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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这些精神交流的成果，是人类史上不朽的作品：席勒的《华伦斯坦》和歌德的《赫尔曼与窦绿苔》。《华伦斯坦》中明显含有歌德的气息，而《赫尔曼与窦绿苔》中席勒的精神也一目了然。歌德曾眼含热泪向冷家姊妹朗诵《赫尔曼与窦绿苔》的片断，朗诵完毕，他一边擦去眼泪一边说：“我们就是这样被自己的心火熔化。”
１７９８年，歌德与席勒共同推动的魏玛剧院将要落成，歌德决定用席勒的《华伦斯坦》来为这个新舞台揭幕，逼着席勒日以继夜地加快写作速度。１７９８年１０月１２日，剧院以演员朗诵《华伦斯坦的阵营》作为落成典礼，当晚在观众席上观赏这一盛大典礼的只有冷家姊妹、歌德和席勒。
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虽然此前已经多次听过席勒自己的朗诵，可冷家姊妹仍然再次深深地为席勒的这部伟大作品感动。而席勒，则因为她们的感动而感动。
是的，还有什么事情能比同时让两个爱人幸福更愉快呢？何况她们还是姐妹！何况她们还是公认的如花美人！
１７９９年秋天，在两个儿子之后，冷莎露给席勒生了一个女儿。产后１１天，她患了严重的产后忧郁症，幻觉严重，甚至企图自杀。与歌德不同，席勒并不忌讳老婆的病。他守候在冷莎露床前，夙夜匪解，举案齐眉，直到她１２月初勉强痊愈。１２月３日，他们终于实行了冷莎露的计划——西迁魏玛。
４０岁的席勒举家搬进了他负债买的房子。他的这次搬家最大目的是有利于他与歌德的友谊：席勒的新家与歌德位于“女人们策划”广场的家只隔了几栋房子。席勒住在新家的最高一层，房间里清晨与中午都充满了愉快的阳光。惟一美中不足的是，席勒母亲在他们搬入新家的当天去世。如果中学可以西传，这将是“子欲养而亲不存”的德国版。
此时的席勒并不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只能再活五年。
他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冷家姊妹。
产女、病妻、搬家、丧母，如此纷繁复杂的世务之下，席勒丝毫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在离开耶拿之前，他彻底结束了《华伦斯坦》三部曲，并开始写作剧本《玛丽亚·斯图亚特》。
席勒搬到魏玛的目的没有落空。搬到魏玛之后，席勒和歌德两家几乎合二为一。冷家姊妹与伍碧丝和夏露笛的良好关系，保证了这两位文学巨星的伟大友谊。冷家姊妹未曾料到的是，她们就此酿成了自己爱情的惟一一次失败——席勒曾称自己与歌德的友谊是“我整个生命中最美的事件”，超过了他与冷家姊妹的爱情。当然这样的失败，是真正可以称为“败亦欣然”的。
歌德家地方宽大，还有一个大花园，所以每逢周末他家总有聚会，而通常不喜欢凑热闹的席勒不仅每请必到，而且每到必兴致高昂，流连忘返。据歌德回忆录记载，他与席勒很多诗作的灵感均来自这个私人聚会。席勒在这个时期写下的诗作《钟之歌》（Ｄｉｅ Ｇｌｏｃｋｅ）２００４年更被评为“德国人最喜爱的诗”。他们的友谊如此之深，以至于迎接新千禧年的１７９９年１２月３１日之夜，他们都未参加宫廷和社会组织的庆典活动，抱病在促膝谈心中进入了十九世纪。
新世纪新生活。席勒的家庭虽然仍然难说富裕，但却在冷家姊妹的主持下丰富多彩，席勒的创作也随之进入了高峰期。但是，他的身体状况同时却走上了下坡路。１８００年，被称为“德国莎士比亚”的席勒终于实现了他长久的心愿：将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改编成德语演出剧本。６月，他结束悲剧《玛丽亚·斯图亚特》。１８０１年，描写英法百年战争中的法国民族英雄圣女贞德的《奥尔良姑娘》完成。这个剧本被誉为德国解放战争的宣战书，鼓励德国人民将祖国从拿破仑的异族统治下解放出来。同年，席勒改编了意大利的中国题材名剧《图兰朵》。
１８０２年１１月１６日，在魏玛大公的大力促成之下，席勒被普鲁士国王册封为贵族。席勒本人对此当然不以为意，但是，１２年前冷莎露为了嫁给他而被迫卸下的贵族头衔，他现在可以亲手给她戴回头上，对席勒这个文学江湖的大侠而言，何尝不是快意恩仇的仰天长啸时刻！
作为文学巨星，席勒的朋友遍天下，然而历数他的终生莫逆，只得三男三女。三男即克尔纳、歌德、威廉·封·洪堡，后两者都是在冷家姊妹的撮合下结识的。三女即冷家姊妹和冷家姆妈。他自己曾经说过，他最愉快的时光，就是和这三个女人单独相处。独处时刻，他通常会把自己的最新作品朗诵给她们听，期望从她们的嘴里得到第一声由衷的赞美。
１８０２年的最后一个夜晚，恰逢丈母娘来访。晚饭之后，席勒把刚完成的《墨西拿新娘》初稿朗诵给她们母女三人听，而她们的反应之热烈，令到席勒最后大声宣布，今后每年的元旦前夜，他都要给这三个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朗诵一出新的悲剧。席勒的爱如潮水一般包围了三个美丽聪明的女人，她们的呼吸急促，胸脯起伏，彻底沉浸在被天才呵护的幸福之中。
她们完全不知道，一生说话算话的席勒，将永远无法兑现他的诺言。
１８０３年１月，《墨西拿新郎》在魏玛剧院上演。为了给铁哥们儿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歌德从头到尾接管了排练，根本不让席勒参与，直到此剧最后正式上演，才让席勒和观众们一起观看。歌德达到了目的：作为作家本人，席勒为这部悲剧的凄美所深深打动，以至于他当天晚上回到家中之后还因为过于激动而说不出话来。
作家固然是作品的父母，然而作品一旦问世，就像孩子成年一样拥有他自己的人生，他将从此独立在世间行走，令最护犊子的父母也无从置喙。
后来，有个不识相的批评家指责说该剧的前几幕情节不够突出，歌德是这样回答的：“嗨，席勒写戏根本就不需要情节！”
１８０４年３月１７日，席勒的《威廉·退尔》在魏玛首演，演出取得巨大成功，《威廉·退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一面鲜艳的红旗，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曾在中国的各大城市演出，并赢得广泛赞誉。托马斯·曼曾盛赞席勒说：“他自创了一套个人的戏剧语言，从独一无二的语调、表情和旋律中立刻可以判断出是他的作品——这是在全德国、也许在全世界所创造出来的最辉煌、最富有诗意的语言。”
综观席勒的戏剧作品，可以看出他的作品以整个欧洲为诉求对象，他追求的是整个欧洲的自由。《唐·卡洛斯》写的是西班牙，《奥尔良姑娘》写的是法国，《华伦斯坦》写的是中欧，《玛丽亚·斯图亚特》写的是英国，《墨西拿新娘》写的意大利，《威廉·退尔》写的是瑞士，未完成剧本《德墨特里乌斯》则写的是俄罗斯，此外，他还改写过中国题材的意大利作品《阿依达》。席勒的作品不仅超越阶级、种族和等级，而且也超越了民族和国界。他不仅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个欧洲主义者，他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世界公民。德国著名诗人亨利希·海涅说：“席勒为革命的伟大思想而写。他打碎了思想上的巴士底狱，他建造了自由的神庙，而这个伟大的神庙将会让所有的民族结为兄弟。他是世界主义者。”
歌德一世生活富足地位崇高，他对自由的看法与一生困蹇的席勒大相径庭，例如他对拿破仑就五体投地。席勒死后，他曾对爱克曼说：“贯穿席勒毕生作品的主线就是自由……在青年时期他追求的是肉体的自由，在其后的生命中他追求的是理想化的自由。”歌德认为“其实我们用不着太多的自由……只要能健康生活和干自己愿干的事，一个人的自由就足够用了。而我们要获得这样的自由并不难。只要不逾越出生时上帝为他划定的界限，公民就与贵族享有同样的自由”。
这个当然是屁话（愿歌德在天之灵原谅我的粗鲁）。在血海中沉没的法国大革命虽然以残暴黯然收场，但１７８９年８月２６日法国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宣言》，却奠定了此后世界历史的惟一正确走向，而“自由”，是《人权宣言》的核心价值之一。受尽暴君欺凌迫害的席勒，一生始终怒发冲冠地为自由鼓与呼，他的喜欢办报、当出版商和编辑，而且经常同时身兼三职，原因概在于此。论到为自由而战，永远自动与被压迫者站在一边的他，远比歌德来得高明。他的那声断喝：“不，暴君的权力不是无限的！”直到今天听来还像二百多年之前一样振聋发聩，绕梁三日而不绝。
１８０４年４月２６日至５月２１日，乘去莱比锡办事的机会，席勒应当年曼海姆剧院时期他的主要对手、著名演员伊夫兰（Ｉｆｆｌａｎｄ）之邀偕全家造访柏林。柏林当时是普鲁士帝国的首都。１７９９年夏天，普鲁士国王夫妇曾专门到魏玛看过席勒的名剧《华伦斯坦》，王后当时就惊叹于席勒的天才，很想把他延揽到柏林。伊夫兰像达贝格一样，早已臣服于二十二年来席勒的辉煌成功，从不服气的对手变成了最热情的拥趸。他非常努力地想把王后的想法付诸实施。
席勒全家到达柏林，欢迎仪式盛况空前。柏林人为席勒提供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丰厚的年薪，促使席勒一度决定举家迁移柏林。不过，这时的席勒已经比当年星夜出逃斯图加特时老了二十多岁。人老的明显标志就是不愿接受陌生事物。两周之后他回到魏玛，马上开始生病。生病的席勒更觉得自己离不开魏玛的朋友。而且，歌德还说服大公将席勒的年薪翻了一倍，并保证今后逐年提升。
最重要的是，冷莎露不喜欢柏林。魏玛因为夏露笛而得到了歌德，柏林却因为冷莎露而失去了席勒。
杰出的女人这样影响历史。
为了留住席勒，魏玛大公在歌德的劝说下特许他每年可以带薪去柏林住一段时间。在当时说来，这是异乎寻常的优厚待遇。席勒终生未能享受这个待遇。
虽然薪水翻了一倍，但席勒却开始担忧自己身后四个子女的生活。因为，他已经听到了死神在遥远的地平线传来的沉重的脚步声。最后一次与冷佳琳在公园里散步时他曾说：“如果我能给孩子们留下足够他们独立生活的费用就好了。一想到我的孩子仰人鼻息，我就觉得无法忍受。”一生始终没有丰厚收入的他，太明白仰人鼻息的可怜和悲伤。
然而，他的身体却等不及他为孩子们做出妥善安排。当冷佳琳最后一次陪他去看戏时，席勒告诉她自己身体很不好，多年以来总是疼痛的左胸现在却一点儿都不疼了！他去看过医生，医生说他的左肺叶完全空洞化了。
随着健康的每况愈下，席勒开始避见陌生人。只有与冷家姊妹独处，他的心情才能明亮。
１８０５年４月２９日，席勒最后一次踏出房门看戏。戏到一半，他开始发高烧。他的生命由此进入倒计时。
五月头几天他还支撑着接待朋友，但病情很快就恶化了。５月７日晚冷佳琳去看他，他跟她讨论悲剧怎样才能激起人类内心的崇高。因为不想让席勒过于激动，冷佳琳的回答比较平淡。敏感的席勒觉得了，于是说：“嗯，如果没人明白我的话，而且我也不再明白自己的时候，我还不如沉默。”过后不久，他就进入昏睡，在梦中却不停地说话。“这就是你们的地狱吗？这就是你们的天堂吗？”他在谵妄中叫道，同时面带笑容地向上看去，好像空中有他的朋友。晚上他稍微清醒了一点，冷佳琳喂他喝了些汤。当她离开时，席勒对她说：“我想，如果上帝保佑，我今晚能睡个好觉。”
５月８日早上有人把他的小女儿带到他床前，他满怀愉快和怜爱地看着她，却没对她说什么。晚上，席勒已经不太能说话，时常昏睡，可当冷佳琳来到床前问候时，他却紧握着冷佳琳的手说：“越来越好了，生机勃勃。”这显然是愿望而非实际情况。这也是他对冷佳琳说的最后几句有意义的话。然后他要求打开窗帘，想看看太阳。席勒满怀欣喜地看着夕阳西下，大自然在一片金碧辉煌中默不作声地接受了他的默默道别。弥留之际，席勒没有要求见孩子，也许他并不相信自己会离开他们。
一直守在席勒病榻边的老仆人说，当晚席勒在神智不清时说了很多话，多数是他未完成剧本《德米特乌斯》中的台词。有一次他向上帝祈祷不要让他死亡的过程太漫长。
上帝显然听到了他的话。
５月９日，席勒绝大部分时候都昏迷，时断时续的谵语都是拉丁语。这时守在席勒床前的只有冷家姊妹和医生。医生让冷家姊妹给席勒洗个澡，席勒虽然极不愿意，但还是勉强接受了。医生没有告诉他，这是净体的最后机会。然后，医生让他喝了杯香槟，目的是让他不断下降的体温升高一点。这不仅是席勒慨别人世的辞行酒，而且也是他一生中接受的最后一些液体。后世误传席勒写作时一定要喝香槟，也许来源于此。
生命中最令人不堪回首的时刻终于来临。席勒胸口的憋闷让冷家姊妹不得不在他的身下塞进几个枕头。席勒靠在枕头上茫然四顾，好像已经到达基督教中信誓旦旦的那个彼岸：他连冷家姊妹也认不出来了。
冷家姊妹与席勒共同度过的时光实在太美好了，现在她们不得不为这样的超级美好付出代价：她们必须眼睁睁看着席勒誓言的那条连结自己与亲密爱人的“生命中永不撕裂的纽带”在生命中寸寸断裂，而曾经辉映流星雨光芒的眼睛变得迷茫陌生。眼看如此智慧锐利的大脑慢慢坠入万劫不复的混沌黑洞而无法施以援手，冷家姊妹终于明白与天才相爱终究无法逃避撕心裂肺、心智两失的暗淡时光。
将近三点，席勒开始全面衰竭，呼吸也变得时断时续。冷家姊妹忙忙碌碌地做着一些小事，试图借此抵挡铺天盖地而来的巨大悲伤：冷莎露跪在床头握着席勒的手（后来她告诉姐姐，虽然席勒既听不见也看不见，可还是最后一次握了握她的手）；冷佳琳和医生站在床脚，不停地把烤热的枕头放到席勒脚下，希望能捂热他冰冷的双脚。
突然，像有一股潮水涌过席勒的面庞，他的头向后仰去，寂静像涟漪样一层层漫过他的脸，席勒的面容看上去好像进入了永恒的梦乡。
他终于未能信守自己的承诺，与冷家姊妹共同走完世间的旅程。他如此快速地离开了她们，以至于我这个后来人都产生了强烈的背信弃义的感觉，虽然，席勒并不能对自己的离开负责。
医生赫尔德尔是席勒家的老朋友，他参加了对席勒遗体的解剖。他告诉冷佳琳：“里面全烂了，这个人十年前就应当死了……即使席勒能从这次高烧中恢复过来，按肺部的情形，他也会随时危在旦夕，生命超不过半年。”
半年？也许有了这半年，席勒就可以完成他的悲剧《德米特乌斯》。席勒逝世之后，沃威封在他书桌上发现了《德米特乌斯》中人物马尔法（Ｍａｒｆａ）的一段独白。这也是席勒——这个写作了一生的人——留给世界的最后的文字。
席勒之死，倾城魏玛。歌德后来在给柏林朋友蔡家福（Ｋ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Ｚｅｌｔｅｒ）的信中说：“我觉得我失去的是自己。我失去了一个朋友，而他是我生命的一半呵！”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得到歌德哪怕是相近的评语。当天晚上，魏玛剧院全体演员拒绝登台，演出被迫取消。５月１１日深夜，装着席勒遗体的棺材被十二个贵族男青年稳步肩出，下葬在雅可布墓园（Ｊａｋｏｂｓ－Ｆｒｉｅｄｈｏｆ）。
那是个美丽的五月之夜，婉啭的夜莺呖呖歌唱，伴随着席勒入土为安。
２００５年５月９日，正是席勒去世２００周年。
这一年是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席勒年”。也是世界的“席勒年”。
席勒的棺材首先安葬在一个地下墓室。虽然当时有很多人争相向冷莎露提供墓园，但冷莎露都未同意。因为友人贝克尔（Ｂｅｃｋｅｒ）和伯爵本策·施德瑙（Ｂｅｎｚｅｌ－Ｓｔｅｒｎａｕ）曾许愿买一块地送她，让席勒今后能跟家人合葬。冷佳琳连名字都取好了，就叫“席勒林苑”（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ｈａｉｎ）。但德法战争破坏了这个计划。当魏玛一个新的墓园竣工时，冷莎露又想买一对相邻的墓穴，以便今后自己能与席勒合葬。这时的魏玛市长施瓦伯（Ｓｃｈｗａｂｅ）——他是当年为席勒扛棺的十二青年之一——以市政府的名义准备在魏玛的一面山坡上腾出一块儿地来营造一个小型的“席勒林苑”。
计划进行过程中打开了席勒的棺材。因为保存棺材的墓室非常潮湿，席勒的遗体损坏严重。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