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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书卷气，陈独秀没有那么多的温柔，他是一位嫉恶如仇、激情飞跃、拍案而起的汉子，是“一匹不峻之坡弗上的骏马”，是“宁为玉碎”的开放型风流倜傥之辈。瞿秋白可以在上面的指示下麻木听从，陈独秀则会在至少是一半的清醒中直面“指示”：为了自己的事业信念，他可以将道德的面纱撕破，也可以将道德的承诺踢开。
相对于陈独秀的真诚坦率，李大钊的“自述”则有一种燕赵志士的平稳、忠厚与浑朴。他既没有瞿秋白式的低调反悔，也缺少陈独秀式的历史“决定”语气，有的是一副“英雄落难”的气魄。好汉做事好汉当：传统道德的文化情结在李大钊身上找到了归宿。书生的天真每每流诸笔端，李大钊的“狱中自述”名副其实，几乎是一种生涯追述，平铺直叙。他对自我“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的努力无怨无悔，对“实践其所信”亦不愿“暇计”，而且甘愿承当“全责”，愿以义胆侠骨履行其“铁肩担道义”的诺言。在“自述”结束时，他写下了胜似“好汉歌”的企望：“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与此同时，李大钊也没有忘记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15〕传统文化熏染出的道德情怀让革命家再现书生本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即将就义、英雄末路之际，先生能如此从容地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这不但是传统的复制，而且更是一次“达”与“穷”的圆融。幸运的是，李大钊谦和、厚实的性格特征决定了他在政治生涯的纵横捭阖中不易陷入政见歧异的漩涡中。为了民族和民众的大事业，他舍得一身剐，只为“民权的旁落”隐忧忡忡，而不为个人“权力”的旁落生“杞忧”。
显然，与陈独秀的大起大落不同，也与瞿秋白为性情所累相异，李大钊的冷静、矜持、朴实形成了自己的生命特色。在三位革命家中，陈独秀与李大钊的道义精神与率真性情在人格上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瞿秋白的内方外圆虽然不失为一种传统“士大夫”的书生气质，但从人类终极关怀意义上说，又是残缺的个性。以这种个性难为政治家——只能是在政治的漩涡中有着内心的痛苦挣扎。缺乏道义的承诺以及执著的韧性斗志，结局难免尴尬。
瞿秋白说，本来他完全可以在生命即将罄尽的时刻壮烈一回，冒充“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16〕我们无法不为“书生”内心的真实所打动。然陈独秀思考的决不是烈士不烈士、叛徒不叛徒的问题，而是自己的信念是否遭到强奸的问题。因此，他多次被捕后都是以“无过可悔”而告终。李大钊则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首先想到的是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传统的道德义气无法不令他悲壮地面对死亡。道义的光环牢牢地套在李大钊的大脑上，他别无选择！
对瞿秋白来说，他最为幸运的是世纪末的中国有了一个好气候，虽然他没有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豪言，也没有陈独秀“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行状，也缺乏李大钊式的“铁肩担道义”的道德激情，但是他的低调同样赢得了烈士的名称。开放的观念使我们在世纪末呼唤这么一句话：救救那些还没有成为烈士的坦诚者。也许他们的真话十分逆耳，可就是这逆耳的衷言会对社会历史快车道上的事故多发地段提供有力的警示牌！——少走弯路！——少付沉重的代价！
自勉：自将磨洗认今朝
高调与低调是我们一直没有处理好的音符。陈独秀是一位高调与低调一直胶着的弹奏者；瞿秋白则是从高调到低调的履行者；李大钊无疑是高调的保持者。陈独秀获得了刚直的人格；瞿秋白赢得了坦诚的赞誉；李大钊取得了高尚的桂冠。
但是无论你得到了怎样的尊称，都无法摆脱一种历史的悖论。俗话说得好：你得到的就是你失去的，你失去的就是你得到的。换句话说：你得到了这个，就失去了那个。我们总是生活在“顾此失彼”的悖论中。尽管我们说千万不要顾此失彼，但是作为尘世间的人，我们实在无法摆脱这个怪圈。
陈独秀在人格上获得了后世的首肯，但他在思想史上却是一位有着重大残缺的思想家；瞿秋白在人格性情上比陈独秀低了“八度”，但最后的“多余的话”却获得了思想的升华，确立了自己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有着深沉的历史内蕴和厚度；李大钊可以“居庙堂之高”，但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扮演了一个超脱尘世、光彩照人的“回避型”角色。
这一切，既需要在历史的延伸中体味，又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在现实中感悟。
在理想伴随我们几乎走了近一个世纪的今天，蓦然回首，往事如烟，只有那未来的长路等待着我们。当“主义”的话语在世纪末的日子里为激进主义、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所湮没时，我们为先驱者洒下的热血感到伤痛：瞿秋白英勇就义时只有三十六岁，而李大钊在受刑时也还不到三十八岁。
1927年4月29日，就是李大钊牺牲的翌日，《晨报》以“神色未变，从容就死”相告。也就是在这一年，陈独秀下野，开始了自己漫长的反思。尽管他对自己作为“左翼反对派”存在的必要性视为“天经”和“地义”，但直至晚年，其思考才算有了超越自我的发展。也许，李大钊这位思想先哲的话更富启迪性：对于“急进与保守”，“最宜使二力同时皆有活动之机会”〔17〕。一言以蔽之，防止最激进与最保守的二力时间交替“代兴”，保持二力的空间“并立”，乃为上策。
高调与低调，是美妙乐章中一样不可或缺的音符啊！如果说人生是一首美丽的诗，是一曲美妙的歌，那么由“性情中人”谱写的思想史当然也就是有高低起伏和引人入胜情节的乐章。为此，我们也就别忘了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的那段忠告：文化与个人性情一样，“趋向于不同的方向，遵循着不同的原则。但是这种多样性和相异性并不意味着不一致或不和谐。所有这些功能是相辅相成的。每一种功能都开启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并且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一个新方面。不和谐者就是与它自身的相和谐；对立面并不是彼此排斥，而是相互依存：‘对立造成和谐。正如弓与六弦琴’”〔18〕。
注释：
〔1〕《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53页。
〔2〕〔4〕〔8〕《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574页。
〔3〕转引自《瞿秋白的文学活动》，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6页。
〔5〕〔15〕《李大钊文集》下册，第911、888～893页。
〔6〕〔7〕《瞿秋白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62～164页。
〔9〕《陈独秀自撰辩诉状》，亚东图书馆1934年版。
〔10〕《布尔什维克》第4卷第3期，1931年5月出版。
〔11〕《六大以来》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12〕〔14〕〔16〕《瞿秋白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720、721页。
〔13〕《瞿秋白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3～153页。
〔17〕《言治》季刊第3册，1916年7月1日。
〔18〕《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页。
“报有报格”：史量才之死
？ 傅国涌
一
《申报》是一张历史悠久的老报纸，1872年由英国人在上海租界创办，是我国第一张具有近代意义的报纸，江南穷乡僻壤的老百姓几乎把它当成报纸的同义词，俗称“申报纸”〔1〕。1912年秋天，在社会急剧转型之际，三十二岁的史量才得到张謇等实业家的支持，以十二万元从席子佩手里买下了已有四十年历史的《申报》（当年9月23日订约，10月20日正式移交），从此踏上办报之路，开创了一生的事业。他毕业于杭州蚕桑学堂，在上海创办了蚕桑女子学校，曾在《时报》做过兼职和专职编辑，接触过近代报业。正是他将《申报》发扬光大，发展成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在百年报业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异彩。黄远生、邵飘萍、戈公振、俞颂华等著名记者、编辑都先后在《申报》工作过。长期在《申报》服务的陈景韩（冷、冷血）、张竹平、张蕴和（默）等更是史量才的得力助手，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申报》度过了早期席子佩的控告危机（损失二十万五千两白银），业务蒸蒸日上。从1912年的发行七千份，五年后（1917年）达到两万份，此后稳步上升，1920年是三万份，1925年突破十万份，1926年突破十四万份，1932年超过十五万份，创造了《申报》的黄金时代。
1920年，史量才在接待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世界报界大会会长威廉博士和美国新闻家、万国报界联合会新闻调查委员会委员长格拉士一行的招待会上说，“虽七年来政潮澎湃”，《申报》的宗旨从未改变。“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和格拉士所说的“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与本报宗旨正好符合。他郑重表示自己“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2〕。《申报》的宗旨明确宣告“无党无偏、言论自由、为民喉舌”。“独立之精神”、“无偏无党”、“服务社会”是他办报思想的核心。他生前把世界幸福寄托在完全独立的报纸上，包括经济上的独立，不接受任何政治势力、军阀的津贴，政治上的自主，不听命于任何一个政治集团，不受官方或军阀操纵。陈冷称报纸的根本“在报纸之独立生活”。张默说：“独立生存之报纸向不与任何党派任何方面有关系。”但正如宋军在《申报的兴衰》一书所说：“史量才和《申报》的无党无偏，不带色彩的独立精神，并不是没有自己的观点，只是这种观点是不以一个政党或集团的利益出发，而是以大多数人民利益出发。”惟有独立，不带任何色彩，才能客观公正，为民喉舌。《申报》编辑葛豫夫说：“编辑者持七寸之管，以为宣传，应以打破势力、金钱、感情三大障碍物，为无旁贷之天职焉。”“一国之报者何也？倡民权，迪民智，振民气，厉国耻，启发国家思想而明政治之善恶者也。”《申报》“可以当一国之报而无愧者也”〔3〕。
“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是史量才掷地有声的誓言。他认为“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4〕。在遭暗杀前不久（1934年10月5日），他曾和俞颂华、黄幼雄“说起他的办报，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不挟任何主义，亦无任何政治背景”〔5〕。对此，张梓生也有相似的回忆。
史量才办《申报》二十二年，始终贯穿着他对报纸独立品格的追求，并以他的办报思想和报业实践丰富、提升了中国新闻史。
二
史量才的《申报》面对的首先是袁世凯时代，这是一个新与旧、专制与共和对立、共存、交锋的大时代，每个人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抉择，何况舆论是天下之公器？作为一份老牌的日报，对于那一时代的重大问题，《申报》不可能不表明自己的立场。
1914年，一手遮天的袁世凯颁布《报纸条例》，意在钳制舆论。《报纸条例》一出台就遭到激烈反对。《申报》时评称“报纸天职有闻必录，取缔过严非尊重舆论之道，故应取宽大主义”，并陆续报道了北京新闻界反对该条例的消息，称“自新报律颁布以后，中外报纸评论纷纷，多表反对”。5月27日，《申报》发表时评《自由平等与法律》，指出“权势之辈以蹂躏自由，严分等级为法律，是法律与自由平等不相容也”〔6〕。
1915年7月，袁世凯授意的帝制闹剧甚嚣尘上，《申报》连续发表时评批评复辟。自称“臣记者”的薛大可携十五万巨款南下运动报界，影响举足轻重的《申报》当然是他们首选的目标，遭到了史量才的断然拒绝。9月3日，《申报》以答读者问方式刊出《本馆启事》：“有人携款十五万来沪运动报界，主张变更国体者”，“按本馆同人，自民国二年十月二十日接受后，以至今日，所有股东，除盈余外，所有馆中办事人员及主笔等，除薪水分红外，从未受过他种机关或个人分文津贴及分文运动。此次即有人来，亦必终守此志。再本报宗旨，以维持多数人当时切实之幸福为主，不事理论，不尚新奇，故每遇一事发生，必察真正人民之利害，秉良心以立论，始终如一，虽少急激之谈，并无反覆之调。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值此外患无已之时，国乱稍定之日，共和政体之下，无端自扰，有共和一日，是难赞同一日，特此布闻。申报经理部、主笔房同启”〔7〕。
8月20日，梁启超反对帝制的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率先在《大中华》杂志第一卷第八期发表，一文既出，轰动南北。9月9日，《申报》以大字标题、大块篇幅刊登介绍这一期《大中华》杂志的广告：“国体问题发生，全国人应研究，本报梁任公主凡三篇，洋洋万言，切中今日情势，为关心时局者不可不读。”并附载三篇论文题目。紧接着，《申报》在9月10日、11日两天全文转载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编者按称“全篇洋洋万言，筹安会中人闻之曾特至天津阻其发表”。之后又连续发表梁启超《国体问题与民国警告》、《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上袁大总统书》等文。此外，《申报》还客观报道了各方面在帝制运动中的态度，如8月23日的长篇消息《筹安会发起后之京城各面观》，称“发起者都系官吏”，“赞成派以官僚中人为多”，反对派多是“热心国事及矢志之人”，以及蔡锷、汤化龙等“各政党之重要人物”。反对的群众更多，“连日来上书者不下数千百起”，《申报》还全文摘录了一封反对帝制的公开信。在袁氏窃国，“缇骑四出，特务密布”，大批记者下狱之时，《申报》“还敢于批逆鳞，反洪宪”〔8〕，发表反对帝制的时评、杂评达七十九篇之多。
1914年，史量才接手《申报》不到两年，即重金聘黄远生为北京特约通讯员，开设深受读者欢迎的《远生通讯》专栏。《远生遗著》中不少揭露政治黑暗、腐败，反映政局变化的精彩通讯最初发表在《申报》。薛大可在上海出版以鼓吹帝制为目标的《亚细亚报》前，原邀请黄远生为总撰述。1915年9月，黄远生却在上海各大报登出启事：“鄙人现已离京，所有曾担任之申报驻京通信员及承某君预约上海某报之撰述，一概脱离。至鄙人对于时局宗旨，与申报近日同人启事相同，谨此。”《申报》把他的启事放在第一张第一版报头左侧，以大字刊出，连登九天，影响甚大，对袁氏称帝的逆流不啻当头一棒。
1916年袁世凯正式称帝，上海各报虽不再沿用民国纪元，却也没有改用“洪宪纪元”，只用西历及旧历纪元。直到1月26日才被迫作如下编排：上行用正常字体排印：西历、星期，中间一行是旧历，下面以极小字标明“洪宪纪元”。黄远生在美国旧金山被刺身亡后，1916年，史量才聘流亡日本回来的邵飘萍担任驻北京特约记者。两年间他写了两百多篇脍炙人口的“北京特约通讯”，成为黄远生之后最负盛名的记者。在专制、共和的较量中，《申报》始终是站在共和这一边，在相当长的时期，它恪守了新闻自由的原则，陈景韩、邵飘萍等人批评帝制的评论也早已载入史册。
三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申报》连续发表报道，并发表时评赞扬学生的爱国热情，反对当局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提出“国人共奋，万众一心，尚何国事不可挽救者”。6月11日，陈独秀被捕，17日，《申报》发表杂评《北京之文字狱》，抨击北洋当局。
由于史量才接办《申报》后的贡献，1919年10月他在世界报业大会上当选为副会长。1921年双十节前夕，大半生从事新闻事业的美国总统哈定特地祝贺《申报》，称它“乃中国报纸之从最新新闻学进行者”，“能发扬共和之光明于全国”。同年11月，英国《泰晤士报》主人、《每日邮报》创办人北岩爵士到申报馆参观，高度评价了《申报》——“世界幸福之所赖，莫如有完全独立之报馆，如贵报馆、敝报差足与选……”〔9〕在他们的赞扬、鼓励与鞭策下，史量才进一步坚定了独立办报的思想。
1922年，世界报业泰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