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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赛五十五8…9）
1950年7月4日
附录 追念母亲
（这一篇中有几段记载因为在前几章中已经提过，所以删了去，免得重复；此外又增加了一些前次写的时候所遗漏的事情。）
1947年10月18日，夏令时间下午11时50分，母亲在北京甘雨胡同二十九号寓所平安去世。自前一年9月1日姐姐因肠胃病去世以后，母亲心中就非常难过。老年人丧子女本来就是最悲苦的事，若不是从神得着安慰，实在是极难担当，何况母女五十多年在一处就没有离开过呢？加以姐姐病逝以前，母亲也同时患痢疾，姐姐一病不起，母亲渐渐痊愈，可是体健从那时一直就不能恢复，后来双腿都肿起来。今年春夏比较还算好些，入秋以后，面部与双手也都浮肿起来。请医生看过。说是年纪太高，身体虚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痛。到入10月以后，身体更软弱，食量也减退。13日以后，情形一日不如一日。15日情形更不佳。16日晚还能好好的吃一些食物，安静的睡眠一夜。17日便不再想吃东西。晚间饮食都不能下咽。夜间有一位弟兄陪我坐在床前看守一夜。昏睡中屡屡发呓语。18日除去进了几口饮料以外，已经不能吃东西。到了晚间，气力逐渐减消，脉搏也渐起变化，11时50分在毫无痛苦中安然去世。按旧历计，82个生日过了两天；按阳历计，差4天不足82个生日。
母亲悟性不高，记忆力却相当的强，直到八十多岁，还能背诵幼年所念的四书、千家诗和一些别的古书里面的话。母亲的性情憨直暴烈，领悟事理非常迟钝。一件事情她认为怎样，便没有人能再为她更改过来，就是别人举出多少证据来证明她所看的不对，也难改变她的成见。母亲在老年的时候性情已经改变得很多。在中年的时候非常暴烈，同人一交涉事情，几句话还没有说完，就要生气。我作小孩子的时候常常违逆母亲，母亲舍不得责打我，便自己生气摔毁东西，或是打自己。同院邻不交涉事情则已，一交涉事情，十次中会有八九次要生气。母亲同人交涉事情，不会慢慢的讲话，只会发急生气。自己也知道这种性情，所以许多事总是忍受，不同人办交涉。及至实在不得已去和人交涉的时候，很难得不把自己气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姐姐和我在这一点上很像母亲。若不是神改变了我，我现在也不晓得到什么地步了。
母亲实在受过许多的苦。当我作小孩子的时候，家中的生活非常艰难。每日吃很苦的饭食。一到冬天，屋子既不够暖和，身上穿的衣服又单薄，母亲和我手脚总是冻得裂成许多破口，疼痛得很。我年幼的时候常惹母亲生气，使母亲难过。不过却知道帮助母亲过日子。没有力量作别的事，每天清早起来，便拿一个筐子，到本巷内几家大公馆门外倾倒秽土炉灰的地方拾些碎煤，拿回家里来生炉子，这样就减少家中一笔买煤的开支。到我入校以后，仍是每天早晨拾过煤，再夹着书包去上学。一直到我十二岁住校，这件工作才算放下。在我读书的时期中，走读的时候每月只交二三十个铜币的学费，还不算太难。到十二岁住校的时候，连学费和膳费，每月要交二百几十枚铜元，（合银币两元几角），就感到困难了。不过那时学校中有一种奖金，就是每学期大考的时候，每班考取第一二两名的学生，下一学期可以完全免交学膳费。我在高小二年半之久，每学期总是因得奖金而省下了学膳费。那几年虽然不能再拾碎煤帮助家庭，但家中减少一个人的饭食，比拾碎煤节省了许多，母亲的日子过得稍宽裕些了。到了我十四岁的秋季，从高小毕业，升入中学。（我从初小到中学毕业，都在伦敦会所设立的萃文学校读书。）那时学校改变了办法，增加学生的学膳费，招收外面的学生。（以前是只收教友家的子弟）。每月每个学生要交两圆钱学费，四圆钱膳费。但教会的学生可以由教会领到两圆钱的资助，每月自己付四圆钱。奖金的办法也略有更改，就是每学期大考的时候，每班考取第一名的，第二学期免收膳费，考取第二名的，免收学费。教会里学生的学费本是由教会担负，所以若考取第一名，免交膳费，那也就是不出钱读书、不出钱吃饭了。到了我入中学二年级（我不太清楚记得是二年级或是三年级了）的时候，校中因为经费不足，把奖金缩减，改为高小一年至三年张贴总榜，中学四年也张贴总榜。全高小、全中学各取两名，这四名学生可以得奖金。这样七个班次一共取四名，校中可以省下十名学生的奖金。我在高小和中学读书的时候，就靠着得奖金读书，母亲不过为我作衣服，给我一些买书和零用的钱。到了我在中学四年级的时候，奖金完全取消，只发一点奖品。我最后所得的奖品是一本皮面金字的新约，和一本布面带谱的颂主诗歌。我在高小和中学的几年，既没有交过多少学膳费，家中的房租又渐渐增多，母亲受的苦当然也逐渐减少，这时比起十年前来，已经可算出幽谷而迁乔木了。
我作学生的时候，身体不好，常常生病。母亲为这个也受了不少的苦。每当我生病的时候，母亲总是提心吊胆，只恐怕我的病不能好，有时深夜跪在炕前为我祷告，有时整夜不睡，看守着我。我有几次耳内生疮，痛得我日夜喊叫。母亲为我用极热的毛巾放在耳朵上，昼夜服侍我，到我好起来为止。母亲的爱多么浩大，多么真挚！我爱母亲还不及母亲爱我。写到这里我流泪，我哭泣，我巴不得再有几年的机会服侍母亲，但是母亲不在眼前了。我希奇，世上会有许多子女把母亲看作讨厌物，看作分利者，看作累赘，看作仇敌。人没有良心竟能到这种地步，怎能不招来神的震怒呢！
我作小孩子的时候，因为不明白母亲的爱，常常和母亲争吵冲突，使母亲痛苦，但母亲的爱总不因此减少。当我在初小上学的时候，每日上下午从家中往学校去，母亲恐怕我在路上遇见什么危险，每次总要从家中把我送到学校。我不愿意使同学看我那样懦弱无能，所以拦阻母亲，请她不要送我。母亲却坚持一定要送我。我为这事屡次同母亲吵闹。母亲一方面恐怕不依从我使我不高兴，一方面仍是不放心让我自己走，所以便不再和我一同走，却在后面远远的跟着我。有时被我发现，便同母亲吵闹，有一次我甚至自己咒诅自己。
我年幼的时候，母亲带着我们姊弟二人只住一间房子。我读了几年书，知道新鲜空气与人的健康大有关系，便提议夜间睡觉的时候多开窗子。母亲却信一种旧说法，说夜间睡觉的时候应当把窗子关严，以免受夜寒、患重病。为这件事我也屡次同母亲争吵。母亲既怕儿子受夜寒，又怕儿子心中不快活，便在我睡觉以前开着窗子，等我入睡以后，轻轻的再把窗子关严。到次日早晨我发现窗子是关着的，便同母亲争吵。以后母亲便等我入睡以后把窗关严，早晨趁我未醒之前再把窗子打开。有时清早我先醒了，发觉母亲又关了窗子，便又和母亲吵闹。那时只知道母亲作得不对，却一点不了解母亲的爱，所以常常和母亲冲突。如果在我尚未觉悟以前，母亲便离开世界，以后想起这些事来，却再没有机会对母亲尽一点孝道，那要悔恨到什么地步啊！
从我十四岁信主以后，我开始知道体恤母亲了。当我十七岁的春季，我们的学校从东城迁移到西城新校舍。家和新校舍的距离与家和旧校舍的距离是十六比一。从前是每星期六可以回家一次，迁移以后还是照旧，但心理上感觉着离母亲远了很多。在校中的时候常常挂念母亲。先是挂念母亲的健康，后来渐渐转变，时常怕母亲死去。我们的新校舍是一座四层的楼房，从楼上的窗子可以看见附近许多住户，也可以听见附近的各种声音。那一带又多是贫民聚处，所以住户特别众多。每逢有人家死了人，便在门外挂一束白纸，找几个吹手，吹小喇叭、打大鼓。我每次听见这种声音，便疑心母亲死了，心中苦痛得不能形容，恨不能立时回家去看一下。盼到星期六中午，一下课就赶快回家。进了甘雨胡同西口，便胆战心惊，惟恐再看不见母亲。及至进了家门，看见母亲健康如常，这才放下了心。每星期六回家一次，星期二三还要寄一封信回家，讯问母亲健好不健好。从那时候起到母亲去世，母亲一直是我心中最挂念的人。
1921年的春季，我从保定被逐出校，回到家中，使母亲受了一次极重的打击。有一天晚间我在我自己的小屋里听见母亲在对面的屋子里哭泣喊叫。她说，「我要疯！我要疯！我再不能忍受了！」（北京人称患精神病为疯）。我听见这几句话心中像刀刺一般。我怕母亲真要患精神病。因为母亲有一次同邻舍争吵，神经失常，走到街上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经过一段时间，自己才清醒过来。我爱母亲。我不忍看见她那样受苦，更不忍看见她患精神病。我心中交战得十分猛烈。我决定顺从母亲。我决定放弃神交托我的使命，好保全我的母亲，好救我的母亲脱离危险。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的主把一节圣经上的话放在我的心中：
「爱父母过於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於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看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太十37…38）。
这几句话在我的心中作了有能力的工作。我认为我应当爱我的母亲，但我更应当爱我的主。我万不可因为体贴母亲便放弃了我的使命。不能，绝对不能！我只有把母亲交在神的手中。纵使她因此患了精神病，我也不能背叛我的主。感谢神，祂真是信实的。那天祂试验我像古时试验亚伯拉罕一般。亚伯拉罕为顺服神，舍了他的独生子，神却保全了以撒，使他没有受到一点伤害。那天我为顺服神，舍弃了我所爱的母亲，神也保全了她。那天母亲哭喊了一回，也就平安无事的过去了。她并没有因我的缘故患精神病。
当我在家中受神磨炼的那几年，我帮助母亲作家中一切劳苦的工作。到1925年神交给我许多的工作的时候，祂照祂的应许藉着属祂的人供给我一切的需用，并使我能供养母亲，又为母亲雇了一个女仆，替我作家中的琐事，母亲的生活比从前好得多了。
1925年的冬季，我在浙江省几处工作。那时因为战事，大江南北的铁路交通隔断了很长的时期。从上海到北京的信件需要五六天之久。我每隔几天就写一封信回家，但我很少收到家中的信。母亲写字非常困难，姐姐又极不喜爱写信。有一次多日没有收到家中的信，我挂念母亲的健康。恰巧有一次我梦见回到家中，看见屋内放看一具棺材，听说是母亲死了。我难过到极点。醒来才知道是一个梦。接连着好几次都在梦中看见不好的景象。同时又多日得不着家中的信。我拍电报到家中，也得不着回电。我更认为母亲一定是去了世，姐姐不肯告诉我。那些日子我几乎患了精神病，饭吃不下，觉睡不好。又拍一封电报给潘老太太。过了几天方得着姐姐的回电，报告家中平安，母亲健好这才放下了心。
母亲极疼爱我。一直到我四十多岁的时候，仍然常嘱咐我，像嘱咐小孩子一样。每次我离京外出以前，必定嘱咐我不要到山颠水旁和其他危险的地方去，嘱咐我上下车船要小心，嘱咐我不要受寒，不要受热。我为免去母亲挂心，出外时候最少每一周寄一封信回家。如果作长途旅行，在途中随走随往家中寄明信片，报告旅途平安。如果出太远的门怕信件在途的日子太长，使母亲放心不下便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赶快拍电报回家。
最不幸的事就是从我结婚以后带了妻回家的那一天起，家庭中便发生了猜疑不安。母亲和姐姐因为多年受苦的经验，使她们不能信任任何人，不能爱任何人。母亲吃过姨母的苦，吃过邻舍的苦。从1925年家中雇了女仆以后，又吃女仆的苦。我们所用过的女仆大多数都偷东西，就连浸在水中的大米，用水和成的面粉，她们都有方法偷出去。二十几年的经验，使母亲认为除了她的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以外，没有一个人不是在那里要加害於她。姐姐也认为除了母亲和弟弟以外，没有一个可爱的人。这种心理越来越深，家中的痛苦也就越来越重。
1937年基督徒会堂自建的新堂落成，第二年后院的小楼也落成。有人问我要不要搬到会堂院里住。我回答说，「我自己有几间房子，家庭也离不开我，不能搬来。」不料1939年的春季妻患了病，而且越来越重。会堂中一位女同工接她到会堂的院中来暂住疗养。那年秋季我到上海工作，就陪她一同南下，到她母亲那里住些时候。12月内我自己回到北京。那年冬季竟得了一种腰痛的痛，而且越来越重，最重的时候动一动就痛。有几位圣徒认为我需要换换环境休养，便勉强我迁到会堂院中来住。我起初虽然不想来，但因为大家是那样关心，那样着急，实在不能过拂大家的美意，便迁来暂住。第二年春季妻从南方回来，我们仍暂时住在会堂院内。我每日回家去看母亲和姐姐，并办理家中的事。过了些日子，我发现我和妻不住在家中，母亲和姐姐竟少受许多痛苦，她们在许多事上不必再防备妻，姐姐也不再常生气，家庭倒比以前平静得多。我们也不必再那样天天过着担心的日子。於是便决定暂时仍住在会堂院中。再过一些日子，我们发现这样不但家中可以减少许多风波，而且我们在会堂院中住与教会也有好处，因为我们便於照应教会的工作，并且能负责任接待圣徒，我们实在不容易再离开会堂院中了。
从那时起，我们便不再住在家中，但我在北京的时候每日都到家中去，妻也时常回去看看母亲和姐姐，大家倒比以前在一处的时候融洽得多。母亲和姐姐见我们虽不住在家中，却待母亲和姐姐仍和以前一样，因此也放心了，不再有什么顾虑。母亲和姐姐自始至终都十分爱我，也爱我的儿子，就是对妻始终是有误会，而且这种误会任何人不能加以解释。无论什么人若是一去解释，便对那个人也误会起来。因此我在母亲和姐姐面前总是极少提到妻的。好在母亲和姐姐只要看见我和我儿子便心满意足。因此我们父子每日都到家中去。我回想小的时候对母亲不孝，常要挟母亲，和母亲争吵，使母亲生气，便想今后应当好好使母亲得一些快乐，免得将来有一日叹息着说，「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可惜！工作总是十分忙迫，竟不能多服侍母亲一些时候。
去年3月起西南工作，本想去两个月就回来。不料到了那里因为工作繁多，一再延期，后来又因为车票、船票与飞机票都极难买到，不容易离开西南，结果竟在外面五个月之久。8月18日取道上海，乘飞机回北京。姐姐恰巧在17日夜间开始患病。我外出那样久，回来的时候事务蝟集，又正赶上开大学布道会，竟不能好好服侍姐姐一些日子。姐姐病了12日，母亲也随着病倒，姐姐患的是肠胃症，母亲患的是痢疾，幸好有一位作护士的姊妹自告奋勇，替我帮忙不少。我恐怕母亲年高，病不易好，谁料到母亲竟好了起来，姐姐却在9月1日早晨去世了呢！姐姐去世以前，对妻已经转变了态度。她在去世的前一天下午曾说，「我拉着神的手了。」
姐姐去世以后，我想母亲也许会对妻转变态度了。谁知道母亲不但仍是照常的误会，而且还更加恐惧起来。她想现在已经没有女儿在面前帮助她，如果妻和妻家中的人要加害於她，她如何能抵挡呢？妻每一次去看母亲，母亲就恐惧疑虑。我和妻看见了这种情形，就想妻还是少回家更好。妻既不能回去服侍母亲，只好我一个人负责了。姐姐才去世以后，母亲苦痛得很。我每夜放一个小床睡在她的旁边，夜间母亲不能睡觉，只是叹息哀痛，想念女儿，也常大声祷告，承认自己的罪，求神怜悯。夜间母亲也常常自言自语的说话。我有时能睡，也有时不能睡，就静卧着听她说。那时我更明白母亲对妻充满了误会，她的心中完全充满了几十年来所见所闻的那些可怕的事。她所仅能明白的一点，就是她的儿子爱她，此外她对任何人都怀疑，都畏惧。有时候有信徒来看望她，她对其中大多数的人也都抱着猜疑和不满。母亲年老耳聋，服侍她的女仆说话声音小，她听不见；说话声音大呢，又说是在那里叱喝她。在这种情形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