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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囚于是诏天下毁铜像铸以为钱。”
②周世宗采取的佛教对策和振兴儒家的设想，对宋代确立新的统治思想无疑是有影响的。
2。吴越佛教唐末五代，随着文化逐步向南转移，佛教也受到南方各国帝王们的保护和支持，继续广泛而又稳定地传播。禅宗五家中除临济宗创立于北方，其余四家都在南方，面临济宗的后继者，不久也渡江南下，标志着佛教中心也在往南迁徙。
南方十国的佛教，以吴越、闽、南唐诸国为代表。
①《旧五代史》卷115《周世宗纪》。
①《新五代史》卷12《周本纪》。
②《金石萃编》卷123《正定府龙兴寺铸铜像记》。
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钱镠被封吴越王，此后历五世72年，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钱弘俶归顺北宋，吴越境内未受战乱之扰。吴越诸王以杭州为中心，大力提倡佛教，使这一地区逐渐成为佛教的一大中心。
吴越武肃王钱镠，青年时代信奉道教，后转而并奉佛、道，晚年则深信佛教。据载，钱锣的奉佛与禅僧洪諲的活动有关：“初，諲有先见之明。武肃王家居石鉴山，及就戍应募为军，諲一见握手，屏左右而谓之日，好自爱，他日贵极，当与佛法为主。后累立战功，为杭牧，故奏署諲师号。见必拜跪，擅施丰厚，异于常数。终时执丧礼，念微时之言矣。”①为了收罗才学异人，他吸引各地高僧来杭州，“僧侣者，通于术数，居两浙，大为钱镠所礼，谓之国师。”②同时广建寺塔，“倍于九国”。
文穆王钱元瓘继承钱镠的佛教政策，予高僧以优礼，他专为禅僧道您创建龙册寺，“学侣奔凑，由是吴越盛于玄学。”
吴越诸王中奉佛最热忱的是忠懿王钱俶。据传，当周世宗整饬佛教时，他曾制8万4千铜塔，中间封藏《宝箧印陀罗尼经》刻印卷子，颁发境内。
又以杭州为中心，兴建大型寺院数百，招揽当时全国的佛教精英，其中突出的有德韶、义寂、延寿等。德韶是法眼宗创立者文益的法嗣，当钱俶早年刺台州时，便已“延请问道”；嗣王位后，“遣使迎之，申弟子之礼”，尊为国师。义寂是天台宗著名僧侣，曾被钱俶召至金门建讲，“问智者教义”，钱俶又特为他在天台山建螺溪道场。延寿是德韶法嗣，也深受钱俶优礼。北宋建隆元年（960），钱俶重建灵隐寺，请延寿住持，次年又接住永明寺。
吴越佛教对以后佛教影响最大的是关于三教合一的提倡。钱俶在为延寿《宗镜录》所写的序文中说：“详天域中之教者三。正君臣、亲父子、厚人伦，儒，吾之师也。寂兮寥兮。视听无得，自微妙升虚无，以止乎乘风驭景，君得之则善建不拔，人得之则延贶无穷，道，儒之师也。四谛十二因缘，三明八解脱，时习不忘，日修以得，一登果地，永达真常，释，道之宗也。唯此三教，并自心修。”就是说，儒、释、道三教各有特色，都是修心的必要课目。钱俶的这一说法，协调了有唐以来三教互争长短高低的纠葛，对开创宋代的三教合一说有重要意义。延寿的《宗镜录》保存了大量唐代各宗的思想资料，评述了他们的教义，体现了作者以“心”为宗，调和禅教二家的愿望，受到钱俶的特别重视。
为了寻找国内散佚殆尽的天台宗论疏，义寂奏请向各处搜求，钱俶乃遣使往高丽、日本等国。其后高丽僧谛观携带大量天台诸部论疏来华，使天台宗在宋初时呈现“中兴”之象。相对于北方诸国佛教重戒律和经义而言，以杭州为中心的禅宗和以天台山为中心的天台宗相融合，构成吴越佛教的基本特点，在南方诸国中也有普遍意义。
吴越对东南经济的开发是有贡献的。在这个政权统治下，社会比较安定，生产得到发展，佛教的寺院经济也繁荣起来。钱镠晚年，招致台州禅僧师彦。
师彦经“累召，方肯来仪”，最后以“寺仓常满”为由辞去。事实上，居留于“仓常满”寺院的禅师多起来，中唐以后南方禅师多隐遁山林的状况，至此有了新的变化，其中部分又回到了都城闹市。
南方热衷奉佛的政权还有闽。闽以福州为国都，对福建的开发和中外海①《宋高僧传》卷12《庆诸传》附。
②《十国春秋》卷89。上交通的开辟，作用良多，经济和文化也都有相当的发展。太祖王审知待禅僧义存以师礼，“凡斋僧构刹，必请问焉。为之增宇设像铸钟以严其山，优施以充其众”。义存居闽讲法40余年间，“四方之僧争趋法席者不可胜算矣，冬夏不减一千五百”。①使福州地区成为禅宗活动的重要基地。义存弟子也多得闽王礼遇，如师备在闽说法30年，闽帅王公待以师礼，奏赐紫衣、师号。
王审知子王延钧也奉佛，曾于后唐天成三年（928）“度民二万为僧，由是闽中多僧”②南唐君臣更是酷好佛教，常为史家所讥。
佛教史
第六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续）（公元7—10世纪）
按西藏佛教史籍的神话传说，佛教初传西藏约在公元5世纪中叶，拉脱脱日年赞在位时候；据可靠的历史文献，则始于松赞干布的执政期间。
松赞干布（617？—650）是与唐太宗同时代的巨人。他前后征服孙波、羊同等，以拉萨为中心，统一了青藏高原诸部，建起日渐强大昌盛的吐蕃王朝，也开始了与尼婆罗、天竺、大小勃律、唐王朝等佛教国家和地区的密切交往。西藏成为唐与天竺间的又一条重要通道。
古代西藏文化十分低下，普遍盛行土著的苯教。苯教是一种原始信仰，它崇拜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等一切自然物，特别重视部落神和地方神。主要活动是祭祀、诅誓和占卜，类似内地古代的“巫觋”，经常用于祈福禳灾、预算休咎、驱鬼降神等，为了祈禳需要，往往大量宰杀牲畜，有时多达数千头。这种信仰既贯彻在民间的日常生活中，又参与部落和国家的重大决策。
因此，一些上层苯教徒，不仅能够协助赞普威慑和控制部属臣民，而且也可以用来制约世俗政权，左右部落首领和赞普。在古代西藏，苯教也是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
松赞干布在统一的伟业中，同时注意从周围民族中吸取文明，以建设新的藏文化。除创立文字、历算，制定官制、法律，发展医药、百工，促进对外贸易之外，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引进佛教。松赞干布先与尼泊尔联姻，娶国王盎输伐摩（光胄）的女儿布里库提（又名赤尊）为后。传说尼泊尔公主携来不动佛像（现供在小昭寺）、弥勒菩萨像（现供在大昭寺）等。641年与唐联姻，娶文成公主为后。传说文成公主携来释迦牟尼像（现供在拉萨大昭寺）。为供奉诸圣像，尼泊尔公主建大昭寺，文成公主建小昭寺，松赞干布在拉萨周围建造了四边寺、四边外寺等12座小庙，此外还修建了许多修定道场。各寺所供奉的圣像有释迦、弥勒、观音、度母、佛母、光明佛母、妙音天女、马头金刚、甘露明王等。佛典也在这个时候开始翻译，译师中有汉人、藏人和印人、尼泊尔人。所译经典有《宝云经》、《观音六字明》、《阎曼德迦法》、《摩诃哥罗法》、《吉祥天女法》等①。据传，松赞干布所制法律，①《宋高僧传》卷12《义存传》。
②《资治通鉴》卷276。①见《青史》第20页。
主要是依佛教的十善戒，规定斗殴者罚，杀人者抵偿。盗窃者加八倍罚款，奸淫者断肢体流放，欺妄者割舌②。又规定16条人道伦理法，其中第一条就是“敬信三宝”③。
佛教刚刚传入吐蕃，就遭到苯教的强烈抵制。传说修建大昭寺时，“昼日所筑，入夜悉为魔鬼摧毁，不见余痕”。④实则是被激怒了的苯教巫师及其信徒们干的。
近代史学家对于上述传说的可信性，不同程度地持保留态度。佛教在当时的西藏社会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实际影响，也没有藏族出家的僧尼。只有在其以后的发展中，才充分显示出这次佛教进入西藏及其由此引起的佛苯之争的真正意义。
佛教史
第六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续）（公元7—10世纪）
公元650年，松赞干布死，实权把持在信奉苯教的贵族大臣手中，吐蕃王朝的主要精力用在武力扩张上，初传的佛教受到严重压制。赤德祖赞（704—755在位）即赞普位后，再次和唐室联姻，710年迎金城公主（？—739）
进藏，金城公主积极赞助王室提倡佛教。据说她派人找回被隐匿的释迦牟尼像，重供于大昭寺，不动佛像重供于小昭寺，并派汉僧主持佛寺日常香火供养。当时于阗的一些佛教僧侣由于动乱逃向吐蕃避难，金城公主建议收容、供养他们，为其修建了7座寺庙。这些僧侣对吐蕃王朝的部分大臣信仰佛教，发生过一定的影响。
公元750年，伊拉克屈底波发动“东征”，中亚一些地区的佛教僧侣向东逃避，先到勃律，同于阗僧侣会合一起抵达吐蕃本部。此外，赤德祖赞还派人到内地迎请汉僧，组织他们从事佛经和有关天文、星相、历算、医药等书籍的翻译工作。①佛教和先进的文化一起，再次输入西藏，并开始活跃起来。
王室的倡佛举动在贵族和苯教巫师中再度引起抵制，他们散布谣言，中伤金城公主，阻拦王室使臣前往唐朝，煽动反佛情绪。739年，吐蕃发生瘟疫，支持苯教的贵族们借口说这是外来僧人引起鬼神发怒造成的，发动了驱僧事件，除汉僧和尼泊尔僧人外，全部逐出境内。但赤德祖赞始终未改扶植佛教的初衷，晚年派桑希①等4人到内地取经，取回《金光明经》、小乘戒律和一些医书。
赤德祖赞死后，其子赤松德赞幼年即赞普位（755—797在位），由苯教贵族辅政，重新压制佛教。桑希曾劝请赞普奉佛，并奉命组织汉僧与迦湿弥罗僧翻译佛经为藏文，同时派巴。赛囊（明照）等人到长安取经请僧。但取②福幢：《藏王纪》第33页。
③《西藏王臣史》第16页（拉萨版）。
④《西藏王统记》。
①《册府元龟》外臣部风土三。
①桑希是随金城公主入藏汉人的后裔，是一位禅师。
经返回后立即遭到崇苯权臣们的排斥，被贬到芒域（今济咙）一带。②与此同时，吐蕃王朝发布了禁佛命令，在辖区内全面禁止信仰佛教，包括驱逐汉僧和尼泊尔僧人，改大昭寺为屠宰场，把文成公主带去的释迦牟尼像送出拉萨等，是为藏族史上第一次禁佛运动。
佛教史
第六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续）（公元7—10世纪）
赤松德赞成年后，对苯教势力进行反击。他把连年天灾、饥饿、瘟疫和大臣患恶疾等现象全部归罪于权臣仲巴结和达扎陆贡等灭佛所致，坑埋了仲巴给，把达扎陆贡流放到藏北高原，宣布废除禁佛令，恢复庙堂和译经工作。
770年左右，被贬到芒城的巴。赛囊回归拉萨，途中遇到在尼泊尔传教的寂护，便约他到吐蕃弘法。寂护到吐蕃后，会见了赤松德赞，并向他宣讲了佛教的道德规范和基础知识。佛教开始由上向下推广。
不久，吐蕃地区洪水暴发，冲毁桑耶地方的旁塘宫，拉萨玛波日山上的宫殿遭雷击，传染病流行，牧畜发生瘟疫等等，苯教徒把这些自然灾害都归罪于寂护讲经说法，一般臣民也认为是信奉佛教的结果。寂护被迫返回尼泊尔。
寂护是印度瑜伽中观派的创始人，他的宗教理论带有浓厚的经院烦琐性质，对于寺院佛学尚未起步的吐蕃来说，当然是难于接受的。传说寂护临别时建议赤松德赞“迎请邬仗那的密咒大师莲华生前来调伏魔障，显扬佛教”①。
可能寂护已经意识到，只有通过密教才能为佛教的传播扫清道路。赞普大约同意寂护的意见，所以过了一个阶段，又派巴。赛囊去尼泊尔迎寂护。在芒域，巴。赛囊遇到寂护和被邀的莲华生，他们一起辗转到达桑耶。在这里，寂护讲经，莲华生显示“神通”，开始了西藏佛教以密教传法的新路。
莲华生号“乌金大师”，乌苌国人。乌苌也是密教活动的中心地带。被视作出长生术的地方。他在桑耶，以神通降伏一切天魔非人，咸令立誓，改心向善，作正法护佑，也就是用类似苯教那套神秘的巫术，迎合人们相信驱魔摄鬼的传统心理，将苯教神灵穿上佛教衣装，吸收到佛教的神灵世界，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许多印度的密咒大师接踵而来。与此同时，由开元三大士所创密宗在唐王朝两京和西域的军民中，受到崇奉达到高潮，对吐蕃无疑也会产生重大影响。这一些，为后来佛教在藏族社会的地方化，形成别具一格的藏传佛教，揭示了方向。
公元8世纪后半期（约779年），在吐蕃王室的支持下，于山南泽当地方建成桑耶寺。这一工程由寂护设计，仿照印度的欧丹达菩黎寺（意译飞行寺），按佛教传说的世界结构建造。中分须弥峰、十二洲、日月二轮，外有垣墙围绕，四角建四舍利塔，四门立四碑。主殿分三层，下层取藏式建筑，塑像为藏人型；中层建筑采汉族式样，塑像仿汉人形貌；上层为印度式建筑，塑像为印人模样，大致反映了三种文化形态在新兴的佛教文化中的亲疏结构。全寺没有泽经、密宗、戒律、禅定、声明等部和财务部，成为西藏最早的一座兼具印汉佛教和显密同修，并拥有独立财产的寺院。藏族出家为僧的制度也从此形成。据说，由寂护任剃度仪式的堪布，为藏族贵族、平民7人②刘立千：《印藏佛教史》。
①王沂暖译：《西藏王统记》第8章。
举行了剃度仪式，成为藏族最早出家的僧人，号称“七觉士”。继后，又有300余人出家。
在建造桑耶寺之前，佛苯曾开展过一次重要的争论。扎达陆贡等崇苯大臣和赞普王妃属庐氏一起宣称，佛教并不比苯教优胜，信仰佛教没有好处；而“信佛大臣和汉地和尚、印度大师”等认为，“佛教与苯教好比水火，无法共处，同一地方兴两种宗教不祥”，建议佛教和苯教比试辩论教理，如苯教获胜，佛徒们各回家乡，“如佛教胜利，则应废止苯教，在吐蕃弘扬佛教”。
①据说当时还有27名贵族联名给赞普上书说：“旧法（指苯教）已不适用了，请王发展和遵行佛法”。于是赤松德赞组织了一次辩论会，在墨竹苏浦地方江布园官前举行。佛教方面以寂护、莲华生、无垢友为首，苯教方面以来自香雄的香日乌金等为首。辩论的结果，苯教败北。赞普宣布佛教有理，给苯教徒指出三条出路：1。改信佛教，当佛教僧人；2。放弃宗教职业，做王朝纳税百姓；3。既不愿改教，又不愿当平民者，流放边远地区。同时将苯教经籍或毁或埋，禁止流通。但苯教的祈祷吉祥、禳解、火葬、烧烟祭天、焚魔等仪式，则加以保留，为后来的佛教所吸收利用。当然，苯教也并未因此而消灭，它也吸取和改造佛教教义，成为有教理教义和经典的新苯教。
为了进一步推行佛教，赤松德赞采取传统的盟誓形式，在统治集团内部巩固兴佛成果。这是一种庄严的仪式，在桑耶寺共举行两次，参加者有王子、诸尚论、诸内相、诸外相、诸千户和将军们。与盟者向神歃血宣誓：长信三宝，奉行佛言，像祖先赞普那样供佛，取得善知识的确实支持。不遵誓言将堕入地狱，如遵守盟誓，即可成无上正觉。盟文用金汁或银汁写成几份，置于金匣里保存起来，重要的内容还勒之石碑，公布于众。这一著名的“桑耶大誓”表明，佛教已经完全进入吐蕃统治集团，开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佛教史
第六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续）（公元7—10世纪）
吐蕃佛教既受印度、尼泊尔的影响，更受唐和西域的影响。7世纪下半叶以来，吐蕃势力重点向三北和三东扩张，与唐王朝的西部边疆和属地大面积的接触，有战有和，有杀掠俘虏，有经济文化交融。此中，佛教成了沟通汉藏人民相互联系和了解的重要纽带。781年，唐德宗应赤讼德赞之请，遣良琇、文素二学问僧去吐蕃讲学，二人轮流前往，两年替换一次。吐蕃曾时断时续地控制着由长安经安西四镇、逾葱岭的佛教通道，对占领区的佛教采取保护和扶植政策，也强化了与仅地的关系。
敦煌是介于中原与西域之间的文化古城和佛教重镇。8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