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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大家沮丧苦闷的时候，叶楚梅收到了父亲的来信。叶剑英在信中写道：
“我知道处在遥远的国家，由于言语、习惯等等，自然要增加一些对祖国的怀念。何况祖国的人民，正在以千万倍的信心和勇气，来打断快要挣断的锁链的时候，不断胜利的狂风，吹到无限遥远的西方的时候，你们的心情爸爸是很知道的。女儿，让爸爸们，把新民主的地基铲得平平的，让你们后一代，能够在我们的国土建筑起一座自由、快乐、文明、进步、庄严、华丽的世界。你们不能逃避这一责任，你们必须完成你们这一代的责任。因此。当着你们还在学习时期，就应该全心全意地为建设我们完全新的中国而努力！”12
青年们争相传阅这份沉甸甸的来信，分享着来自祖国亲人的温情。父辈们充满激情的话语，重新拨亮了大家心中的理想之火。
高年级的中国留学生们也伸出了援助之手。陈祖涛，和刘允斌、张芝明三人联名给苏共中央书记马林科夫写信，反映中国留学生在伊万诺沃遇到的困境。为了表明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信中还列了一张清单，将这二十一名同学的父母在中共的职务逐一做了介绍。很快这封信就有了回音，马林科夫派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科洛马瘳夫来调查此事。
1949年夏，刘少奇和高岗到苏联进行秘密访问，向苏方汇报了解放战争形势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建国各项准备工作的进展。中国同志对形势的乐观判断，彻底打消了苏方的种种顾虑。学生们来莫斯科上学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据谢绍明讲，在大家动身前往莫斯科之前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1949年夏天，苏联红十字会安排大家到莫斯科附近的谢涅什疗养院休养，途中要经过莫斯科。伊万诺沃方面不知何故不愿让大家去莫斯科上学，就将其中两位同学扣下来不让走，希望借此牵制中国的学生们。可这哪里难得住具有多年革命斗争经验的中国青年干部呢？大家暗地里把两人的行李运上车厢，就在列车启动的时候，两位同学偷偷爬上列车。随着列车一声长鸣，二十一名中国学生终于结束了曲折漫长的等待，开始了憧憬已久的正规学习生活。
大学生活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首先面对的问题，是如何选择学校和专业。
在出国前，东北局就已经指示，到苏联后，要根据国家的需要选择专业，并建议学经济、学工业。中央关于留苏学生学什么，也有比较统一和明确的看法。任弼时同志到苏联治病期间，通过任岳、任湘传达了这方面的意见。他不主张中国派到苏联的留学生学习政治，也不赞成学习文科。他强调，中国派到苏联的留学生应该学习工科、学习工业。至于具体学习哪一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进行选择。
第三章 开路先锋（4）
因此，与后来的留学生相比，这批学生在专业选择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祖国的需要加个人爱好”，成为大家选择专业的原则。
在苏联，对年轻人们触动最大的是其高度的电气化水平。大家都记得列宁说过的话“共产主义是苏维埃加电气化”。因此，莫斯科动力学院是最受青睐的，罗西北、李鹏、林汉雄、崔军、贺毅、肖永定都选择了它的水力发电专业；
高毅也选择了莫斯科动力学院，但是是在土木系学习建筑；
自幼就特别喜欢摆弄机器零件的邹家华，选择了鲍曼高等工业学院。同样选择鲍曼学院的还有刘虎生和张代侠；
一代名将叶挺陨命于飞机失事。叶正大、叶正明下定决心要制造自己的安全可靠的飞机，因此毫不犹豫地选择去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飞机制造和飞机设计；
江明出身于农民家庭，又在土改工作团工作了一段时间，因此对探索中国农业社会问题有了浓厚兴趣。他进入莫斯科农学院，决心献身于农业经济研究；
罗镇涛和杨廷藩进入莫斯科财经学院学习财政和金融；
项苏云进入莫斯科纺织学院学习棉纺；
任岳选择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学习工业及民用建筑；
叶楚梅进入莫斯科大学；
任湘进入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
朱忠洪进入了莫斯科有色金属与黄金学院。13
1949年9月1日，新学年开始的时候，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们全部免试进入自己所选择的高等院校，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1949年的莫斯科，还处处显示出残酷战争带来的严重创伤。流离失所的难民沿街乞讨；从战场上归来的战士拖着残缺的肢体，无声地诉说着战争带来的苦难。
中国留学生的生活费是四百五十卢布，这在当时应当算是不低的数目了。然而战争造成货品奇缺、物价飞涨，抹面包的黄油卖到六十卢布一公斤。中国学生也只得节衣缩食，买一块黄油要节省着吃很久很久。
比生活的困难更严峻的，是学习的艰苦。
中国留学生都来自战火纷飞的革命根据地，根本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除了极个别人拥有相当于高中的学历外，其他人都是初中、甚至是小学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下子进入苏联最高等的学府，学习最尖端的专业，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
谢绍明回忆道：
“我们到苏联时，连一本俄汉字典都没有。东北局给我们每个人配了一本缴获的、日本人在满洲国印的《露和字典》。日文我们也不懂，好在有些字词和中文相同或相近。我们就拿着这本俄、日语对照的字典，连蒙带猜，学会了不少单词。
有时看书看的实在太累了，不论寒暑，就把头伸到水龙头下面放开冷水冲，一下子打个激灵，抖擞精神继续看。冬天的自来水冰冷刺骨。宿舍的管理员老大妈看我们这样做，连忙跑过来阻止：‘不行啊，小伙子！这样会得病的！’”
到苏联后不久，叶楚梅就因为不适应气候和饮食，患上了肺结核病。进入大学后，巨大的学习压力导致病情恶化，时常咳血，不得不住进医院。但是就是住院治疗期间，她也没有中断学习。她恳请同学们探视时把课堂笔记带来。每次同学们看望她时，她就不停地誊抄笔记，有问题就请同学讲解，结果课程不但没落下，还和同学们一起按时参加了考试。病情稍有好转，她就迫不及待地出院返校了。由于身体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叶楚梅的病情终于恶化了，以致最后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国休养。14
通过勤奋努力，大家不仅克服了语言障碍，而且每个人的成绩都名列前茅。他们树立了中国学生勤奋、团结、友善、自律的完美形象，赢得苏联老师和同学的普遍赞誉。苏联高校的荣誉榜上，第一次刻上了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留学生的名字。
作为年轻的人民政权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派出的留学生，他们经历了比后来者更多的曲折和磨砺。在管理这批留学生的过程中，我国教育部门逐渐积累了相应的工作经验，与苏联同行在留学生管理工作上的配合也日臻完善。1948年派遣留苏的二十一人，客观上为后来的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工作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而他们的优异表现，也为后来者树立了卓越的楷模。
第三章 开路先锋（5）
除个别人中途因病回国外，1955至1956年期间，这批学生都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陆续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
时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对于这批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技术专家，党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按照中央组织部最初的分配方案，这批宝贵的大学毕业生将被安置在各大部委。然而在征求本人意见时，二十一个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愿意留在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北京。大家无一例外地要求到基层、到生产建设的第一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罗西北最先回国工作，他在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北京水电院只干了两年，1955年底到重庆，组建成都水电勘测设计院，任总工程师，一干就是十年；
当征求李鹏本人的意见时，李鹏明确表示，愿意到基层去工作，到水电站去工作。于是他被分配到吉林丰满发电厂。李鹏在那里前后工作了六年，参加了这个当时全国最大的水电工程的施工、维修、运行等各个环节的工作；
贺毅学成归来，被分配到水电总局北京勘测院任工程师，但他渴望到基层去大干一场。他将想法对水电总局局长李锐倾诉，李锐便给他创造了一个锻炼机会，到江西上犹江围堰工区任主任工程师；
谢绍明回到了哈尔滨飞机制造厂；
邹家华和叶楚梅一起到了沈阳第二机床厂；
叶正大、叶正明学以致用，在沈阳飞机厂工作；
林汉雄分在北京，但他没有留在机关，而是去官厅水库工作；
张代侠最初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在他的要求下，组织又将他派往沈阳第二机床厂；15
其他人员也进入了基层工作。
由于历史的诸多原因，他们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在他们当中，有些人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有些人走上了行业领导职位，还有人则在基层岗位上默默无闻地耕耘一生。
不论如何，1948年派遣到苏联的二十一名留学生，作为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第一次有目的性地派遣的留学人员，作为新中国在国外培养的第一批“红色专家”，永远铭记在史册中。
第四章 决策（1）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见证了人类历史上最大一次国与国之间的留学生派遣活动。
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原野上，一列列呼啸而过的列车，满载着黑头发、黄皮肤的年轻面孔，满载着求索的渴望和奋斗的激情，驶向进步青年心中的圣地，驶向苏联的心脏——莫斯科。
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一历史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如今都已经成了满头鹤发的老人。
他们是谁？
他们来自哪里？
命运如何降临到他们的头上？
随着相关历史档案的逐步披露，历史笼罩在这些问题上的迷雾，终于得以层层揭开。
“一边倒”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枪炮声刚刚平息，美苏两国通过军事占领，在欧洲形成了新的地缘政治格局。那些从惨烈的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们，惊惧地发现自己又身处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前线。
1946年3月5日，已经下野的英国首相邱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市发表了长篇演说《和平砥柱》。他叫嚷：“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
这篇被称为“铁幕演说”的讲话，标志着冷战的开端。
1947年3月，杜鲁门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咨文，宣称世界已经分裂为“自由世界”和“极权主义”两个敌对的营垒。同年9月，苏共领导人之一的日丹诺夫在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提出，战后世界分裂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
1949年1月，苏联与东欧六国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同年4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两大阵营”的对峙和冷战全面展开。16
地处亚洲和太平洋结合处的中国，也成为两大势力交锋的前线。正在与国民党苦苦周旋的中国共产党，为了生存和壮大，面临着必须和其中一方结盟的抉择。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说：
“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没有危机的、向上发展的、受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爱护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它的力量，现在就已经超过了被危机严重威胁着的、向下衰落的、受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的帝国主义的美国。”17
1948年11月，毛泽东和刘少奇利用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之际撰写文章，除了盛赞苏联之外，都明确提出，要么站在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要么站在美国的帝国主义阵营一边，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宣布，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要全方位地站在苏联一边，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他指出：
“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18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苏联与东欧及亚洲的新兴民族主义国家随即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双方约定以友好合作精神，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及互不干涉对方内政原则，发展和巩固两国间的经济文化关系。这奠定了两国关系间政治上相互支持、经济相互合作和文化方面相互交流的基础。19
此后，中苏两国政府陆续签订了《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与改造五十个企业的协定》、《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专家协定和贸易协定》、《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和议定书》、《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等文件。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苏两国的经济、军事、文化交流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第四章 决策（2）
根据两国政府间达成的协议，苏联前后给予中国总额达六十六亿多旧卢布，年息为百分之一的优惠贷款。
为了帮助新中国尽快建立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苏联援助中国实施了一系列工业建设项目，史称“156项工程”。实际投入施工的约一百五十个项目，涵盖了包括航空、电子、兵器、航天、船舶、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化工、机械、、煤炭、电力、石油、医药等国民经济各个关键行业。“156项工程”的实施，为新中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框架，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使中国工业生产技术能力有了质的提高。
与此同时，苏联派遣了大量的专家来到中国。从工艺制造到国民经济规划，几乎在各行各业都有苏联专家手把手传授专业技能的身影。据苏方统计，在1954至1957年期间，根据双方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苏联派遣的专家数量达到近五千名。20
以俄为师
新生的人民政权，决心以苏联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系为范本，勾勒一个崭新社会的蓝图。
1949年10月5日，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指出：
“我们要建国，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21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
“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他们（指苏联共产党人）不仅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1953年2月，毛主席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告诫大家：
“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目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热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22
新国家的建设，急需大量具有专业技术水平的建设和管理人才。决策者很快意识到，现有人才水平和人才储备，与日新月异的需求相差甚远。
战争艰苦环境下自己培养的工农干部，在知识的系统性、专业型方面存在严重缺陷，难以满足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需要，而随着解放事业进程陆续加入革命队伍的旧时代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也还有一定距离。
旧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具有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的烙印，不仅专业设置不完整，而且明显重文轻理，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改造并孕育出国家迫切需要的大量工程、科技人员。
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敌对阵营对新中国实行遏制并孤立的政策，在外交、经济和文化领域采取封锁和扼杀的手段。大量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矢志报效祖国的海外学子，被敌对势力以各种理由羁绊阻拦，不能立即回国效力。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央做出了向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