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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其热，远近殊不同焉。日中正在上，覆盖人，人当天阳之冲，故热于始出时。又新从太阴中来，故复凉于其西在桑榆间也。桓君山曰：子阳之言，岂其然乎？」
张衡《灵台》曰：「日之薄地，暗其明也。由暗视明，明无所屈，是以望之若大。方其中，天地同明，明还自夺，故望之若小。火当夜而扬光，在昼则不明也。月之于夜，与日同而差微。」
晋著作郎阳平束皙，字广微，以为傍方与上方等。傍视则天体存于侧，故日出时视日大也。日无小大，而所存者有伸厌。厌而形小，伸而体大，盖其理也。又日始出时色白者，虽大不甚，始出时色赤者，其大则甚，此终以人目之惑，无远近也。且夫置器广庭，则函牛之鼎如釜，堂崇十仞，则八尺之人犹短，物有陵之，非形异也。夫物有惑心，形有乱目，诚非断疑定理之主。故仰游云以观月，月常动而云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矣。
姜岌云：「余以为子阳言天阳下降，日下热，束皙言天体存于目，则日大，颇近之矣。浑天之体，圆周之径，详之于天度，验之于晷影，而纷然之说，由人目也。参伐初出，在旁则其间疏，在上则其间数。以浑检之，度则均也。旁之与上，理无有殊也。夫日者纯阳之精也，光明外曜，以眩人目，故人视日如小。及其初出，地有游气，以厌日光，不眩人目，即日赤而大也。无游气则色白，大不甚矣。地气不及天，故一日之中，晨夕日色赤，而中时日色白。地气上升，蒙蒙四合，与天连者，虽中时亦赤矣。日与火相类，火则体赤而炎黄，日赤宜矣。然日色赤者，犹火无炎也。光衰失常，则为异矣。」
梁奉朝请祖恆曰：
自古论天者多矣，而群氏纠纷，至相非毁。窃览同异，稽之典经，仰观辰极，傍瞩四维，睹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见伏，校之以仪象，覆之以晷漏，则浑天之理，信而有徵。辄遗众说，附浑仪云。《考灵曜》先儒求得天地相去十七万八千五百里，以晷影验之，失于过多。既不显求之术，而虚设其数，盖夸诞之辞，宜非圣人之旨也。学者多固其说而未之革，岂不知寻其理欤，抑未能求其数故也？王蕃所考，校之前说，不啻减半。虽非揆格所知，而求之以理，诚未能遥趣其实，盖近密乎？辄因王蕃天高数，以求冬至、春分日高及南戴日下去地中数。法，令表高八尺与冬至影长一丈三尺，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为法。天高乘表高为实，实如法，得四万二千六百五十八里有奇，即冬至日高也。以天高乘冬至影长为实，实如法，得六万九千三百二十里有奇，即冬至南戴日下去地中数也。求春秋分数法，令表高及春秋分影长五尺三寸九分，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为法。因冬至日高实，而以法除之，得六万七千五百二里有奇，即春秋分日高也。以天高乘春秋分影长实，实如法而一，得四万五千四百七十九里有奇，即春秋分南戴日下去地中数也。南戴日下，所谓丹穴也。推北极里数法，夜于地中表南，傅地遥望北辰纽星之末，令与表端参合。以人目去表数及表高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为法。天高乘表高数为实，实如法而一，即北辰纽星高地数也。天高乘人目去表为实，实如法，即去北戴极下之数也。北戴斗极为空桐。
日去赤道表里二十四度，远寒近暑而中和。二分之日，去天顶三十六度。日去地中，四时同度，而有寒暑者，地气上腾，天气下降，故远日下而寒，近日下而暑，非有远近也。犹火居上，虽远而炎，在傍，虽近而微。视日在傍而大，居上而小者，仰瞩为难，平观为易也。由视有夷险，非远近之效也。今悬珠于百仞之上，或置之于百仞之前，从而观之，则大小殊矣。先儒弗斯取验，虚繁翰墨，夷途顿辔，雄辞析辩，不亦迂哉！今大寒在冬至后二气者，寒积而未消也。大暑在夏至后二气者，暑积而未歇也。寒暑均和，乃在春秋分后二气者，寒暑积而未平也。譬之火始入室，而未甚温，弗事加薪，久而逾炽。既已迁之，犹有余热也。
○浑天仪
案《虞书》：「舜在〔玑玉衡，以齐七政，」则《考灵曜》所谓观玉仪之游，昏明主时，乃命中星者也。〔玑中而星未中为急，急则日过其度，月不及其宿。〔玑未中而星中为舒，舒则日不及其度，月过其宿。〔玑中而星中为调，调则风雨时，庶草蕃芜，而五谷登，万事康也。所言〔玑者，谓浑天仪也。故《春秋文耀钩》云：「唐尧即位，羲、和立浑仪。」而先儒或因星官书，北斗第二星名旋，第三星名玑，第五星名玉衡，仍七政之言，即以为北斗七星。载笔之官，莫之或辨。史迁、班固，犹且致疑。马季长创谓玑衡为浑天仪。郑玄亦云；「其转运者为玑，其持正者为衡，皆以玉为之。七政者，日月五星也。以玑衡视其行度，以观天意也。」故王蕃云：「浑天仪者，羲、和之旧器，积代相传，谓之玑衡。其为用也，以察三光，以分宿度者也。又有浑天象者，以著天体，以布星辰。而浑象之法，地当在天中，其势不便，故反观其形，地为外匡，于已解者，无异在内。诡状殊体，而合于理，可谓奇巧。然斯二者，以考于天，盖密矣。」又云：「古旧浑象，以二分为一度，周七尺三寸半分。而莫知何代所造。」今案虞喜云：「落下闳为汉孝武帝于地中转浑天，定时节，作《泰初历》。」或其所制也。
汉孝和帝时，太史揆候，皆以赤道仪，与天度颇有进退。以问典星待诏姚崇等，皆曰《星图》有规法，日月实从黄道。官无其器。至永元十五年，诏左中郎将贾逵乃始造太史黄道铜仪。至桓帝延熹七年，太史令张衡更以铜制，以四分为一度，周天一丈四尺六寸一分。亦于密室中以漏水转之，令司之者，闭户而唱之，以告灵台之观天者。〔玑所加，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今没，皆如合符。蕃以古制局小，以布星辰，相去稠概，不得了察。张衡所作，又复伤大，难可转移。蕃今所作，以三分为一度，周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长古法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减衡法亦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浑天仪法，黄赤道各广一度有半。故今所作浑象，黄赤道各广四分半，相去七寸二分。又云「黄赤二道，相共交错，其间相去二十四度。以两仪准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又赤道见者，常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又南北考之，天见者亦一百八十二度半强。是以知天之体圆如弹丸，南北极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也。而陆绩所作浑象，形如鸟卵，以施二道，不得如法。若使二道同规，则其间相去不得满二十四度。若令相去二十四度，则黄道当长于赤道。又两极相去，不翅八十二度半强。案绩说云：'天东西径三十五万七千里，直径亦然。'则绩意亦以天为正圆也。器与言谬，颇为乖僻。」然则浑天仪者，其制有机有衡。既动静兼状，以效二仪之情，又周旋衡管，用考三光之分。所以揆正宿度，准步盈虚，求古之遗法也。则先儒所言圆规径八尺，汉候台铜仪，蔡邕所欲寝伏其下者是也。
梁华林重云殿前所置铜仪，其制则有双环规相并，间相去三寸许，正竖当子午。其子午之间，应南北极之衡，各合而为孔，以象南北枢。植楗于前后以属焉。又有单横规，高下正当浑之半。皆周市分为度数；署以维辰之位，以象地。又有单规，斜带南北之中，与春秋二分之日道相应。亦周匝分为度数，而署以维辰，并相连者。属楗植而不动。其里又有双规相并，如外双规。内径八尺，周二丈四尺，而属双轴。轴两头出规外各二寸许，合两为一。内有孔，圆径二寸许，南头入地下，注于外双规南枢孔中，以象南极。北头出地上，入于外双规北枢孔中，以象北极。其运动得东西转，以象天行。其双轴之间，则置衡，长八尺，通中有孔，圆径一寸。当衡之半，两边有关，各注著双轴。衡即随天象东西转运，又自于双轴间得南北低仰。所以准验辰历，分考次度，其于揆测，唯所欲为之者也。检其镌题，是伪刘曜光初六年，史官丞南阳孔挺所造，则古之浑仪之法者也。而宋御史中丞何承天及太中大夫徐爰，各著《宋史》，咸以为即张衡所造。其仪略举天状，而不缀经星七曜。魏、晋丧乱，沉没西戎。义熙十四年，宋高祖定咸阳得之。梁尚书沈约著《宋史》，亦云然，皆失之远矣。
后魏道武天兴初，命太史令晁崇修浑仪，以观星象。十有余载，至明元永兴四年壬子，诏造太史候部铁仪，以为浑天法，考〔玑之正。其铭曰；「于皇大代，配天比祚。赫赫明明，声烈遐布。爰造兹器，考正宿度。贻法后叶，永垂典故。」其制并以铜铁，唯志星度以银错之。南北柱曲抱双规，东西柱直立，下有十字水平，以植四柱。十字之上，以龟负双规。其余皆与刘曜仪大同。即今太史候台所用也。
○浑天象
浑天象者，其制有机而无衡，梁末秘府有，以木为之。其圆如丸，其大数围。南北两头有轴。遍体布二十八宿、三家星、黄赤二道及天汉等。别为横规环，以匡其外。高下管之，以象地。南轴头入地，注于南植，以象南极。北轴头出于地上，注于北植，以象北极。正东西运转。昏明中星，既其应度，分至气节，亦验，在不差而已。不如浑仪，别有衡管，测揆日月，分步星度者也。吴太史令陈苗云：「先贤制木为仪，名曰浑天。」即此之谓耶？由斯而言，仪象二器，远不相涉。则张衡所造，盖亦止在浑象七曜，而何承天莫辨仪象之异，亦为乖失。
宋文帝以元嘉十三年诏太史更造浑仪。太史令钱乐之依案旧说，采效仪象，铸铜为之。五分为一度，径六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天内，不动。立黄赤二道之规，南北二极之规，布列二十八宿、北斗极星。置日月五星于黄道上。为之杠轴，以象天运。昏明中星，与天相符。梁末，置于文德殿前。至如斯制，以为浑仪，仪则内阙衡管。以为浑象，而地不在外。是参两法，别为一体。就器用而求，犹浑象之流，外内天地之状，不失其位也。吴时又有葛衡，明达天官，能为机巧。改作浑天，使地居于天中。以机动之，天动而地止，以上应晷度，则乐之之所放述也。到元嘉十七年，又作小浑天，二分为一度，径二尺二寸，周六尺六寸。安二十八宿中外官星备足。以白青黄等三色珠为三家星。其日月五星，悉居黄道。亦象天运，而地在其中。宋元嘉所造仪象器，开皇九年平陈后，并入长安。大业初，移于东都观象殿。
○盖图
晋侍中刘智云：「颛顼造浑仪，黄帝为盖天。」然此二器，皆古之所制，但传说义者，失其用耳。昔者圣王正历明时，作圆盖以圆列宿。极在其中，回之以观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定日数。日行于星纪，转回右行，故圆规之，以为日行道。欲明其四时所在，故于春也，则以青为道；于夏也，则以赤为道；于秋也，则以白为道；于冬也，则以黑为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则以黄为道。盖图已定，仰观虽明，而未可正昏明，分昼夜，故作浑仪，以象天体。今案自开皇已后，天下一统，灵台以后魏铁浑天仪，测七曜盈缩，以盖图列星坐，分黄赤二道距二十八宿分度，而莫有更为浑象者矣。
仁寿四年，河间刘焯造《皇极历》，上启于东宫。论浑天云：
璇玑玉衡，正天之器，帝王钦若，世传其象。汉之孝武，详考律历，纠落下闳、鲜于妄人等，共所营定。逮于张衡，又寻述作，亦其体制，不异闳等。虽闳制莫存，而衡造有器。至吴时，陆绩、王蕃，并要修铸。绩小有异，蕃乃事同。宋有钱乐之，魏初晁崇等，总用铜铁，小大有殊，规域经模，不异蕃造。观蔡邕《月令章句》，郑玄注《考灵曜》，势同衡法，迄今不改。焯以愚管，留情推测，见其数制，莫不违爽。失之千里，差若毫厘，大象一乖，余何可验。况赤黄均度，月无出入，至所恆定，气不别衡。分刻本差，轮回守故。其为疏谬，不可复言。亦既由理不明，致使异家间出。盖及宣夜，三说并驱，平、昕、安、穹，四天腾沸。至当不二，理唯一揆，岂容天体，七种殊说？又影漏去极，就浑可推，百骸共体，本非异物。此真已验，彼伪自彰，岂朗日未晖，爝火不息，理有而阙，讵不可悲者也？昔蔡邕自朔方上书曰：「以八尺之仪，度知天地之象，古有其器，而无其书。常欲寝伏仪下，案度成数，而为立说。」邕以负罪朔裔，书奏不许。邕若蒙许，亦必不能。邕才不逾张衡，衡本岂有遗思也？则有器无书，观不能悟。焯今立术，改正旧浑。又以二至之影，定去极晷漏，并天地高远，星辰运周，所宗有本，皆有其率。祛今贤之巨惑，稽往哲之群疑，豁若云披，朗如雾散。为之错综，数卷已成，待得影差，谨更启送。
又云：「《周官》夏至日影，尺有五寸。张衡、郑玄、王番、陆绩先儒等，皆以为影千里差一寸。言南戴日下万五千里，表影正同，天高乃异。考之算法，必为不可。寸差千里，亦无典说，明为意断，事不可依。今交、爱之州，表北无影，计无万里，南过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实差。焯今说浑，以道为率，道里不定，得差乃审。既大圣之年，升平之日，厘改群谬，斯正其时。请一水工并解算术士，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数百里，南北使正。审时以漏，平地以绳，随气至分，同日度影。得其差率，里即可知。则天地无所匿其形，辰象无所逃其数，超前显圣，效象除疑。请勿以人废言。」不用。至大业三年，敕诸郡测影，而焯寻卒，事遂寝废。
○地中
《周礼·大司徒职》：「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此则浑天之正说，立仪象之大本。故云：「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又《考工记·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Ｓ以县，眡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案土圭正影，经文阙略，先儒解说，又非明审。祖恆错综经注，以推地中。其法曰：「先验昏旦，定刻漏，分辰次。乃立仪表于准平之地，名曰南表。漏刻上水，居日之中，更立一表于南表影末，名曰中表。夜依中表，以望北极枢，而立北表，令参相直。三表皆以悬准定，乃观。三表直者，其立表之地，即当子午之正。三表曲者，地偏僻。每观中表，以知所偏。中表在西，则立表处在地中之西，当更向东求地中。若中表在东，则立表处在地中之东也，当更向西求地中。取三表直者，为地中之正。又以春秋二分之日，旦始出东方半体，乃立表于中表之东，名曰东表。令东表与日及中表参相直。视日之夕，日入西方半体，又立表于中表之西，名曰西表。亦从中表西望西表及日，参相直。乃观三表直者，即地南北之中也。若中表差近南，则所测之地在卯酉之南。中表差在北，则所测之地在卯酉之北。进退南北，求三表直正东西者，则其地处中，居卯酉之正也。」
○晷影
昔者周公测晷影于阳城，以参考历纪。其于《周礼》，在《大司徒之职》：「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则天地之所合，四时之所交。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然则日为阳精，玄象之著然者也。生灵因之动息，寒暑由其递代。观阴阳之升降，揆天地之高远，正位辨方，定时考闰，莫近于兹也。古法简略，旨趣难究，术家考测，互有异同。先儒皆云：「夏至立八尺表于阳城，其影与土圭等。」案《尚书考灵曜》称：「日永，景尺五寸；日短，景尺三寸。」《易通卦验》曰：「冬至之日，树八尺之表，日中视其晷景长短，以占和否。夏至景一尺四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周髀》云：「成周土中，夏至景一尺六寸，冬至景一丈三尺五寸。」刘向《鸿范传》曰：「夏至景长一尺五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二分，景七尺三寸六分。」后汉《四分历》、魏《景初历》、宋《元嘉历》、大明祖冲之历，皆与《考灵曜》同。汉、魏及宋，所都皆别，四家历法，候影则齐。且纬候所陈，恐难依据。刘向二分之影，直以率推，非因表候定其长短。然寻晷影尺丈，虽有大较，或地域不改，而分寸参差，或南北殊方，而长短维一。盖术士未能精验，冯占所以致乖。今删其繁杂，附于此云。
梁天监中，祖恆造八尺铜表，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