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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纳讲述死亡或暴力故事的感染力，也一点不逊于海明威。在海明威那儿，暴力是血腥的，而死亡瞬间来临。但福克纳笔下的死亡，如《爱米丽》的惊栗、可怖，却又蕴藏着派遣不去的眷眷与怅然。海明威那些命定死去的人们，一般都有身份但没来历，他们的故事基本上是当前进行时。海明威喜欢官简意赅，仿佛大海以及漂浮的冰山，一目了然却又蕴含象征或寓意。但福克纳却崇尚复杂并在复杂中游刃有余，因为南方本来就是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所以爱米丽不仅有名有姓有故事，更有渊源深长的家世背景，而这也正是她故事悲剧的由来。故事的讲述，是在当前的时间中，不断向记忆伸展，从一个人与往事的千丝万缕联系中，把最后的源头和谜底掏出来。海明威的人物没有过去，即便《老人与海》中的老人，他的过去也只是寥寥几笔；而在福克纳那儿，过去是现在存在的依据，没有过去就没有眼前的一切。福克纳试图用小说反复证明：过去永远不会逝去。但事实上，他的小说给予我们的结论是：过去的确一去不返。《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实际上是福克纳献给自己的一阕挽歌，它反证了，不变的“我们”在与时俱进，而抗拒时间的爱米丽却在衰朽中一点点死亡。如福克纳所说，这是一个纪念碑似的女人。纪念碑的坍塌，标志着她所代表的一个传统黯然退场。如果说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了，那就是挥之不去的味道：憔悴的花香或者糜烂的尸臭。博尔赫斯曾以音乐为例，证明宇宙可以只有时间而不依赖于空间。那么我也可以气味为例，证明某种宇宙也能只需要空间而能凌驾于时间之上——爱米丽死了，和传统的南方一起埋葬了，而福克纳却在记忆中捕捉到了她和那个时代的气味，并通过小说使之成为了我们的记忆。福克纳已经不朽，而爱米丽的气味也就将永远长存。每一个能嗅到这个气味的读者，都会凭此复活一个逝去的旧世界。
福克纳对气味的敏感，大概来自他的矮小、拘谨、木讷，从而向内发展，使它的嗅觉特别细腻，就像瘸子的手特别好使、哑巴的眼睛格外明亮，人总是在已之所短的另侧，长出一棵奇葩，当然贝多芬除外，他是一个音乐的巨人，却偏偏是个聋子。我第一次领略福克纳对气味的动人描述，是他在《喧哗与骚动》中塑造的白痴班吉：班吉内心丰富，却口不能官，他能够发出的声音，除了哭泣，只有“哼哼”。但他敏于气味，当他珍爱的姐姐把他拥入怀中时，他感受到“树的味道”，而冷漠的父亲出现时，他感觉是“雨的气味”。他爱三样东西，姐姐，牧场，炉火。牧场被出卖了，但他还可以在那儿跑来跑去；姐姐走了，但因为姐姐有树的味道，而能嗅到树的味道，就感觉姐姐依然和他在一起。他后来被送进精神病院，就把陪伴他昏昏欲睡的灯光当作了炉火。他什么都失去了，却像是都没有失去，福克纳赋予班吉异于常人的、极其有限的感觉方式，使这个孤苦的弱智者成为最让人心疼的人物。在交代《喧哗与骚动》人物的结局时，福克纳没说班吉死了，而事实上，他肯定会暗暗死去。就像脆弱、敏感的尼克·亚当斯是内在的海明威一样，班吉可能也是福克纳内心的一个投影，他不想班吉死去，因为他本人就不想死。在他晚年，骑马受伤和喝酒宿醉成为生活中奇怪的循环，莫名的惆怅死神般地笼罩着他，虽然约克纳帕塔法县早已名扬天下，诺贝尔文学奖带给了他崇高的荣誉，他依然没法体会到快乐。这印证了他说过的话：“艺术家是被魔鬼追赶的人物，被死亡的预感所缠绕并决定在被人遗忘的墙上留下潦草涂写。”但他已经写不动了，一九六二年六月，他再次从马上摔了下来，七月六日，即他曾祖父的诞辰日，他在医院里死去。
此前，他留下了一句话。他说：“我不想死。”
2004－9－14 成都狮子山桂苑
同人们
■ 孙 郁
1
大约十年前，一位从国外回来的友人找我，说要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箭杆胡同看看。那一天下着小雨，我和友人骑着自行车在街里穿来穿去。起初打听几个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我的心不禁有点哀凉起来。那时便记起一句古话：“是非已过无人问”，是的的确确的。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无奈又转到了北大红楼旧址，却又无法进去。光线暗暗的，四周寂静得很。陈独秀当年办公的那间房子在哪里已不甚了然，几乎没有什么可凭吊的，于是只待了一会儿，就离开那儿了。
关于这位已去的前辈，世人已说过许多。研究他的著作也是汗牛充栋了。对我这样后来的人而言，每每记起他，总是想起一群人，仿佛有巨大的队伍在支撑着他。幼时看过一幅画，印象是红楼内外人流滚滚，可是细细查阅史料，却只有几个响亮的人物，这个时候才知道那时的思想者其实是孤独的，搅动了中国的其实是《新青年》的几个同人。
那一段历史可书写的很多，远不只陈独秀一人。1917年1月，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来到北大。他是幸运的，一到古都就结识了一批友人，这些人后来有许多加入了《新青年》的行列，成了终生难忘的同人。和他走得最近的是胡适、李大钊、钱玄同，而周氏兄弟则不即不离，但精神大多是同步的，并未唱出异样的反调。还有几位作者和陈氏保持着较密的关系，沈尹默、蔡元培、刘半农、高一涵、傅斯年、罗家伦等，他们都在《新青年》上写了不少的文章。一时间撼动了读书人的空间。
那时候的鲁迅成为其中一员后，对这一营垒的人的斗士气是欣赏的。许多年后，当他已与钱玄同、刘半农疏远的时候，还能心平气和地指出诸位当年的某些锐气的可嘉。并未因为结怨而否定他们精神中的亮点。《新青年》同人们的蜜月时间很短，在历史上不过短短的一瞬，不到几年就解体了。不过那几年的生活确可大书特书，无论对鲁迅还是陈独秀，都是值得回味的。在向着中国传统进行批判的时候，那一些人彼此颇为融洽，并无大的分歧，这构成了一条阵线。晚清之后，对着旧文明进行着彻底的清算，从未像那一群人那么激烈、迅猛，其遗绪至今还留于世间。
陈独秀和他的友人们以狂傲立世，但彼此新旧参半，并非像一些文章那么现代。胡适张口杜威，闭口詹姆斯，可却在道德上让步于传统，倒仿佛有点儒生气了。沈尹默看似是个新诗人，看他日常的爱好，内心还牵挂着古代的诗文、字画，身上难免不带点士大夫气。范文澜曾在自己的日记里，谈过对诸人的印象。比如钱玄同是最激烈、最清醒的人，见了其长兄却要行跪拜之礼。《新青年》同人提倡白话文却用文言文写作。这种分裂好像是那一代人共有的现象。陈独秀、鲁迅、刘半农等人的身上，多少有一点旧文人的习性。所谓新，也不过附在旧体上的新芽，大家多少还是吃了旧躯体上的乳汁的。于是我们便可以看出他们内心的冲突，他们攻击愚猛烈的东西，恰恰是占据自己内心最为久远的存在。在对别人宣战的时候，也同时食着自己的肉，这大概就是鲁迅所说的“抉心自食”吧？
读那个时期彼此的通信，可以想见思想的话跃。像钱玄同与陈独秀的交流，就有趣得很，偏执与矛盾，都流露其间。钱玄同谈天时滔滔不绝，目光炯炯，并不在意别人的反应，有时不免也有一点夸张。但却让人觉出性情的可爱。这个特点也流入他的文字里，比如谈到旧文学的问题，钱氏将传统的诸多经典，大多否定掉了，1917年2月25日致陈独秀的信云：“弟以为古代文学，最为朴实真挚。始坏于东汉，以其浮词多而真意少也。弊盛于齐梁，以其渐多用典也。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别无他事，实为文学《燕山外史》中之最下劣者。至于近世《聊斋志异》、《淞隐漫录》诸书，直可谓全篇不通……元人杂曲，及《西厢记》、《长生殿》、《牡丹亭》、《燕子笺》之类，词句虽或可观，然以无‘高尚思想’、‘真挚情感’之故，终觉无甚意味。”陈独秀看了那信，对钱氏的快言快语是感动的，他是不是在这位新朋的身上，也看到了经自己的知音？六天以后，陈独秀回信云：
崇论宏议，钦佩莫名。仆对于吾国近代文学，本不满足，然方之前世，觉其内容与社会实际生活日渐接近，斯为可贵耳。国人恶习，鄙夷戏曲小说为不足齿数，是以贤者不为，其道日卑。此种风气，倘不转移，文学界绝无进步之可言。章太炎先生，亦薄视小说者也，然亦称《红楼梦》善写人情。夫善写人情，岂非文字之大本领乎？庄周、司马迁之书，以文评之，当无加于善写人情也。八家、七予以来，为文者皆尚主观的无病而呻，能知客观的刻画人情者盖少，况夫善写者乎。质之足下，以为如何？
同人们谈论的话题十分广泛，哲学、政治、文艺、文字、伦理、国体。但丈多是宣言体的，并未说深说透。唯文学方面，颇为深入，自成道理。所以后来人们谈《新青年》，记得的大多是文学革命与伦理造反，别的则很少影响文人了。《新青年》的几位主将，都是有诗人气质的，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为文学家。陈独秀、沈尹默的旧诗，鲁迅、胡适、周作人的随笔，钱玄同、判半农的札记，都写得有滋有味。李大钊的短章，理论色彩严密，又含有深情，流动着高贵的气韵。文学界革命的旗能举起来，且不久便见出成就，大概还是借，了文学界以外的力量。比如从伦理学上、进化论中汲取思想的因子，从实用主义、无政府思潮获得思考的空间。有趣的是，诸位很少是哲学家、社会学家，除了李大钊和胡适受过一点理论的训练外，其余的多属于杂家，都有扎实的旧学根底，但他们却把哲学的、社会学的、成就引入文学领域，于是产生了很大的波动。陈独秀谈域外思潮、国内文化，感人之处多多，是高屋建瓴的妙语，但因为过于空泛，便显得有些皮毛，一旦切入实际，比如文学界领域，则问题迭起，意象纷出，让人有了切肤的痛快。中国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孙中山那代人已谈得很多、很广了，唯思想革命、文学界革命，尚无人深入梳理、研究。《新青年》同人要做的，大概是后者。你看蔡元培之谈美育，周作人的介绍个人主义文学，鲁迅的关于白话文的辩护等等，都倾向于思想层面和艺术层面的。或者说，他们借助了艺术，描述着人本的问题。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背后，还是人生问题。那时候为艺术而艺术，为学术而学术的倾向，尚无人有过。只是这个团体分裂后，才发生了变化。
和陈独秀往来较多的李大钊，在史学和社会学上有相当的造诣，其兴趣还在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引介上，但也受身边的人影响，写了大量的诗歌，呼应着新的空气。李大钊是那个圈子里最温文尔雅的人，鲁迅曾描述过他的形象，全身弥散着敦厚之气。许多人都喜欢他，赞佩其学术的眼光和文字的练达。他那时不仅喜欢马克思，也研究罗素，认同陈独秀，也欣赏周氏兄弟。看他们的文章，有许多交叉的地方，彼此是互感的。《新青年》像一个磁石吸引着不同的人们，传染着同一种情调。现在读这些远去的文字，依然能感受到那些灵魂的跳动。
独往独来，笑对江湖，骇世惊俗，摧枯拉朽……这便是那一群人特有的风貌。和章太炎、孙中山那一代人比，他们的迅急、猛烈、热情并不逊色，有时甚至走得更远。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实际的情形是，他们使中国人的书写历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而且，后来近百年文化史的悲喜剧，几乎都于此埋下了伏笔。
2
打量历史是一件困难的事。现代以来的中国，大凡以纯粹的精神切入现实，大多落得失败的结局。倒是那些自以为恶的存在留下了自己的根基。中国知识界流行的激进主义，便是这种恶环境下的产物，后来的学者对这一思潮的不同臧否，说明了其复杂性。学院派的公平说与诗人式的乌托邦之梦，在中国历史面前都显得有些无力。
陈独秀与鲁迅、周作人、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人，都不是激进思潮的鼻祖，而应被看成这一思潮的产儿。他们的身上几乎都有点狂人的意味。以最为中正、平和出名的周作人为例，那时看重和喜欢的，竟是很有奇气的人物。比如一生迷恋的辩士路古阿诺斯，其横扫千军万马的精神伟力，当不下于他身后一千余年才出现的尼采。
周作人留洋的时候就喜欢上了这个人物。待到《新青年》红火的时候，他在许多文章中，也提起过这位激进的狂人。如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就写道：
Lukianos本异国人，故抨击希腊宗教甚烈，或谓有基督教影响，亦未必然。Luki…anos著Philopseudes（《爱说诳的人》）文中云，唯真与理，可以已空虚迷惘之怖。则固亦当时明哲，非偏执一宗者可知也。
1918年至1922年间，周作人的思想异常激烈、活跃，所写文章亦令世人刮目。如《人的文学》、《祖先崇拜》、《思想革命》，锐气绝不亚于鲁迅。尤其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上的《人的文学》，境界与学识，都在陈独秀、胡适之上。《人的文学》在根本态度上，是支持陈独秀、胡适的文学革命论的，所不同的，乃是不把其口号化、排他化，而是学理化、人道化。在诸人的合唱里，别立一宗，《新青年》因为有了这类文章，而变得沉甸甸了。
周作人的性格内向，周身儒雅，毫无斗士气。虽是鲁迅弟弟，却无其兄的峻拔，不过由于久浸书海，渐渐地也染有反骨，他的文章，让人看到了那一代人启蒙的准备有很长的时间，学理上与欧洲的反基督教传统渊源深厚。他不仅在古希腊的辩士文化中看出怀疑主义的重要，而且又从文艺复兴以及十八、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汲取了人文的力量。有趣的是，周氏并不以为过去的遗产均无价值，他承认那些文化的产生乃顺时代要求之故，只不过不适应现实人的生活罢了。《人的文学》说：
我们对于主义相反的文学，并非如胡致堂或乾隆做史论，单依自己的成见，将古今人物排头骂倒。我们立论，应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又将批评与主张，分作两事。批评古人的著作，便认定他们的时代，给他一个正直的评价，相应的位置。至于宣传我们的主张，也认定我们的时代，不能与相反的意见通融让步，唯有排斥的一条方法。譬如原始时代，本来只有原始思想，行魔术食人肉，原是分所当然。所以关于这宗风俗的歌谣故事，我们还要拿来研究，增点见识。但如近代社会中，竟还有想实行魔术食人的人，那便只得将他捉住，送进精神病院去了。
陈独秀看了这文章，遂致信周氏，以为“做得极好”。那是补充了他和胡适的不足的。陈独秀自己知道，仅仅有斗士、狂人的态度的确不够，周作人式的注重常识或许会增加这支队伍的精神含量。其实那时的同人们确有很大的差异，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乃实用主义的移植，蔡元培则搬来了德国教育的理念。鲁迅是有点尼采和安德烈夫式的阴冷的、怀疑的东西占据了许多空间。鲁迅的思想在那时和周作人有诸多交叉的地方，周作人的一些文章，有的是经鲁迅的修改才得以发表的。比如周作人的译文、讲义和随感，不妨说，二人在杂志上讲述的是相近的话题。当胡适大谈语言上的进化，描述文学改良的时候，周氏兄弟却强调了“思想改革”的重要。因为无论新形式还是旧形式，都有可能是荒谬意识的寄生场。而解决的途径，便是彻底地、无情地清理旧物。周作人不止一次提到，崇拜祖先和崇拜传统的可恶。1919年2月在《每周评论》上，曾以《祖先崇拜》为题，抨击了国粹家们的迷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