑜家提供的，两家有无共通，直至入堂拜母问安，可算是通家至好。
周瑜在孙策东征到历阳时，接到孙策的书告，从叔父丹杨太守周尚那里借了些兵来迎接孙策，孙策大喜：“有了你，一切就不会有问题了！”
从此周瑜便随孙策攻横江、克当利、摧牛渚、击秣陵、破笮融、驱薛礼，转战吴越，荡平江东。直至建安三年，被孙策授予建威中郎将，领江夏太守，留镇巴丘。
时人因爱戴孙策，皆称孙郎，对周瑜也比照孙郎称呼，皆呼为周郎。与孙策的外秀眩目不同，周瑜却有点南人北像，体形长壮魁梧，像貌堂堂；与孙策的精通经史相映的是：周瑜从少年便精通音律，有着音乐指挥的天份，因为经常指出乐队中某一管弦之误，所以江东盛传：“曲有误，周郎顾。”
现代的一些人们专爱考证大乔、小乔是妻？是妾？是强迫？还是欣从？是妻是妾那么重要吗？多妻制的古代，怎能用现代人的表面道德来衡量得失？
至于是孙、周是否强娶？你可以在网络上做个调查，看有谁愿嫁孙策、周瑜这类地位、人品、风采的帅哥，估计美眉会自发举办应征选美大赛的。
更有些善良的人文学者断言：二丈夫皆早殇，一对姐妹遗孀命运堪怜！这点老孙在前边已借两句歌词作答，不再重述。但大家可以注意这一点：古时幸福美满白头到老的爱侣车载斗量，我们今天能知道几位幸福巾帼？而我们今天还能在这里议论大小乔的一切，兴许这对姐妹花的名字能永远流传下去，岂不正是赖于这两对有缘人的巧成眷属。
至于《三国演义》中戏言曹操也欲染指二乔，小说家胡扯，无可指责，罗贯中把曹植原赋的“连二桥于东西兮，若长空之虾蝾”，改为“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属妙笔移文，为小说添彩，只能钦佩老罗的文思机敏，于历史中的真实无涉。赤壁之战进行时从诸葛亮口里出来的这种说法，但赤壁之战在建安十三年才开始，而曹操的铜雀台建于建安十五年，诸葛亮再聪明也没能耐借来两年后写出的词赋。
孙策在曹操与袁绍即将开始最后的决斗时会对许都的献帝有想法吗？就是有，那也是将来的事，现在是绝不可能的，上游还有宿仇刘表、黄祖虎视，中部有难缠的陈登潜伏于肘肋待机，江东当地还有的是不服气的豪强，只是被军威震慑得暂时的低眉顺眼，孙策无能力出动大军进行无后方的远征。
即便是有现在的武力压制着，也不乏背后挖墙脚的人。吴郡太守许贡就暗暗上表给朝廷：“孙策骁雄，与项籍相似，宜加贵宠，召还京邑。若被诏不得不还，若放于外必作世患。”（三国志、吴书、）
孙策截获了许贡的表章。当即把许贡请来相见，真凭实据，许贡无辞。孙策爱民未必喜爱暗算自己的官员，立即让他做了萨达姆总统的榜样，把许贡执行了绞刑。
在除掉自己不喜欢的人士方面，孙策做得一点也不比曹操逊色，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正因为这一点，才使得曹操指望孙策牵制刘表后方的愿望落了空。
六十三、不留后患蕴后患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就孙策这样不愧英雄的人也有个不良喜好：对一些有名头或者有身份的人他却是不讲任何仁义的，极喜欢以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崇拜与好奇心：宰了他，看能有什么大不了的结果？
会稽郡余姚隐居一位名士，名叫高岱，以研读经史著称，尤其精通《左传》。恰巧孙策也把此道作为自己的业余爱好，便想跟高岱论一番文理，一次巡视会稽时便让当地的地方官会稽丞陆昭去请他，自己虚心等待这位《左传》高手前来。
谁想左右却有那么一个心怀叵测的小人，具体是对孙策还是高岱有看法不好说，或许二者兼有，便乘机离间二人。
先对孙策介绍高岱：“据说这高岱认为您英武有余，文采不足，您跟他讲《左传》，他肯定说这不懂那不知道，其实这便是他不屑与你谈论经史学问！”。
等高岱来了，他却先嘱咐高岱：“孙策最不喜别人超过自己。他如果问你《左传》的事，你不能显得自己无所不知啊，违背着他的意愿跟他论辩？可是个危险的事！”
高岱看来难符其什么名士，竟信以为真，想拍一次孙策的马屁。在与孙策讲论起《左传》来时，果然连连回答这不知道，那不懂得。孙策心想：看来你真的认为我不配与你讲论经史呀！立时发怒，把他给关了起来。
凭心而论，这时孙策本无严惩高岱之意，但后来发生的事却成了高岱的催命符：听说高岱被囚禁，他的朋友和当时好多人都在露天静坐示威，请求孙策立刻释放他。孙策登楼看见数里地远近，坐满了请愿之人。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非杀了你不可，看天能不能塌下来？讨厌高岱能得众人之心的孙策，干脆下令把高岱杀了，其实是专杀给以请愿要挟孙策放人的示威者看的。
这件事孙策做得实在有些过头了，无论如何高岱也够不上死罪呀？至于众多示威者静坐请愿，更不是什么该杀被保人的理由，惹的做领导的心情不好那是自然的事。
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主席对彭总的所谓“万言书”，一开始也没那么“龙颜震怒”，就是在发给中央委员们讨论时才发觉了风头不对：竟然那么多委员们支持老彭的观点！这下彭总才犯了圣忌，被撸得除了一张党票，啥都没剩下。
不过那时虽然被栽赃塞进了“反党军事俱乐部”，可也没有立时要性命呀？真被剥夺了生存权利是又拖了七年以后的事。看来孙策毕竟不是成为太祖的圣才，过于凭情感决定他人生死了。
后来又出了个会变戏法的道士，徐州琅邪人于吉，往来吴越之间，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整是个张角成立太平道的翻版！而江东人还偏多信他这一套。
有一天，孙策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恰逢这于吉不长眼的在城门下面走，结果被诸将及宾客们发现了，一下近三分之二下楼磕头去了，连司值的礼仪官员也呵止不住。
这下孙策火了，便把于吉逮捕收监，这事没做错，总要调查一下这么个有邪教嫌疑的露头鸟吧？
结果竟然所有的人都来说情，其中还包括孙策的母亲吴夫人，这后门可称得上通天了！老太太大都爱信些鬼啦神啦的，对政治的敏感度当然不如儿子，对孙策说：“于先生也能为军祈福呀，可以医护将士，不可杀呀。”
孙策看得很清楚：“这是个邪教头目，幻惑众心，不怀好意，竟然能使诸将不顾礼节，不听我的命令下楼叩拜，不可不除！。”
诸将反而连名具保，请求释放这个现世活神仙，孙策大怒：“诸君难道不看前车之鉴？糊涂啊！这小子已经被我入了鬼籍了，你们别再浪费笔墨了！。”
当即催斩了于吉，并把于吉的人头悬市示众。众人没有醒悟的，反而都认为于吉并没有死，照常去人头那儿祭祀求福。
竟然后来作史书的也跟着胡说八道：说这于吉远在顺帝时就有极高的道行，顺帝至建安中，五六十年了，于吉应该近已百岁，年在耄悼，礼不加刑。（三国志。吴书注。志林）
其实这反而提供了于吉造谣惑众证据，那年代如果出个百岁老人，孙策能看不出来？大概还就是因为于吉胡吹的这个年龄而宰的他。从孙策的角度看：这样的不杀，难道还再培养出一个“大贤良师”张角来？
在曹操担心孙策以大军袭击许都时，身边的郭嘉这样分析孙策：“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三国志．魏书．郭嘉传》）。
不乏一些郭嘉的“粉丝”甚至有的专家以此为据，证明郭嘉料事高人一等，聪慧绝伦。
不过老孙认为：这纯粹是古代史家在扯淡，能预言孙策必定死于刺客？除非郭嘉造出了时间机器，否则哪里有一点可能？只能证明：正史记载也照样忽悠后人，史书上也是满纸谎言的。
孙策喜欢轻装简从，出外游猎。他骑的是上等骏马，驰骋逐鹿，跟从的人当然赶不上。正当他快如疾风地奔驰时，突然从草丛中跃出三人，弯弓搭箭，向他射来。孙策仓猝间，不及躲避，面颊中箭。虽然后面的扈从骑兵赶到将三个人杀死，但孙策已经重伤。
这是许贡的门客潜藏在民间，寻机为他们的原主人报仇，竟然一次得手。
孙策中箭，创痛甚剧。自知不久于人世，便请来正议校尉张纮、长史张昭等人，托以后事。他说：“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三国志．吴书．孙讨逆传》）！
接着，叫来孙权，给他佩上印绶，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三国志．吴书．孙讨逆传》）。
一个“保”字，才是真正的未卜先知，实是知弟莫若兄！不同于史家们记载的郭嘉早料到孙策死因，那只是由于作史的自己生在孙策死后的缘故。
建安五年四月四日夜里，孙策去世，时年二十六岁。莫非天妒英才？
曹操寄托于孙策身上的牵制刘表的希望破灭了，虽然也消除了孙策袭击许都的可能性，但对曹操眼前来说，还是弊大于利。
刘表现在可以无后顾之忧地盯住曹袁大战了，他在等待杀向许都的机会？还是在等待其他什么？
六十四、荆州刘表在等待机会
刘表的政治资历要强于目前任何一个割据的军阀，包括袁绍与曹操。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是真正的大汉皇室血统，为汉鲁恭王之后人。身长八尺余（1。84米还多），身材伟岸，相貌如同他的名字一般，可称真正的一表，并且极具长者风度。
早期的政治品行与文幍武略更是没得说，在灵帝年间便被评议为“八顾”之一，宦官摧残党人之时，作为代表人物的刘表有幸逃亡走脱，直到朝廷因平黄巾解除党禁，刘表才得以重回政府任职，任北军中侯。
初平元年关东联盟讨董卓时，因荆州刺史王叡被孙坚袭杀，当时的朝廷任命刘表为继任荆州刺史。其实是一张空头支票，袁术兵屯荆州北地鲁阳，刘表根本就不可能进入荆州，当时的袁术已经把荆州看成了自己的囊中之物，怎允许他人染指？
袁术当时为什么没有捷足先登？其时的荆州已经“风飘以悍，气锐以钢，有道后服，无道先强。”（汉扬雄语）。荆州本有八郡：其中江南有长沙，武陵，零陵，桂阳四郡，其余四郡南阳，江陵，南郡，章陵。均在江北。州治在江南的武陵郡汉寿。
在刺史王叡的蹩脚治理下，此时的荆州“江南宗贼盛”行，宗贼，即一些按宗族关系组织起来的地方性民间武装，数量庞大，派别林立，相互攻杀抢掠不断，袁术虽有奢望，但却望而却步，仅霸占了北端的南阳郡，对其他各郡，恰如一只馋猫面对一只肥刺猬，既舍不得放过，又不敢下口。
这时的刘表胆略非凡，单骑绕道潜入宜城，之后又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政治魄力，得到了南郡蒯氏，襄阳蔡氏等荆州大族的支持，几年下来，“江南悉平”，“开上遂光，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
出于对付正盘据在南阳的袁术的需要，刘表将州治移置到了江北南部的襄阳，以加强荆州北部的防守。由于刘表的礼贤下士，善待儒生，使得各地士子名流逐渐聚附于此，这时的襄阳地区实际上已成为全国的学术文化中心
刘表虽拼搏成为一方霸主，但却崇尚中庸之道，热心于文治之功。建安三年（198年），刘表成功的控制了荆州八郡，使“荆州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后汉书、刘表传）与同时的中原和其他地方的混乱对比，荆州地区可算政治稳定，名士荟萃，社会和谐。
但在混乱的年代，文治却远远不如武功，不琢磨欺负别人，就必然被别人琢磨欺负，所以刘表一直面临的是东有强敌蚕食，北有巨鳄欲噬的局面。
刘表的一厢情愿是保持自己荆州的一方乐土，但在东汉的乱世，却无任何可能。儒家的学说是专为得到天下以后的人服务的，如果想用它在强权之下苟安延命，却是一副最有效的慢性毒药！
北方的两大“超霸”马上要开始对决了，这对处于弱势的刘表其实是一次机遇，不管他偏向那一方，对另一方来说，都意味着灭顶之灾；但也意味着：等两大“超霸”剩下一个的时候，也就轮到了自己上场决斗的时候。有没有独善其身的第三条路呢？
南阳的从事中郎韩嵩与别驾刘先替刘表这样分析：
“今八方豪杰并起之时，两雄相持冀豫之际，安天下之重枢，已在于将军决断：欲有所为，应趁良机起兵；然若善保，则宜择一雄相从。如拥甲十万，坐观成败，欲得中立，必将两怨；曹操善用兵，贤俊多归之，其势非袁绍能敌；若坐等其移兵荆州，恐将军不能善守。万全之策，莫若举荆州以助曹操，操必重待将军，如此长享福祚，垂之后嗣，此为将军上计。”
说穿了这建议是给刘表摆出了非甲即乙两条路，要么出兵参与混战，否则只有投降曹操。这是从逻辑上先把刘表套住，骨头里是一种投降派的妙论：出兵助拳或混水摸鱼肯定是不可取，那就只有投降一条路了，荆州是肯定丢定了，刘表本人是否能得到期望的厚待要决定于曹操的心情；出这妙主意的人安全是没问题了，富贵也指日可待了。
其实后世的汪精卫也是玩的这花活，所有投降或投诚的人们也是强调的这种逻辑，一般还要加上条理由：为使人民避开无妄战火，为了天下生灵免遭涂炭，为了国家不至于彻底灭亡……，比古人会遮羞的多了。
刘表没听他们这一套，反而派韩嵩去许都探听曹操的态度。韩嵩先提条件：将军如果是去投降，那我愿意为使，否则我不敢去。
刘表让他解释，韩嵩说：“出使朝廷，朝廷一般会封给职务，能够把它推掉当然无话，如果推辞不掉而接受了封赏，那么我韩嵩从此就是皇上的人，不是将军你的人了。”
韩嵩的这个退路留得高明，出使回来，韩嵩已经被任命为零陵太守，由于韩嵩先前有话，刘表也无可奈何。但韩嵩这个被曹操封的官总得做点事呀，所以就四处宣传曹操的英明伟大，这下刘表不能容忍了，抓起来要杀他，其实这种人换了谁也都会想宰他的。
关键时刻还是刘表的老婆蔡氏起了作用，说韩嵩可是个人才，哪能说杀就杀？刘表虽然不得不听“领导”的，但也是没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