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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国民虽然乐于公共汽车上无人售票，乐于从商店里“按需所取”，却很难养成在无人监视的情况下将自己的钱投入钱箱的良好习惯。尽管我们不遗余力地宣传这个良好习惯可将他们带入共产主义的理想王国，他们大多数仍不肯自觉。好端端的一次实现共产主义的机会便告夭折。我和我的同学们都为此而伤心而失望而气哭了。挖蛹运动——那是除“四害”的“人民战争”中的一场战役。全校同学排着整齐的队伍敲锣打鼓，高唱“除四害”歌，浩浩荡荡走出校园，以班级为阵容，包围一个个公共厕所，展开“歼灭战”。提出的口号响亮而具有战斗性——“挖出一个蛹，等于挖出一个深藏的阶级敌人。”这是一个伟大口号。因为它包含着一个灵活多变的公式。如在作业本上自己寻找出一个错别字并加以改正，就等于发现了一个阶级敌人并加以消灭。或者等于消灭了一个美国鬼子，支援了越南人民的解放斗争。后来初中下乡劳动时，演变为除掉一棵杂草，也等于除掉一个阶级敌人。反之，若锄掉了一棵秧苗，自然等于在战场上走火打死了一个战友。我记得很清楚，在一次下乡劳动中，我们班的一个近视眼女同学，一锄头下去，锄倒了一片苗。同学们开她的批评会，她讷讷地替自己解释：“我不是存心的，我注意力一不集中。。”同学们听了个个愤然，七嘴八舌：“你为什么注意力不集中？你等于打死了一个排的战友啊！”“你这是犯罪！你的锄头上沾满了战友的鲜血！”。。致使她接连两天没吃饭，捧着那些被她除掉的干枯的秧苗，泪涟涟如雨地念叨：“我不是存心的，我对不起你们，我不是存心的，我对不起你们。。”
基于此种思维方式所导致的行为，后来“文化大革命”中举不胜举。如今细想，我相信是完全可以“造就”成近乎一个模式的一代人。谓予不信，重新闭关锁国，对一九八七年或一九八八出生的婴儿一律实行“专门”教育，想以什么主义为教育内容都行，二十年后不“造就”出什么主义的一代忠实信徒才怪呢！
惭愧，象我这么一个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中学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息，竟是从收破烂儿的卢叔那儿获得的。
“嘿，瞧着吧，又要搞了！”
那一天，卢叔大大咧咧地跨入我家门坎，没头没脑地说了这么一句。
母亲，我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正围着小炕桌吃饭。桌上照例是一人一碗大楂子，一盆新蒸的窝头，一盘咸菜，一碟酱，几根葱。
母亲端着碗，抬头看了卢叔一眼，反应迟钝地问：“搞卫生？”
几天前，精神病院寄来了催交哥哥的医疗费的清单——三百余元，母亲筹借不足这笔钱，连日忧心忡忡，愁眉不展，内心焦急如焚，嘴唇起了泡。
我呢，一方面以一双中学生的眼睛关注着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正义战
争和兰考人民在焦裕禄同志逝世后重建家园的艰苦奋斗，一方面思想处在继续升学还是毕业后去干临时工，早日替家里挣钱的十字路口犹豫不决。我知道母亲毫无热情应付街道委员会每年春季都要进行的卫生大检查运动。
“老嫂子，我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又要搞运动了啊！凡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卢叔振振有词，语气十分庄严，仿佛一位大政治家。
“别瞎说，让人听到该认为你制造政治谣言，扰乱民心了！”母亲善良地告诫他。
“嗨，老嫂子，我是个犯过错误被开除公职的人，还敢制造政治谣言吗？我今天收了一卷报纸，其中有一张《北京日报》，登了一大版批判文章！五七年那场运动不就是先从报上搞起来的么？”
“唉。。”母亲长长地叹了口气，心不在焉地回答：“就是又要搞，那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应该操心的事儿。他老人家认为应该搞，就随他老人家搞呗。。”话题一转便问：“他卢叔，你能帮我筹借些钱么？你大侄子的住院费。。”
“这。。”卢叔沉吟片刻，安慰道：“我帮你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别愁，车到山前必有路。。我看三家村是劫数难逃蛙！”
“农村又有地方受灾了？”母亲复叹口气，用一种忧国忧民的语调说：“中央那么多大干部，就没有一个人对毛主席他老人家提议提议，先别搞运动了，先就灾要紧啊！”
“不是农村又有地方受灾了，我说的三家村是吴南星那个村。。”卢叔的唾沫溅了我一脸，我也不好意思擦。
“什么星？共产党不是反对迷信么？还讲星相啊？”母亲被卢叔的解释搞得愈发糊涂，如坠五里雾中，怔怔地瞧着卢叔，以为他又喝醉了。
卢叔确是喝酒了，但我看出他没醉。
“听了半天你也没明白！吴南星是个人，写了本书叫什么《燕山夜话》，报上批判说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书！。。”卢叔努力要使我的没有文化的母亲明白而且相信，一场严峻的政治运动就要开始。
“《燕山夜话》不是吴南星写的，是邓拓写的。”我对卢叔的话加以纠正。
《燕山夜话》我读过。《三家村札记》我也读过。这两本杂文集，继秦牧的《艺海拾贝》出版后很受喜欢文学的初中生和高中生重视，争相传阅。《一个鸡蛋的家当》已在我的许多同学之间成为互讽的隽语。但我当时却不知道邓拓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亦不知“吴南星”是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个人的笔名。我一直以为邓拓和“吴南星”是两位作家。
“你一个小孩子掺什么言！”卢叔因为我指出他张冠李戴的错误，有几分不高兴，训斥了我一句。
我不跟他争辩，饭也不吃了，放下手中的窝头，离开家，去到他家屋前，在一堆旧报中翻找到使卢叔对我母亲发表了一通预言的那份《北京日报》。
果然，第一版的通栏标题是《关于〈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洋洋万言的大块文章，竟占了三个版面！
那一张报纸的日期是四月十六日。
我正急急切切、一目十行地浏览那篇文章，卢叔不知何时离开我家，已站在姜叔家窗前，高声大嗓地说：“姜大哥，读过四月十六的《北京日报》么？”
“哈尔滨晚报都没订，哪儿读《北京日报》去？”姜叔家传出姜叔朗朗
的回答。“我那有一份，一会你看看！”“不看，没那闲工夫！”“马大哥，马大哥在家么？”卢叔又转移到马家窗前。“什么事啊？你满院大呼小叫的？”马家窗前，出现了马叔瘦高的身子。“你这大知识分子，该是个关心政治的人吧？看过四月十六的《北京日
报》么？”“看过了啊。”马叔不动声色。“有何见教啊？是不是又要搞场什么政治运动了呀？”卢叔总算找到了
一个可能有共同语言的人，一屁股坐上了马家的窗台。马叔也扫了他一大兴：“无可奉告，我是个不谈政治的人。”卢叔识趣地从马家窗台上蹦下来了。张叔踱出家门，调侃的地说：“你卢二爷怎么变得这么关心政治了
呀？”
卢叔嘿嘿道：“这话问得多没水平！收破烂的就不关心政治了？我卢二爷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丢了公职后还能在咱们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混口饭吃，不关心政治太没良心了吧？”
张叔继续调侃道：“你别假积极，要是再搞场什么运动，说不定就把你捎上整一整！”
“整我？”卢叔嗓门更高了：“我卢二爷如今即使算不上名正言顺的工人阶级了，总还没被开除无产阶级队伍吧？起码谁也得承认我还算个流氓无产阶级！只要我还沾着无产阶级点边，毛主席他老人家就绝对不忍心整到我头上！”
“好！说得有理！”张叔哈哈大笑。卢婶从屋里走到马家窗前，拽住卢叔的胳膊往回扯他，一边说：“你给我回去！你给我回去！灌了几口马尿，就东家西家地扯闲篇，让人讨厌不？”卢叔被扯将回来，见我还拿着那份《北京日报》发呆，不无遗憾地嘟哝：“全院就你这么一个关心政治的！亏咱们这院还是个‘四好’院！”
姜叔随后跟过来，说：“得了吧！张口政治闭口政治的，好象你是个政治局委员！你不再喝醉了酒操菜刀操斧头，登高上房，就是最大的突出政治！端盘棋来，今天我用心思和你杀几把，我就不信我赢不了你一盘！”
“赢我？你姜大哥还嫩得很哪！”卢叔精神大振，兴奋中枢顿时转移。于是他们就下棋。一会儿，马家传出了黑管和小号的合奏：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
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而我的内心充满烦愁的母亲，已和那些婶子辈的女人们坐在院子里了，向她们寻找安慰与同情。
我仍拿着那份《北京日报》，坐在卢家那堆旧报中思索：报上这篇批判文章果真是一个信号吗？一场严峻的政治运动果真就要来临了吗？我有点不相信收破烂的卢叔的预言。四月十六号的报纸，那一天已经是四月二十一号了，这几天里不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吗？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吹了一遍又一遍。那是马叔和窦叔合奏得最好的一支曲子。
至于邓拓和吴晗两位“作家”，我暗暗有些替他们遗憾。比较起来，我更早些知道的是吴晗这个名字。因为我还读过他编写的《春秋故事》和《战国故事》。从那篇文章看，对他们的批判是有理有据，难以反驳的。自己喜爱的两本书，原来是宣传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书！我的遗憾不仅仅为着他们的错误，也为着我自己的被骗。
“将！你死棋无解了！”猛可地，听得卢叔满怀胜利喜悦大喝一声。
春天的晚风习习吹拂。院里那棵老榆树轻轻摇晃着满枝肥嫩的榆钱儿。月亮在人们不经意间升起来了。向我们的大院慷慨地洒下如水的月光。憋闷了一冬季的院里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这个美好的晚上，似乎格外不愿呆在家中。
两个棋迷又重新摆开了一局，张叔不知何时凑在了旁边，喝五吆六乱
支招儿。女人中传来了母亲不很舒朗的笑声。我很久没听到母亲笑了。连平时不太合群的孙叔也迈出了家门，自言自语：“今晚院里好热闹！”
说完，转身进屋了。一会儿搬了把椅子又出来，坐在自家门口，手捧着半导体，戴着耳塞，不知独自听什么节目。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和院里其他孩子们聚在马家窗外，静听黑管和
小号的合奏。《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旋律在院里悠悠回荡。当时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个夜晚，是我们院所有人家共同度过的
最后一个和睦的，友善的，安宁的，愉快的夜晚。那个难忘的夜晚，至今保留在我的记忆中。。第三章我的语文老师姓庞，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是位四十多岁身体微胖
的女性。第二天上语文课的时候，她的第一句话是：“同学们，看过四月十六日
《人民日报》的举手。”我环视两旁，无人举手。我犹犹豫豫地举起了自己的手。她的目光停留在我脸上，许久没移开。她仿佛默默期待着更多同学举
手。过了几分钟，还是再没有一个同学举手。她终于对我说：“你把手放下吧。”她摘了眼镜，掏出手绢擦了半天，戴上后，盯着粉笔盒沉思起来。她
脸上有种惴惴不安的表情。好象她预感到了某种威协，但又不知怎样才能保
护自己。她的反常神态使同学们奇怪。坐在我两旁的同学将目光投到我身上。终于，她抬起头望着大家，以诚恳的语调低声说：“同学们，今天我首
先要向大家作检查，承认错误。上个星期，为了指导大家学习杂文写作，我曾在课堂上向大家读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的几篇。这两本书，现在已经受到了公开批判，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书。我给大家读过的那几篇，是这两本书中问题最严重的几篇。。我。。我已经向学校领导交了书面检讨。。我思想觉悟不高，认识水平和批判能力太低，以至于。。在课堂上间接地传播了坏思想。。我感到对不起同学们。。很内疚。。我欢迎大家对
我进行严肃的批评。。我。。我保证今后再也不犯这种性质的。。错误。。
今天的作文课，不再写杂文了，改写记叙文，文题不定。。大家任选吧！。。”
说完这一大番话，她脸上出汗了，又掏出手绢擦脸。
在大家埋头写作文的时候，她轻轻走到了我身边，低声说：“你出来一下，老师有话对你讲。”
我跟她走出教室，她将教室门掩好，说：“全班只有你一个人看过四月十六日《人民日报》上那篇批判文章的，老师的错误非常严重，你要是对老师今天的检讨还有什么意见，希望你能当面向老师提出来。。”
我的语文成绩一向较好，是她喜爱的学生之一。我连连摇头，不容置疑地说：“没有，没有。”
她却说：“怎么可能没有呢？你当面向老师提出来，总比以后。。提出来吧，无论提得多么尖锐，老师都会从内心深处感激你的。。”
“没有！老师，真的！”我脸都急红了。我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错误看得那么严重。以后我才知道，她是个“摘帽右派”。
“也许。。是老师把你想错了。。”她似乎感到自己简直是逼我，脸上浮现歉意的苦笑。
……
哈尔滨郊区农村发生严重虫害。两天后，我们全校师生到松花江北支农去了。苞谷苗长起了一尺多高，大头菜刚开始抱心儿。铅笔那么粗火柴杆那么长的青色肉虫，白天怕晒，隐蔽在苞谷苗和大头菜的叶背面，却不停止啮食。天可怜见！社员们的黄泥小屋后墙上，无一不用白灰刷写着“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争取高产稳产，努力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学习大寨好榜样，敢叫日月换新天”之类标语，由于两年来连续遭受水灾，粮食未收，生产队今年竟穷到了买不起几袋农药的地步！仅有的一台破旧的喷雾器也坏得根本无法使用。只能依赖我们这些中学生帮助灭虫。办法又简单又野蛮——戴上手套，用手指捏死。
一片地中，何止千万青色肉虫！幸亏中国人多。支农又是学生的义务。
同学们最初都不敢接近患地。女同学尤其不敢越“雷池”一步。一个个双手戴手套，站在地边，如同站在悬崖边，畏缩不前。老师督促，万般无奈，提心吊胆踏入地中，怀着恐惧蹲下身去，颤颤抖抖的手翻过一片叶子，那青色肉虫蓦然入眼，多到触目惊心，一个个立刻失声尖叫，仓惶跃起，奔逃开去。有的浑身瑟瑟发抖。有的脸上吓得变了颜色，冷汗淋漓。
几个平时常以勇敢者自居的男同学都不愿显示他们的勇敢了。
老师也是怕的。老师怕也只好装出不怕的样子给同学们做“示范”。“示范”无效。老师就在地头组织我们坐下来学英雄人物，学革命先烈。
老师说：“大家想一想，如果麦贤得和我们在一起，会象我们这种样子吗？”
同学们都羞惭地垂下了头。
老师又说：“大家想一想，革命先烈面对反动派的屠刀，连死都不怕，我们今天却怕危害农作物的肉虫，可耻不可耻？”
大家的头垂得更低了，但仍没有一个人表示愿作榜样。
老师最后干脆说：“反正这个生产队的虫害包给我们班了，早灭一天虫，早一天回学校上课。咱们学校的课程进度已比其它中学落后了好几节，你们升不上高中可别怪老师！”
大家纷纷抬起了头。升不上高中，对我们将来意味着什么，我们心里比老师更清楚。于是我们默默走向那片可怕的土地。那是人和千万条青色肉虫的“战斗”。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不知除了
中国，还有哪个国家以同样的方法灭虫？也不知道我们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有多少农村穷到了买不起几袋农药和喷雾器的地步？更不知我们一代人升学的权利早已被决定取消了！
许多同学吃饭的时候呕吐不止。有一个胆子最小的女同学，因为裤筒
里爬进了几条虫子，没个掩身之地可以脱下裤子抖抖，吓得抽疯昏厥了。然而为了早日返校上课，每一个同学都以最大的勇气克服胆怯。然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步步逼近着我们。我们命中注定将受它
愚弄。正如收破烂的卢叔所说的那句宿命观点——劫数难逃。我们在江北农村度过了“五一”。支农劳动结束后放了三天假。我们重新开始坐在教室的那一天，上第一节课的铃声响过了很久，不
见一位老师的影子。老师们被校领导召集在一起，开什么“紧急会议”。
忽然安装在教室门右上方的喇叭箱里传出了校长的声音：“全校同学们，经校领导和全体老师一起讨论决定，今日不上课了，收听重要广播。收听后，召开全校大会！”
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军舰又侵犯了我们共和国神圣的领海领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