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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抵御盗贼，各路商人也集结成庞大的马队，行商们荷枪实弹、快马利刃，浑身的打扮也和强盗差不多。
商队的首领通常是势力最大的马帮头子，权威很高，所有依附马帮行走的商人都必须服从他的指挥，否则就会受到“下帐篷”的处罚。在草地上被“下了帐篷”赶出队伍，就跟判了死刑差不多，那是谁也不敢尝试的，所以马帮的纪律丝毫不比任何一支军队逊色。
商队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做“通译”。这个“通译”倒也不一定比别人更加通晓方言，但他的人缘好、人头熟。
在草地上行走，迎面遇上另一支队伍，大家立刻靠左集结、持枪戒备。对方是商是匪？要靠“通译”去交涉（其实即便是商队，如果力量过于悬殊，本来不准备抢劫的说不定也会临时抢劫一把）。老资格的“通译”经常能在对方的队伍中找到自己的朋友，几个人把手言欢一番，化干戈为玉帛，原本是强盗的也有可能临时改行，充当保镖了。
专使行署和青马骑兵一起行军，一路上没人敢惹硬茬子。蔡智明不免觉得有点遗憾，他倒是很愿意见识一下强盗打劫的火暴场面。
强盗没见到，却看见两个洋人在雪山草地间游走，从容自在，丝毫不觉得紧张畏惧。据说这俩人是英国的传教士，在安多住了好几年，他们与各部落的土官都有交情，虽然是外国人、反而比中国人更有办法，甚至就连强盗也不来招惹他们。
这情形让行署的官员们十分感慨，赵守钰更是气愤地说：“比起英国人的积极，我们的地方官员简直就是在尸位素餐！”
1937年6月10日，专使行署到达玉树。
蔡智明又回到仪仗队，和他的伙伴们聚在了一起。
37年6月10日，专使行署到达玉树。蔡智明和自己的伙伴们聚在了一起。半年不见，仪仗队的官兵们消瘦了许多，面容憔悴，好些人的嘴角都起了泡。
军需官与书记官再度重逢，余展鹏十分高兴。
前段时间，大队的文书工作是由军需官兼任的，现在他赶紧把公文包还给蔡智明，如释重负地说：“正好正好，你来起草汇报，我可不愿意写这个”
蔡智明知道，这是个整肃军纪的报告。
结古镇只有百余户人家，加上寺院的喇嘛，日常居民也不过三千人。可自从去年12月份以来，这里的人口激增，远远超出了集镇的供应能力，当地的生活状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行辕、行署以及仪仗队的总数不过一千左右，可是，受九世班禅鼓动而来的信徒却有三万之多，如此庞大的群体聚集在偏远贫瘠的小镇里，粮食价格立刻上涨了五六倍。班禅行辕可以享受寺院的供应，照样有吃有喝，但其他人的日子就过得十分艰难，一些贫穷的信徒只有四处乞讨、靠施舍度日。
班禅活佛显然没有太考虑人间的烟火，他能在雪山顶上变出大肥羊，在这里却一粒青稞也变不出来。
以往，玉树的粮食是从四川、西康运来的，可现在藏军阻断了南边的道路，川康方向的马帮过不来，仪仗队只好向西宁求援。
青海本来就是个缺粮食的地方，而且马步芳正忙着和红军打仗，哪里顾得上结古镇的吃饭问题。接到玉树方面的告急电文，回复总是“由宁购粮运玉，实感困难重重”……
仪仗队的军粮紧张，但曾铁衷大队长很重视纪律的约束。不但不许强征粮草，甚至规定在采购粮食的时候不能讨价还价，因此半年来，部队和居民没有发生过纷争。
可是百密一疏，就在行署到达玉树的头几天，终于还是出事了。
结古镇这里的山高石头多，却没有几棵树。
距离镇子五里远的地方有一片巨大的石头堆（嘉那玛尼），那里堆满了刻着“唵嘛呢叭咪吽”的石头。这种石头叫做“玛尼石”，据说可以通灵性、能够积累功德，是个很神圣的东西——只可惜，它只对下辈子的命运有好处，对目前的肚皮却没帮助，因此在炊事兵火头军的眼里，这玩意还不如牛粪管用。
结古附近缺乏柴草，烧火做饭只能指望干牛粪。镇子里的人多了，燃料也和粮食一样的紧张，仪仗队的炊事班每天都要到周围的村落去收购牛粪，“嘉那玛尼”（现在叫新寨村）也是火头军们常去的地方。
6月5日上午，炊事兵在“嘉那玛尼”路口等来了一驾牛粪车，大家正准备迎上前去谈买卖，赶车的藏民却把鞭子一丢、跑去摸石头了。
这一摸就摸了两个时辰，牛粪车边围满了买主，可卖牛粪的却还在石头堆里积累功德。炊事兵们急了，要知道，“嘉那玛尼”号称世界上最大的玛尼堆，有二十多亿块石头，要想摸过瘾，八辈子也摸不完。再说了，粪车边上聚集着这么多“竞争对手”，卖牛粪的也不一定能把宝贝燃料卖给汉人军队。
情急之下，几个火头军就把钞票塞在车辕上，自己动手搬牛粪。
这么一来，其他人不干了，纷纷上来阻拦，七推八推，双方就打了起来。
炊事兵人少，拳头挡不住、就拣石头砸。藏民们不敢用“玛尼石”打架，可汉人丘八却不在乎这些，抓起刻有佛经的石头就象甩手榴弹一样。于是突出重围，满载而归。
这当然是违犯军纪的行为，但似乎并不严重，按常规处理，最多关几天禁闭就过去了。考虑到这件事发生在“嘉那玛尼”圣地，曾大队长就向班禅行辕做了汇报。
没想到，行辕秘书长刘家驹的训令是：将肇事者处以死刑！
按照“安多”的法律，打死人都可以赔钱了事，而仪仗兵只是砸伤了三个人，何至于要枪毙呢？曾铁衷当即表示异议。可刘家驹（藏名“格桑群觉”，原是巴塘小学校长，“康人治康”运动的领袖）的态度却很强硬，坚决要用喇嘛教的戒律来处罚汉族士兵。
嘉那玛尼是“嘉那活佛”营造的石头堆。
这位“一世嘉那”是两百年前的活佛，往远里说，他是海选进决赛的“达赖灵童”（参加“金瓶掣签”的三名候选人，冠军当达赖、其他两个也能当别的活佛）；往近里说，他是班禅大师的房东（九世班禅暂住的“甲拉颇章宫”，就是嘉那的寝宫）。
因此，炊事兵用嘉那活佛的石头打架，属于糟践圣物的行为，必须严惩！
训令下达，仪仗队顿时就炸了。
炊事兵不肯再做饭，士兵们也牢骚满腹：“抢牛粪是为了大家，犯了什么死罪？”
“走了几千里路，到这里为牛粪送命，想起来真冤枉”
“扛枪打仗、为国效力，到头来连喇嘛的石头都不如，老子不干了……”
当天夜里，二中队的一个排（四十六人）擅自离开营地，准备开拔回家。
逃兵刚上路，排长就报告了大队部。曾铁衷明白，如果不及时刹住这个风气，今后的局面将不堪收拾，于是立刻命令部队追击。
一中队队长谢雨禄和二中队队长沈剑波请示：“天黑路险，不容易追上，怎么办？”，
曾大队长不留任何余地：“追不上就开枪，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一个也不能放走”。
于是，十三名逃兵被打死，其余的都被抓了回来。
肇事的“祸首”也被枪毙了。
行刑之前，大队部请犯人们吃“上路饭”。几个火头军没哭没闹，只是提出把刑场设在河边，他们的魂魄要顺着通天河、金沙江，顺着长江回江西老家去。
曾铁衷照办了，他也是江西人。
九世班禅指派喇嘛给“不幸身亡”的士兵念经超度，还给仪仗队送来了大米白面。从大队长到马夫，没有人去经堂答谢，也没有人吃那些米和面。
蔡智明回到队里的时候，事情已过去好几天了。
这些天，曾铁衷大队长一直在给大家做“精神讲话”：
“我知道大家心里有委屈。弟兄们护送班禅大师进藏，吃了很多苦，可现在却有人讨厌我们、刁难我们，他们克扣粮草、告黑状、暗中使坏，想把我们赶走。大家自然会想不通，觉得给班禅当仪仗兵是吃力不讨好。
但是，弟兄们要明白，我们不是班禅的跟班，仪仗队也不是活佛请来的吹鼓手，我们是国家权利的象征。自古以来，边疆的政教首领都是由中央政权送回辖区的，这是政治传统、是达赖和班禅个人的荣誉、更是中央政府的权力！这个传统关系到国家声威，今天不能被破坏，要靠我们军人来完成。
某些人和仪仗队作对，挤兑我们，他们是别有用心。但是，弟兄们受不了委屈，想逃跑，这就是政治上的幼稚、也是品质上的软弱！我们必须记住，仪仗队的行为不仅是针对某个人的礼貌，而是代表中央政府向西陲边疆行使主权，这是我们军人必须履行的责任。
有人说，我们只有三百人，无足轻重，解决不了大问题。这句话错了！三百宪兵，不仅是班禅行辕的仪仗，更是国家法统的标志，我们三百人在此，代表了国家的三百万军队。这是仪仗队的职责、也是我们的光荣！身为军人，既接受了任务，就要努力完成，哪怕断粮、断头也要干到底，谁也不能当逃兵！”
官兵们纷纷表示：“队长，咱们以前不懂事、现在明白了。今后哪怕吃尽千难万苦，也要坚持着把班禅送回去”。
班禅大师也很想回去，可事情却并不那么容易。
很多人把九世班禅返藏受阻的原因归结到仪仗队的身上，这有些片面，但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仪仗大队确实是拉萨与中央政府争执的焦点。
刚开始的时候，仪仗队的问题并没有引起争议。
“国师返藏、中央礼送”是自古以来的惯例，以前的达赖喇嘛也被清朝皇帝送过两次，从没有谁觉得不合适。再说，三百名仪仗兵在军事上的作用微乎其微，不可能对西藏形成威胁。因此，36年12月，当得知班禅行辕到达玉树结古寺以后，噶厦府只是提出“仪仗队随班禅径赴后藏”。除了不愿意班禅的仪仗在拉萨耍威风，并没有更强烈的意见。
可一个月后，也就是37年1月，英国驻西藏办事处负责人（兼锡金行政长官）古德爵士突然发表讲话，“反对中国政府派遣军队进入西藏”；藏军总顾问威廉（印度东方旅的旅长）也立刻表示将给噶厦府“在军事上提供协助”；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随即提交照会，抗议南京国民政府违反了“西拉姆协议”。
（ 注：“西拉姆协议”是英国人和西藏政府订立的条约，这个协定中的“麦克马洪线”十分有名，但其实还有一条：它认定中国对西藏只享有宗主国权、而不是完全主权……这是历届中国政府都不能承认的）
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噶厦政府也变得强硬起来，“摄政王”随即通知班禅：欢迎大师本人返藏，但仪仗队不许进藏，行辕和行署中的汉人和蒙人也一律不得进入西藏。否则将以武力阻拦。
英国人的态度为何如此霸道？细说起来，可以从殖民主义讲到帝国主义，原因多了去。
这里，只讲个直接的诱因：
1936年12月，英王爱德华八世（也就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那位）辞职不干了，由他的弟弟乔治六世（伊丽萨白的爹）继位。新国王的加冕仪式定于37年的5月中旬举行，世界各国都派代表参加盛典，西藏也是受邀朝贺的一“国”。
消息传到大英帝国“拉萨办事处”，古德爵士屈指一算，按照国民政府的计划，37年5月，班禅行辕和仪仗队正好开进西藏，拉萨的街头届时将挂满青天白日旗。这么一来，西藏就不象是“一个国家”了，大英帝国和印度总督的脸上肯定挂不住。
因此，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阻止中国官兵进藏……
蔡智明他们当然想不到，仪仗大队进西藏，居然能与英国国王和美国女人的爱情扯上关系。
班禅活佛虽然法力高深，估计也想不到这个。
达赖死了以后，摄政的“热振活佛”只有二十多岁，班禅就以为自己的声望在西藏无人能够抵挡。按行辕的说法：班禅进藏如同佛光普照，百姓必将顶礼膜拜、倾心相随；黑河（今“那曲”）的藏军更不用担心，他们都是后藏的子弟，只要听说班禅大师回来了，定会倾巢投诚、竞相易帜……
于是乎，九世班禅就就在结古寺等待冰雪消融。
春天来了，可美好的愿望却没有实现。
南边三十九个部落的土官来信说：对不起，奉噶厦之命，不能给班禅大师提供“乌拉”；黑河的藏军倒是来了几个“投诚”的，可职务最高的只是个“甲本”，相当于排长，其他的士兵还在据点里端着枪，严阵以待。
班禅顿时傻眼了，他没想到那个“热振活佛”居然这么厉害。
五世热振呼图克图，法名“土登江白益西，丹巴坚赞”，1912年出身于西藏的加查宗。
一般情况下，大活佛很少跑到贫民家庭投胎，可五世热振却是个例外。十三世达赖亲自把他从奴隶的家里找了出来，并且在他刚满二十岁的时候就授予他黄教最高学位“拉让巴格西”，让他主持热振寺。这样，五世热振对十三世达赖当然绝对的感激、绝对的忠诚（这一点，只要看看他为十三世达赖修建的灵塔就知道了）。
根据达赖的遗愿，二十三岁的五世热振被尊为“摄政王”。他对待班禅的态度继承了十三世达赖的理念，而这个政策又得到了英国人和拉萨高级僧侣集团的支持。
九世班禅在与他的交锋中，完全处于下风。
南京中央政府的态度很明确：别的可以谈，但专使行署和仪仗队一定要进藏。这个意见，蒙藏委员会通知了拉萨政府、外交部照会了英国大使、孔祥熙去英国期间也做了说明——没有更改的余地。
这下子，九世班禅坐了蜡。他不能反对中央政府的意见，因为中央是他唯一的靠山；可遵循中央意见他就进不了藏，因为他的宗教号召力比不过拉萨政治的权力。
“政教合一”，当政教不能“合一”的时候，政治是第一位的，宗教只不过是陪衬罢了。
于是，班禅着急了、生病了，他生的是肝病，气急伤肝。但他生病的时候吃的是西药，治病的医师也不是喇嘛，这让蔡智明觉得很奇怪。
班禅行辕的人也急了，他们觉得是仪仗队坏了进藏的事。
从四月份起，行辕就不再向仪仗队发放军粮，军需官余展鹏顿时抓了瞎，仪仗兵们也开始饿肚子。大家成天看冷脸、听闲话，还要愁着买粮食、找牛粪，这才引出了前面的一系列事件。
班禅本人没有埋怨过仪仗队。有趣的是，就在专使行署到达玉树的头几天，他突然带着随从到两百里外的拉秀乡泡温泉去了，那意思是让“护送专使” 在结古镇吃个闭门羹。
赵守钰反应很快，立刻改道“青南警备司令部”、找马彪商量军粮补给的事情，这才算是没丢面子。
赵守钰果然面子大，很快就从青马骑兵那里借来粮食，解决了仪仗队的吃饭问题。
可是，这时候，班禅大师却住在拉秀乡不肯回来了。
拉秀有个“拉休寺”（本名“龙西寺”），是座黄教的寺院，那里有男喇嘛学院、还有女喇嘛学院。九世班禅说他要在庙里闭关修炼，不让仪仗队去打扰他。
不让去只好不去。仪仗兵原地待命，蔡智明无所事事，于是又开始四处乱转、凑热闹看稀奇。
九世班禅大师身体欠佳、心情也不好，因此移驾到“龙西寺”闭关修炼。
结古寺是花教的寺院，龙西寺才是黄教的寺庙。人不痛快的时候，总愿意在自己习惯的环境里休养，活佛也是如此。
武林中人提倡“强身健体”，却要区分门派，为争霸江湖打来打去；同样，佛门僧侣主张“修身养性”，也要分派，吵来吵去抢着当教宗。
这方面，喇嘛与和尚是对手。
其实，西藏和内地都信奉大乘佛教，只不过和尚练“显宗”，喇嘛重“密宗”。“显宗”和“密宗”的区别，往简单里说——前者重理论、后者重形式。就象华山派的“气宗”和“剑宗”，一个是岳不群、一个是风清扬。
到庙里看一看就知道。如果菩萨的神态安详、面带微笑，道貌岸然假装深沉，那多半是显宗；又如果神像张牙舞爪、表情复杂，甚至摆出一些少儿不宜的姿势，不用说，密宗的。
和尚和喇嘛时常互相看不起，各说各的高明。其实“显”也好、“密”也罢，都是由环境决定的——内地有农耕的文化、儒家的底子，所以和尚必须故作玄机、显得有涵养才能吃得开；而西域是农牧文化，人民性情坦率，喇嘛的行为也只好夸张直露一些、引人注目——大家都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不好说孰优孰劣。
其实，藏传佛教也不是不讲理论。喇嘛教有很多教派，越晚出现的派别越注重佛理。到了黄教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