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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果，使我们自己的商人在国外没有市场，在国内也无法和洋人竞争，生存景况十分艰难。这是很不公平的，也是我们税收政策中的一个大弊端。现在开平煤将要大批投入市场，如果还按照以前的收税方法，则很难和进口煤竞争，我们官商合办的第一个大型煤矿将面临被洋人联合起来挤垮的危险。为扶持我们中国自己的企业，应该把国内的煤税降低，好让它到国际市场上和外国人争利，为中国人争光。这样，原来每吨六钱七分二厘的煤税硬生生降了六倍多，减为一钱。如此一来，开平煤矿的生产成本再次大大降低，不仅本国的土产煤炭无法与它竞争，就连洋商也斗它不过了。
朝中有人撑腰，办事自然顺利。开平煤矿的产量迅猛上升，开钻一年日产量就达500吨，三年以后长期稳定在900吨左右，到1894年时，日产量据说已经达到了2000吨！
高产、低税、低酬，使开平煤矿的利润直线上升，1887年5到10月仅几个月间就有盈利一万三千余两。李鸿章得意而快慰地说：想要赢大利，必须舍得下大本钱。开平煤矿当初花了二百万两，现在才经营了十年就开始源源不断地收取利息。我早就说过，干一件大事情怎么能指望早晨开工，晚上就赢利呢？
李鸿章接着奏准于开平附近再增开林西煤矿作为附属矿区。开平煤矿逐步走向系统化、规模化，人气也不断上升，原每股一百两转眼间升到了一百四十两、一百五十两，还有人愿意以每股二百三十七两的高价大批买进。当初犹豫观望、未敢入股的商人纷纷后悔不迭，大叹自己目光短浅没有远见，没能把握商机。
开平低价优质的煤炭迅速占领了市场，不但国内中小商人无法与之竞争，在华洋商也受到了冲击。19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以每吨七到八两纹银的高价将广岛、三池的煤运到天津倾销，几乎垄断了天津市场。开平煤在天津上市后，以每吨四两五钱到五两的价格出售，使日本煤两年之内削减了三分之二，不到十年就基本没什么市场了。不仅是在天津和其他内地省市，开平煤还不断地运往香港和国外，每年销往国外500多吨，而香港则达到数千吨。开平煤矿真正实现了李鸿章到国际市场上与洋商争利的愿望。
开平只开发了煤，而放弃了铁，这是李鸿章统筹全局、抓大放小的战略决策。但煤和铁是相辅相成之物，李鸿章对金属矿的开发热情并没有减少。从1881年到1891年，李鸿章奏请并被允准开办的金属矿有：热河平泉铜矿、山东登州铅矿、山东平度金矿、黑龙江漠河金矿、山东淄川铅矿、热河承德铅矿、吉林桦川县三姓金矿、热河建平金矿。只是这些金属矿有的开发方法不对头，没产出大量的金属，有的经营方法不对头，筹集不到资金和股份，所以只好关门。其中办得较为成功，也最有影响的莫过于漠河金矿。
说到漠河金矿，最先提议开办的并非李鸿章，而是黑龙江将军恭镗。所谓黑龙江将军，是清朝设在东北边疆的一种行政建制，将军并不只管理军队，而是统管当地的行政、军政大权，与督抚职能大致相当。19世纪80年代，俄国人偷偷越过国境线，跑到中国漠河一带挖金子，被黑龙江将军恭镗派兵驱逐。恭镗上奏清帝：漠河所蕴黄金，与其由外国人偷挖，不如我们自己光明正大地挖；与其任民间私挖，不如由国家出面开设金矿，有组织地挖。如此，于国于民都有利。此时，清驻俄公使刘瑞芬得到情报，被赶回去的沙俄不甘心就此罢手，他们已大规模组织官绅集股，必欲夺得漠河金矿而后已。清廷从巩固防边、充实国库的角度出发，命热衷于开发矿业、又有开办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等企业经验的李鸿章全权负责筹办此事。李鸿章则派道员李金镛负责此事。
李金镛是江苏无锡人，年轻时经过商、参加淮军打过仗，后曾在珲春屯垦，又曾在瑷珲与沙俄打过交道，对黑龙江和沙俄的情况都比较熟悉。李金镛受到委派后，立即前往黑龙江漠河实地勘查，将样品送到外国化验。化验的结果是：１千分中尽得金871分，银71分，铅、硫磺、铁54分，其成分与美国旧金山之金相当。李金镛随即向李鸿章呈交了开办漠河金矿章程，包括招集股本、延请矿师、购置机器、开通道路、开支利润等十六条。
李鸿章拿着此章程与黑龙江将军恭镗进行了反复磋商。有了开平煤矿的办矿经验，李鸿章明白，初办之时，商人都不敢轻易投资冒险，何况是黑龙江这样偏远的地方。于是他自己先代筹商款十万两，恭镗拨库银三万两，作为金矿最初的筹办资金。同时在上海、天津、吉林设立分局招商集股，预计集资二十万两，分为两千股。由李金镛全权负责金矿事宜。
漠河金矿在李鸿章的关爱下迅速发展，矿工人数两年之内由五百多名增加到两千多名，产金量在第一年就达到一万八千余两。此时洋务兴办在国内已初具规模，矿中所用机器，不用从国外购买，均由吉林机器局制造，节省了不少资金。吉林机器局还为漠河金矿制造了两艘小轮船，以便于水上运输。
1890年10月，李金镛病逝。总办由袁大化接任后，立即着手赶制机器、扩充生产、整顿内务、扩大招商，一年之内，各方面都颇见起色，不久就有能力归还了黑龙江官款三万两和李鸿章代垫的十万两。1893年春，袁大化在观音山筹建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分厂，金矿的产量大幅度提高，利润滚滚而来。新任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见漠河金矿肥得流油，自己身为这一地区的最高长官却沾不着什么利益，大为不满，指称观音山矿的开采影响珠河等处牧场放牧，欲关掉此矿。袁大化向李鸿章求援。李鸿章命袁大化把观音山金矿每年向国家上缴的利润和它并不妨碍牧场的情况详细汇报，由自己转奏朝廷，让户部、总理衙门裁定，同时在朝中广为宣传观音山金矿不仅利润可观，而且对岸就是俄国城镇，该矿既保证了中国的财源，又防止了俄人偷挖金子，是一举两得之事云云。户部和总理衙门最终给了袁大化满意的答复，漠河金矿得以平稳发展并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扩大。1893年，投资金矿的商人每一股就可分到二十两银子的股息，从而产生了不少暴发户。
李鸿章对漠河金矿取得的成就很满意，他上奏朝廷，要求对前后两个总办、也是金矿的功臣李金镛和袁大化给予追恤和奖励。他把漠河金矿赢利以外的好处归结为：自开办以来，招回了流落到俄国的流民数千人，稳定了边疆的生产生活秩序；开矿以前，由于漠河地处边远，人口稀少，俄国人经常觊觎这块宝地，自开矿以后，从奇干河到爱珲，黑龙江沿江二千余里员工兵丁往来不绝，使得偏僻的地方骤然繁华起来，断绝了俄国的觊觎。
然而，清廷反复向漠河金矿勒索敲诈，一会儿要求捐助军饷，一会儿又要钱赈济灾民，光是报销费一项就累计达八十五万两之多。没有一个企业能够经得起这样的折腾，漠河金矿开始走向衰落。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和李鸿章一蹶不振，洋务事业也随之走入低谷。1898年之后，失去了李鸿章庇护的漠河金矿事事不顺，迅速衰败，每年的黄金产量只有几千两，这个数字连应付清廷的勒索都不够，更不要说维持自身的发展了。
1900年，垂涎已久的沙俄趁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清廷无暇北顾之机抢占了漠河金矿，直到六年后经多方交涉才勉强归还。这时的漠河金矿已遭到无法修复的重创，像折断了翅膀的鸟儿，再也无法起飞了。
在兴办新式矿业方面，李鸿章可以说有成功也有失败，有甜蜜也有苦涩。他办矿的初衷，一是为了“自强”，二是与洋人“争利”，从这一点看，李鸿章是成功的，起码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上述目的。除此之外，新式矿业的开办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为19世纪的沉闷中国带进了一股新鲜空气。但李鸿章无力改变整个中国和他自己的命运。洋务失败了，李鸿章，肩负着是非功过，也最终走下了历史的舞台。
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最早着手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也是中国近代早期各类工矿交通企业中规模最大和最早引进西方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民用企业。
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最早着手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也是中国近代早期各类工矿交通企业中规模最大和最早引进西方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民用企业。
1873年１月，轮船招商局正式获准设立，朱其昂任总办，官督商办，经营江浙漕粮运输及各种客货生意，既办公又办私，既运货又载人。眼看着轮船招商局一步步走上了正轨，李鸿章心里又欣慰又担心，欣慰的是自己又一个杰作问世了，担心的是它会不会像其他洋务企业那样多灾多难。果然，开张不到半年，问题出现了。
问题出在总办朱其昂身上。朱其昂熟悉漕运业务，却对兜揽生意、运货载客一窍不通，加上他用人不当，滥用权力，商股没有招足，轮船招商局随时都有陷入困境的可能。李鸿章采纳孙士达、盛宣怀的建议，任用英国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为总办，宝顺洋行买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办理招商局事务。朱其昂代表官方主管漕运，唐廷枢和徐润代表商人负责招揽生意和商人入股事宜，谁也不代表的盛宣怀则既过问生意，又过问漕运，拉拢协调两边的关系，成了李鸿章的代言人。
唐廷枢和徐润不光是招商局资本的经营者，更是局内主要资本的所有者。二人倾尽全力，将在商界打拼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在社会各界的声望全用在了对轮船招商局的管理经营上。招商局的股金和业务蒸蒸日上，李鸿章又舒了一口气。
官督商办这个东西，可以说是李鸿章的专利，它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官有官的职责，商有商的任务，官商配合，公私都受益。可实际上官和商不但不大可能密切配合，而且矛盾重重，对立日趋尖锐。唐廷枢和徐润在加入轮船招商局之前就知道“朝中有人好做官，局中有官难办事”，官权太重，弄得商人们什么也干不成。所以他们在建局的章程中就要求规定：所有管理人员应当尽量精简，不得机构庞大、人浮于事，也请官府免派委员！李鸿章说：好！一切都由你们自己做主，盈亏也和官方没有关系。所以有人向他推荐某人到轮船招商局管事的时候，他一口回绝，说：“招商局本没有委员，又没有薪水，你叫我把他安排在什么位置上？”李鸿章自己坚决执行章程，招商局内部却总是私自进人。招商局的大宗业务来自对官方漕粮的运输，赚了官家的钱，官方推荐一个人来，实是难以拒绝，管理漕务的官员推荐来的人，更不能抗拒，不但不能抗拒，还得安排又轻松又高薪的位子。这让招商局苦不堪言。而唐廷枢和徐润也有三四个要好的朋友，七八个姑姨叔舅，十来个乡里乡亲，求到头上，不能不给个面子。这样，招商局还是个扩大了的“亲友团”。
官和商有矛盾，李鸿章只是和稀泥。盛宣怀在招商局干得不得志，态度消极，后有人向朝廷投诉他有贪污嫌疑，他干脆离开了轮船招商局。唐廷枢虽然有种种毛病，但工作能力强，又和商界人士打得火热，对轮船招商局的发展有很大贡献。1887年李鸿章欲开发中国的矿业，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又让唐廷枢兼理开平矿务局的事务。轮船招商局已经走上了正轨，而开平煤矿刚开始筹备需要大量的精力去策划管理，唐廷枢不自觉地把大部分的精力转到了开平。就在唐廷枢兼理开平煤矿事务的第二年，轮船招商局元老、官方代表和精通漕运业务的会办朱其昂去世了。四驾马车只剩下了徐润一人，他开始琢磨为自己谋利。当时上海
房地产正热，徐润将招商局的款项提出投了进去，他本以为很快就能赚到大钱，不但还上公款，还能捞上一大笔。可不久，上海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徐润宣告破产并亏欠轮船招商局白银十六万两千两。李鸿章只得将其革职。
朱其昂去世后，李鸿章命江苏候补道员叶廷眷接任。叶氏到任后，发现账目不清，随即行了详细核查。核查结果是轮船招商局明亏暗耗，已经面临破产的边缘。他立即向李鸿章报告。李鸿章只有招商集股扩大资金。精明的商人早看出招商局内部的龌龊，没人愿意投资。商款招不到，或借官款？官款一向利息很重，招商局本来难以为继，哪里来的钱归还巨额利息。叶廷眷提出不如仿福州船政局，索性将轮船招商局收归国有，变成国营企业。既是国营，官方出的钱就算投资，不能再要利息，此外，官方再出二百来万两帮招商局把债务还清，此后一切船栈码头都归官家所有。叶廷眷的建议使李鸿章老大不高兴，干了不到一年，就被撤了。
李鸿章再任郑观应负责招商局业务。郑观应原是太古洋行的买办，在李鸿章手下干了多年，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和上海电报局总办，洋务经验丰富。他在接受了李鸿章的任命后，鉴于前任的经验教训，正式脱离太古洋行，全身心地投入到轮船招商局的事务中。郑观应一上台就向李鸿章提出了十六条整顿方针，在他看来，轮船招商局想要向前发展必须从人才的使用、职责分工、赏罚分明等方面进行彻底改革。郑观应对招商局的最大贡献是他利用自己多年从事商务的经验和人际关系，为招商局和太古、怡和等公司签订了齐价合同。所谓齐价合同就是几个公司一起商定船运的具体价格标准，并签订合同保证各公司都遵守这一价格，未经其他各公司同意，不得擅自更改船运价格。这样就避免了各公司之间互相竞价争取客户，避免因此给自己和其他公司带来损失。有了统一的价格，轮船招商局就不再担心外国公司联合起来排挤中国船运业，从而为招商局的顺利发展创造了一个较为平稳、宽松的环境。
郑观应到轮船招商局两年，局内的业务平稳上升，原先濒死的招商局看起来又有了生机和活力。而在这两年中，郑观应并没有什么大的实权，李鸿章似乎是要考察他的工作能力，没有给他什么实际的官职。两年后，李鸿章正式任命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的总办，没想到郑观应却一口回绝了。
郑观应拒绝接受任命的表面原因，是因他管理经营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破产，已无心气再接受大的委任。而真正的原因在于，他在招商局呆了两年，将招商局内部的各种关系看得很透，官督商办说起来好听，商方负责赢利，官方负责监督，可实际上官方控制很严，商人发展很难。他在一封给唐廷枢的信里道出了自己的心声：招商局虽说是官督商办，可各个总办、会办、帮办都是由北洋大臣任命的。虽然如今李公任北洋大臣，器重我，支持我的工作，可李公总不会永远担任北洋大臣，掌握实权。我恐怕将来招商局有了起色的时候，北洋大臣已经是张公、王公、赵公了，他们可不会像李公那样信任我们，听了别人的谗言，很容易不问是非就轻易把我们扒拉到一边了，那我们这么多年不是白干了吗？再说像我们这种人，每天只知道干活，说话办事也不懂避嫌，又不会干溜须拍马的行当，一旦有个好歹，连个援助的人都没有啊！
就在郑观应犹豫着干不干的时候，盛宣怀回来了。盛宣怀回来的直接原因是徐润在上海金融倒账风潮中破了产，盛宣怀受李鸿章指派来招商局查处整顿。查处完毕，盛宣怀调任天津海关道，但没有放手轮船招商局。他坚持“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的新认识，坚持自己的官督商办。盛宣怀的官督商办与以前不同的是设了由他自己担任的官方的督办，取消了以前商方的总办，几个会办也都带有官的性质，看起来更像是官督官办。幸好盛宣怀本人有钱，有强烈的商人倾向，对上述的缺陷起了一定的弥补作用。
既任督办，盛宣怀决心“借鉴补救前人的错误，逐渐恢复招商局的宏图”。
第一是清理账目。以前招商局账目不清，无法考核。盛宣怀命令把前后账目划清归类，并且实行账目公开，不论过多少年之后，每笔账目多了还是少了，多了因为什么原因，少了花到哪里都能一目了然。
第二是赎回典卖给旗昌洋行的招商局船产。中法战争爆发后，为保住招商局，盛宣怀把船产卖给了美国旗昌洋行。卖出去容易，赎回来难。出卖船产时，契约上只写明了卖出的条款，忘了提买回的事，旗昌洋行趁机想把船产据为己有。盛宣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迫使旗昌洋行同意招商局以原价把船产收回。招商局刚刚复兴，万事都需银两，盛宣怀决定向汇丰银行借款30万镑。汇丰提出了很多苛刻条件，盛宣怀在大的方面据理力争，不至关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