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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喜鹊不知在此住了多少年，春山早已离开这个地方。春山当年制造“省略号”的地方，已经碧波荡漾，林涛阵阵。周遭许多的树上，有许多个喜鹊，许多个“间隔号”。可春山，年年都来这里，回想当年镐头当当砸响石头，砸得火星四溅的地方，已经绿树如荫，百鸟齐聚，心里甜得不行……
不知为什么，那两个喜鹊突然不来了。
春山为它们担心起来。
种种不测都想到了。
眼见那个“间隔号”一样的喜鹊窝，那个飞出过无数小喜鹊的地方，被雨剥蚀，被风摇碎，当年“２Ｂ”铅笔描绘的地方，线条散了，一个一个飘落下来，春山竟落下泪来，无限感伤。尽管，周遭的大树已经很多，来此絮窝的喜鹊已经很多，可春山希望那两只喜鹊回来，那个窝还能飞出更多的翅膀……
我问春山，来这里多久了。
“太久啦。”春山说。
“时间对我来说，不是一年年一月月一天天，而是树，一棵棵，一片片，一山山……”
春山甩动一下披肩长发，拨开过胸的胡须，闪闪发亮的眼睛一转，呵呵笑两声，洪亮之声若空谷回响：“其实啊，我在前边已经说过了，‘造反派’批准我来给我爸妈守墓，不就说明了时间了吗？”
春山的故事很长。版面有限，我只能截取一小段儿。但我不能不告诉读者结尾。一个神话一样优美、意味深长的结尾。在此，我摘抄一段井上征男先生的文章：
“你说什么？春山叔病倒啦？！”
“大概是吧……一晃八九年没见到他了……”
人们这才想起，在那山上，在那墓地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孤零零地活着。
人们结伴去探望，向昔日的荒山走去。可此时人们惊呆了！这山没移、没动，可怎么变了模样，认不得了？
漫山遍野的杉树，都已长高成林，远远望去郁郁葱葱，一片翠绿！而在其他几座小山包上，还种着桐树、云松和桐柏。
而更令人们不解的是，每棵树干都拴一个有数字的小牌，从“１”开始数去，竟然数不到尾！
人们兴趣大增，好奇心越浓！年长的人的心却随着登山穿林的脚步放慢，而跳的越响，血流得越快。
望着满目青山，他们的眼睛湿润了！“到哪去找他呢？”人们在茂密的林子里追逐、奔跑，开始着急地大声喊起来：
“春山叔……”
“春山爷爷……”
喊声在群山中回响，像山歌、似民谣，好甜美、好生动、好悦耳。不一会儿，从山后传来一串苍劲粗犷的回应——
“我——在——这儿——哪——”
人们循声寻去，只见春山正向一棵杉树上拴着小牌牌，上面的数字是“３５００００”！孩子们惊喜得蹦了起来：“哇，种了这么多树啊！”啊，“３５００００”，这个数字代表了什么呢？它寄托着一位日本人怎样的胸襟和祝愿呢？
七轰动日本的“两个事件”
日本孤儿徐明的养父，是那个当了一辈子瓦匠的徐佐志，那个后来连削梨都如“掂”砖头那样掂来掂去的老人。在９３岁老人手中的那个大鸭梨，像个黄色的大青蛙一样在他手上跳来跳去……
他的日本女儿徐明，就是在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动作中，“掂”来吃穿用，“掂”来她考上师范学校的学杂费，也“掂”来回祖国日本寻亲的机会……
在此，我之所以讲述徐明的故事，是因为“徐明事件”牵动中国妈妈的心：“徐明事件”曾经轰动日本，促使日本政府对回国日本孤儿获取日本国籍政策“动摇”了；那些中国妈妈因“徐明事件”而对日本孩子“悬”着的一颗心“放下”了……
１９８０年６月２３日。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北山宾馆。
当２５位日本孤儿第一次见到来自祖国日本的亲人，３５年的离别之痛涌上心头，什么都说不下去，一个个依偎着日本同胞的肩头，号啕大哭。会见持续了两个小时，尽管孤儿们大声哭诉自己的身世，却没有一个人完整地叙述出自己的经历。
徐明，就是其中的一个。
临别，徐明对日本《朝日新闻》记者菅原幸助说：“明天我还要上班，不能去车站送行了，千万要帮我找到在日本的亲人呐！”
然而，第二天早上，徐明还是来了。
徐明快速从人群中挤着，蹦跳着，跑到菅原幸助的车窗前，列车已徐徐启动。徐明灵机一动，把一封信从车窗塞了进去。
徐明的信很短：
我叫徐明，是日本战争遗孤，我的中国养父母能证明此事。我究竟是谁的孩子？我的生身父母又在何处？请您帮助我去寻找，今后我会把您当做亲哥哥看待。
菅原幸助在报上发表了数行字的短文后，札幌市某公司职员来信说“徐明是我的孩子。”此后，经过多次交换信息和各种情况判断，确认了他们的“父女关系”。
徐明挥泪告别中国的养父母，辞了工作，变卖了家产，并向中国朋友借些钱，母子４人回了祖国日本。
父女皆大欢喜。
可是，当做了亲子鉴定后，鉴定书上却填写了“二人之间无血缘关系！”
如同当头一棒，晴天霹雳，“父女”二人顿时“茫然无措”。
回家后，“父亲”一反常态，顿顿喝酒，每酒“必醉”，他大声吼叫着：“你已不是我的女儿，赶快回去，回中国去吧！”
徐明滞留日本签证的日期不多了，日本出入境管理局人员也发出无情的通牒：“只要父女关系明确否认，必须在１月２０日前从日本离境，如违法滞留日本，将采取强制遣返措施。”
话毕，管理员“啪”地一下，把公证书抛给徐明。
临来前，徐曾为自己找到日本生父而欣喜若狂，开明的中国爸爸妈妈支持她回来，热情的中国朋友为她举杯饯行，如今却落魄至此，她有何脸面见“江东父老”？
回想中国爸爸妈妈对自己这么好，含辛茹苦把自己拉扯大，老了，宁可自己忍受失去女儿、年迈无人照料的痛苦，还是支持她回到日本。临走时，中国爸爸徐佐志的话犹如在耳：“孩子，去吧。不用惦记我。我挺好的。可我还是要说，如果你在日本生活不习惯，你可以随时回来。记着，中国，我这儿，永远是你的家！”
可是，她怎么回去？
徐明日思夜想的母亲祖国的政府竟如此冷淡、无情，如重锤落顶，一下把她的精神击垮了，她绝望了。一夜中她写了７份遗书。可是，当她寻觅要自缢的地方，掏出已备好的药物，她犹豫了。徐明回头看看睡得正香的孩子们的脸，极力抑制着自己别哭出声来，不免心中一颤：“我就这么死了，我的孩子又成为孤儿，这不是‘旧戏重演’吗？我不能给孩子们带来灾难，为了孩子，无论遇到了什么，我也要活下去！”
这天，当徐明站在札幌的丰平川大桥，看到日本市民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举行热烈的“欢迎仪式”，欢迎大马哈鱼回归故里。原来，大马哈鱼从这里出发后，每隔三四年就回游到故乡河一次，此时，众多的日本人会举办隆重的仪式兴高采烈地欢迎它们。
睹物生情，徐明悲伤万分。
我们不是大麻哈鱼，我们是人！可是，我们相隔３５年才回归祖国，却没有一个人欢迎我们！欢迎，已是太奢侈的词汇，为什么，日本政府不顾我们的感受和处境，在我们走投无路时，还要把我们强行撵回中国！难道，我们这些饱受战争之苦的孤儿，连条大麻哈鱼都不如吗？
徐明想到《朝日新闻》的记者菅原先生。
徐明在给菅原先生的信中说：“我以为找到了生身父亲，就变卖了所有的家产来到日本，走到这一步，我已经不能回中国了。前些天，我看到大马哈鱼由大海回游到札幌的河里，众多的札幌市民都去迎接这些回归的大麻哈鱼，报刊、电视媒体对这些进行了大量的报道……战争是国家发动的，从人道主义出发，国家应负责帮我找到生身父母，不仅没有如此，却要对我进行强制遣返，这是个多么无情的国家，我非常羡慕大麻哈鱼，我们战争孤儿也是人，但在日本人眼里，还不如一条大麻哈鱼，这是多么可悲呀！中国政府曾通过调查确认了我们是战争遗孤的身份，并发了公证书，尽管如此还要把我们强制遣返中国，我将以死抗议日本政府对待本国国民的态度。”
徐明在信尾强调说：“大麻哈鱼的回归比人的回归更感到喜悦，对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战争遗孤却采取强制遣返的无情祖国和国民，我将纵身跳进丰川（大麻哈鱼回归之河），以一家集体自杀以示抗议！”
菅原幸助接信后，马上分别给札幌市的板垣市长和在札幌市西区手稻田山口区从事帮助遗孤志愿者活动的柴田正雄医师发信。
柴田医师接后马上去徐明的宿舍，苦口婆心相劝，让她鼓起生活的勇气。还组织了居住在札幌市内的遗孤，为徐明举办了盛大的欢送会。
板垣市长与柴田医师马上回信说：“情况了解，务请放心。”板垣市长立刻准备了徐明４人的机票，并赠送了２０万日元生活费，委派福祉事务所的一名工作人员，将徐明母子安全送到了东京。
在菅原幸助的协助下，东京遗孤联合会事务局长郡司彦、铃木源太郎都议会议员协同出面，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在“住房难”的东京，为徐明在“新幸庄”安排了住房。
朝日新闻社记者清水胜彦在晚报刊登了题为《寻觅的父亲却为路人，羡慕大麻哈鱼》的文章，专门介绍徐明母子的情况，在全国影响很大，各地寄８００多封热情洋溢的来信，对徐明一家深表同情，对政府的冷漠进行抨击，还有人干脆寄来捐款。与此同时，法务省品川入管局寄来批准签证延期的通知；著名律师河合弘之愿意提供法律援助——很快，全国各地已寄来几百万日元捐款。
在日本，徐明是第一个没有找到亲人而取得日本国籍的人。
“徐明事件”不仅在民间影响巨大，也冲击了日本政府，促使日本政府改变、调整了对归国孤儿不公正的政策待遇。
此后，徐明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就职。
多年如一日——只要日本孤儿需要帮助，她都无偿帮忙。
１９９６年，徐明在访日调查时在代代木中心咖啡屋巧遇亲姐姐——５１年后的再度相会，徐明才知道自己的出生时间，才知道自己叫池田澄江。
池田澄江忧伤地说：“我回日本１３年后，才找到了亲属。但当时我母亲已经去世了。如果日本政府真心实意地积极努力，协助我们寻找亲人，那么我梦里看见的亲生母亲就一定会见到。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无限悲伤，痛苦不已……”
除了“徐明事件”外，还有一件事轰动日本：状告国家和日本政府。
后一件事到我写这篇文章时，还在“进行时”。
日本孤儿回国后，因为语言和生活习惯上的障碍，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们没能享受日本国民正常的“生活保护”待遇。日本官员这样催逼他们：“你们要早点自立，‘生活保护费’是全体国民的血汗钱！”“不管会不会日语，你们必须工作，不能这样‘享受’国民的税金！”
可以说，除了个别身体因素外，回日本的孤儿们个个自强自立，谁都不想吃闲饭。可是，语言、习俗、工作差别等因素，他们举步维艰。一再的委屈，低人一等，遭人白眼，孤儿们受不了。孤儿们说：“我们不需要生活保护，政府应该有新的制度，来支付和保障我们的老年生活。”
一些不能工作的老人，一个月只能拿难以生存的生活费，还要受人监视——不许回中国，回国期间不预支付生活费。如果丈夫不在家，就会有人追问：“你丈夫呢？他到哪里去了？”他们怀疑：如果丈夫回了中国，就将扣除其间的生活费。
南岛姬势子这样对我说：“中国有我的救命恩人养父母的墓，也有我丈夫的亲属，可我怎么回去啊？对我们来说，回中国不是去旅游，而是探亲。可是，如果我们接受生活保护的话，连我们看中国养父都被限制了！”
２０００年，南岛姬势子养父母家的哥哥去世了，她想回去奔丧，要知道，哥哥从来都把她当成亲妹妹呀！可是，担当员说：“你现在接受生活保护，不许去中国，要去的话就要在生活保护费里扣除你不在日本那段时间的生活费。”
南岛姬势子被阻止了。
南岛姬势子流着泪说：“我多么难啊！因为没钱去不成中国，中国的亲人说我忘了恩情，原来跟我非常好的侄子也不跟我往来了……”
前不久，我读了一本朋友刚刚从日本带来的书——《啊，我的祖国！》，副题是：状告母亲的中国残留日本孤儿。３０多万字，我几乎是一气读完！这是一本日本人专门为这些回国的孤儿们写的书，每篇文章都是一部沉痛的血泪史！书中人无不沉痛地表示：因为这个耻辱的“生活保护制度”，不仅使他们遭受人格屈辱，也使他们无法赡养还健在的中国养父母，无法到救命恩人的墓前祭祀……
在日本东京，我就此事问询了十几个日本孤儿，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生活保护是污辱我们！”“什么生活保护啊，纯粹是无耻的歧视政策！”
孤儿们是战争的牺牲品，他们已失去太多了。为什么，回到祖国还成了“二等公民”？
为了直起腰板生活，他们于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２年，曾将“保证老年生活”的请愿书，动员了近１０万人签名，一起提交给国会。
然而，国会不予理睬。
政府不予理睬。
孤儿们愤怒了——终于爆发了状告国家和政府的震撼日本的行动！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关东地区由６２９名孤儿（即第一批原告和第二批原告的总和）率先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０日，２１名孤儿向鹿儿岛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同一天，９０名孤儿向京都法院提起诉讼；
５１名孤儿向广岛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１０月２９日，４名孤儿向德岛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１０月３０日，４５名孤儿向高知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１１月２６日，８０名孤儿向北海道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１２月２５日，１１１名孤儿向大孤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截止２００３年底，已有６０％的回日本的孤儿拿起法律武器，为自己的老年生活而状告国家和日本政府！
很快，诉讼浪潮成了燎原之势，迅速席卷日本！
２００４年，共有１０多个律师团在日本各地“步步紧逼”，多次同“高层”对话，向国家和政府高层讨公道……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日本孤儿前川清子来到中国沈阳，详细向我讲述了这个“官司”，说孤儿们的官司快出头了，估计明年三四月份能结束。
２００５年１月８日，农历大年三十，前川清子完全以中国人的方式，专门打来电话，以一口流利的汉语，辞彩飞扬、激昂澎湃地向我拜年。我很感动。毕竟她在中国生活过，了解中国民情，谙熟中国礼节。之后，我们还提到这个官司。前川清子说，她头些日子回日本后，又与几位孤儿代表，同日本政府进行了一轮谈判，双方各自在原有立场上，都让一步，事情有望解决。为了造势，孤儿们举行了“百万人”签名一事很顺利，日本同胞深深同情这些死里逃生的孤儿们，已有１０多万日本人响应孤儿们的号召，参与了签名。
此文即将结束时，我特意问询这个官司，日本友人告诉我：还在“对峙”。
我的心不免一沉。这些孤儿们被中国妈妈救活、养大，在中国，他们不仅没有受到歧视，还大都接受了中高等教育，成为“同代人”的佼佼者。但，他们还是敌不住“祖国”二字的诱惑，一心回国。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祖国的怀抱中，却受到待遇歧视，老而有忧……
还有自尊。他们说，在中国，人家说我们是日本人；在日本，又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到底是什么人？
八她两次被生母抛弃
１９４５年８月。
万裹子趴在高粱地里，头都不敢抬，任“嗖嗖嗖”鸣叫的子弹飞过去，还有不时震天动地的爆炸声。“扑”地一声闷响，一个东西落在眼前。万裹子一看，“妈呀”叫一声，又立刻捂上自己的嘴。逃命前，爸爸曾对她说过，“往前爬吧，爬出去，不要出声，不要叫！”万裹子哆嗦着，盯着眼前那只血淋淋的脚……
万裹子吓得昏死过去。
万裹子醒了。周围很静很静。万裹子突然大叫起来：喊爸爸、妈妈，喊姐姐、弟弟……
万裹子边喊边跑啊跑，爬啊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