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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逸同志生活俭朴，战争年代一件汗衫常是补了又补；分给他的食物常常节省下来分给周围的同志食用；行军时用自己的驮骡帮助机关年大体弱的同志驮行李。胜利后，他还是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张云逸同志十分关心下级和年轻干部的成长，经常要求他们要刻苦学习，注意在实际工作中增长才干，接好革命的班。他的兼职逐渐减少以后，仍然注意联系群众，经常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老革命根据地去调查研究，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他经常看望离休干部，勉励干部发扬优良传统，鼓励青年要把共产主义事业一代一代接下去。
张云逸同志逝世十周年了，他的革命精神和一生业绩，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他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回忆张云逸 林青
张云逸是我的老首长和同乡，我们都是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人，他家在头苑镇上僚村，与我的家文教镇相距只有二三十里路。但是，我们真正相识是在1929年广西百色起义前夕。当时，我们有11个海南岛同乡参加了这次历史上有名的武装起义。此后，我曾有几年时间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那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崇高品质、可亲可敬的音容笑貌，时时萦回在我的脑际。
（一）
张云逸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参谋长，在北伐战争中，他身先士卒，骁勇善战，享有较高声望。1929年夏，蒋桂战争结束后，俞作柏、李明瑞掌握了广西的军政大权，党派张云逸到广西开展革命活动，那时，我因身体不好，又痛恨军阀混战，离开了军队（原在国民党第十一军新兵教导团任见习排长），在广州住在同乡陈铣（原名陈泽农，在长征途中牺牲）家里休养。在陈铣的帮助下，我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向往革命。不久，我们听说广西政局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决定前往南宁。陈铣先动身，他到南宁后就在我党控制的警察局工作。我与另一位同乡林镇（后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于7月间从广州坐轮船经梧州到达南宁。之后，我于9月中旬到右江的奉议县（今田阳县）任警备队长，在我党领导下控制该县的地方武装。百色起义后，我由奉议调到百色，分配在红七军军部经理处金柜股工作，有很多机会见到张云逸。他对经理处的工作非常关心，经常过问军费收支、被服和枪支弹药的情况，反复要求我们要廉洁奉公，精打细算，注意节约，以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做好军需工作。我们经理处全体人员牢记张军长的教诲。百色起义后不久的一天拂晓，1000多土匪突然袭击百色城，当时、留守的部队和军直机关仅四五百人，情况十分危急。我们经理处的人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贵重的财物分散埋藏起来，并把部分纸币、黄金和银元分给工作人员保管，大家手里拿着枪，肩膀上背着装满法国“自由神”或中国“大袁头”银元的干粮布袋，构筑简易工事，警惕地坚守岗位，誓与经理处共存亡，经理处长张逸秋（张云逸的弟弟，后牺牲）、金柜股长云广英等都参加战斗。这时，张军长正在平马镇，他接到土匪袭击百色的消息后，心里非常焦急，立即调一个营兵力赶到百色增援，在援兵到达前，我们经过四五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击溃了敌人，保住了百色，我们的钱财和军需物资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二）
百色起义，红七军以新型的人民军队出现在祖国的南疆。部队实行官兵政治上平等的原则，在生活待遇上，从军长、政委到每一个普通战士，都领一样多的薪饷，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张云逸同志不抽烟，不喝酒，生活艰苦朴素，除了因工作需要多配一匹马外，其余跟战士的待遇完全一样。他对干部、战士十分关心、爱护。有一次，他看到战士缺少理发用的剃刀，便立刻从自己的的薪饷中拿出几个银毫买了一把剃刀，送给战士们用。现在，这把剃刀保存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成为革命优良传统的教材。
1930年2月间，我军在隆安与敌军激战，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沈静斋和军部特务营营长符禄等光荣牺牲，负伤甚众。张军长亲自到卫生所看望伤员，叮嘱军医处处长吴清培，要尽最大的可能救护他们。他看到负伤和牺牲的将士，心里无比悲痛！当他得知符禄身负重伤在抬回平马途中牺牲的消息后，立即赶来与符的遗体告别，将烈士埋葬在平马镇东南方一个山坡。他参加培土后，站在墓前默哀流泪，迟迟不愿离去。
隆安、亭泗战斗后，部队撤到东兰县武篆休整了大约两个星期。这时，指战员们反映了张逸秋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张军长知道后，对大家说：“我的弟弟有缺点错误，大家要坚决给予揭发、批评，否则，发展下去，就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不久，便把他弟弟调离军部，经理处处长由叶季壮接任。这件事充分体现了张军长不讲情面、刚直无私的革命精神。
1930年4月31日，红七军主力在张云逸、李明瑞的指挥下打下贵州的军事重镇榕江，“五一”举行庆祝胜利大会。接着，部队在榕江休整3天，随即回师右江。这段时间，部队长途跋涉，张军长十分劳累，但还经常深入基层找干部、战士谈心，关心大家政治上的进步，并亲自介绍几位干部入党。在张军长等的带动下，经理处的党员也经常找我谈心，培养我入党。这年6月1日，我经叶季壮和陈铣两人介绍入党，后来又担任经理处出纳科科长。张军长为我的进步感到高兴，见面时，总是对我微笑点头，脸上流露出鼓励、爱抚的神情。
1930年10月，红七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挥师北上。在艰苦卓绝的征途中，张军长把战士的冷暖时刻挂在心头，经常嘘寒问暖，并想了许多办法，解决部队的粮饷问题。他常把乘马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却坚持步行。我们离开右江向江西中央苏区进发的近10个月里，张军长一直留着长胡子不刮。大家问他：“张军长，你什么时候刮胡子？”他干脆而有力地说：“不同朱毛红军会师，我决不刮胡子。”由此可见，他的革命意志十分坚强，充满胜利的信心。
1931年2月在抢渡乐昌河（即武水）战斗中，前头部队五十五团在邓小平总政委、李明瑞总指挥带领下，胜利地过了河，后续部队被敌炮火截断。张军长当机立断，命令五十八团和军部直属队迅速后撤，迂回于崇山峻岭之中，并妥善安置了伤病员。当时，部队的处境艰危，张军长又是独挑重担，即要全面了解和分析敌情、民情、地形等，作出正确的处置，又要深入各营、连，掌握部队的思想动向，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他日夜操劳，顾不上吃饭、睡觉，身体消瘦了许多。我们深感忧虑，劝他说：“军长，你要注意休息，保重身体。”他乐观地说：“没啥！我自己会注意的，请你们放心！”在张军长的周密部署以及乐昌地下党宣传部长谷子元和当地群众的大力协助下，部队在坪石、宜章之间安全渡过武水，冲破敌人的重重阻击，胜利地到达湘赣苏区，与当地红军以及红七军五十五团会师，之后，在配合中央红军进行第二次反“围剿”中，打了几个胜仗，从此红七军英勇善战的声威大震。
1931年7月，红七军到达中央苏区于都县桥头镇，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会师，随后，红七军归红三军团建制，在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下，参加了第三次反“围剿”的战斗。在这之前，上级党组织调张云逸到中央军委任一局局长，我便连续几年没有同他见面。
注释：
（1）原文共三部分，这里节选前两部分。
（2）林青，曾参加百色起义。原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办公厅主任。
张云逸同志二三事 覃国翰
张老是我的老首长，每当我回首往事时，就油然想起他。1969年我到北京中央军委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曾经想请假去探望他，却没有实现。谁知事隔刚几年，我就接到他逝世的噩耗，心情万分悲痛，不禁流下了辛酸的热泪。现在想起来，心情还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那高尚的品德，他那慈母般的心肠，一言难尽……
慈母
凡是和张老相处的同志，无不说他有慈母之心。
1950年，广西刚解放不久，张老就要我回广西工作。当我从湖南回来向他报到时，他正准备到中南局开会，很忙，但仍然对我问寒问暖，接着就直截了当地交代了任务，说：“明天你就到右江军分区（后改为百色军分区）当司令员，我就要去中南局开会，有话回来再说。”我见首长对我如此信任，二话没说，第2天背行李就走。
岂知，我到百色以后，情况相当复杂。军分区刚成立，百事待兴。干部配备不齐，兵力又不多，只有一个独立团，物资补充又不够。加上右江流散的散兵游勇、士匪多，工作难度大。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就回南宁向张老会报，说“不好工作，担子太重。”他问我：“怎么不好法？”我就发牢骚地说开了：“你还不懂？抗日战争时期，我当军分区司令员，有3个团，包括一个骑兵团，现在也当军分区司令员，只有一个独立团。土匪多，又没有干部，叫我怎么工作，打开局面？”我诉说一通之后，望着他，准备等着他训我一顿。只见他那慈祥的脸上，显得很平静，不时捻着胡子，似乎很理解我的心情，不吭声，不动人，也不板面孔，就连一点怒色也没有。等我平静片刻之后，他问我：“你看怎么办？”
“请军区解决，多给一点兵。”
“我是党委书记，又是军区司令员，也有困难呀！”
“你有困难，有中南军区上级解决，我有困难，只好找军区解决。”
张老在房子里踱步起来，然后说：“你把地委、军分区搬到田东来好不好？”我听张老这么一说，不禁震动了一下，他的话是话中有话呀，他是试探我是有决心干下去，还是把百色让给敌人。这真比打我一巴掌还厉害。我想到这里，脸上顿时热辣辣起来。我说：“不能把桂西让给敌人，我国翰没有向敌人低过头。抗日战争时期，我有困难，自己解决。现在我有个独立团，死也死在百色镇里。”他见我的气慢慢地消了，信心增强后，就说：“这就对了，有决心，就有办法克服困难啊！”停了一下，他又说：“广西是李、黄、白的老巢，土匪多，全省都还有困难，以后再给你一个团吧！”谈来谈去，还是一没人，二没钱，三没有干部。我见他已交了底，就不再说什么。他又拍着我的肩膀，似乎把我向前推了一步，我紧锁的眉头慢慢地展开了。谈完后，他叫我一起进晚餐，我说：“明天我就走。”他说：“发牢骚够了没有？还有什么话也可以到李天佑同志那里再谈一谈。”我又一阵脸红，说：“够了，心情也轻松得多了。你也有困难，但我不喊不成呀！”他哈哈大笑起来，我的若恼，顿时烟消去散。
事后，我跟覃士冕同志交谈，他说：“在新四军的时候，张老是副军长，谁要是有火气，到张老面前，气就消了。”这次我自己亲身体会到了。
让贤
1952年，我从中央军事学院学习回来。这时，张老担任广西省委第一书记、省主席兼广西军区司令员，李天佑同志担任军区副司令员。
一天晚饭后，张老约我到邕江边散步。我们沿着邕江边信步，面对着波浪滚滚的邕江，我们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党把建设广西的重担委托给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张老慢慢地说开了，他说：“现在我兼职太多，忙不过来，年纪又大了，精力有限，我想把省军区的担子让给别的同志来挑好了。”听张老这么一说，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说：“怎么，把省军区这一摊子让出来？”
“是呀！让出来！”他毫不含糊地肯定。
“司令员，你对广西情况熟悉，工作需要你，你应该继续干下去。”我劝他说。
“不，兼职太多，容易犯官僚主义，再说，别的人也上不来，还是让年轻能干的同志来干的好！”
“那谁能胜任这个职务？”
“李天佑同志。他是红七军上来的，很有基础。”他胸有成竹的说。
“要是真的这样，李天佑行。”我同意了他的主张。
是的，李天佑同志是张老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原是红七军的特务连长，经过南征北战，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好指挥员，任过军长、兵团副司令员。今天张老推荐他出来当广西军区司令员，正是很适合的人选。张老把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接班，和自己平起平坐，并不认为低人一等，相反感到很光荣。他的胸怀多么宽广啊！我又问他：“这是谁的主意？”他说：“我早已反复考虑过。”原来张老时刻考虑着把革命的旗帜接过来，传下去了。这是我们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啊！我的脑海在翻腾，他又说：“还有你，也可以在军区司令部里多负一点责任。”我知道自己力不能及，急忙推托着说：“我不行……”“怎么不行，才干是锻炼出来的，你也是红七军上来的呀！”张老打断我的话，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当晚，我一夜没睡着。
后来，经中南军区批准，中央军委备案，1952年6月，李天佑同志担任广西军区司令员，我担任了军区参谋长。
张老自动让贤，在广西党内、军内，开创了先例。
关怀
1965年冬，一个北风呼呼的早晨，突然有人来敲我的大门。我开门一看，面前站着一个70多岁的老人，他白发苍苍，两边太阳穴青筋突起，脑袋已有点摇晃了。他，原来就是张老，多年不见面，他竟然变得这样衰老了，这是为党为国分忧太多了！我连忙请他进屋里坐，一边递上热茶，一边问张老：“天气这么冷，怎么来到这里？”
“北京更冷，受不了，我要到南宁过冬，听说你们都在这里。就在这里停一停，看看你们！”
“你为我们操心太多了，你要多保重啊！”
他问我的情况，我说：“按少将离休年龄的规定是55岁，可我53岁就离休了。”他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嘛，安心休养吧！”接着他说：“听说，你们这里是将军村了。”
“不能这样说吧，只有姜茂生和我是少将级。”我解释说。
“我听老百姓说的呀，你们不要小看自己，群众是尊重你们的，你们这里是将军村、荣誉村。”张老这一番话，把我说得心里暖乎乎的。喝完茶后，他看了看房子，又看看周围，口里不停地说；“不错，不错，党和人民没有亏待你们呀！”我说：“够优待的了。”他看完，就回榕湖饭店去了。临走时，叫我和几个原红七军的老同志到他那里。
下午，我和姜茂生、谭庆荣、黄超、杨维森、覃思忠等同志都去了。一进房子，暖气向我们扑来，加上好不容易才能和张老在一起，身体更感到暖和了。我们坐下来，就热烈地交谈起来，张老说：“你们没有工作，可以给年青人讲讲革命故事，也可以写点东西，教育后一代呀！”我们说：“写东西，困难不少。”他说：“我年纪比你们大，困难更多，我也要写。你们应该写一点，有病就看病嘛！”他还问我们，回农村过没有，他说：“有时间，要到农村去看一看，不要老是‘孤守城池’。”他把我们逗笑了。他的话听起来虽然很轻松，但意义极深刻，一是要我们写革命回忆录，把革命传统传下去；二是不要脱离群众，时刻关心群众生活，离休了也要密切联系群众。这就从根本上提醒了我们，要保持红军光荣的本色。他的话，至今仍在我的耳边萦绕着。当天下午，他又搞了一桌饭，请我们一起进晚餐。
1969年，中央军委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和黄超去参加，趁机请假去探望张老。黄超得批准了，我因有“反革命”问题，未得批准。黄超去到张老那里，张老关心地问：“国翰不来？”黄超告诉他，来不了。张老知其原因，就说：“你们回农村去吧！”意思是说，林彪整你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