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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不倒下就喝。”父亲干脆利落地说。那话接得如此痛快，就像在战场上经受拷打的战士。
平时父亲是不太说话的，除了喝上酒。可自从他病了以后，他有很强的说话欲，把自己的思想及时又准确地表达出来：他形容自己是“偏口鱼”，因为他的嘴是歪的，又姓于。他的肩膀、胳膊及腿因为血脉不通，非常酸疼，我们大家都说疼好，疼说明有知觉，有希望，父亲却说：“谁说疼好就让谁去疼吧，我不想疼。”后来，从中日医院来了一个专家，也告诉他疼是好现象，他半信半疑地望着大夫，又说：“你们是合起伙来骗我。”
每次护士来给他打吊瓶，他就直瞪着眼看人家护士小姐。护士们与他熟了，就问：“看什么？”
“我现在跟我孙子一样，见了穿白大褂的就害怕。”
护士仍旧逗他，说：“人家还哭，那你怎么不哭？”
父亲是“土八路”出身，爱用一些军事用语。因为当初我们都不在父母身边，于是，单位便请了一个战士小张来护理他。他与小战士配合默契。他说：
“小张，不好，有情况。”
小张就马上反应他是要上厕所。如果他说“有紧急情况”，那就是要大解。也多亏了这位小张，在父亲犯病的最初时期，给予了细心的照料，那种细心是我们做子女的难以做到的。用父亲的话来说，那是只要病人的眼睛往哪里一看，他就能理解病人是想做什么。到底是当兵的。父亲说。
可是有了战士小张做标准，父亲以后可就难护理了。为了更好地治疗并能尽上孝道，我们就把父亲转到了北京的中日医院。中日医院设备齐全，每个病床前都有可以直接与值班护士对话的传声器，一按电钮就可以通话。父亲对此很感兴趣，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按电钮。就是我们在身边，他也按，问他，也不会理我们，只肯与护士对话。
刚住进医院，自然要做各种检查。他对医生的态度很敏感。医生例行公事时，他多半不说话：医生态度和蔼，他会主动地说话。康复科的女医生也姓张，态度很和气，询问病史也很耐心。于是，父亲就很配合。医生为检查他的反应能力，指着站在一旁的我问：
“老于，你告诉我，这小姑娘是你的什么人？”
父亲看看我，没有马上回答。因为天热，我打扮得很简单，显得比实际的年龄年轻一些。可不见得年轻一些老爸就不认识我了，虽然他是大面积脑栓塞，但他的智力很正常。
父亲很清楚地对张医生说：“那个小姑娘是我的女儿，那老姑娘是我老婆。”他又指了指我母亲。我们都乐了，并长舒了一口气，父亲的脑子是没有问题了。
张医生让他抬左胳膊，为指导他，将一简易的测试器放在他的肩头。父亲看了看测试器，又看看医生，说：
“大夫，你就是在我这里放上一个小金锭，说拿着就是你的，我也够不着了。”
张医生笑笑，让他努力。他努力地动，左胳膊纹丝不动，父亲又说：
“它真坏，一点也不听话，让它擦擦脸也不干。”
医生说：“老于，你不要着急，会康复的。”
父亲却说：“没有用，都一个模样：勾勾着手，拖拉着腿，扭扭着身子，歪歪着嘴。”父亲用山东话说这些他自己编的顺口溜，逗得我们哄堂大笑。我看到门外的病人都在往房间里看。大概他们都没有见过，在一个医院里，会有那么值得人们开怀的事情。
父亲并非耍贫嘴，他的是非非常分明。他有时比较任性，不肯或者说不敢多走路，总怕摔倒。有时我忍不住，就要对他发脾气。我犯急时他就用眼瞪我，一字一句地说：
“病人还没有不耐烦呢，护理病人的反倒不耐烦了，是你护理病人，还是病人护理你。”
父亲的这番话让我自愧了几天，你不能不承认父亲的话是对的。实际上，我们着急的，也许并不是病人的病，而是因病人的病，而给健康的人所带来的一些麻烦而已。由于父亲不能自理，医院给父亲配给了白天和晚上两个护工。护工都是男孩子，常常对父亲发急。而病中的父亲总有办法来对付他们。白天的那位护工陪他去烤电，态度很急躁。父亲在他呵斥下进入烤电室后，便不紧不慢地对小护工说：
“唐（护工的姓），来来来来，我已经交了钱了，这里面很暖和，你来试试。”此时正是北京最热的天气，人在风扇下面还要出汗，何况进入烤电室，可见父亲的用意。
晚上的护工较辛苦，要推父亲去几次厕所。小护工不乐意了，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睡好，睡好，不要老去厕所。”
父亲就批评上了，说：
“哪有你这样的护工，不给病人带来方便，反而要给病人带来不方便。”
“护工也不是奴隶。”护工反驳地说。
“对，护工不是奴隶，可也不能当老爷吧。”
他们的这番对话，让同房间的病人笑得睡不着。当早上我们去时，同房间的病人就将他们的对话告诉我们，我和母亲也都忍不住笑了，这就是父亲的特点，哪怕是在他偏瘫的时候，大脑也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清醒。他会自言自语地评判着事情，什么“友好医院不友好”，“康复就是不康复”等。其实医院对他真的是不错的，但他在病中的敏感，使他的眼光也变得特别挑剔了。
我想起了一个传说，在日本的一动物园内，许多凶猛的动物展示过后，摆着一面镜子，上面写着：“最凶猛的动物”。这就是人。这是从一方面说的。但另一方面，人的确是凶猛的，身体瘫了，但精神不倒。父亲并不是一个偷生的人，他甚至多次抱怨，死是这样的艰难，过程又是这样的长。但他始终顽强地表现着他的意识，显现着他的精神。他是用他的病例，说明了一个真理，人的肉体是可以摧毁的，但精神却是不能摧毁的。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不是水泥，不是钢铁，实在是一个人的生命意志。
父亲的一生基本可以盖棺论定了。
终其一生，以酒为友，因酒交友。就是现在，他就像一只“偏口鱼”一样地在床上生活着，他的最好的朋友也是酒，每逢过年过节的日子，家里总要汇集一帮在京的老乡朋友。那时，父亲就坐在轮椅上，仍旧是家中老太爷的地位，以他的敬酒作为晚宴的开始。他的开场白很有国宴的水平。国庆的时候，他会说；“女士们先生们，祖国万岁。”春节的时候他的祝词最讲究：“老少爷们，我们又赢了一年，过完了年关，就是胜利。”
他的话里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似病人，更像智者。他三分之二的脑血管都栓塞了，没有糊涂已经是奇迹。他已经到了喝酒不说酒的程度，每次吃饭的时候，他都是对着家里的小阿姨说：“小芳，八加一。”开始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要在饭桌上算算术。后来才反应过来，原来他用的是谐音，“九”就是“酒”。
喝酒喝到这个境界，我和老哥一致认为，基本可以让父亲随心所欲了。他已经是现在的这个样子了，就算是个健康的人，也已经很不容易了。还不如让他把每一天都过得快乐一些。
父亲最欣赏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就是“不要把明天的痛苦提前到今天晚上”。这是我上中学的时候看的一个外国电影，在第二天就要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男主角很大气地说了这样一句玩笑的话，死亡在即，他还是大杯喝酒，尽兴跳舞。每次父亲要我对未来作设想的时候，我就用这句话来对付他：“不要把明天晚上的痛苦提前到今天晚上。”
父亲没有痛苦，他天天与酒为伍，歌舞升平。到今天，他已经偏瘫了十周年，酒量没有减，病情没好但也没有加重，还不时地注意到国家领导人今天又出访到了哪一个国家，这使得我必须随时在地球仪上寻找国家领导人的脚步，因为父亲会不断地问我，去的那个国家的首都是什么，离中国有多远。
6
其实，要说我们家的酒量，最有水准的应该是我的母亲。自我记事以来，看见我们家的男性公民喝酒喝醉了无数次，但却没有见过我母亲醉过一次酒。
我的母亲再过一年就七十岁了。但见到她老人家的，就知道什么叫鹤发童颜。母亲家族的遗传基因里面都随了外公，个个都很上得了台面。我的两个舅舅中有一个酷似电影演员王心刚，有一个很像《奇袭白虎团》里的张勇手。两个姨妈，一个像秦怡，一个像秦怡的妹妹秦文。我母亲最大，是长女，受的苦也最多。虽然她不是姊妹中最漂亮的，但却是最有风度的。她一尘不染的气质，极像苏联教师，因为她的头发微卷，鼻子很高，皮肤细白，只要她不说话，她是可以扮演一个很有修养的老教授的，虽然她几乎没有上过什么学。
这样漂亮的母亲跟了父亲，据说在当时是与家庭闹了分裂的结果。外公不承认我的个子矮小、长相一般的父亲，说要跟母亲决裂。外婆也只是在母亲结婚的时候借给了她一套餐具，请完客后又都还了回去。但母亲不知为什么就是铁了心要跟父亲。小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个模样看上去很英俊的叔叔来家里玩，他跟父亲也很好，还在一起喝酒，后来，他们喝高了，我们才知道，当初这个叔叔也是在部队追求母亲的人，但最后母亲竟然选了父亲。
应该说，除了喝酒，母亲与父亲还是相处得很好。父亲对待母亲有点像家长对待孩子一样，什么都听母亲的。后来，只是因为父亲的酒越喝越失控，母亲这才与父亲有了很深的矛盾。这个矛盾很单纯，如果父亲没有喝酒，母亲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听着父亲给她讲一些很政治化的生活常识。母亲原来是在市委幼儿园工作，受过正宗的苏联育儿教育。我们家住在市委宿舍里时，经常会有很尊敬的声音响起：“郭阿姨好。”
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她身上却充满了文化人的品位，套用现在的话就是，很有小资味道。她对金钱几乎没有概念，花起钱来很有魄力。比如，我和哥哥小时候都有肝炎，她听说吃猪肝对肝有好处，就经常买食品店的酱肝给我们吃，经常是我和哥哥一人手上拿着一大块猪肝，当馒头吃，让过路的行人纷纷回头看我们。我们喜欢吃的东西，一般她会让我们吃饱，吃足，吃够。发工资的日期，是我们家最快乐的日子。只要放学回家看到桌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零食，包括大白兔奶糖、钙奶饼干。还有刚刚下市的稀罕的水果，就知道一定是母亲发工资了。我们家的生活水准在整个市委宿舍不是最好的，但我们家讲究吃喝，却是在宿舍里最有名的。我和哥哥的生活，也是我们同学中最好的。每次出去活动带饭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母亲不仅为我们准备好了主食，有时你会意外地在饭盒里面发现零食。中山路上的三八食品店几乎是我们家的食品柜，那里有什么好吃的新鲜玩意儿，基本都能在我们家里出现。当然，这只是在月初。到月底的时候，问母亲要钱没有，我们都感到很为难，总不能连看电影的钱都交不起。这个时候，父亲的作用就出现了，他会像变戏法一样，给母亲变出五元钱。第二天我们家就会改善生活，吃肉馅的馄饨。
母亲的喝酒一开始并不引人注意，因为父亲屡喝屡醉，让我们都对喝酒没有什么好的印象。但父亲病倒以后，就看出来母亲的酒量了。
父亲最后一次病倒的时候，我和哥哥都已经来到北京工作。只剩下父亲和母亲住在一起。父亲倒下的时候，母亲怕耽误我和哥哥的工作，一个人背着父亲去做核磁共振。做这个检查需要到军队医院，当时又没有护工，只有母亲一个人背着父亲，每次我一想到这个场景就要掉眼泪，什么是夫妻，到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夫妻。
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说，不累，我每天回家喝两瓶啤酒，就解乏了。
后来，我们各自从外地赶回琴岛的时候，父亲的病情已经稳定下来，母亲身边也有了小战士帮忙。我问母亲，为什么不打电话叫我们。母亲说，叫你们回来，你爸爸也好不了，你们也背不动他，还是我自己干吧。反正，每天晚上我都到那个医院的售货亭去喝两瓶啤酒。我举着瓶子喝的时候，把周围的人都吓坏了，说，哎呀，这个大娘，真是好酒量！
母亲喝酒有个特点，不上瘾。有的时候就是为了一个仪式，或者是因为有个好菜而已。自从老爸偏瘫以后，母亲喝酒就成了解乏的方式。经常是从外面买完东西回来，就是一罐琴岛啤酒，把啤酒当茶喝，或者是当成饮料。对我们来说，此时的母亲，已是家里的功臣，她想做什么，都大力支持。本来看到母亲这样喝酒，接受父亲的教训，是很想劝她一番的。但是想到她不仅是在体力上的付出，就是精神上，也是很紧张的，也就由她喝去了。
后来哥哥在北京分了大房子，才把父母从琴岛接了过来。为了奖励母亲照顾父亲的辛苦，我的主要任务就是陪母亲周游北京的旅游风景区。
有一年春节，下着大雪，我带着母亲和小阿姨去颐和园的苏州街玩。母亲对那个街很有兴趣，一会儿要买小金锭，一会儿又买小食品，到了一个挂着“绍兴老酒”旗幡的小店，母亲的兴致来了，坐下来，要了两大海碗花雕酒，还要了一小碟茴香豆。绍兴酒要加热了喝，母亲喝得很来劲，对店老板说：“这个酒香，比我们的即墨老酒好哈（喝）。”接着，母亲又要了两碗，我知道这个酒的后劲挺大，便提醒母亲要小心。母亲说：“这才多大一点，我在家里和你爸爸喝老酒都是用大茶缸喝，一个人一晚上喝一茶缸。”
我看到店老板很佩服的样子。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很了解母亲的酒量，只是知道父亲说过，他喝不过母亲。
生活渐渐好起来了。母亲在北京的日子也逐渐熟悉起来。她老人家精力旺盛，不怕辛苦，就怕寂寞。虽然父亲因为偏瘫使她不能离家半步，但她住在地坛附近，每天早晨要起来锻炼。所以，只要地坛有什么集会、促销什么的，她是最先知道的主顾。
母亲对于吃的东西，尤其是对那些有地方特色的各种酒，最是感兴趣。她爱喝一种叫野山葡萄的红酒。那种酒用玻璃瓶盛着，一瓶就有五六斤。看上去，更像是一种家庭饮料。母亲爱喝那种葡萄酒，有点酸还有点甜的味道。于是，每次地坛有促销，她一定会搬回家几大瓶。再后来，人家公司的人知道老太太爱喝这种酒，就干脆打电话来家，如果需要，就直接送上门。一般来说，这样的红酒，母亲一周就可以喝两瓶。即使母亲这样的喝，也不能阻止生产这种野山葡萄酒厂倒闭的命运，因为不久就再也买不到这个牌子的酒了。一个工厂总不能只生产给一个客户喝吧，尽管我母亲是那样地推崇这种红酒。
可是，就在这种酒断顿的几个月后，电视里就开始曝光了，说是在市场上有几种野牌子的酒，实际上是一些农民用些甜水再加上点白酒自己制造的，这种酒喝多了会中毒，严重的还可以导致脑痴呆。我们把这个消息带给母亲，母亲听了很不以为然。而后，她竟然也有了父亲的口气，说，连这点小酒都不能喝，我还有什么乐趣呢？
的确，母亲来到北京后，她一直就闷闷不乐。
不是经济问题。现在的经济已经比从前好多了，父亲和母亲的工资几乎可以放在琴岛不动，老哥的工资卡就在母亲手上，我每个月都要给母亲交所谓的生活费，其实就是变相多给母亲点钱。我也有自己的打算，母亲比我会省钱，这钱与其放我这里，不如给母亲，还讨得她欢喜，还能存住钱。这样，母亲在经济上没有任何的困难，所以才能那样成批地买酒喝。
母亲的郁闷，主要来自精神。
记得父母刚到北京的那天，我们去机场接机。母亲首先从飞机上递下来的是一只小塑料桶，那里面是两只小乌龟。说这是他们的朋友，无论如何不能丢下他们。我知道他们是从心里不愿意离开家乡。
居住条件是大大改善了。父亲有专门的小保姆管理，母亲只是指挥一下就行。我每天下班要路过哥哥家，就到家里呆上一个小时，听听这一天母亲都有什么活动。多半是母亲发牢骚，说在这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非常寂寞。
渐渐地，母亲的牢骚开始升级，她把她的寂寞上升到对北京的不满。说北京人傲慢，不愿意理人。我想是她说浓重的山东话，人家听不懂罢了。后来，就连天气也不顺眼了。刮大风时，母亲就说，北京什么鬼天气，琴岛从来没有这么大的风。正赶上这两年北京出奇的热，母亲又说了，这个北京有什么好的，热死人了，我们琴岛在这个时候还盖被子睡觉呢。碰上过节我们带她出去玩，她看见满街都是人就又有话了，这个北京，上哪里都有这么多的人，哪里能赶上琴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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