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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文化部。四点多了，我不知该向哪里去？头脑里倏然想到一个人——黄宗江。便决定去找他。那时我还不认识黄宗江老师，但已认识了黄宗英老师。在上海读书三
年，我觉得最荣幸的事，便是认识了两个我极尊敬的人：一个是黄宗英老师，
一个是茹志鹃老师。每每想到她们，心中便怀着感激。我认识她们，说来也算“机遇”。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召开了一次全市文艺工作者的大会，纪念《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多少多少周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出席了一名教师，两名学生。我是其中之一，参加小说组讨论，担任记录员。如果我没记错，茹志鹃老师，好像担任副组长。小说组还有巴金老、师佗、任干。。共十几人。
巴老那年身体尚健，行走时步子也很稳。给我的印象是不多言词，平易近人，说话很慢，仿佛句句都须经过思考。虽然“文革”中遭受摧残，名誉还未得到公开恢复和平反，但毫不自轻。从那张“思想者”型的脸上，不难看出内心的刚强自尊。会议开了五天，我们常在一张桌上吃饭。我没与他交谈过。因为过于敬重这矮小而又难以压垮的老人。但吃饭时，常替他盛饭，或主动将他夹不到的菜盘往他面前递一下。茹志鹃老师发言不多。身为讨论主持者不得不“请求”别人发言。我看得出她把那“差事”当成一种罪受。读过《百合花》的人，都说茹志鹃老师该是个清秀女性。似乎不应像她本人身材那么高，手那么大，还吸烟。
似乎她写《百合花》时，不是个百合花般的女性就不太对劲。而且还有的说她的名字也是那样的文雅。我没见到她之前，想象中这位使我崇敬的女作家，也不是她本人那个样子。但见到她之后，又觉得她就该是那个样子。觉得吸烟对她来说是一种
特殊的风度。她那双男人般的大手，就是该写出《百合花》的手。如果她那
双手小巧，倒是有点不像女作家茹志鹃的手了。我基本上没发言。都是长者，都是令我崇敬的人。我不愿说，只想听。但是有一天开全会，《朝霞》编辑部的一位代表发言，竟说什么“像《百
合花》这样的小说，思想情调毕竟是不健康的，毕竟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学工作者们应自觉地努力地加以克服。。”云云。
这使我很恼火。《百合花》是我在中学时代就非常喜爱的小说。对一个我喜爱的人，或一篇我喜爱的作品，我容不得别人在大庭广众面前贬低。于是下午继续讨论时，我便措词激烈地发了一次言。那只不过是一种感情式的发言，没有谈出什么有逻辑的理论。当时我也谈不出什么理论。那次发言之前，我与茹志鹃老师虽然一块儿开了几天会，同桌吃了几次饭，但也并未说过话。我对自己所尊敬的人，只愿将尊敬放在心里，不愿溢于言表。
我发言时，茹志鹃老师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神态有些惊讶，有些意外，
似乎还有几分担心。兴许怕我说得“走了火”，说出什么不妥的话来。我没“走火”。记得我说：我们无产阶级所谓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我认为
实实在在是人类非常富有诗意的情调。我们的生活中如果缺少了这种情调，那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愿我们的生活中多一些这样的情调。我们的文学中多一些这样的情调。。
迄今为止，我认为自己说过而且说得挺好的话，实在不多。这番话便算是。所以我未忘。我发言后，众人沉默良久。没人支持我，也没人反对我。大家继而发
言，都与这话题无关。接着又开了一天半会。茹志鹃老师仍未与我说话。我也仍未与她说话。直至散会，她交给我一页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写着她家的地
址，真诚地对我说：“有空儿到我家来玩吧，我这人挺随便，绝不会使你感
到拘束的。而且我也喜欢接近年轻人。”我共去过她家两次。第一次是毕业前，带了两位同学，与她交谈了近一个半小时。她对我
们很坦率，谈了许多与当时仍很“革命”的文艺理论相左的文艺观。交谈中间，她忽然说：“我把我女儿叫下来和你们认识一下吧，她也喜爱文学。”
就是在那一天，我认识了王安忆。当时安忆还在徐州地区文工团，个子起码比现在矮半头，皮肤晒得很黑，披散着并不浓密的头发，穿一条上海人常在家中穿的睡裤，趿拖鞋。茹志鹃老师对安忆说：“他们称我老师，按理说你也该称他们老师，因为他们都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安忆并不称我们“老师”，也没打量我们，似乎是为了遵从母命，才不得不坐在我们对面，手中还拿着一本什么书。茹志鹃老师又说：“你们都是年轻人，今后都有志于文学，你们之间应该有更多共同的话题。”
安忆仍不作声。
我记不得自己对她提了一个什么问题，她才显然是出于礼貌不得不回答。怎样回答的，也记不得了。只记得她说话极快，标点符号不分明。给我的印象是，她急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可她头脑中的思想又是多层次的，内涵
广泛的，是只适于用笔而不适于用话表达的。另一个印象是，她从内心里不
大瞧得起我们这三个工农兵学员。她说完，也纯粹是出于礼貌，陪坐了几分钟，便起身上楼去了。茹志鹃老师连忙对我们解释：“安忆的性格就这样，你们别见怪。”我们起身告辞时，茹志鹃老师对我说：“晓声你先留步，我还有话跟你
讲。”我便留了下来。她说：“《朝霞》就要取消了，《上海文学》就要恢复了。你毕业后，如
果愿意留在上海，我可以替你向学校争取。”我说：“我是北方人，我还是想回哈尔滨。生活在上海人之间，我常常会感到孤独。”她沉吟片刻，说：“我能理解你。那么今后不管你分配到哪里，再来上
海，我都欢迎你到我家里来。”这话当时使我很受感动。她又说：“你是一个好青年。你可别以为你替《百合花》说了些辩护之
词，我才夸奖你啊！我是凭直感。你长的像上海人，性格却太是北方人的性格了。我喜欢北方人的性格。”今年五月，我在上海为《上海文学》改稿，抽时间去茹志鹃老师家中
看望她时，她向安忆的父亲介绍我，第一句话仍是：“晓声是个好青年。。”她说这话从来是很认真的。也许她无法知道，这句话对我是多么重要。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好青
年，但认为自己还不坏。从复旦到北影，至今已经八年，在名利场上，在影视圈中，没有沾染什么很可恶的坏毛病，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实在是因为经常情不自禁地想到：假如我变成了某一类人，茹志鹃老师将会如何看待我？假如我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将有何面目再见茹志鹃老师？
今年五月见到茹志鹃老师那一次，她还说：“我向人探问过你的情况。让你当文学部副主任，你没当是不？没当对。你年轻，创作上刚刚取得一点成绩，不要就被官位所诱惑，那没出息。”
我想，她不真心关心我，是不会向人探问我在北影的工作情况的，也不会对我很坦率地说那番话的。
我真希望，受青年尊敬的，有威望的人们，能够很慷慨地对许多青年说：“你是一个好青年。。”即便这个青年本身并不怎么好，如我一样。但那句话，具有着某种使一个不怎么好的青年朝好的方面去努力，不朝坏的方面随意发展的约制力。当然，那句话也只有出自一个受这青年尊敬的人之口，才可能具有约制力。
为了这一点，和由这一点使我从生活中领悟的一个道理，我感激茹志鹃老师。与黄宗英老师相识，比与茹志鹃老师相识晚两天，因为开会的前两日她未到。我是在楼梯上见到她的。我上楼，她下楼。她怀中抱着一大摞红彤彤
的塑料贴面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掉了几册，我替她捡了起来。她道了谢，问：“买一册吗？”我说：“不买。”又问：“为什么不买啊？”我说：“有了。”
她说：“有了也肯定不是这样的。这可是第一批塑料贴面的啊！”
我想：这人可怪，我不愿买，干嘛非动员我买啊！就答：“那也不买。再伟大的著作保存一本也可以了！”她笑了，说：“回答得好。他们叫我帮忙卖，我只好尽这份义务。可是推销半天了，一本也推销不掉，岂不是令我感到有点扫兴吗？”
我说：“谁尽这份义务，都会感到扫兴的。如今肯定人人都有了啊！”
她又笑了，说：“看来我只好‘完璧归赵’，给会务组送回去了！我就对他们说你刚才那句话吧——再伟大的著作保存一本也可以了。你不买非常对，一楼正在卖新书，莫如省下钱多买一本没买过的书是不是？你快去！”
我立刻转身下楼。
听到背后有人叫了一句：“黄宗英！”不禁站住，见一个人在同她说话。
我恍然大悟——热情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推销员”，竟是大名鼎鼎的黄宗英！
我至今仍不确知她的年龄。但当时肯定已五十多岁了，却一点也不像五十多岁的女性，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岁左右。她神采奕奕，焕发着一种似乎永不会被生活的砺石所磨灭的热情、爽朗和乐观精神。
在大学里，我读过她的报告文学《小丫扛大旗》后，曾有意识地翻阅各种旧报刊，寻找她的作品当范文读。她讨论时发言很踊跃。我从她当时那些发言中得出结论，她是位非常重视深入生活的作家。
记得她当时曾这样说：“只要有可能，我就一定争取深入到生活中去。要像一条蚯蚓钻入泥土中一样。在作家圈子以外的生活中，有许多人和许多事，实在是太令作家激动、太令作家感动了！我真想走遍全中国，深入到各种各样的生活中去！。。”
于今重新思考她这番话，我仍认为很有道理。无论对于报告文学作家还是小说作家，熟悉各种各样的人和各种各样的生活，都是大有裨益的。排除作家的文学功力和才情这两方面因素，一位作家究竟拥有多少生活底蕴，究竟拥有多么大的“创作园林”，决定作家将取得多大的成就。
会议结束后，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想请她给我们复旦中文系的学生们，讲讲报告文学写作中的种种问题。但又怕她会拒绝，使我“下不来台”。最终还是鼓起勇气，讷讷地向她提出了请求。
她说：“哎呀，这可不行！给你们复旦中文系的大学生们讲课，我真没那么高的水平！”
我说：“我的许多同学都很喜爱读您的报告文学，我是在代表他们请求您呀！”
她看了看我，说：“你好像还诚心诚意的？”
我说：“是诚心诚意的。”
她犹豫着。
我又说：“您放心好了，我们会组织得很有纪律，绝不许任何一个同学跟您捣乱。”
她说：“我倒不怕这一点。大学生们和一位作家有什么过不去的呢？无非是提出几个使我为难的问题。那我就来一句‘无可奉告’，他们还能如何呢？”
我说：“您答应了？”
她说：“并没有啊。”
我说：“您真令我失望。”
她又犹豫了一会儿，说：“你这诚心诚意的样子也真叫我感动了，不是装的吧？”
我说：“不是装的。”
她终于说：“好吧，我答应了。不过得给我几天时间准备准备。给你们复旦中文系的大学生们讲课，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事。”就给我留下了她家的地址。
到了讲课那一天，上午七点多钟，我与中文系的一位老师，坐了一辆吉普车去接她。走进院子，见她正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膝盖上放着一个小小的笔记本，聚精会神地思考什么。
她讲的很出色，许多外系的学生也去听了，总共三百余人。
我记得她讲到细节问题时说：“什么叫细节？细节就是你的‘珠子’。你要穿一串项链，这串项链要与别人的不同，你起码得有几颗是你的‘珠子’。一颗珍贵的珠子能使一串项链熠熠生辉。一个好的细节能使一篇作品读后难忘。”
还记得她举了一个例子：日本占领中国时期，有一个日本军官，养了一条狼狗，每天早晨上狼狗叼一个篮子到集市去。狼狗往哪家铺子前一蹲，铺主就得立刻将最好的鸡鸭鱼肉放进篮子里，不敢怠慢丝毫，几年如一日。而那日本军官是从不在集市上露面的。狼狗驯顺得很，并不像有些电影里那样，见了中国人就龇牙咧嘴。但每一个中国人却避之如避猛虎。。
举了这个例子后，她说：“这段生活提供给我们的细节的艺术魅力在于，那个日本军官一定不能露面。根本不必花费笔墨去写他作为一个侵略者的飞扬跋扈。那狼狗一定要写得非常之驯顺。而中国人畏之如猛虎的心理，一定要写得淋漓尽致。数年如一日啊！这就是文学艺术的反效果。。”我自己和我的同学们，听了她的讲课，都觉得受益很多。
其后，我又带着《北方文学》的一位青年编辑到她家中向她组稿。
黑龙江省是有对不起黄宗英老师之处的。某一年举行全省业余文艺宣传队大汇演，我们兵团六师宣传队演出了一个小戏。恰值黄宗英老师在哈尔滨，观看了，很高兴，就说了一些热情支持知识青年业余创作，肯定和称赞那个小戏的话。后来有人指出那个小戏写的是“中间人物”，违反了“三突出”创作原则。宗英老师予以肯定和称赞，当然是“别有用心”。
成了一条“罪状”，搞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批判风波。《北方文学》那位青年编辑，顾虑有这个前嫌，宗英老师会不待见。见面后，宗英老师却只字未提当年无端受批判那件事。倒是那位青年编辑自己忍不住提起，代表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界表示歉意。
宗英老师说：“这件事我怎么会耿耿于怀呢？对于批判过我的青年人，我尤其应该原谅。青年人受当年极左文艺理论的影响，作了一些错事，我相信他们今后自己会有所认识的。那次在哈尔滨批判我，是有背景的。许多人也是违心的。过去的事今后不要重提了。”
她和茹志鹃老师一样，对青年是爱护和宽容的。不记仇。我认为名人对青年都应取这种态度。这是一种人格方面的修养，是极可敬的品质。当然，对那类做了值得反省值得内疚的事而不知忏悔的人，即使是青年，也当例外。其实呢，普通人之间，也应善于原谅善于宽容。记仇是非常不好的心理。意味着有机会必将实行报复。前一时期“清查三种人”，有些人就翻老账，谁
谁谁“文革”中打了我一耳光，踢了我一脚，或者贴过我一张大字报，恨不得就将对方推入“三种人”的圈子里而后快。干嘛呀！“文革”都过去快十年了！要记一辈子呀？十七年前，十七八岁时，骂了你一句“狗东西”，往你头上戴过一次高帽，便没完没了，何报复之心若此呢？我们党的干部如果都这等小肚鸡肠的，我看民心就要失尽了！幸亏我们的邓副主席是宽宏大量的，不曾下一道什么指示，“清查”一下在“批邓运动”中，十亿中国人个个表现如何？真若这样搞，岂不是举国上下又搞个“鸡鸣狗跳墙”么？简短地说，毕业时，我到宗英老师家面别。
宗英老师主动问我：“在北京有什么亲戚没有？”我说：“没有。”又问：“有什么熟人朋友么？”我说：“没有。”宗英老师道：“那你去北京，人生地不熟，可是够孤单的。遇到什么困
难，连个帮你解决难处的人都没有。这样吧，我告诉你我两位哥哥黄宗江和
黄宗洛的住址，有了困难你就去找他们。”便写下了两个地址交给我。我说：不得有您一封信才妥么？”她正匆匆地欲出门，说：“有没有信都不妨。你就对他们说，是我的学
生！”
我就是按照宗英老师写给我的地址，找到了黄宗江老师家。我的本意是，找个借宿之所，我想八一电影制片厂大编剧家，安排一位客人住一宿，大概总是不成问题的。
不料宗江老师家的居住条件，实实出我意外。在杂院深处，好像只有两间屋。厨房是后接的，阳光也不充足。我便未谈“借宿”的话，只说是礼节性的拜访。
宗江老师听我自称是宗英老师的“学生”，放下了正在进行的写作，让
我坐沙发上，他自己坐一把藤椅上，面对面与我交谈。他问我何以成了宗英老师的“学生”？我实告之。他说：“原来如此，这个黄宗英，好为人师！”他又问我可有宗英老师
的信？我说无有。他大摇其头，道：“你看她，你看她，既是自己的学生么，却又不让你
带封信给我！我要怀疑你是一个小骗子，拒之门外，你今后成名了，岂不要对我耿耿于怀么？”我说：“您不是已经将我当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