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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大学成立了，本科校址在东城盔甲厂，预科就在原来的汇文校址。最奇特的事就是新的大学英文名字叫作Peking University，（汇文大学原来的英文名字，）中文的名字尚未定出，半年多之久就没有校名。预科既在汇文校址，而且与美以美会的汇文中学在一处，美以美会便把两班预科的学生都算作汇文学校的学生。我们协和的预科生当然不甘心被人唤作汇文的学生。我们便声述我们并不是汇文的学生，乃是新合办的大学的学生。
1919年的2月间，协和与汇文两校的学生为校名大起争执。汇文的学生坚持用汇文大学的名称。协和的学生认为两校是合办性质，并不是协和合并在汇文里面，绝对不能承认汇文这个校名。到4月11日，我听说决定将两个名称并用，称为「协和汇文大学」。不料几天以后汇文方面又生波折。5月8日我们听说汇文的学生结队抬了「汇文大学校」的匾去挂在本科的校门上面，因此协和的校友那天晚间在东城青年会开同学会，到有协和的肄业生与毕业生多人，大家的主张极不一致。我那时是预科一年级的学生，班次最低，年岁也最幼，却发言到四五次之多。那天的会议中，毕业的校友多主张让步息争，容汇文的学生暂时悬挂几十日汇文的匾额，到暑假时再斟酌适宜的新名，结果到底通过了这项决议。
大学既悬了汇文大学的匾，汇文中学便改称崇文学校，而且把我们一、二、两年级预科的学生都算在崇文学校里面。那时正是五四运动的那一年。学生们提倡抵制日货，维持国货。5月12日，学校的早礼拜完毕的时候，崇文学校国货维持会选举职员。我们协和方面的几十个学生当时不能走出，便坐在讲堂里看他们的举动。不料我们中间有一个同学被选，他竟不敢推辞，我当时便鄙视他胆怯。接着我也被选了。我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便立时站起来说，「我不是崇文学校的学生，我是在这里寄读的。你们没有权柄选我作崇文学校的职员。」当时惹起崇文学校学生的忿怒，会毕以后他们便辱骂我，攻击我。我决定无论遭遇什么窘迫危害，绝不能屈服在强权之下。不料我这种忠诚不仅触犯了崇文的学生，就连协和方面的校友也有许多人认为我多事，对我表示不满意。我当时竟弄得腹背受敌。但我定意无论如何绝不妥协。我宁可退学，也绝不向若强权低头。我定意坚决反抗这种不合理的举动。当日下午我往西城见我母校（萃文）的金校长请求他替我筹划。十四日我再偕同两位萃文的同学往见金校长讯问。他告诉我们说要等到下星期一董事部决定。我们只好回去再忍耐些时候。
5月19日，各校为国事开始罢课。那一学期就没有再上课。6月3日学校提前放了暑假，我们也就都离校返家。二日得着消息说，协和方面预科一年级的学生，秋季将转到济南齐鲁大学读书。我心中作难起来。因为我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母亲和我且是相依为命。那些年在北京上学，住校的时候最少每周必须回家一次。母亲需要常看见我，我也需要常看见母亲。如果到济南去，最少需要半年才能回来一次。母亲不能离开我这样久，我也不能这样久离开母亲。特别是母亲那些时候身体不好，前一年的秋季有好几次患病。还记得前一年（1918）的9月30日是一个星期一，那时校中每星期一放半日的假，住校的学生可以自由外出。我在午间十二时半由校回家，才到家门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及至进门以后看见母亲病趴在床上。我当时心中难过极了，急忙打电话请姐姐回家。因为按校规我当日晚间必须回校，只得请姐姐在家住一夜服侍母亲。次日正值孔子诞辰，学校放假一日，我便回家侍候母亲。到晚间因为姐姐已经回校，我也必须返校，但又不能把患病的母亲独自留在家中，左右为难，急得哭泣，很久，挨到八时半方才返校，并且告诉母亲，无论如何明日必定回家看视。次日身体虽在课室里，心即回到家中，一直思想不知母亲的病到了什么地步。别的同学听讲功课，我却低着头哭泣。后来向学校当局请假，请求许可我每日下课以后回家服侍母亲。校方很慷慨的给了我四天的假。我真如同奉到恩赦一般，一下课便急忙奔回家中。接连着几日，每天下课便回家服侍母亲。我四日的假满了，母亲的病也好了。不料又过了几天，母亲和姐姐都患了病。一家只我们母子三人，我如何能安下心去在校读书。但再告假回家，又觉得实在不好再开口。勉强忍到晚饭的时候，实在不能再忍下去。这时不但请假没有把握能否得到允许，并且也没有地方去请假。在万分无奈的时候，竟大着胆于私自走出了校门，回到家中，去服侍母亲和姐姐。我从悔改信主以后，从来不肯犯一次校规，那几天竟接连着有三次下午私自出校，直到母亲和姐姐都痊愈了。不料因为那些时候心中焦急，身体疲劳，吃不饱，睡不安，每日以泪洗面，心身都受了打击，到母亲和姐姐都好了以后，不满三天，我又病倒了十几天之久，请假回到家中调养。那时候母亲再服侍我。母亲既离不了我，我也离不了母亲。我如何能到千里以外的济南去读书呢？
六月至八月间度过了极辛酸的几十天。这时候大学本科的门前已经挂起了「燕京大学」的匾额。我想越过预科二年，考入本科一年级。我去讯问我母校的金校长，可否许我考试一下。金校长嘱我去见本科的科长，同他商量。不料我去了许多次，始终见不着科长一面。写了信去，也得不到片言只字的答复。我那时候已经不敢希望能得到许可，我只希望科长给我一个回答，说一个「可」或「不可」，好使我死了心。不料竟连一两个字的回答都得不到。我苦痛，我激忿。我没有料到远涉重洋奉基督的名来服役中国教会的西国宣教士竟这样对待一个渴望上进的青年基督徒学生！
考入本科的希望已经完全没有了。到遥远的济南去，又不忍得离开母亲。我本不舍得耽误一年的光阴，不料现在入学的事情已经完全绝了望。这时候我苦痛得想要求死。我几乎得了精神病。在8月20日那天我在日记中写了一篇悲叹的话：
「怀志不遇，屈原有离骚之赋；积郁莫明，阮籍为穷途之哭。志者不遇，百世恒同；事与愿违，古今何异。予学昧蹲鸱，才同芥骆；自问何幸，竟获睹人生真际；匪敢自饰，亦略窥圣贤门径。艰阻困厄，沧桑数历，险诈奇幻，世变饱经。每自顾昂藏七尺，辄不忘万里鹏程。 帝恩隆眷，幸未陨越；魔诱屡至，岂敢或忽。方期猛进长趋，遽料阻难横起；正欲努力奋斗，何意逆境中阻。只身难跨二舟，去取讵能两顾？踌躇三月，徘徊九旬。既不能伤亲心，又实难舍前路。孰轻？孰重？何去？何从？终则取难舍易，遂至履险去夷；势既由不获已，情又何求人知。境可悲矣！心更痛哉！而今而后，如我何人？悠悠苍天惟独叹！自策自励，匿述销声；孜孜潜进以待时。洒泪独泣，望九天霾云变色！．抚衷自痛，悲一身良遇皆失！壮志难驯，贾生徒殁；苦心不显，屈子竟沉！奈何天里，胡竟绝夫有志者？无情世上，悲境偏逢苦心人！抚今思昔，怆然欲绝！瞻前顾后，抑郁兴悲！呜呼！已矣！苦衷人不意今逢厄运！噫嘻！悲哉！黑云中何日重睹光明？往事勿计，来日何堪？郁郁往迹何意竟成今日之恨？茫茫前路，敢云不效穷途之哭！甘耶？苦耶？匪余敢计；成乎？败乎？任其所之竭思尽虑，以求余力之所至；引领宁望，惟希 帝旨之云成。」（1919年8月20日日记）。
感谢神，在最黑暗痛苦的时日当中，祂用祂的话安慰了我。22日早晨读经得着经训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罗十四8）23日早晨读经得着神的应许说，「我要以永远的慈爱怜恤你。」（赛五十四8）「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赛五十四10）。
入学的门是关闭了，只好暂时找一点事作，以后再等候机会升学。按我的本领和名誉说来，是不愁找不到事作的。（那时认识我的人大多数都看重我）。说来也希奇，无论怎样托人，竟找不着一个位置。转瞬已经到了8月底，前途竟看不见一点曙光，我悲哀，我失望。我痛苦到了极点。8月26日晚间，我到我的朋友家中去。（这位就是起初领我信主的朋友）。他劝我不要这样难过，又劝我出外换换环境，到通县去游玩两日，因为那时直晋两省基督教教育会正在那里开会，在那里可以会到不少熟识的人。我因为既不能入学，又找不到事作，觉得不愿意见人，所以就不想去。但他竭力劝我去一次，我就答应了，便在次日往通县去，只在那里停留了一天半。他们次日下午散会，我也和大家一同返回北京。不料因着这一日半的游玩，竟得到一条出路。事实的经过是这样！：
我在通县的时候，一位相识三四年的朋友听说我还没有找到事作，便替我介绍一个小学教员的工作。地址是在离北京约三百里路的保定，工作是教初等小学学生，待遇是每月薪金十二圆，未结婚的人却只能领八成，就是九圆六角。我当时因为这个工作各方面都对我不适宜，因此便推却了。但那位朋友对我说，「你不如考虑一下，再作答复。今天是28日。他们可以等你到月底。最晚请你在31日给他们一个答复。」我允诺下来，但我考虑了几天，始终认为这个工作无法接受。我既不能到一千里以外的济南去读书，又如何能到三百里以外的保定去教读呢？教初等小学也是我所不能忍受的。我在中学二年级的时候就曾尽义务帮忙教过萃文初等小学的学生。如今我是一个读过一年大学的学生，且是一个成绩优良、心怀壮志、想作大事业的青年，如何能低头到这种地步，去教初等小学呢？第三，他们的待遇也实在苦得很，十二圆钱还要打八折。九圆六角钱可够作什么用的呢？如果我去，至少我必须每月回一次家看看母亲，一次往返的路费需用四圆钱，每月的饭食也需用四圆钱，下余的一圆六角钱，只够理发、洗浴、买块肥皂、寄几封信的用途。不用说不能有一点积蓄，就连买几本书、做一件衣服的钱都没有，这比留在自己家里实在强不了多少。我无论怎样考虑，也认为无法接受这个工作，因此我在8月31日的晚间写了一封回信，告诉他们说我不能去，然后拿着这封信到街上去付邮。
当我走到街上信筒旁边把信送到信筒的入口处，信的大半已塞入筒口中，但还未曾撒手的时候，我藉着路旁的灯光看了一下信筒上的收信时刻，我看见上面的字写着说，「下次再开，上午七点。」我心中想道，「应许人至晚31日答复，不料到底这封信在31日未曾赶上邮班。日期是已经误了，与其让它在邮筒里放一整夜，不如先把它拿到家中去，明晨再送。」想到这里，我便把这封一大半已经塞入信筒口中的信又抽了回来，无精打彩的走回家去。那一夜愁苦叹息。自己心里思想道，「我的境遇怎么竟这样不幸呢？入学的门关闭了，想找事又找不到。好容易遇到这仅有的一个机会，又是这样各方面都不适宜。神这样待我，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次日早晨我的心意忽然转变过来。我定意走这一条我所不愿意走的路。我想，到保定去总比困处在家中还好一些。我撕了昨晚所写的信，另外写了一封信寄到保定去，接受他们的邀请。
9月11日早晨离了北京，乘京汉路车到保定去。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北京到远方去。起身以前，母亲因为我离家远出，流下泪来，我自然也哭了。午间到了保定，下了火车，和接我的人一同到了西关福音园烈士田学校内。当我进到那个院子的时候，看见那小的院落、小的房屋、乡间装束的小学生，样样都使我心中懊丧。我感觉无限的凄凉。我见了校长以后，他告诉我说，因为介绍人提到我的经历和学识，他决定拨一位教高小的教员去教初小，改请我教高小和中学一年级学生的功课。因为那时候校中方才增设中学一年级，所以中一是全校中最高的一班。此外他也对我破格优待，薪金不打八折，却十足的付给我十二圆钱。这两件事的改变，使我心中得了不少的安慰。特别是他请我教中学一年级和高小的功课这件事，鼓起我很大的勇气来。次日上课，讲完功课以后，便以道勉励学生。那天的日记上我写了几句话：
「生平之志，助人向善耳。今以立志修身之道为各班学生言之，俱表乐受之意。使予而能导此数十青年，俱在此极短时间之内化为高尚有志之青年，余之此行不虚矣。」（1919年9月12日日记）
当我在校读书的时候，阅读谢庐隐（洪赉）先生传略，心中便十分羡慕谢先生的人品道德。我看到他在苏州博习书院和上海中西书院任教职的事，如何训导学生，关心学生，又如何与学生交往，以德行感化学生，心中就想到如果我有一天作了教员，也要效法谢先生的榜样。及至我在保定任了教职，便效法谢先生那样在课堂里、在私人谈话中，常常以敬神作人的大道教导学生。最先是讲完功课就对学生们讲道。那时候我讲的道与今日大不相同。我不明白救恩和生命的道，只是教导学生敬神、爱人、立志、进德而已。虽然那样，因为我是出於诚意和热心，所以也很能使学生受感动。后来我觉得不如每日单有一个聚会，使那些愿意听道的学生自动参加，因此便和几个学生商议，每晚成立一个祷告会。
11月12日晚8时20分，这个聚会开始了。从那时候起，除了教会或学校晚间有会、或有特别事项以外我们每晚都有聚会。我有时对学生们讲祈祷读经，有时讲立志进德，有时讲认罪悔改，有时讲处世作人，有时讲服务牺牲，有时讲卫生保身，有时讲孝亲敬老，有时讲诚实圣洁，有时讲齐家救国，有时讲舍己爱人，有时讲贤哲格言，有时讲名人传记。我那时候就是不会讲生命的道理。并不是我不信，乃是不清楚了解。我信耶稣为我赎罪代死，也知道不藉着耶稣没有人能到神面前去。对於来生的道理我不十分明白，所以我也就不能讲。我信全部圣经，我也信它里面一切的记载都是真实的。可是除了圣经中那些宝贵的教训以外，我没有对其他的记载发生太多的兴趣。我信耶稣复活，但我却不明白祂的身体是否复活了。我信圣经里所记载主耶稣和先知、使徒们所行的神迹，但有人用捏造的话语来曲解这些事迹，我也听不出来是不对的。我只记得在中学的时候听一位明老太太对我们讲过一次主耶稣再来的应许，那时我也确信。不过以后就再没有多听人讲过，我也再没有留意。
我在校中除了授课以外，竭力在各方面领导学生，栽培学生。有一些学生很受感动，接受了我所给他们的指导，可是在同人中间我却遭到攻击。第一个原因是我和他们同处不来。每天我们五位教员在一间小屋里吃饭，他们四个人谈话中间总是喜欢说些淫词妄语、不干不净的话。我听见的时候觉得实在刺耳。但他们都是旧有的教员，我却是新来的人，而且年岁比他们小得多，当然我无法干涉他们。我只能在他们说那些污秽言语的时候，不作一声，低头吃自己的饭。因为我听不惯那些话，心中既不舒服，面部也一定会有不愉快的表情，於是便招来他们的厌恶和歧视。有一次我实在不能再听下去，便忿然离席而出，这更招来他们的恶感。我在日记中记着那天的情形，有这一段记载：
「星光皎洁，银河在天；院宇寂静，万籁无声。一斗室中，灯光明亮，一少年方与生徒十一人谈讲贞洁问题，迫切恳挚，言之娓娓；谓欲胜污秽之罪染，最大之力源即得自圣洁之上帝。此言者盖彼诚恳叮嘱众生之一语也。少年以晚餐时闻同人之污秽淫语而忿然出，故斯时心中之痛恨污秽，宛如冰不容火。校中就眠铃既鸣，彼乃徘徊院中，观各室中学生之作日记者，则嘱毕事熄灯。少顷，返彼所居之斗室中方就椅而坐，瞥见桌上方来之家信，乃启而读之，则慈母所书告平安之信，嘱自行谨慎，爱护身体。少年反复读之，心中攸易一种感想。视时表，已将十时，乃挥笔作记。少年者谁？日记之记者也。」（1919年11月21日日记。）
又过了一些日子，我实在不能再和他们一同吃饭，我便提议我自己在宿舍中单独吃饭。我有一个很充足的理由提出这个意见，因为我那时期正实行素食。（我实行素食有一年半之久）。他们每餐总要吃些肉，我却一点肉都不入口。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