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个往苏南，直到几个县的乡村，调查十几个乡，专门调查农民公粮及其他负担的实情，以为会议讨论的根据。
总之，过去因负担太重无以为生的农民，必须切实解决救济问题；今年征粮必须不超过中央规定的比率，大大减轻民负。
望将你的意见告我。
致以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五日
第十五章 把粮食纳入“统购统销”轨道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１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庆祝日。那天晚上，陈云在天安门城楼上，却无心于观赏焰火，而是在和毛泽东、周恩来研究粮食问题……
陈云在平稳了物价、平稳了粮价之后，稍稍喘了一口气。他很快就发现，他肩上的一担“炸药”，那物价已不会爆炸，但是粮食仍是个大问题，弄不好就会来个大爆炸。
在着手解决粮食问题的时候，陈云很成功地解决了棉花问题。
棉花的问题解决了，粮食却是一道大难题。
那时候的中国，已有着四亿多人口。这么多张嘴，吃饭是个大问题。中国古语道：“民以食为天。”老百姓倘若没有饭吃。这天下非乱不可。
１９５２年，国家收购的粮食为６６０多亿斤，扣除返销粮之后，只有５６０多亿斤，差额达１００亿斤上下！
１９５３年，东北又遭水灾，粮食减产。粮食贩子开始活跃。全国的粮贩子，一下子猛增到几十万人。这些粮贩子开始囤积粮食。有些地方已经出现抢购粮食，哄抬粮价。
陈云研究了中国市场粮食的流通规律：粮食要从农民那里收购，然后由国家或商人售给消费者。
这样，陈云以为，处理好中国的粮食问题，必须处理好四种关系：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商人的关系；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关系。
为了处理好这些关系，陈云提出八种解决方案：一、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硬性办法；二、只配不征——可能买不到粮食；三、只征不配——结果会边征边漏；四、原封不动——自由买卖，结果必乱无疑；五、临渴掘井——到最困难时才想办法，还不如现在下手好；六、动员认购——政策有明令，比强征好，没有把握；七、合同预购——有一个数量问题，还有一个时间问题，今年来不及了；八、各行其是——办法可以试，要考虑影响，考虑结果。
陈云曾生动地说明了“征购”的必要性。他说：鉴于粮食供应紧张状况，必须采取征购的办法。如果继续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我看中央人民政府就要天天做“叫化子”，天天过“年三十”。这个办法是不是太激烈了一些﹖可不可以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把粮食买齐呢？如果能够买到的话，那当然是求之不得。我这个人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现在的问题是要确实把粮食买到，如果办法不可行，落空了，我可以肯定地讲，粮食市场一定要混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陈云又对“配给”作了这样的说明：“配给”这个名词有点不太好听，一说起它就想到日伪统治时代的情况。现在改了一个名字，叫做“计划供应”，是粮食部长章乃器先生想出来的。我们的配给不同于日伪时代的配给，那时是油、盐、酱、醋都配给，现在配给只是粮食。那时的配给量是填不饱肚子的，我们现在的配给量可以吃饱。种类不同，数量不同，至于性质那更是完全相反的。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这一决议就是根据陈云的意见、由邓小平起草的。
所谓粮食的“计划收购”，被称之为“统购”，粮食的“计划供应”，被称之为“统销”。陈云的这一方案，被称之为粮食“统购统销”。
第十六章 “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
１９５４年２月１０日，陈云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说了一番颇为尖锐的话。
陈云说：“毛主席万岁”这是一个政治口号，但是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
我在这里，在四中全会上，说毛主席生命不能万岁，这似乎不太好，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实际上是不能万岁的。
陈云居然说“毛主席不能万岁”，其目的在于说不仅毛泽东不能“万岁”，他和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们，也都不能“万岁”。由此，陈云言入正题，即在他们这一批中共高级领导人死去之后，如何防止领导权落在野心家手中。
陈云说：我们这些高级领导人，行年有四十几岁的，有五十几岁的，有六十几岁的，也有七十几岁的，将来一批一批地都要死去，同时一批一批地补上来。我们不能保证不出野心人物，但是我们可以想方法使乱子不闹大。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乱子闹得不大，关键是什么呢？我看关键是在几百个高级领导人，就是省（市）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及军队中的负责干部。如果这几百个人有高度的革命觉悟，有高度的革命嗅觉，那末，出了李国焘、王国焘也容易把他揭露。如果这几百个人觉悟不高，嗅觉不灵，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可能闹不团结的，甚至可能闹到党的分裂。出大乱子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几百个人里面，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如果出了野心人物，能否迅速地把他揭露，不闹成大乱子呢？那也决定于这几百个人。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
那时的陈云，不过４９岁。他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说了这么一番话，其原因在于如他所说，从“一九四五年七大到现在”，有“几个主要的领导同志”“跌了大筋斗”。
这“跌了大筋斗”的，就是高岗和饶漱石。
１９５４年２月６日—１０日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胜利地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这是中国共产党自１９４９年之后第一次党内的尖锐斗争。毛泽东当时在休假，没有出席会议，由刘少奇主持。
从１９５２年底、１９５３年初，高岗和饶漱石分别从东北和华东调往中央，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高岗称中共中央存在“圈圈”和“摊摊”，欲取代刘少奇和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担任政务院总理。
高岗联合了饶漱石，又在暗中联络了林彪。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当毛泽东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高岗便私下活动由他代替刘少奇。
毛泽东发觉后，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指出：
“同志们！我以为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火……”
毛泽东所说的“别人”，正是指高岗。
作为“五大书记”之一的陈云，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意见一致。
毛泽东以为，要拉林彪一把，便派出陈云，专程赴杭州，跟因病在那里休养的林彪面谈，传达中央的意见。
林彪立即“急转弯”，从高岗那里滑脚。
第十七章 “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
陈云早在１９３５年的遵义会议上就支持毛泽东，此后他和毛泽东一直在政治上紧密地合作。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把主管财经的重任，压在陈云肩上。
但是，毛泽东和陈云之间，在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上，逐渐产生了不同看法……
事情是从１９５６年６月２０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引起的。这篇社论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写的，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社论提出了一个新名词，曰“反冒进”。社论反对急躁冒进，后来也就被称之为“反冒进”。
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１日晚，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会议上，尖锐地批判了《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
毛泽东说：“这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
毛泽东很严肃地指出：“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气，不得了。”
毛泽东还在这篇社论上加了这样的批注：“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
事态变得非常严重。这就不能不追溯《人民日报》那篇社论的来历……
那篇社论，确实是根据１９５６年６月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写的。
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会议由刘少奇主持。这是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要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会议的精神，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
社论写好之后，曾送刘少奇、周恩来审阅。
就在这时，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中共中央宣传部连忙把社论也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在社论的清样上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这样，社论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社论发表之后，当时，毛泽东没有说什么。其实，毛泽东所批的“不看了”，只是“引而不发”罢了。
直到过了一年多，在１９５７年９月２０日至１０月９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批评了“反冒进”。毛泽东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毛泽东所谓的“促进委员会”，是针对“反冒进”而言的。毛泽东称，那些“反冒进”的人可以组成一个“促退小组”。他说：“但共产党总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
于是，也就追溯到那次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其实，早在１９５６年春天，周恩来就提醒大家：“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
那是因为中共在“经济专家”陈云的苦心经营下，经过三年恢复经济，然后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上有了相当的发展。１９５６年初，毛泽东提出反对“右倾保守”的口号，经济上开始出现急躁冒进的倾向。
作为财经工作的主管，陈云向来务实，他支持周恩来。陈云说：“建设只能与国家财力相适应。”
李先念也表示同意。
这样，在那次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了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其实，政治局不得不提“反保守”，是因为不能不照顾毛泽东的意见；至于“反冒进”，这才是他们的本意。
也正因为这样，那篇《人民日报》社论成了毛泽东所说的“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
第十八章 “反反冒进”主要针对陈云
毛泽东和陈云之间，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速度产生严重的分歧，其实是不难理解的。
这诚如邓小平所言：“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１９５７年毛泽东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
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高举起“三面红旗”。
陈云是个务实派。他多年主管经济，深知只有脚踏实地，方可稳步前进。
这样，毛泽东和陈云之间产生不同看法是不可避免的。尽管陈云对毛泽东向来尊重，即便陈云为人小心谨慎，也无法逃脱毛泽东对他的批评。
毛泽东对陈云的批评，最初就是从“反冒进”开始的。
１９５７年１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这个小组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五人组成，以陈云为组长。
１９５７年９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点名批判“反冒进”。
用他的话来说，这叫“反反冒进”毛泽东逐渐加大了他的“反反冒进”的力度。
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１日至２２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南宁会议”。南宁会议的主题，便是“反反冒进”，亦即批判右倾保守。
会议印发了２２个参考文件，其中之一就是《人民日报》１９５６年６月２０日社论。
毛泽东约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到会。陈云因病，没有去南宁。
会议期间，毛泽东很称赞柯庆施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２５日在中共上海市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即《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一报告，是当时担任柯庆施政治秘书的张春桥起草的。毛泽东号召：“大家都要学习柯老”，其实，当时柯庆施不过５６岁而已，毛泽东已尊称他为“柯老”了在南宁，１月１６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拿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只得答：“写不出来。”
毛泽东便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刘少奇连忙打圆场，作了解释，说毛泽东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的几个同志”。
不言而喻，“管经济的几个同志”，也就是指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那五个人，亦即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黄克诚。
于是，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都感到压力。李先念甚至睡不好觉，吃安眠药。
不过，在１月１７日晚，当毛泽东约“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三人谈话时，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打开天窗说亮话，说“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这样，毛泽东才把他的“反反冒进”的“底牌”，透露了出来，即“主要是对陈云”，当然也包括周恩来以及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
第十九章 离右派“五十米远”
此后不久，１９５８年２月２日，《人民日报》根据南宁会议的精神发表社论，提出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
毛泽东非常欣赏“跃进”一词。毛泽东见到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３日《人民日报》社论首次出现“跃进”一词，曾在一封信中这么写道：“发明‘跃进’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予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后来，毛泽东在给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云出席会议，不得不在会议上作检查。
据周恩来当时的秘书范若愚回忆，周恩来也要在会上作检查。
周恩来显得心情很沉重。他说一句，秘书记一句。他检查自己“犯了反冒进的错误”。这份检查要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
范若愚记得，当周恩来向他口授检查之际：“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陈云同志讲的什么，我只听到一两句，周恩来同志讲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就在周恩来写检查的时候，陈云也在写检查。两人都在违心地写检查，所以陈云的电话使周恩来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这一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把“反冒进”跟右派联系在一起。毛泽东说，“反冒进”的人说１９５６年是冒进，右派攻击１９５６年是“全面冒进”，二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毛泽东向周恩来、陈云发出了警告：“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
就是在这次会上，陈云不得不作了检查。
陈云说：“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错误，我负主要的责任。”
陈云为“反冒进”承担了主要责任。
就在陈云作检查时，毛泽东插话，提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