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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幼的时候也时常跑到外面去玩，不过不敢跑得太远，只在胡同里跑跑跳跳。有时向母亲索取一两个铜元，跑到东安市场杂耍场里去看小戏。回来以后便拿些黑墨或红颜色涂在脸上，拿了一把木制的刀在胡同里乱喊乱跳，并且常常在胡同内的地上辊来辊去。那时我们隔壁住了一家有钱的人，他们家中至少有二十多个仆人，两三辆四轮马车，五六匹高大的洋马。我就常同那些车夫在一处玩耍。那些人的嘴污秽不堪，什么坏话都说。他们看见我辊在地上，便大声叫「好！」我就更起劲的辊起来，常常一连辊十几转，直辗到力尽筋疲、遍身是土才罢休。院子中的邻舍是那种人，胡同中常接触的又是这种人。母亲不能管，也顾不得管，因为她需要在家中作衣服，洗衣服，作家中的事，乐得叫我出去玩耍，免得搅扰她作活计。在这样一种污秽恶劣的环境中长起来的孩子，还能希望他好得了么？
我十二岁那年的春天，从走读的初等小学升入高等小学，并且开始住在校中。在学业方面稍微进步了些，在品德上却更坏了许多。全校有三四十个学生，其中有几个比较好些的，但大多数的同学都是以大欺小，恃强凌弱；至於思想污浊，言行卑劣，更是极平凡极普遍的事。我从前在邻舍中间所见所闻都是那些未受教育的人所作的坏事所说的坏话。及至住校以后，我便开始看见听见那些受教育的人所作的坏事，所说的坏话了。有几个大同学待小同学像残暴的主人待买来的奴隶那样凶狠。有几个大同学表面对人很客气，待人的手段却毒辣异常。有一个大同学每逢在全校熄灯就寝、老师查过宿舍以后，便开始对小同学述说一些淫秽的事情，这些事是我在邻舍中间所未曾听见过的。我那时候的人生既没有信仰，又没有志向，当然就随波逐流的下去。如果不是神施行奇妙的拯救，我实在不能想像今日我要坏到什么地步了。
我的身体不好，力气又小，和同学们动手总是我吃亏的。但我会动嘴说他们，骂他们。别人因为我这样作，便动手打我，我既没有力量还手，便只有挨他们的打。但是他们的武力并不曾使我屈服。才住校的时候我在全校中年岁最小，班次也最低，在大同学的手下吃了不少苦头，受了不少委屈。但我的心和我的口却总是在那里反抗，从没有一日屈服。那时我也稍稍读到几本武侠小说，心中总羡慕能学到一身武艺，好在将来抑强扶弱，解救那些受欺压的人。记得有一次大同学领着，小同学随着，大家都把头发推成平头式。我却留着我的分头，坚决的不肯推短。又过了些日子，大同学又领首叫全校的同学都把头剃光。没有几天全校三四十个学生头发都剃得精光，只剩下我还留着长头发。他们大家劝说我，威吓我，一定叫我随着他们剃光。我始终不肯屈服。最后几个大同学向我发气说，「你不剃，我们会在你睡觉的时候用剪刀把你的头发剪得长短不齐，看你到那时候剃光不剃光。」我回答他们说，「好罢。你们谁敢这样作，我就用剪刀戳瞎他的眼睛。」结果我竟保守住我的长头发，没有人敢动它一下。过了不多些日子，一些剃光头发的同学又把头发养长了。那一场为头发而起的战争，我到底完全得了胜利。我从小就有一种特别的性情，凡事不愿意附和人，无论什么事，自己不看清楚了，绝不随着别人去作；但在看清楚以后，无论什么阻力也阻止不住我。我的身体软弱，但我的意志却不软弱。我曾抗拒过许多人，我也曾抗拒过神。许多人被我胜过了，神却胜过了我。这件事我以后要详细的述说。在我里面有两种极不同的个性，一个是保守性，一个是急进性，在一些事上我十分保守，在另一些事上我却积极的急进。我认为不可更改的事，无论如何不能有丝毫的更改。我认为应当更改的事，便要更改得干干净净，旧的连一丝一毫也不肯留下。为了这两种个性的存在，使我从小到大触犯过许多人，吃过许多苦头，同时也使我得到许多胜利和成功。
住校的学生平日是不许离校外出的，只有每星期六正午十二时到下午六时可以随便外出。每到那一天我一下了课便急忙跑回家中，母亲已经买来许多食物等待着我。吃过东西以后便跑到东安市场去玩，再回家吃过晚饭以后返校。因为吃的东西不但太多而且太杂，当夜肚子里便难过起来，次日便受一整天的苦。可是到下星期六回家还是照样的吃。母亲实在爱我，她自己不肯吃，不肯花，只是给儿子享受。她作得虽然不很得当，但她对儿子的爱即大得无比。我劝告作母亲的爱儿女要爱得适宜，不要弄得「爱之适以害之」。我更劝作子女的要明了父母的爱，记念父母的爱。我的母亲今日已经不在了。我仍想为她作一些事，使她得一些快乐，但是已经没有机会了。写到这里我流泪，我哭泣，我想再回到几年前去，但是事实不许可了。你们有父母在的人，千万及早尽孝，不要等到有一日空空叹息着说，「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呀！
家中院子里的环境坏，学校内的环境也坏。家中没有人教导我怎样作人，学校中也没有。校中的老师只是督促着学生用功读书。虽然有修身这门功课，但我们也照国文那样念，并未曾将「身」修得稍好一些。只有一位老师很留意我们服装的整齐清洁，并我们谒见师长的时候当有的礼节。每日早餐以后，全校的学生都排队往礼拜堂去参加早晨礼拜。这位老师便在校门口一站，无论哪一个人脸洗得不干净，或是衣服的钮扣未曾扣好，都要受斥责的。我每到冬天因为手冻破了的缘故，很怕洗手洗脸。有一天早晨在校门口被那位老师看见了。他斥责我说，「永盛，你的脖子上的泥，快可以种麦子了。还不赶快回去洗洗。」（脖子是北京的土话，意思就是颈项。）我立时满面惭愧的回去，洗得干干净净，从那日以后每天必要好好洗脸、洗颈项。那位老师也教导我们无论走到那里遇见师长必要肃立鞠躬。直到现今我在路上遇见我从前的师长还是照样肃立鞠躬。我在幼年的时候所受的良好的训练只有这样一点。其他作人的种种功课，都是在十四岁信主以后才留心学习的。 我从小的时候就常由母亲带着到礼拜堂中去聚会。（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伦敦会的会友。）入学以后更是每日都有聚会。及至住校以后，聚会的机会更增加了。每星期聚会至少在十次以上。从星期一至星期六，每天早晨男女两校的学生都到礼拜堂参加半小时的早礼拜。每星期三下午有一次祈祷会。星期日上午有主日学，大礼拜，下午有勉励会，晚间还有学校青年会的聚会。除此以外，每周还有三四堂的圣经课程。礼拜堂所有的聚会，全校的学生都必须参加。圣经课程与其他的课程一样的考试，一样的算分数。为了分数的缘故，学生们都死记所学的圣经，考试完毕便再不过问了。所学的也全是圣经中历史方面的记载，圣经中的真理是向来没有人过问的。聚会虽然都必须到，但并不考试所听的，因此学生们到礼拜堂去，有乘机预备功课的，有偷着看小说的，也有在礼拜堂里睡觉的。讲道的人所讲的根本也没有什么能力和兴趣，我们又心被油蒙，因此聚会便成了学生眼中最讨厌的事。开学的时候，每到聚会，总是坐得满满一堂，其中十分之七八以上都是学生。但一到暑假、年假，除了几十个老教友以外，学生们来聚会的可说是寥如晨星。我一直到十四岁的春季，从礼拜堂中不但什么也没有得着，而且看聚会是一件最令人头痛的事。
总起来说，我从开知识到十四岁的春天，一直就是混混沌沌的过生活，没有信仰，没有目标，没有希望，没有轨道。虽然也有思想，也求出路，但始终找不着一条光明的大道，也没有领路的人引领我。除了读书的成续良好并个性很倔强以外，在什么事上也没有与别人不同的地方。什么坏的意念也存过，什么坏的话语也说过。在行为一方面确是没有犯过什么明显的大罪，一个缘故是年岁还不，另一个原因是我生来就胆量小，不敢惹祸，面皮薄，最怕丢人。我的家境贫寒也与我有很大的好处，因为一切用得着花钱去犯的罪，我根本没有力量去犯。如果我再迟十年或二十年才悔改信主，那就难说会坏到什么程度了。
神在我的身上施行拯救是在我十四岁那年（1914）。那年春天，校中一位年长的同学来找我谈话。这位同学的品行与爱心早已在我的心中留下良好的印象，所以他来找我说话的时候，我很容易接受。他先领我认识神，又教导我怎样敬畏神，他也领导我祈祷，领导我读圣经，领导我每日自省，作日记。他最先送给我的一本书是谢洪来先生编的「修学一助」，我读了以后，得着很大的帮助，此后便继续购读谢先生所译旧的别种书籍。我的心境和人生在那几个月中有了极大的变化。我开始明白人生的意义、人生的责任。我开始恨恶一切的罪恶不义。我开始羡慕圣洁良善的人生。我对祈祷和读经发生了兴趣。我不满意於我自己那不像样子的人生。我对同学们所说的不好的话、所作的不好的事发生恨恶的心。我开始自动参加礼拜堂的聚会。我在那一年的「复活节」在伦敦会的礼拜堂里受了洗。受洗以后我认为我已经是一个正式的基督徒。我定意要作一个好基督徒。领我信主的那位同学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其中有一样就是每逢他看见我有错处必定很严厉的责备我，因此我非常的爱他，同时也非常的怕他。我在那一年暑假从高小毕了业，暑假后升入中学一年级，他是在中学四年级。我们又同学一年之久。到1915年他从中学毕了业，我们便分离了。（那时中学只有四年）。
我是在1914年春季改变了的。我极清楚的知道我的改变，但我不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我常常希奇自己怎么会在那一年那样彻底的改变了。那时候如同有人给我换了一颗心。那一年以前和那一年以后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以前我说各样的坏话，作各样的坏事，心中一点不觉得惭愧难过。但从那一年以后就完全两样了。每逢说了坏话，作了坏事，心中就痛苦自责。有不少次在夜静的时候，自己走到后院没有人的地方，解开衣服，自己用拳打自己的胸膛，直打到痛了以后，心中才觉得舒服一些。从那年以后，自己为自己的罪流过许多眼泪，发过许多叹息的声音，在神面前认过许多次的罪。多次立志，也多次失败。许多次倒下了再起来，起来了再倒下。有时胜过了试探，便喜乐高兴；有时为试探所胜，便懊丧悲伤。我知道自己不好，但我愿意好；我愿意好，我却好不了。那种经验真苦痛极了。从一方面说，自那一年起我有了信仰，有了作人的目标，有了向上的心志，不再糊糊涂涂的过日子，是一种良好的现象；从另一方面说，我心中不住的争战，我终日挣扎在善恶两种势力之下，又实在苦痛得很，似乎还不如从前混混沌沌的过生活更舒服些。
当领我信主的那位同学还在校中的时候，他时常督责我，管束我，不许我说不好的话，不许我作非礼的事，我也很乐意接受他的督责管束。但到他毕业离校以后，我的景况就不同了。我的心仍是愿意作一个圣洁的人，我却管束不了我自己。我虽然屡屡自恨自责，但总没有很大的功效。我巴不得我的朋友再来管束我，事实却不可能了。感谢神，祂成全了我，祂藉着另外的一些人督责我，管束我，不过这些人不是我的朋友，乃是恨我、与我为敌的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我在中学二年级的时候，校中收进几个有钱的新学生来。那几个学生中有人的父亲是作官吏的，有人的父亲是大商人。因此他们不但很会挥霍金钱，而且行为污浊放荡。他们的嘴整日的说些淫词秽语。他们的手中有大量诲淫的小说。其中有的人甚至患着性病。有些本来比较好些的同学也受了他们的坏影晌。我每次听见看见他们的恶言恶行，便心中痛苦激忿。但大家都是同学，谁也没有权柄管束谁。有一次我实在不能缄默了，便去见一位主任教员，（因为我们的校长住在通县，每周只来校中一两次，所以一切校中的事都归那位教员管理。）请他设法管束这几个坏学生。万没料到那位教员竟对我说，「为了维持校中的收入，对学生的品行不能十分认真，否则把那些坏学生都革除了，收不进学费来，学校如何能维持呢？」我听见这些话以后，气忿极了。我同那位教员大声争辩。（我因为热心信主的缘故，那时很有勇气。）我说，「与其开办这种误人子第的学校，倒不如干脆关了门。」我又说，「以信基督的人办教会的学校，竟这样放任学生为恶，真失了基督徒的体统。」没有想到正在这时候，有那几个坏学生中间的一个人也来见那位教员。他听见我在那里大声争辩，他并没有进门，却把我所说的话部听了去。他去报告了他们一伙的那几个同学。从此他们便恨我入骨，常想向我施行报复。他们尽力寻找我的错处。他们给我起各样的绰号。他们叫我「道学博士」，叫我「法利赛人」。只要我说了一句错话，或作了一件错事。他们便攻击我，指摘我，说，「基督徒也说这样的话么？道学博士也作我们这些税吏和罪人所作的事么？」他们对我极尽攻击侮辱之能事。我那时四面受敌，当然痛苦得很。不料神却藉着这些与我为敌的恶人把我管束得像笔杆一样的直。在我还未离开中学以前，因为迁移到新建的校舍，校长也从通县移入新建的房子，管理比从前认真得多。那几个坏学生有的受了惩罚，有的被革除，有的自己退了学。我的人生却因着那一度仇敌的攻击，渐渐的上了轨道，在中学毕业以前，已经成了一个很像样子的青年人。他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却藉着他们成全了我。神的作为真是奇妙阿！
我在那几年中，除了从领我信主的那位同学得着许多帮助以外，还从一位始终未曾见过面的良师得了许多帮助，那就是全国基督教青年协会书报部的干事谢洪赉先生。从我读了谢先生编的「修学一助」以后，我就竭力购买谢先生所编译的书。只要一听说谢先生有基么新书出版，便立时寄邮票到上海去购买。谢先生所译著的书对青年基督徒的信仰与品德都有极大的帮助。谢先生笃信圣经中的要道，而且十分注重青年基督徒的生活。谢先生所译著的书，意思和话语都极浅近，却十分合于实用。他所说的话都可以作青年人的针砭药石。从他的作品里能看出他的为人是怎样敬虔可爱。我从他得的帮助真无法估计。可惜我不但未曾与谢先生会过面，连一封信也没有写过。当谢先生因肺病逝世的消息传到北京的时候，我好似失去了亲人那样惆怅了许多日子。当我在1925年6月到杭州的时候，在24日到西湖九里松去凭吊谢先生的坟墓，只看见了谢先生的墓碑。这位恩师毕生竟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个学生。今日我这样注重实际的基督徒生活，大约也受到谢先生的影响不浅。可惜今日青年协会不但再不出版谢先生所编著的那一类的书籍，反倒出版许多毁坏青年人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