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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十四回，又通过贾母之口对才子佳人小说，大加批评一番：
这些书就是一个套子，左不过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的那样坏，还说是佳人，编的连影儿也没有了。开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珠宝。这小姐又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像个佳人？
这有个原故，编这样书的，有一等妒人家富贵，或有求不遂心，所以编出来污秽人家。再一等，他自己看了这些书看魔了，他也想一个佳人，所以编了出来取乐。何尝他知道那世宦读书家的道理！别说他那书上那些世宦书礼大家，如今眼下真的拿我们这中等人家说起，也没有这样的事，别说是那些大家子。可知是诌掉了下巴的话。所以，我们从不许说这些书，丫头们也不懂这些话。
类似的意见，脂评中也不少。如第一回中有批：“可笑近之小说中，满纸羞花闭月等字”；“最可笑世之小说中，凡写奸人则鼠耳鹰腮等语”；“又最恨近之小说中满纸红拂、紫烟”。第二回有批：“可笑近来小说中，满纸天下无二、古今无双等字”；“最可笑，近小说中，满纸班昭、蔡琰、文君、道韫”。第三回有批：“可笑近之小说中有一百个女子，皆是如花似玉一副脸面”；“最厌近之小说中，满纸千伶百俐，这妮子亦通文墨等语”。第二十回又有批：“可笑近之野史中，满纸羞花闭月，莺啼燕语，除（殊）不知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如太真之肥，飞燕之瘦，西子之病，若施于别个不美矣。今见‘咬舌’二字加以湘云，是何大法手眼，敢用此二字哉？不独（不）见（其）陋，且更觉轻俏娇媚，俨然一娇憨湘云立于纸上，掩卷合目思之，其‘爱’‘厄’娇音如入耳内。然后，将满纸莺啼燕语之字样填粪窖可也。”第四十三回还有批：“最恨近之野史中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
凡此种种，实则是曹雪芹伙同脂砚斋对才子佳人小说之陋处（其佳处当包括在“《金瓶》壸奥”之内，为曹氏所深得）的批判。在曹雪芹们看来，才子佳人小说的最大陋处一为“千部共出一套”的公式化的人物、情节与立意；二为不顾情理的编诌，“编的连影儿也没有”，“可知是诌掉了下巴的话”，不近情理也就无有艺术生命；三为风月描写失调，以致“涉于淫滥”，甚至“淫秽污臭”，有损作品的艺术境界与社会效果。至于其对“偷香窃玉，暗约私奔”的婚恋形式的批评，则似有“矫枉过正”之虞。
同在第一回书中，曹雪芹披露了自己的小说美学追求。
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
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
曹雪芹在理论上对《金瓶梅》的反拨（2）
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啧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
再者，亦令世人换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
由此可见，曹雪芹在小说美学上有几点特殊追求：
其一，取材。为自己“半世亲睹亲闻的几个女子”或情或痴的“事迹原委”，反对连影儿都没有的“胡牵乱扯”。
其二，人物。要“强似前代所有书中之人”，他自谦“虽不敢强似前代所有书中之人”，实则有志达到“强似前代所有书中之人”，即行止见识皆出堂堂须眉之上的异样女子，一反“男尊女卑”之通行原则。
其三，方法。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其中之“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反对千部一套的创作方法。
其四，立意。大旨谈情，亦可使闺阁昭传，“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反对那种“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的风月故事。
其五，效果。“令世人换新眼目”，以新奇别致、深有趣味之文，悦世之目，破人愁闷，反对历来野史那令人生厌的通共熟套。
曹雪芹的小说美学追求，除出于对才子佳人小说陋处的反拨，还来自他对自我价值及读者心理的清醒分析与把握。
曹雪芹经历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到“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大跌荡，在“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于“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对曾“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的反思与忏悔，更觉当年自己生活圈中的几个女子的可贵，“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因而于悼红轩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成这以幻记梦的小说，决心“使闺阁昭传”。
曹雪芹清醒地认识到“今之人，贫者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纵然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那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书？”因而“市井俗人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就比那谋虚逐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
所有这些，既是曹雪芹的小说美学追求，也是他超越“《金瓶》壸奥”——即打破传统思想与写法的理论基础。
曹雪芹在艺术上对《金瓶梅》的反拨（1）
《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他在什么作品上删，增删了些什么？
据甲戌“重评”本第一回之评语，原来“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这里的“新”当然是《红楼梦》，而所谓“旧”自然是《风月宝鉴》。裕瑞《枣窗闲笔》即云：“雪芹改《风月宝鉴》数次，始成此书（《红楼梦》）。”
《风月宝鉴》今虽见不到，但从甲戌“重评”本的《〈红楼梦〉旨义》所云：“贾瑞病，跛道人持一镜来，上面即錾‘风月宝鉴’四字，此则《风月宝鉴》之点睛”，推断《红楼梦》的第十一、十二两回文字可能与《风月宝鉴》有相似之处。这两回一方面写贾瑞“起淫心”，一方面写王熙凤“毒设相思局”。害了相思病的贾瑞，从跛足道人那里获得“专治邪思妄动之症”的“风月宝鉴”，正面是艳冶之美人，反面为可怕之骷髅。欲治邪症，只能看反面不能看正面。贾瑞淫心难平，正看宝鉴，结果如西门庆髓尽身亡。这个故事为《风月宝鉴》点何睛呢？《〈红楼梦〉旨义》说得分明：“《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欲“戒妄动风月之情”，自然要将妄动风月之情的故事写足。从现存贾瑞的故事看，其“妄动”的细节已大大删节了。从第八回嘲顽石“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看，红楼人物死于淫者还大有人在。从柳湘莲冲着宝玉所说：“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焦大醉骂：“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其间当有众多的“妄动风月之情”的故事。但从《红楼梦》中已难知其详了，即使是贾琏、贾珍、贾蓉、贾瑞、薛蟠、贾赦等这一伙好色之徒，“妄动风月之情”的故事也无多少细节了。
大致能推知其详的大概要算秦可卿的故事。《红楼梦曲》与《判词》中：“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宿孽总因情”，“秉风情、擅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等，都与秦可卿之淫有关，但在具体描写除从她室内充满淫荡色彩的陈设布置，从她死后贾珍“哭得如泪人儿一般”，而贾蓉反倒平淡，略露她不洁的蛛丝马迹之外，平日她却是贾府上下推许的人物。贾母认为她“是个极妥当的人，生得袅娜纤巧，行事又温柔和平，乃重孙媳妇中第一个得意之人”，“只怕打着灯笼儿也没处找去呢”。如此大的反差从何而来呢？还是脂评泄露了天机。脂评云：
此回只十页，因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却四五页也（甲戌眉批）。
通回将可卿如何死故隐去，是大发慈悲也，叹叹！壬午春（庚辰回末总批）。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故赦之，因命芹溪删去“遗簪”、“更衣”诸文，是以此回只十页，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去四五页也。诗曰：“一步行来错，回头已百年，请观《风月鉴》，多少泣黄泉”（甲戌本以此为畸笏叟语）。
由此可见，在《风月宝鉴》中“秦可卿确实是一个‘性解放’的先驱，她引诱过尚处混沌状态的贾宝玉，她似乎也并不讨厌她的丈夫贾蓉，但她也确实还爱着她的公公贾珍”。如果包括其他妄动风月之情的故事，也都如《金瓶梅》有详细的描写，《风月宝鉴》或许就是一部仿《金瓶梅》之作。
《风月宝鉴》中的贾宝玉，或许也是西门庆一流的人物。贾宝玉是《石头记》的主人公，也是《风月宝鉴》的主人公，他的风月故事也当是贯串全书的情节主线。现在只能从《红楼梦》的某些情节裂缝中去寻找那旧宝玉的若干痕迹。如《西江月·嘲贾宝玉二首》说他“行为偏僻性乖张”。贾政在宝玉抓周时就预言他将来是个“酒色之徒”。王夫人首次向黛玉介绍就称他为“混世魔王”，“孽根祸胎”。黛玉未到贾府之前曾听母亲介绍宝玉“顽劣异常，极恶读书，最喜在内帏厮混”。在床笫不仅与袭人有过“初试”，而且与晴雯有过“再试”（不然他为晴雯所写祭文中“蓉帐香残，娇喘共细腰俱绝”，“红绡帐里，公子情深”云云，就不知作何解释了）。
更有第十五回：“秦鲸卿得趣馒头庵”。在为秦可卿悼丧的日子里，秦钟居然与小尼智能儿混得得趣；宝玉居然有雅兴摸黑去“捉奸”，捉奸之后居然以秦钟的隐私相挟，到床上去“再慢慢儿的算帐”。作者底下用了一段暗示性话语了帐：“不知宝玉和秦钟如何算帐，未见真切，此系疑案，不敢创纂。”虽未明写，也够糟糕了。这行径与贾蓉他们在贾敬居丧期间调戏尤二姐、尤三姐，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宝玉与蒋玉函也有“染”。阚铎《〈红楼梦〉抉微》中有怪论：玉为宝玉之命根；玉函者，装玉之函也。可见在《风月宝鉴》中的贾宝玉的风月故事是够丰富的，男色、女色皆略可与西门庆比美。有人考证曹氏原稿中宝玉沦为击柝之役，“贫穷难耐凄凉”的宝玉好似穷途末路中的陈敬济。这才真是“孽根祸胎”，足“戒妄动风月之情”，“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综上所述，可以推断《风月宝鉴》既继承了《金瓶梅》的长处：以一个家庭之琐事去写一个时代的风貌；也未摆脱《金瓶梅》的短处：为戒妄动风月之情却将风月之情写滥了。用曹雪芹在第一回所批评的旧小说模式的话：“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屠毒笔墨”，移来批评他的旧稿《风月宝鉴》也是合适的。或许可以说他就是在批评旧我，他就是在小说美学领域进行一场自我革命。唯其有如此勇敢、如此彻底、如此明智的自我革命精神，曹雪芹才能完成从《风月宝鉴》到《红楼梦》的飞跃，亦即从模仿《金瓶梅》到超越《金瓶梅》的飞跃。
曹雪芹在艺术上对《金瓶梅》的反拨（2）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不仅洗净了贾珍与秦可卿乱伦的风月故事，他还借警幻仙姑之口，将“淫”剥析出两个精神层次来：一为“皮肤滥淫”，只知道“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天下美女尽供我片时之趣兴”；二为“意淫”，为“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前者多被理解为指宝玉之外的淫鬼色魔，后者即为宝玉。其实若从发展眼光来看，前者或可指《风月宝鉴》中的宝玉，后者则为《红楼梦》中的宝玉。这样，宝玉的性格就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与升华。他就由一个西门庆式的滥淫之徒，变成了“闺阁良友”。成为一个被世俗世界“百口嘲谤、万目睚眦”的形象；被贾雨村视为“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正邪两赋而来一路之人”；被脂砚斋论为：“听其囫囵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触之心，审其痴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见之人，亦是未见之文字”。同时作者又写进了众多“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的女性形象，创造了一个芳香净洁的女儿国——大观园。这就使全书之立意也有了根本性改变，由“戒妄动风月之情”到“大皆谈情”。这过程，有如列夫·托尔斯泰对安娜·卡列尼娜与玛丝洛娃的改造一样，是彻底改弦易辙式的。
这就是说，《红楼梦》正是曹雪芹在小说美学领域中的自我革命，从而超越《金瓶梅》的伟大成果。
《红楼梦》对《金瓶梅》的超越，前人也多有发现。就艺术创造而言，邱炜萲有云：“（《金瓶梅》）文笔拖沓懈怠，空灵变化不及《红楼梦》”（《五百洞天挥麈》）；哈斯宝则说：“《金瓶梅》中预言浮浅，《红楼梦》中预言深邃，所以此工彼拙”（《新译〈红楼梦〉》）。就艺术概括而言，杨懋建说：“《金瓶梅》极力摹绘市井小人，《红楼梦》反其意而用之，极力摹绘阀阅大家，如积薪然，后来居上矣”（《梦华琐簿》）。就艺术境界而言，张其信说：“此书（指《红楼梦》）从《金瓶梅》脱胎，妙在割头换像而出之”（《〈红楼梦〉偶评》）；诸联在《红楼评梦》中也说：“书本脱胎于《金瓶梅》，而亵嫚之词，淘汰至尽。中间写情写景，无些黠牙后慧。非特青出于蓝，直是蝉蜕于秽。”这些论述，都是可取之处。
以今天的眼光视之，《金瓶梅》的作者既不见《三国》中的仁君贤相，也无望于《水浒》中的呼群保义，更找不到《西游》中美猴王，于是将愤世的锋芒插入玩世的刀鞘，虽将黑暗势力推上了因果报应的刀俎，也是以美来审丑，自己毕竟尚畏缩在宿命论的泥淖中裹足不前。曹雪芹则从中国传统文化与他所处时代中反拨出理想的诗情与光束，于萧瑟中觅春温，于死灭中寻火种，给假恶丑以抨击，给真善美以歌颂。因而同是百科全书式的小说，《金瓶梅》只是晚明社会的百丑图，《红楼梦》则是一支动人心弦的人生交响曲，从而登上了中国人情小说的光辉顶峰。
余论：《金瓶梅》与《儒林外史》
《金瓶梅》影响所及自然远不止《红楼梦》。孙述宇有云：《金瓶梅》讽刺艺术，开《儒林外史》的先河（《〈金瓶梅〉的艺术》）。不想多言，只举两例，相信读者自能判断此论不虚。《金瓶梅》写西门庆的伙计的自吹自擂，自露其馅：《儒林外史》书影那韩道国坐在凳上，把脸儿扬着，手中摇着扇儿，说道：“学生不才，仗赖诸位余光，在我恩主西门大官人做伙计。三七分钱，掌巨万之财，督数处之铺。甚蒙敬重，比他人不同。”有谢汝慌道：“闻老兄在他门下做，只做线铺生意。”韩道国笑道：“二兄不知，线铺生意只是名目而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