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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主义文化与社会认同危机
众多新闻媒体的报道已经谈到部分人加入法轮功是由于精神空虚。但精神空虚由什么原因产生，却未予以深究。法轮功的出现，其实与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社会变化有密切关系。最深层的原因是因为伴随着经济改革，我国已由一元化社会向多元化社会演变。这里所说的多元化有两重意义：一是经济关系的多元化。改革自经济领域开始，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多种所有制的革命意义在于将公众对国有经济（从而是对国家）的经济依附变成了与分散的经济实体之间的雇佣关系，而决定人与人之关系最根本的关系其实是经济关系。这种变化最后必将延伸到各个领域；二是科技进步，各个领域需要的技能日益专业化，而干部选拔标准改变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以后也加大了这种趋势。专业化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多元化社会，其价值取向必然多元化。为便于理解，用公式表示如下：大一统社会——一元化价值取向（改革前的社会格局）专业化社会——多元化价值取向（改革后应该形成的社会格局）人类社会已有的几次社会大规模变迁表明：任何社会变迁都必须包括三个层面的变迁：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主要是财产所有权）、意识形态。而我国由于一直锐意经济改革，另外两方面的变迁尚未真正开始。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极其矛盾的局面：专业化社会——一元化价值取向从八十年代末以来的所有事实都说明，与计划经济体制血脉相连的传统意识形态既无法对改革中形成的社会秩序进行合理化解释，又无法消解面临的两方面重大压力：西方思想的大规模传入及民间文化的悄然兴起。在这两种压力当中，对前者的警惕倒是从未放松，几经周折以后，虽然以“不争论”暂时压住了一切矛盾；而对后者，当局倒是从未将其认真当回事。一方面，每当民间有非法的“类宗教”组织出现，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以后，总是当作“封建迷信”进行刑事处罚，从未深究为什么这种非法的“类宗教”组织能够吸引大量“信徒”。另一方面，对民间文化的另类，如气功、风水、特异功能以及其它神秘主义文化等，却放任自流，不少媒体对这类事物绘声绘色的报道加强了社会的神秘主义倾向。更兼还有少数领导者对气功等类的特殊宠爱，为神秘主义事物的滋生与蔓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上述因素其实还只构成意识形态的权威性的外部威胁，最严重的威胁其实来自于政府自身的吏治败坏。在革命战争年代与文革前十多年能够有效教育并约束干部的意识形态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日益增多的贪污腐败案件越来越使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显得苍白无力，新出台的法律形同具文，权力市场化的事实让民众（包括党内干部）日益失望。大家对意识形态的有效性与权威性发生了深深的怀疑。连党内干部都约束不了的意识形态，自然无法约束全社会，深刻的全社会精神危机由此发生。改革的重大失误除了忽视社会公正，未能有效扼制权力市场化趋势下的贪污腐败之外，还有一点，即忽视了人作为灵长类动物的特质：任何一批人都不可能仅仅“物质地”生活而不需要一种“精神”的基础。同样，一种“精神”运动也不能完全弃绝物质基础。意识形态变革的严重滞后，留下了一块巨大的精神空白地带。整个社会一直在两种力量的拉锯战中反复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颓势已不能通过说教式灌输打动人的心灵，而知识精英们向西方学习的热情也屡屡严重受挫。由于双方争论时享有的权益极不对等，这些争论极难澄清一些关键问题。在两方因为这些争论消耗得筋疲力尽时，只有“气功”这种神秘主义事物、“法轮功”这种非法的“类宗教”成了真正的得分者，他们为自己赢得了大量的“信徒”，而且从“信徒”的身份来看，比历史上任何非法的“类宗教”的热心参与者的文化素质都要高：历史上的类宗教的主流都是社会边缘人物，而法轮功的练习者有不少具有一定的社会身份。分析法轮功，必须要从它汲取力量的基础结构入手。笔者曾与不少参与修炼法轮功的人士谈过话，总体印象是：大部分参与修炼法轮功人士追求的不是一种政治参与，而是希望参与一种有意义的社会集体活动。由于目前对社团活动的限制，再加上在改革这一巨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了种种不良社会现象，不少党员干部以及群众都有种理想幻灭感，共同感受到一种特殊的剥夺：被排斥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之外，正在形成的新社会不是他们的社会。被访问的法轮功练习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声称他们在“非政治的、超然的法轮功”中找到所追求的东西。正是这种最广义的“精神拯救”使他们不得不卷入公共结社，从而被拖入最广义的政治。这种情况让人想起了因研究基督教史而知名的学者诺克对基督教所做的有名的总结：“人们追求的不是真理，而是在宇宙中寻找家园”，这个家园是一种社会家园，一种共同体，他们旨在创造出一种超越性社会。“精神空虚说”不能解释一种社会运动的兴起，因为精神空虚最多只会让个人陷入一种无奈与痛苦。从法轮功的种种主张可以看出，它不是对物质危机的回应，也不是用一种精神世界来取代物质世界，实际的危机是一种社会认同危机。法轮功练习者们要解决的其实是一个问题：我属于哪个社会？或者说他们要决定自己属于哪一个共同体。而法轮功正好为这些深受困扰的人们许诺了一个“理性道德秩序”。
当然，法轮功许诺的“道德理性秩序”其实也是画饼一张，这是由于它本身的性质所造成的。法轮功数次围攻媒体、政府与批评者的行为表明，它还带有大一统社会意识形态的强烈特色，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的批评。从它围攻时使用的语言来看，来源于长期的意识形态浸染，暗含一种语言暴力。由于法轮功背后蕴含的危机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认同危机，所以现在仅仅揭批它是一种封建迷信，根本达不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思想家葛兰西在狱中经过长期反思之后，曾写了一本《狱中札记》，书中谈到，任何一个国家都有长期的传统文化沉淀，每一个新政权的意识形态必须考虑与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联盟，如果老是拧着来，结果并不美妙。
简言之，在经过二十年改革之后，维持意识形态大一统局面的经济基础已经改变，民间的精神需求已经多元化，这是“需求”；而“供给”状态是这样一种局面：原有的价值形态许多人已经拒绝接受，知识精英们的“西化”要求不被认可，官方有意无意网开一面的那条狭长的民间神秘文化通道却为社会广泛接受。现在这条道路已延伸到通向权力替代组织的方向上去时，再用封建迷信之类说辞揭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会起到为丛驱雀，为渊驱鱼的作用。因为任何事物只要有“需求”，最终都会创造出自己的“供给”来。今天取缔了法轮功，而不去着手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迟早还会有别的“神功”出来。“科学真理”不能取代“宗教真理”，因为信仰宗教的人们并非寻找真理，而是寻找精神家园。试想想，美国的航天技术早已发展到上穷碧落，美国人难道还不知道茫茫宇宙中并无“上帝”的实体存在？但美国总统宣誓时还要将手按在《圣经》上，还要坚持做弥撒，原因很简单：在经过几个世纪无神论的长期折腾以后，西方人已经从奉行无神论国家的社会实践与政治实践中弄明白一点：科学真理取代了宗教真理，必将引起全社会的精神危机。
《书屋》一九九九年批判法轮功增刊法轮功怪象与崇拜
大 虫
一
人类的社会活动，常常带有极强的目的性。然而，当人类经验式地将这一诉求用于对人类自身存在的思考时，就遇到了麻烦。人们发现，理性的办法在这里是不能提供任何出路的。这不能不说是生命发展到人的形式时的一种悲哀。为从这种痛苦的困惑中解脱出来，人类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个办法：崇拜。人们将麻烦交给了被崇拜的对象，以使自己得到精神上的轻松。
被选作崇拜对象的，常常必须具有一定的神秘感或非凡的力量。在人对自然的认识还很原始的时候，就拜物。称作图腾崇拜。受到顶礼膜拜的东西，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此外，英雄也常常是被崇拜的对象之一。在科学稍有进步之后，造神就成了比较流行的办法。人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几乎是本能地避开自己一贯的作风，不去对被崇拜的对象作吹毛求疵式的实证分析，却是出奇的宽容，甚至为“贤者”讳。他心中的偶像是万万碰不得的。
崇拜本是人的一种基本行为。但这种根植于人性中的需求，不可避免地要对人的社会活动产生巨大的影响。西方人在造神方面颇具功底。其结果是形成了社会生活中的一支独特的力量，宗教。宗教势力在中世纪以政教合一的形式发展到顶峰。然而，过于严酷的宗教束缚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后来，欧洲人借文艺复兴，提倡人文关怀，从而解放了人的创造力。尽管如此，教会的力量还是小瞧不得。最先到美洲大陆来淘金的，便是一批受到排挤的清教徒。不过，现在的西方社会，经过一千多年的进步，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融洽的政教分离的体系。话虽如此，宗教势力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依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中国人在上古时代，大多采取图腾崇拜和英雄崇拜的方式。这和西方人并没有太大区别。但由于过早地进入了大一统的社会模式，人们就把智慧用在了对社会制度合理性的解释上了。因此对造神就没有太大的兴趣。偶尔为之，也慢慢地被大家淡忘了。我们的先人用了另一个法子，那就是赋予人以神权。所谓王权神授。这基本是将对英雄崇拜和对神的崇拜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发明。在此基础上，又发明了一套复杂的礼仪，使之根植于文化之中，成了社会体系之总纲。社会的结构，人的行为及思想都以此为基础而展开。直到现在，史学家都据此评论历代王朝的兴衰。如东周之亡，他们就认为是由于礼乐崩坏的缘故。中国的这套体系，似乎也有点政教合一的样子。只是神仅被用作一个合理性的借口，着墨不多。而统治社会的，不是教主和教义，而是王权和礼仪。人的比重很大。中国人常常对西方人的好东西不屑一顾，有一种我们祖上早就有的优越感。这里我们就又多了一样可以骄傲的东西。因为中国人的这套办法，在当时，确实比西方先进了许多。
二
中国在君权崇拜的大背景下，也确实出现过一些教派。
认真起来，道教应是中国的国教了。但没能流行开来。原因可能和道家的理念有关。它鼓励人们追求纯真的幻境，有点逃避现实的味道。对社会不会有太多的积极意义。事实上，这个源于老聃思想的流派，由于不被世人重视，后来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而也没有达到具有完整体系的层次。他的信徒们也变得很是奇怪，非常热衷于炼长生不老的药。自然不会成功。却因此受了不少罪，也把形象搞得很糟。如此，道教便失去了成长的土壤。秦以后，就很难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找到它的影子了。
佛教应是中国最具规模的一个宗教派别。不过，它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佛教在唐代开始得到推广，盛极一时。一来可能是因为太宗对它有好感，二来也是由于那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极为繁荣的大治之景，同时由于地缘的关系，国家也没有强烈的外患意识，人们在基本的温饱得到满足之后，就有了一种精神上的强烈需求，而佛教正好可以填补这个空白。但宗教势力基本上是依附于皇权生存的，也因此受到很好的控制。所以不但没有对政权构成威胁，反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以后的若干年间，由于内乱及社会动荡，出家人的庙宇常常成为密谋反叛的人物的隐身之所，日子就变得时好时坏，不那么舒服了。但佛教文化从此便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有了一席之地。不过，从它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是君权崇拜的一个附属品。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出现过许多带宗教色彩的组织，但大都缺乏生命力，流星一般，稍纵即逝。中国文化的主体，仍是以君权崇拜为支柱。就连中国人编的神话故事，都脱不了它的影子。
对中国文化影响甚大的思想家，首推孔子。这并不是一种偶然。体制上讲，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应始于秦。此前如夏商周，虽有一统之名，但王室的权力不大。秦王朝废除分封制，始创郡县制，才建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皇帝成了真正的最高统治者。孔子的学说，即成型于这场剧烈的社会变革的前期。他的思想正是顺应了这种新的帝制的需要。他所代表的儒家学说，到宋代应是发展到了鼎盛期。其时对君权的神化，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皇帝成了内王外圣的人神。对他的绝对崇拜就成了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在漫长的封建统治时期，偶尔有想要聚众造反的人物，首先必须给自己找到一个受命于天的借口。事实上就是将自己神化。否则，就不好办事。可见，对人神的崇拜意识，对中国人来讲，已根深蒂固。
三
在前面用了这么长的篇幅，无非是想说明一点，中国是一个缺乏强烈宗教背景的国家。这是中国人在享受祖先创造的博大精深的文化的优秀成分的同时，不能不面对的痛苦的现实。中国文化中造人为神的崇拜意识，已经给自己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悲剧。所以，当法轮功的练习者们抱着祛病健身的善良愿望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并不明白，他们已经给整个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他们由于练习法轮功而形成的对李洪志“法身”的带“宗教”色彩的崇拜，所造成的思想和文化上的混乱，有可能将中国人近一个世纪的现代化之梦毁于一旦。
李洪志所创建的法轮功，与其它类似功法相比，孰优孰劣，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深究也没有太大的意义。而要求李洪志对法轮功做一个科学的解释，事实上也是强人所难。因为功法乃至宗，都是很难用科学及理性的方式去考虑的。但之所以会引发这场争论，李洪志本人也是始作俑者。他在他的《转法轮》一书中，首先用了科学这个定义。同时，为了论证他的法，他又引用了不少属于科学范畴的概念。公正地说，李洪志对其中的许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确实是一知半解。如此来说明他的真善忍（这里比真善美的道德宣传只差了一个字）的宇宙大法，难免会授人以柄。正如李洪志本人所说，他试图让他的功法上升到一个层次，一个比佛主释迦牟尼当年所教导的佛法更高的层次上带人。那么这就需要一种非常独特的，甚至比佛学经典还要出色的论证方式；而佛学经典之深奥，历史上许多学识渊博的高僧，终其一生去研究，都不敢说完全领悟。在这种情形下，李洪志受到科学界和宗教界两个方向的挑战和批判，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以“论语”为题的《转法轮》一书的前言中说：佛法是最精深的，他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常的科学。但他并没有鼓励人们去崇拜佛祖释迦牟尼。因为他认为释迦牟尼没有道出佛法的全部要义。可李洪志却将自己的生日庆祝，改到了佛祖的诞辰日；然后，他又将自己安排到极具象征意义的莲花宝座上，并要求法轮功的学员用近乎读经的方式学习他的《转法轮》一书。如此，抱着非常单纯的祛病健身的目的而来的学员，就不知不觉地成了他的“信徒”。最后，法轮功的任何健身效果，都和对李洪志的“法身”的崇拜联系起来。他变成了释迦牟尼的现代凡身。他成了活着的佛祖。而将这种崇拜放到中国几千年来人神崇拜意识的大文化背景下，这里就有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共振区。由于人性中对满足崇拜意识的渴望，以及对被崇拜对象的极度宽容，这种时候你再去和法论功的练习者争论法论功的是与非，自然没有人能听得进去。如果要去破坏人类心中的崇拜偶像，他们常常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抗拒心理和无可言状的恐惧感。
现在的国际环境，对中国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中国人为给自己求得下一个世纪的生存权，事实上也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挑战。富国强兵，这是中国人奋斗了近一个世纪的梦想。社会秩序的稳定，对世纪之交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就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