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寺属巴利语学校一座，有比丘和沙弥250人在此学习，共分4个年级。另设夜校及星期日学校，对市民子弟开放。寺内僧人4点起床，6点出门乞食，10至12点在床前坐禅，作水观想和光观想，每日佛殿诵经三次。
除了宗教法事，寺院也向居民提供医疗和用水等服务。入寺求医的人一般不信西医药，认为寺庙给的药能够制服叫做“费”的精灵。
老挝除上座部佛教外，也有大乘佛教流行，多半是华裔和越南裔信仰。
其中有名的寺院是越南人在万象的庞龙寺，寺内比丘或沙弥经常被派往越南学习。其威仪制度与中国汉地佛寺无甚区别。寺内本尊为释迦牟尼，左边观世音，右边地藏菩萨。早课诵楞严咒、大悲咒、十咒等；晚课诵阿弥陀经，唱八十八佛名号并行忏悔。除了念佛也习坐禅。据说常住该寺的优婆塞及优婆夷有数千人。每逢农历十五和三十日，作布萨忏悔，为男女信众受持五戒及八关斋戒。
佛教史
第十章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下）（公元11世纪一）
越南在丁朝（968—979）和前黎朝（980—1009）期间，僧侣干政，往往左右国家命运。前黎末帝黎尤铤企图抑制佛教权力。僧统万行支持他的侄子殿前指挥李公蕴篡夺政权，建立了延续200余年的李朝（1010—1224），越南佛教在这期间达到了极盛，史称“百姓大半为僧，国内到处皆寺”。
万行俗姓阮，幼通儒道释，21岁出家，为六祖寺禅翁弟子，深究《百论》，精于禅法，被认为是毗尼多流支第十二世传人。他以符谶为李公蕴称帝制造舆论，李朝成立后，受封为国师，为新王朝拟定了许多重要政策。毗尼多流支第十三代传人惠生，也极有权势，他曾为太宗讲禅，并参与朝政，享有与万行在太祖时同样的地位和特权，到圣宗时任左街都僧统。
无言通派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在黎朝任僧统的匡越，其弟子多宝，曾为李朝太宗传授禅学，太祖也向他垂询军国大事。多宝弟子有焦山感应寺的定香和仙游重明寺的禅老，前者为无言通派法脉传人；后者在慈山有习禅弟子数千，成为该派开祖以来最大一系，太祖幸重明寺时，曾就禅法请教。
到圣宗时代，来自中国的僧人草堂创禅宗草堂派。据越南《禅林宝训》，草堂原系临济宗黄龙门下晦堂祖心的弟子，属南岳怀让一系十三代门人。他随师游化占城，正值李朝圣宗前来征伐（1069），城破，与其他僧众和工匠一起被俘回升龙（河内），后辗转为圣宗所识，迎入开国寺安置，得到极高的礼遇。圣宗以草堂为师，并成为该宗的第一代传人。圣宗有弟子吴益，任参政，吴益传杜武，任太付，都是朝廷要职。英宗与高宗，则自命草堂派弟子。草堂一派是李朝最得势的佛教僧团。它提倡“禅净一致”，修禅与念佛结合，与北宋发端的中国禅宗走向完全一样。到神宗时，密宗亦颇流行，阮明空、徐道行等就是有名的密教僧人。
陈朝（1225—1400）建国，草堂派失势，但佛教依然得到扶植。据说陈太宗曾从来自中国的临济宗天封禅师参学，而后辗转传至慧忠。慧忠出身陈朝贵族，曾受学于逍遥禅师，或称是无言通派第十七代弟子，自号慧忠上士。
他从“即心即佛”出发，立“返观自己本分事，不从他教”的宗旨，不持戒斋，在海阳省荣吏县他的封邑上修禅授徒。他传禅要给调御觉皇，即陈朝第三代的仁宗。仁宗在位时（1279—1293），日理朝政，夜修禅学。及至对元朝战争结束，即禅位给英宗皇帝，自己去海阳东潮县安子山出家习禅，自称香云大头陀、竹林上士，创建禅宗竹林派。他以临济为祖，认为佛法即是老子之“道”，亦是孔子之“中庸”，提倡三教合一，与两宋以来佛教的主要潮流相呼应。1308年，竹林上士圆寂，被尊为竹林禅派初祖，他的弟子法螺（1284—1330）、玄光（1284—1364）分别为二祖、三祖。
英宗也奉行佛教，他率先受菩萨戒，满朝文武竞相效法。
1314年，也主动禅位，从法螺搞铸像、印经活动。玄光原是状元出身，追随他的僧尼常出千人。国内各种佛教著疏和禅家论说，敕令必须经玄光审阅后由皇上恩准，始得刻印流通。竹林禅派是陈朝的官方佛教。
陈朝末年，朝廷着重儒家道学，限制佛教势力膨胀，沙汰僧徒。到后黎朝，王室以道学立国，进一步抑制佛教发展。圣宗（1460—1497）明令禁止新建寺庙，不准扩大寺院地产，继续沙汰僧众。1500年，国家下令佛教只许在庶民中信奉，促使原属王室贵族的信仰转向民间大众中流传。
黎朝后期，开始统治越南南方原占婆国领地的是阮氏集团。自阮潢以降，阮氏广南王国历代都崇奉佛教。1604年，阮王在顺化建造了大乘寺院天姥寺，佛教开始复兴。到17世纪中叶，贤王阮福濒（1648—1687）时期，佛教达到繁盛。中国前明逃避清廷统治的一些两广僧侣，来到顺化和平定省，传播临济宗禅法，其中济圆和觉封尤为贤王所厚礼。在义王阮福溱时，中国和尚寿尊亦来顺化，创立原韶禅派，造平定十塔寺。又有出自济圆、觉封两家门下的了观和尚（？—1743），在顺化天台山开创禅门，直承临济宗系，被尊为义玄一系的第三十五代祖师，或名了观禅派。临济宗禅法在越南中、南居绝对优势地位，直到近现代。1848年，宝山奇香和段明媛等组织宝山奇香教，提倡无寺无僧，及思祖先、思国家、思三宝、思人间的四思教义，在南方湄公河三角洲的农民中流传，显然有临济禅的影响。
在中国清朝初年，到北越来的中国临济僧人中，最著名的是拙公。拙公传明良，明良传真源正觉，正觉传麟角。麟角（1696—1733）俗名郑拾，原是郑氏安南王国的王子，以家为寺，创莲宗派。麟角有弟子杜多，曾奉师命到广州，在鼎湖山庆云寺参学3年，带回经律论300部，1千余卷，广弘四分律，号称“两国和尚”。此后继承莲宗寺的是桂阳人慈风，影响渐大，门徒300多人。莲宗派虽属临济宗传承，但偏重在净土，以阿弥陀佛为参禅公案；同时提倡“禅教双运”，以“教”为眼目，将教理、修禅和念佛结为一体，使这个派别在多层次中得到流传。
此外，在17世纪初，曹洞一系也传进越南。先是水月通觉和尚（？—1711），游学中国北京，后到湖州（属浙江湖州）凤凰山参拜一句智教，由是得法，成为越南曹洞宗始祖。此派中心在河内，亦号水月派。
19世纪初，南方阮氏集团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建起南北统一的阮朝。
阮朝在政治上扶植临济正宗，歧视莲宗，促使莲宗更加走向民间。1858年法国入侵越南，1884年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广大佛教徒卷入了爱国抗法斗争，佛教也成了强化民族意识和组织抗争的重要手段。1858—1873年，法国强迫阮朝签订了两个丧权辱国的西贡条约，激起越南人民的强烈反对，宝山奇香派在这次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9年，南方安江省和好地方开始出现了和好教。他们自称是宝山奇香教的继承者，吸引大批信众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与此相应，正统的佛教界也掀起了复兴运动；一些知识居士主张重新解释佛教教义；同时效法西方基督教，创办佛教慈善事业，普及佛学教育，建立群体组织。1931年在西贡成立佛教研究联盟，次年在顺化成立越南佛学会（越南中部佛教会）。青年佛徒的组织“家庭佛子”也宣告成立。各种佛教团体遍布全国各地。1951年建立了联合北、中、南三地佛教组织的越南佛教总会。从大势上说，越南佛教始终具有爱国传统。在抗日战争期间，范世龙和尚组织的“越南佛教救国会”，1963年在抗议美吴集团暴行斗争中有广德等6位僧尼自焚，就是著名的代表。
早在本世纪初，在芹苴市的一所佛寺创立一个叫高台教的新教派，活动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带，信徒有120万。1926年，黎文忠将高台教徒组织起来，本部设在西宁，重加整顿。他倡导佛、道、儒和天主教融合，并揉进扶乩等民间信仰，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义。到1935年高台教第二代范玉石时，信众数目急剧增加。在抗日战争末期，与和好教结成民主社会党，成为南越重要的政治力量。
佛教史
第十一章 佛教在西方的流传和影响概说
西方对佛教的了解，可能始于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东征时，著名的怀疑主义者皮浪（？—前275）等哲学家也随军进入印度，完全有可能把佛教思想带回希腊世界。前3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遣使向印度境外传播“正法”，一些学者据阿育王石柱铭文13号记载认为，有些使臣曾到过小亚细亚以西，所传“正法”，即是佛法。同一时期，希腊使臣李迦斯特尼斯到达了摩揭陀华氏城，他的游记中也提到了婆罗门和沙门。当时以亚历山大港为中心的希腊犬儒学派非常流行，他们重视智慧，蔑视物质财富和人生享乐，与沙门思潮，特别是佛教的人生伦理观，有许多相似之处。希腊人在古印度西北部长期建有国家，前2世纪后半期，希腊人国家弥兰陀王归依佛教，关于他的信教过程以及他与来自克什米尔的高僧那先的对话，见于《弥兰陀问经》（汉译《那先比丘经》）。弥兰陀是已知的最早信仰佛教的西方人。
在古希腊哲学和佛教哲学中有许多相近的思想。恩格斯就把佛教徒同希腊人并提，认为只有他们才开辟了“辩证思维”一途。像变化无常、因果轮回、“四大”结构等主张，也在这两种文化系统中几乎平行流通。很难说二者有直接关系，或谁先影响了谁，但佛教思想很早就为希腊人所知，且有少数人归依，当无疑问。欧洲学者希罗尼姆斯（347—413）曾讲到佛陀，说他生于处女之血。佛本生故事可能干4世纪在欧洲流传。
13世纪，蒙古人大面积地打通了亚欧的交通，增强了东西方的交流，罗马教廷也强化了基督教向东方的传播。13世纪中叶，圣芳济会修士约翰和威廉，先后被派往蒙古汗国，开始了对中国的了解。1260—1295年，威尼斯商人波罗兄弟两次来中国元朝，受到忽必烈的接待。他们的侄子马可。波罗（1253—1324）还担任了元朝官职，巡视内地，出使国外。现存《马可波罗游记》，叙述了他自喀什米尔所见的藏传佛教，经新疆和河西走廊见到的西域佛教，也记述自北京到江南的汉传佛教；以及南行所见中南半岛、马来群岛，一直到锡兰岛的南传佛教；对于印度西南沿海，甚至马尔代夫群岛的佛教，也有所记叙。作为基督教徒和往来东西两大国的使者，他把佛教当作东方流行最广的特殊宗教介绍到了西方世界，尽管他的记述极其简略和肤浅。《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影响极大，包括著名的斯托弗尔。哥伦布部读过它。
15世纪末，随着殖民主义的产生和扩张，所谓“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西方的传教士随同商船和兵舰大批来到东方。他们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以报告或游记形式送回西方。到16世纪，已有出版物商世，成为当时欧洲人了解佛教的主要来源。由于殖民主义最先是在南亚和东南亚经营，他们对佛教的了解，也多半限在南传巴利语系的上座部佛教。一般来说，他们站在殖民主义立场，以欧洲文明中心说观察事物，对佛教采取轻蔑的排斥态度，几乎没有什么客观的研究。
此后，西方对佛教的了解日多，随着启蒙主义思潮的发展和对世界认识的开拓，西方有识之士不再那样妄自尊大。黑格尔（1770—1831）的《逻辑学》已经给佛教哲学以重要的历史地位，把它放在巴门尼德（“有”）之后，赫拉克利特（“变”）之前，构成了他的理念自我发展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无”。
佛教哲学开始在西方世界得到了与希腊哲学平等的对待。浪漫主义的文学思潮，又促使欧洲的文学开始从东方宗教，包括神话和寓言极为丰富的佛教文献中去吸取灵感和素材。
从19世纪开始，西方学界对东方文化的兴趣，多角度地发展起来。在佛教方面，突出地表现在对各种文本佛典的搜集、刊行和研究上。奥地利学者J。维斯丁（1748—1806）首先注意到了巴利文与梵文的亲缘关系，为佛典的研究由巴利文本向梵文本开发创造了条件。到奥登堡（1854—1920），德国的佛教研究已有很大成就，形成了著名的维也纳学派。既是殖民主义者，又是东方学学者的布利安。霍格森（1800—1894）在尼泊尔任英国公使期间，发现了381部梵文贝叶经，分赠给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和亚细亚学会，并将其中的《金刚针论》译成英文，由此刺激了欧洲对梵文经典和印度大乘思想的搜集和研究。1823年，匈牙利人乔玛（1784—1842）到拉达克喇嘛庙住了7年，后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著文介绍了甘珠尔和丹珠尔，开辟了西方所谓藏学的研究领域。东印度公司是英国殖民主义中心，也是研究西藏的中心。大约在此前后，俄国也从外蒙古和北京运走了甘珠尔和丹珠尔。至于汉文佛典在19世纪也已引起西方的重视，S。比尔于1871—1878年间，开始翻译介绍。但由于文字上的困难，只能是零打碎敲，始终不成系统。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亚细亚，包括中国新疆、甘肃以及西藏地区，引起了西方各国的特殊兴趣，尤其是来自英、俄、法等国，以各种身份出现的学者，络绎不绝。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大量佛典，除梵、藏、汉文者以外，还有吐火罗文（焉耆—龟兹语）、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与和阗文等佛教文献。其中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1862—1943）在1900—1916年间，三次进入新疆、甘肃地带，非法搜集文献资料，特别是发现了敦煌石窟，并盗走了大量佛经写本和佛教绘画及版画，由此开创了西方敦煌学一科。列强在中亚细亚和中国掠取的佛教文献和文物，大都保藏在巴黎、伦敦、柏林、列宁格勒和东京的图书馆或博物馆中。
随着佛教文献进入西方及对其研究的逐步深入，首先是佛教哲学对于欧洲发生了影响。其中最早、且最显著的是德国叔本华（1788—1860），他在基督教世界中宣称佛教是最高的宗教，消除痛苦的最好出路在于涅槃寂静。
他的悲观主义和禁欲主义，他之视“世界是我的表象”和视意志为一切痛苦的源泉的观点，甚至于用以卑视妇女的理论，都浸透着佛教的某些基本精神，连尼采也称他的意志至上论为“佛教徒的虚无意志”。在近现代，佛教哲学对存在主义的影响也相当明显。他们把人的现实品格规定为恐怖、厌烦、失败、绝望以及生老病死等痛苦，就与佛教的出发点一致。法国萨特（1905—1980）发挥的存在主义著名原理“存在先于本质”，与佛教的业报思想在“人创造人本身”这点上，就是完全相通的。此外，像俄国的托尔斯泰，也被认为是受过佛教影响的伟大作家。
但是，作为纯信仰对象的佛教在西方流传，更多地受日渐增多的东方移民和侨民的影响。东亚诸国的人去西方走居或侨居，有诸多原因，但对民族文化有强烈的精神需要，几乎是共同的，其中佛教就是满足这种需要的重要成分。
从19世纪末，东方文化主动加强了向西方的传播，佛教起着主导作用。
斯里兰卡达摩波罗发起的摩诃菩提学会，先后在英、德、美、澳和非洲等地设置分会或传教中心，出版多种语文的佛典和刊物，创办佛学院等，影响颇大。马拉拉塞克拉（1899—1973）曾去英国留学，后被前苏联莫斯科大学授予名誉哲学博士，为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的发起人之一，并任首届主席。他主编的英文《佛教百科全书》，在推动佛教向全球发展上，起过重要作用。日本净土宗南条文雄（1849—1927），在英人马克斯。缪勒的支持下，译《大明三藏圣教目录》为英文，向西方介绍汉文佛典概貌；又译梵本《无量寿》、《金刚》等经，传播大乘佛教。铃木大拙（1870—1966）译《起信论》、《楞伽经》为英文，并将佛教禅法介绍到了西方。中国杨文会（1837—1911）与达摩波罗、南条文雄等同时致力于向西方传播佛教的事业，1894年，与英人李提摩太合作，首先译《起信论》为英文；此后又培养梵语、英语和中西兼通的佛教人材，为佛教西渐作准备。及至太虚（1889—1947）自1928年西游欧美，在英、法等国学者协助下筹建世界佛学苑，进一步开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