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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觉囊派
渊源于域摩。弥觉多吉，生卒不详。据传他原是在家瑜伽行者，出家后改名台巴杰波，曾跟多人学时轮金刚和集密等密法，立“他空”义，著书加以申述。五传弟子突结尊追（1243—1313）建觉摩囊寺（在日喀则西拉孜县东北），因此得名。再传弟子凯尊云丹嘉措（1206—1327），专学时轮金刚，曾到过北京。由于他的弟子笃补巴（1290—1361）的努力，觉囊派才开始兴盛起来。
笃补巴原名喜饶坚赞，生于笃补的班仓家族，幼年随吉顿绛央巴叔侄学《现观庄严论》、《入中论》、《俱舍论》、《量决定论》等显教四论，兼习金刚鬘等密法，特别是熟谙热泽师传的时轮金刚法。此后，曾到萨迦寺讲授显宗四大论及噶当派常习的《入菩提行论》，受到萨迦派上层宗派主义的排斥，便离开萨迦寺，到前后藏各大寺庙云游。1321年到觉囊寺，从凯尊云丹嘉措习《时轮金刚无垢光疏》及其教授，1324年继任寺主。撰有《了义海》、《第四结集》等阐发觉囊派关于“他空义”的教义，此外尚有《究竟一乘宝性论注》、《现观庄严论注》、《佛教总释》、关于《时轮金刚无垢光疏》的注释和摄义等密教和历算方面的著作。他建造的大佛塔哀本通卓钦摩相当著名。
笃补巴的弟子据说有2000余，其中乔列南杰（广胜，1306—1386），又称博东巴，系阿里人，自幼到前藏学法，曾在却廓林寺习般若、因明等显教经论，后历游前后藏辩场，成为有名学者。后遇笃补巴，认为本师，从学时轮金刚的讲解、灌项及其秘密教授，颇有成就。笃补巴的另一弟子绛巴代完巴，“代完”二字是元赐“大元国师”封号的一部分，相当于“大元”：“绛”
指拉堆绛，可能是拉维绛万户长家的成员。他在绛地建昂仁寺，后由乔列南杰任寺座主，并教授般若、因明等显教经论，徒众亦多。1354年乔列南杰将座主传给丹必坚赞，自己任觉囊寺座主，1359年再次退位，到前藏蔡巴寺和雅隆昌珠寺传法。此后，党囊派逐渐消沉，直到16、17世纪出现了多罗那它（1575—1634）。
约在16世纪晚期，觉囊派开始实行活佛转世制度，多罗那它就是转世承袭的活佛。多罗那它原名贡噶宁波，卫藏交界处的喀热琼尊人，相传是嘉译师的后裔。幼年在觉囊寺学经，后游学卫藏，广习显密教法，年30受比丘戒。
1608年写成《印度佛教史》，材料来源于西路进藏印度人的口述，着重记述印度佛教晚期的历史，史料价值很高，现有汉文、外文译本多种，在印度有相当影响。此外还有若干阐扬本宗教义的著述。
觉囊派世受拉堆绛地方（后藏昂仁）首领的支持，16世纪晚期，拉堆绛地方势力衰落，觉囊派又得到第悉藏巴汗的支持。17世纪早期，藏巴汗的势力正盛，1612年，丹迥旺波之父彭措南杰武力统一后藏，1618年又控制前藏，使觉囊派出现了再度兴旺的局面。1614年，多罗那它在觉囊寺附近建达丹彭措林寺，势力明显扩大。
藏巴汗强大的声势，进一步强化了与漠北蒙古的联系。尽管外蒙已早有萨迦派寺院和传经喇嘛，喀尔喀部汗王依然派使赴藏邀请喇嘛前往传教。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左右，藏巴汗同意派遣多罗那它去蒙古。行前，据说四世达赖赠给他“迈达理”（意为慈氏）的称号，因此蒙古人称他为“迈达理活佛”。到达漠北后，常驻库伦传法，前后约20年，建了不少寺庙，深得蒙古汗王的信奉，被尊称“哲布尊丹巴”，意为“尊胜”；蒙语称作“谒都尔格根”，意为“高位光明者”。1635年，即多罗那它死后第二年，蒙古土谢图汗适得一子，即以此子为多罗那它的转世，从此建立了外蒙古佛教哲布尊丹巴活沸的转世系统。1649年，第一世哲布尊丹巴进藏学经。此时，清廷正大力支持黄教发展，五世达赖已接受顺治封号，势力大盛。所以当一世哲布尊丹巴学毕将回蒙古时，五世达赖要求他必须改信黄教，否则不承认他的活佛地位，不允许他回蒙古。这个条件被接受了，由此开始，漠北蒙古的佛教首领均信奉黄教。
达赖喇嘛对于觉囊派给予多方压迫，达丹彭措林寺改名甘丹彭措林寺，归信黄教，其它属寺也改为黄教寺庙，唯有川青交界处的一些小庙残留下来，但作为一个教派已不复存在。
觉囊派的教理是“他空义”，是藏传佛教中的一种独特见解。这种教理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真实体性，即至高无上、永恒不变的真谛；一般人不能把握真谛，反而在事物自性之上给以“虚妄分别”的认识，从而使对象变成了虚假的东西，般若所谓的“性空”，就是指这“虚妄分别”而言，而不是指事物的本体。事物的“本真”叫做“自”，加在事物身上的“虚妄分别”称作“他”。因此，般若“性空”的含义只是“他空”，而不是“自空”。
这种见解其实是说一切有部思想的延伸，但与中观学派的观点大相径庭，所以特别受到黄教的反对，甚至斥之为异端邪说。
4。郭扎派
由郭扎巴。索南坚赞（1182—1261）创始，他曾向进藏的班钦。释迦师利跋陀罗学法，后又普习各教派的显密教法，年29受比丘戒，后去罔底斯山修法5年，在江孜年楚河上游建郭扎寺。又向尼泊尔请来毗普底旃陀罗，在定日相互学习。郭扎巴曾著名一时，门徒甚众，但其学说没有得到流传。
5。夏鲁派
又称布顿派，由西藏著名佛学家布顿。仁钦朱（1290—1364）所创。
布顿（《元史》译作卜思端）早年曾学绰浦噶举、噶当、萨迦等派教法。
成名后受到日喀则东南夏鲁地方封建领主的支持，任夏鲁寺座主。由于夏鲁寺同萨迦派的关系密切，也有人将它当作萨迦的一个支系。布顿有不少弟子，有的曾当过宗喀巴的老师。元顺帝曾邀他进京，但终未成行。他在两藏佛教学术史上有很高的地位，但政治上无势。
布顿的佛学知识博大精深，有不少佛学和历史著作，全集26函（德格版），约200余种。对西藏所传密教典籍重新整理，对显宗的某些经论作了注释。影响最大的是他写于1322年的《善逝教法源流》，也译作《布顿佛教史》或《佛教史大宝藏论》，有英译本。该书陈述了佛教在印度和尼泊尔传播的历史，特别是在藏族地区的发展，包括“前弘期”及“后弘期”初期的历史，还编有《甘珠尔》、《丹珠尔》的总目录，是研究西藏佛教的重要史籍。布顿还主持过那塘大藏结集的编纂工作，是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目录的编纂人，后来诸种版本的《丹珠尔》，基本上都是依据他所编定的次序刻印的。
佛教史
第八章 藏传佛教的再兴及其向国内外的传播（公元11—18世纪）
格鲁派产生于15世纪初。一般认为，明永乐七年（1409）甘丹寺的建造，标志该派的正式形成。它既是西藏佛教全部历史发展的总结，也为此后的西藏佛教开拓了新的方向；它与封建农奴制紧密结合，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柱，最终确定了完备的“政教合一”体制，对西藏社会造成的影响，无比深远。
“格鲁”，意为“善律”，故又称善律派或善规派。又因该派僧人穿戴黄色僧衣僧帽，亦名“黄教”。
佛教史
第八章 藏传佛教的再兴及其向国内外的传播（公元11—18世纪）
13世纪中叶，在元朝中央政权的直接管辖下，西藏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封建农奴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各僧俗领主对其土地和属民的封建关系，通过中央王朝的政令被固定下来。
元朝扶植萨迦地方政权，分封十三万户，统由萨迦节制，形成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管理体系。14世纪下半叶，明王朝基本上承袭了元代对藏区的制度和措施，但不采取元朝单一扶植某个教派的做法，而是“多封众建以分其势”，对有影响的佛教各派首领均加封号。最高的封号是“法王”，如永乐五年（1407）封噶举派得银协巴为“大宝法王”，永乐十一年（1413）封萨迦派昆泽思巴为“大乘法王”，宣德九年（1434）封黄教释迦也失为“大慈法王”；次等封号是“王”，如“赞善王”、“护教王”、“阐化王”、“阐教王”、“辅教王”等；其下还有大国师、国师、禅师等名号。此与同时，明朝还设立茶马司，专管藏汉两族间的茶马交流，民间的商业往来也相应发达。这些措施既有利于中央对西藏的统治，也有利于西藏政治、经济和宗教的活跃与发展，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在多方面得到加强。据《明史》记载，15世纪60年代藏区朝贡人员一次就达3、4千人。他们把藏区的牲畜、皮毛、药材、藏香、铜佛等土特产和手工艺品带到内地，把内地的金银、绸缎、市疋、各种生产工具等运回藏区。
从西藏社会本身看，到14世纪，萨迦派势力渐衰，帕竹等地方实力集团之间，战争频起。帕竹。绛曲坚赞由山南起兵，1348年灭前藏蔡巴，1350年灭止贡等万户，1354年攻下萨迦寺，控制了后藏大部，建立了帕竹地方政权。元中央承认了这一地方政权，顺帝加封绛曲坚赞为大司徒，并准予世袭。
帕竹政权为加强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实力，除大力争取中央王朝的支持外，对内还实行了许多新政。首先，将“谿卡”分封给有功的贵族，使封建等级制度进一步完整起来；同时整修4个旧宗（城堡），新建13个宗，确立以“宗”为单位的行政组织，设兵镇守。他还注意发展生产，整修驿路交通，植树造林，饲养家畜家禽，奖励开荒等。又造农奴制法典《十六法》，强化集中统一的统治。这些措施为帕竹近百年的政权打下了基础。格鲁派就是在帕竹统治集团积极支持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从西藏佛教内部看，元代给予僧侣许多特权，随着萨迦派的衰落和各教派积极参与世俗的政治、军事斗争，使喇嘛们更加飞扬跋扈，为所欲为。他们占有大量财富，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甚至借修持“密法”为名，霸占民女，残害农奴。宗教史籍也承认：“寺院僧侣，尽同俗装”，不习经典，“乱受灌顶”，“不知戒律为何事”。到14世绍后半期，西藏佛教已普遍呈现“颓废萎靡之相”，在人民群众中已经丧失了必要的号召力，从而也失去了实行精神统治的功能。统治阶级急需要一个新教派来取代；对于长期生活在宗教气氛中一般民众而言，他们厌恶的只是那些横行霸道、腐化堕落的僧侣，并没有放弃他们的传统信仰，因此，他们也渴望能有一个“纯正”、“清净”的新教派出现。
佛教史
第八章 藏传佛教的再兴及其向国内外的传播（公元11—18世纪）
承担创造新教派的是宗喀巴（1357—1419）。他本名罗桑扎巴，生于今青海湟中县塔尔寺地方，其父是元末负责当地军政事务的官员达鲁花赤。3岁时跟噶举黑帽系四世活佛受近事戎，7岁从甲琼寺主噶当派僧人顿珠仁钦出家，学法9年，明洪武六年（1373），17岁赴藏深造，广学佛典，研讨各教派教法，25岁前，已学完了《慈氏五论》、《俱舍论》、《集论》、《量释论》、《入中论》和《戒经》等显宗的重要典籍，并在寺院立宗答辩，说明他对当时西藏佛学已有了全盘了解。洪武十八年（1385），在南杰拉康寺从楚臣仁钦受比丘戒，开始讲经收徒，同时系统学习密宗经典及其注疏，如无上瑜伽部的《集密》、《胜乐》、《时轮》以及瑜伽部、行部、事部中的诸种典籍，也学习萨迦派的“道果法”、噶举派的“大手印法”、“那饶六法”，及噶当派教法、《菩提道次第》、《圣教次第》、《中论佛护释》等。
他的学习，不拘一格，不受教派门户的限制，为他下一步进行宗教改革和创造新的宗教思想体系，作了很好的准备。
此后，宗喀巴着重从事宗教的社会活动。首先提倡并宣传僧人必须严守戒律，并身体力行。在西藏佛教史上，喇钦。贡巴饶萨和喀且班钦。释迦室利两人是戴黄色僧帽的，都以重视戒律闻名于世。从1388年开始，宗喀巴也改戴黄帽，以示其严守戒律。1395年，他在精古寺以比丘衣具一套供弥勒菩萨像，意示菩萨也当遵守比丘戒，不论大小显密一切僧众，在持律上没有例外。他利用各种讲经机会，详解戒律细则，要求自己的门徒率先守戒，以作示范。其次，宗喀巴倡导修复旧寺，以示振兴纯正佛教的意志和信念。1393年他率领徒众，前往13世纪建造的精古寺朝拜，设供发愿，次年，又劝说阿喀宗宗本重修寺庙，他自己则出资彩绘殿堂，这使他的威望在虔诚的信徒心目中大增。最后，他还多次组织法会，联络地方势力，争取支持，扩大影响。
1397年，在聂地饶钟寺创办的法会上，调解该地四个头人间的纠纷，取得成功，从而使法会变成了各种地方势力相互协调的友好会晤场所，地方头人也就成了宗喀巴的施主，大大提高了他的号召力量。
自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的10年中，宗喀巴全面展开了他对西藏佛教的改革活动。他奋笔疾书，写出了阐明其宗教思想体系的几部重要著作，其中1402年写成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和1406年的《密宗道次第广论》，分别论述他关于显密两宗的理论体系和践行规范；《菩萨戒品释》、《事师法五十颂释》、《密宗十四根本戒释》则阐述了显密僧众理应遵守的戒律和如何遵守的途径；1408年撰的《中论广释》和《辨了不了义论》辨析了中观和唯识两派的优劣，确立了他以中观派后期思想作为哲学基础的根本立场。他还各处宣讲这些论著中的思想观点，在讲说中，引经据典，联系古今，针对时弊，切合社会和僧侣的需要，受到僧俗大众的欢迎，被视作“具有非凡才能的人”。
永乐七年（1409），宗喀巴在明所封阐化王帕竹政权首领扎巴坚赞的支持下，在拉萨大招寺举办了规模巨大的祈愿法会，亦称“传大召”或“传召法会”，藏语为“默浪钦摩”。这是一次全藏性的，不分教派，各地僧众均可参加，人数有一万多，其声势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这次法会，使宗喀巴的宗教改革设想，得到充分的体现，他本人也成了公认的佛教领袖。
法会之后，宗喀巴依靠帕竹及其属下贵族仁钦贝父子，在拉萨东60里的旺古尔山旁建造了甘丹寺，全称“甘丹南结林”，成格鲁派的主寺。此寺有两个显宗扎仓（意为僧院，僧众学习经典的组织），一为绛孜，一为夏孜。规定全寺僧额为3300人。
黄教创立不久，即与中央王朝建立联系。永乐十二年（1414），宗喀巴派其弟子释迦也失赴京朝贡，次年，成祖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宗喀巴成了大国师之师，从此黄教得到中央王朝的确认。再次年，明都指挥签事、帕竹政权内邬宗宗本南喀桑颇（《明史》称喃葛监藏）支持宗喀巴的另一弟子扎西贝丹（1379—1449），在拉萨西建造哲蚌寺，宗喀巴亲往主持“开光”仪式，扎西贝丹自任寺主。哲蚌寺的全名是“吉祥米聚十方尊胜洲”。
初建时有七个扎仓，后合并为四个，三个显宗，一个密宗；后期规定僧额7700人。永乐十六年（1418），释迦也失用明朝所赐资财，在拉萨北郊建成色拉寺，正名“大乘洲”，初有5个扎仓，后归并为3个，两个显宗，一个密宗，后期规定僧额5500人。释迦也失建寺后，再次进京，宣德九年（1434），宣宗封他为“大慈法王”。主寺甘丹寺与此二寺合称黄教在前藏的三大寺，三大寺的建成，奠定了黄教发展的稳固基础。
新兴的黄教提倡严守戒律，规定僧人的生活准则、学经程序、学佛次第、考核制度等，逐步形成封建的教阶制，把西藏佛教系统化和制度化，使之与西藏社会的农奴制更加紧密结合，遂成为此后西藏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教派。
佛教史
第八章 藏传佛教的再兴及其向国内外的传播（公元11—18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