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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哥早已躺在沙发上进人了他的酒乡，手里拿着一筒牙签儿不住地当酒往嘴里倒。在一边静静地看着他的家人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这个肇事者还在那里敬酒呢，却让我在这里面对偏瘫而又固执的老父收拾残局。
我悲哀地想，这大概就是遗传了。酒徒的遗传。
其实，我老哥的喝酒，比起那位正用仇视的眼光盯着我的父亲来说，还是差多了。
2
我们家应该算是一个喝酒世家。的确是这样，好像除了喝酒，倒也没有什么可以传世的了。虽然父亲的一生追求，是要我们家成为一个革命化的家庭。就是像电影《革命家庭》那样的家庭，父亲为了革命献身，母亲为了革命献出自己的儿女，而儿女为了革命也献出自己的青春。父亲最喜欢这部于蓝主演的电影，小时候经常听到父亲在喝完酒后巡视着我们一家四口，用一种满足的声音说：瞧，我们家，不就是一个革命家庭吗？
但是父亲绝对不会想，人家于蓝的革命家庭是不酗酒的。
我老哥从小就有喝酒的良好底子。这底子也是父亲给打造出来的。
那一年，在商业部门工作的父亲到酒厂去检查工作，大家都是善喝之辈，就干脆在勾兑车间喝起来。喝酒的人里面有我老哥，大概是老妈生病住院的原因，父亲出差便带上了刚刚四岁的老哥。等所有的人都喝醉了倒在桌上呼呼大睡时，那时才四岁的老哥居然还在那里一个人用茶缸子接酒喝，被酒厂的厂长惊为酒童。那时还没有做广告这一说，但后来酒厂的厂长与父亲的关系好了一辈子，就是因为我老哥的酒量。
其实，生长在我们这个土八路的家庭，就是不会喝酒，一般也能培养出酒量来。我和哥哥从小就被训练了出来，每逢家里有点好菜，一定是和酒摆在一起的。寇哥当时能在酒厂坚持喝下去，实际上是因为酒厂的下酒菜是五香豆豉，那是他最爱吃的一道菜。他吃五香豆豉有一个著名的段子。父亲在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出去搞外调，回来的时候就要带我们到商场去转一转。有一次，父亲出差回来，就带着哥哥去商场买菜，仍旧买了下酒的五香豆豉。父亲在前面走，哥哥就乖乖地跟在后面，手里拿着用牛皮纸包裹着的一筒豆豉，等父亲买完菜，才发现，一斤豆豉都被哥哥送到了肚子里。那是用酱油和盐腌制的，吓得父亲一晚上陪着哥哥玩。我们家乡的老话是，小孩子吃了咸的东西，千万不能让他哭，一哭，就坏了，非把嗓子哭哑了。
当然，我也有过光荣的历史。
六十年代初，我们还小的时候，到公园玩时，我和哥哥就会不停地喊着：“爸爸请客，爸爸请客。”
所谓的“请客”，就是要让爸爸去买啤酒，中山公园门口的小摊儿上就有，用罐头瓶子装着，5分钱一罐头瓶。那时父亲不经常在家，在农村搞社教运动，每次回家都要带我们去公园玩一次，或上沙锅居吃沙锅豆腐，父亲当然要满足我们这个不算过分的要求。只要父亲说，喝去吧，我们兄妹俩就会立马跑到小摊前，一人抱起一罐头瓶鲜啤酒，一仰脖，“咕嘟，咕嘟”地喝光，父亲就在旁边得意地笑。哥哥一口气喝两瓶，我一口气喝一瓶。这一罐头瓶啤酒大约是半斤，我们喝了连说解渴、解渴，把周围的人给看呆了，我们就得意地笑。
这都是我们长大后，父亲喝酒时一遍一遍地告诉我们的。父亲很为我们的酒量骄傲。
父亲培养孩子惯用军队风格。因为父亲是行伍出身。他在部队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就是与酒写在一起的。
那一年，是淮海战役的前夜。部队紧急集合，遇到了不可逾越的河，人员、枪支武器等都过不去。当时父亲是红小鬼出身，在班里排在队伍的最尾部，但这时他冲到前面，对班长说，有没有酒。班长刚好手中有一壶酒，父亲抢过便喝了几口，然后跳下还结着冰的河里。在他的带动下，全班人每人一口酒跳到水中，硬是搭起了人桥，将武器安全运到了对岸。但从那时起，父亲的腿就永久性地残废了。
父亲用那条废腿换来的是三等残废军人的荣誉，每月都要享受国家的补助。那几块钱虽少，但对父亲来说却是一笔财富。那钱他积攒了近半个世纪，谁都不知道他积攒了多少，但父亲就是不拿出来，估计除了党费，也不会有更大的事情使用它们了。
当然，这样的故事都是父亲在酒酣时说的。什么时候他喝到滔滔不绝讲他的光荣史了，那说明他的酒喝得够分量了，也就是他说的喝“愉作”了（山东方言：舒服的意思）。
家谱里有一种说法，说我们于家是匈奴的后代，男的能喝酒，会吹牛，说是吹牛不用打草稿。女的能干，都是姑奶奶，挽起袖子能打人。女的如何能干在我这里是不行了，我一直就是我们家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不仅动辄哭鼻子，最主要的是连专业都选择了吟诗赋词的中文，这一直让我父亲不满，他是希望我能当一个女工程师。但男的，则基本上与家谱的说法相一致。从我父亲身上，确实能看到匈奴后裔的基因。
父亲的土八路故事，还有很多。父亲常讲的一段是，那次部队打了大胜仗，首长们还记得那个带头下水的小鬼。还专门请小鬼的客，把战利晶拿来给他们吃。结果他们吃出了许多笑话。他们几个小鬼吃香蕉不剥皮，还直皱眉头，偷着说这是什么东西，软软乎乎的，还涩舌头。吃松花蛋时笑话就更大了，父亲咬了一口就丢，首长问为什么不吃了，父亲就老老实实地告诉首长，这个蛋臭了，他们昨天已经倒掉了一整箱。首长大吃一惊，说，你们这些土八路，这是最好的下酒菜，老子走了半个中国才遇到这东西，给我找回来。
哪里找得回来。首长气得把分到他们名下的一箱松花皮蛋没收交给后勤了。
文革时，父亲常常喝醉，多少次母亲说要与父亲离婚，一直到父亲瘫痪在床，也没有离成。
那一天，父亲在小铺里喝多了，一回来就开始骂那些“革委会”的人。
父亲在单位是“铁杆保皇派”，因为市里那个最大的头，就是当年请他吃“臭蛋”的首长。因为小鬼的机灵，首长曾经把小鬼调到跟前当了几年通讯员，也就是勤务兵，首长解放后留在琴岛市当了市长，也把父亲带到琴岛。父亲转业到商业部门，成了老资格却又年轻的入城干部。虽说父亲与母亲结婚时首长也送了一块“欧米伽”手表，但后来也就把这个老部下给忘了。但父亲一直说，这是因为他没有文化，不能提拔。他经常要在酒酣时遗憾而又骄傲地说，如果我有了文化，早就不是现在这样子。但父亲是“忠于”到底的，在单位挨了造反派的斗后，就到小酒馆里喝酒。
那时的小酒馆，和现在的酒吧简直就不能相提并论，实际上就是兼打水的“小铺”。现在这种“小铺”早就没有了。小时候，一听小铺的水箱发出哨声，大人们就会让小孩子拎着铁壶去小铺打水，一分钱一壶。这种小铺也兼卖酒，都是一些拉地排车的师傅歇脚时来这里喝一盅。
小铺的老板娘将小勺伸进酒坛子，一勺就是一小两，盛在大白碗里，也就是刚刚盖底儿。大人们将酒喝得“啁啁”响。当然，没有任何菜肴，就是那样干喝。
我常去那里打酒，不是因为腿勤快，而是为了赚那笔打酒钱的零头。两毛钱可以打二两酒，还剩六分钱，买三串橄榄还剩一分，还可以买十小粒糖豆。要不就用六分钱买五块花生糖。
父亲去那里喝酒的时候不多。他毕竟还是个干部。但他的下级单位有一个仓库在那里，仓库里有很多他的酒友，碰上了，就叫到一起喝。那一天，就是在那里喝的。他到家时身上已经是尘土一片，一定是在路上就被摔过了。
父亲喝多了是不用问的，只要他笑眯眯地走进家门，身上还带着刺鼻的酒味，两个眼睛像刚哭过一般红，就知道了。后来我们大了以后，就更有经验，了，我们住的是德国式房子，楼梯都是木地板的，只要晚上听到楼梯上的声音像一个木棍在那里捣着，那一定是父亲喝高了。
通常情况下，父亲一喝多了，家里的气氛就凝固了，没有一个人会在这个时候自讨没趣。这个时候的一句话，就会像一根火柴一样，“刷”地一下点燃我母亲的肝火。
这一次也是这样。
哥哥不在家，他出去钓鱼去了。父亲为了不让哥哥去社会上参加什么运动，就给他买了全套的钓鱼家什，让他在海边钓鱼。
我和母亲在家。
谁都没有说话。
我和母亲是一样的，我们都能喝酒，但我们都痛恨喝酒。如果喝酒就是为了出丑，就是让人看自己平时看不到的洋相，还不如不喝。
父亲开始像鱼吐泡沫样地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越说越多，越说越不像话。
我和母亲用被子盖住父亲的头，因为他在不断地嚷一些平时他绝不会说出来的心里话，你听听，这些话足可以打成现行反革命。
“山东的小太阳不亮了，琴岛的小月亮不亮了。”
我和母亲听到这话，也忍不住笑出了声。但母亲笑着笑着，就会哭起来。
3
父亲是自己把自己喝到病床上的。
虽然他到现在也不愿意承认这是他喝酒的缘故。
可能别人患脑血栓是有各自的原因，但我父亲的脑血栓，绝对是喝酒喝出来的。如果你能了解我父亲喝酒的辉煌历史，就知道我的这个结论是多么的准确。
三楼也有一个爱喝酒的老头，他整个就是电影《烈火中永生》中的华子良的形象。楼上的人称这个老头叫老王头，他走路就是不喝酒的时候也是踉踉跄跄的。老王头在市委做勤杂工，有一个大字不识却很能操持的老女人，他们晚年得子，有一个可以做孙女的女儿。女儿虽然很小，名字叫樱花，但模样却像极了她的母亲。据说，王老头的资历很老，他也是残废军人，那两条不太利落的腿不是喝酒喝的，而是年轻的时候打仗留下来的后遗症。但因为他的身上什么时候都有酒味，久而久之，人们便以为他始终是在醉酒当中。尽管他晚上上楼梯的声音与我父亲差不多，但我们还是能分辨出哪个是父亲，哪个是老王头。轻一下又重一下的，是老王头的声音。始终很沉稳但步子很重的，是我父亲的声音。
王老头与我父亲最大的区别就是他的脾气比我父亲的大。老王头发火的时候，整个楼里的小孩都怕他，他手上那根手拐可不是吃素的，只要他认为他有理，他就可以抄起家伙来，抡到谁谁倒霉。没有家长会去找他理论，因为他平时就在骂骂咧咧，谁都不敢和他搭腔，更何况在他认为自己有理的事情上。他是为了打江山把自己搞残废的，他觉得他永远都是国家的功臣。他是二等残废。
相比较起来，我父亲就比老王头文明多了。这大约也与我的母亲有关。
我的母亲是这样一种人，如果她不说话的时候，你会认为她是一个很有教养、学识渊博的人。她的头发不用烫就是微卷的，她的肤色也跟象牙一样的白，还有她的鼻子，很高，但很秀气。但即使是这样，她的美丽还不是容貌上的，仍旧是气质上的。虽然她本人与学识永远也沾不上边，她只上过初中。可惜在相貌上我还是随了有匈奴血统的父亲，也像匈奴人一样的黑黄。那时，每逢开家长会，我们都会请母亲参加。但都要加上一句，你就不要说什么。母亲听了也就是微微一笑，她自己也知道，她是不会说话的，尤其是说有水平的话。即使是这样，每次母亲开完家长会，就会有班主任问我，你的妈妈是不是演员，或者说，是不是教授。这两个职业相去甚远，但母亲却能将这两种职业特征完美地结合在自己身上。
记得小的时候，我和哥哥常议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母亲怎么会看上父亲。父亲面对我们两个谈论此类的话题时，就只有得意地笑了。所以，父亲对母亲的脾气迁就一些还是说得过去的。不过，只要是父亲没有喝醉酒，母亲对父亲的态度，还是充满了崇拜的。我从小就看到父亲在家中给母亲上党课。有过一段时间，好像母亲在父亲的帮助下连申请表都填写了。可是因为母亲实在不愿意再干幼儿园的工作了，就从机关幼儿园下到了工厂。据说，就是因为这个，母亲最终也没有入党。这也是因为父亲上党课的次数超不过他醉酒的次数吧。
和平年代，父亲的战斗对象，只剩下了他朝思暮想的“八加一”（酒）了。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在吃饭的时候，父亲最常见的动作，就是把正在喝的白酒倒一点到小饭桌上，划上一根火柴，“吱”的一声，饭桌上的白酒立刻就腾起青蓝色的火苗。父亲此时便不无得意地说：“看，这些酒，在我的肚子里就是这样储存着，只要给它一点火星子，它们就立刻燃烧起来。你们说，这样的烈性酒在我的胃里，什么样的病菌杀不死呀？我肯定不会得癌症的，我身上所有的癌细胞都会被这些酒烧死的。”
爸爸身上的细菌是没有了，但他的血管里流淌的也全都是酒精。
我们家的春节，不是给孩子们过节，而是给酒过节。每到春节的时候，就是我们家检阅酒的时候。那些积攒了一年，有的还是好几年都没有喝的老酒，都将在大年三十的这一天晚上启封、品尝、获得赞美。
父亲刚进城的时候，给他分配的是带有大浴室的德国房子。父亲嫌这个德国房子的屋顶太高，房间太大，总是给他一种还在野地里露宿的感觉，就坚决要求换成小房子。但有了我以后，房子不够住了，也就是所有的职工房子都不够住的时候，母亲只得分配了同一栋楼房中的两间小阁楼。房间虽小，但构造奇特。我和哥哥最初都很喜欢这两间房子，因为母亲把房子斜坡的部分，又改造成了积木一样的小屋，我们经常带同学到这里来捉迷藏。
就是这样的两间德国式小阁楼，母亲将它们收拾得家味十足。尤其是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母亲就像变戏法一样，把家里陈旧的床单都换上白净而樟脑球气息弥漫的床单，连桌布都是新买的有竹叶图案的塑料布，那种塑料味道闻起来有一种隐隐的甜味。平时让人觉得普通的家，在三十的晚上，它就像宫殿一样辉煌，让人新鲜，光亮，让人惊奇，让人兴奋得浑身发颤。
在母亲忙着把一个最简单的住家变成一个王宫的时候，父亲总是穿着最得意的皮背心，戴上老花镜，认真地研究着他面前每一瓶白酒。眼镜让父亲平时看上去实在很不标准的面孔也有了工程师一样的书卷气。父亲负责把藏在酒柜里的酒统统拿出来，按照他心目中的价值摆放在桌子上，一个圆形桌子，基本上会被酒占据一半，最多的时候，好像有二十几种酒。
茅台酒一定要有的，那是喝了好几年的。一般也就是在每年年三十的时候喝两小杯，然后就被精心地收藏好，等到来年再喝。剩下的就是平时他到外地出差时，一瓶一瓶背回来的。
父亲的工作要经常出差，对于正在积攒糖纸的我来说，最希望的就是在父亲出差回来的时候，能够给我带回来外地的糖果。但父亲从来没有满足过我的愿望，每次我急不可奈地打开他的包时，就会看到一瓶他出差那个地方的名酒。这些酒积攒着。有时父亲的酒友或亲戚来也忘不了带酒，母亲就将它们收藏在食品橱里，只等年三十的这晚，隆重地摆出来。
母亲请菜的习惯与父亲请酒的习惯是一样的，她一定要在年三十的晚上，把准备好的所有过年菜式一样一样盛在一个小碟里。哪怕一个松花蛋，她也要专门用一个小碟盛着。由母亲亲手做的海带卷、熏巴鱼、什锦菜、肉皮冻、杏仁咸菜、冻菜凉粉，盛在闪着金边的小碟子里，摆在我们面前，通常有二十几个菜。这样的场面在缺少物资的文革时期，真是很少见到，经常有邻居会在这一天的晚上到我家参观。母亲一方面很得意，一方面极不欢迎。她有一种偏见，认为大年三十晚上是自己家里的节日，不许有外人的。这样琳琅满目的酒瓶，丰盛的大宴，我们自己都在夸赞着自己家的生活，就是旧社会的地主老财，也没有我们吃得好啊。这一天晚上我们真的成了主人翁。
然后，就是父亲的仪式了，他要先敬酒给母亲，说老伴一年辛苦了，这个革命家庭之所以能够胜利地过了一个年，就是因为家庭主妇的功劳。母亲这个时候也会很正经地点点头，把父亲给敬的酒一饮而尽。然后，父亲又“敬”我和哥哥，要我们好好读书，快快成长，不管社会上乱成什么样，都与我们无关，我们只管读自己的书就行。我听这话，很耳熟，跟我们正在批判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在年三十晚上，我们一般是不跟父亲开玩笑的，因为他们把仪式搞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