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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雯使我联想到了巴尔扎克笔下的“贝姨”，“搅水女人”，左拉笔下的“娜娜”。外国人在中国廉价地得到了多少，总有一天他们也将为此付出多少！就好比火药从中国传到外国，八国联军的洋枪队再利用它入侵中国一样！这是观念对观念实行的报复，生活方式对生活方式实行的报复。金钱——美貌能够兑换金钱，不妨也可视为金钱——对金钱实行的报复。小雯她以多么特殊的方式向到中国来寻花踏柳的外国人警告：小心报复！
只是我又多么为沃克悲伤！
枯干的树枝被月辉投映在窗帘上，像动脉、静脉、毛细血管。野猫在天棚乱窜，发出一阵阵令人惊悸的叫声。。整整两个月内，沃克没有再来我家。
他最后一次来时，车内放着一台二十英寸“日立”牌彩色电视机。
他告诉我，他在中国工作的合同已经期满。办事机构对他的工作很满意，希望他延长合同，他没有答应。他要回瑞典，机票已订好了，第二天。
“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一直到我离开中国，你都是我的朋友。两年多来，你们夫妻一直视我为最受欢迎的客人。每次到你家，我都体会了这一点。十年内，也许我不会再到中国来了，这辆小汽车，这台电视机，送给你们作个纪念吧！。。”他真挚地对我说。
我表示接受他的好意，却不能接受他的小汽车和电视机。
我拿出储蓄存折给他看——我的存款当时已足够买三台彩色电视机，不过有黑白的看着，不急于买。
至于小汽车，我不会开，没处存放，更弄不到汽油，它只能给我带来许多麻烦。
“我真傻，”沃克说，“明知你不会接受，可我还是。。”我说：“沃克，记住两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轻受一文，不敢忘一粥’。这是我们更多的中国人作人的原则。我们要努力保持我们中国人的民族自尊。我们不但靠发展经济，也靠保持民族自尊，才能自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接受了你的小汽车和电视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心理，将会感到永远失去了平衡。希望你能谅解我。。”
我将预先买下的一对景泰蓝花瓶送给了他。。沃克回国一个半月后，我才收到他的信。
信中说：我在中国，按照中国的观念，与小雯结婚。我在瑞典，按照瑞典的法律，已与小雯离婚。她将在瑞典居住半年以上，获得瑞典国籍后，去美国。请你不必为她的处境担忧，按照我们瑞典的离婚法，半年内我将担负她起码的生活费用。她很善于交际，周围已经开始有了一些新的朋友。她还有“本钱”。我倒有点佩服她了，一个重庆街道小工厂每月三十多元工资的保育员而能到瑞典，继而将去美国，不靠权势，不靠关系，她不是很有点了不起么？我已不再恨她。我重新评价她，认识她。我觉得她身上有一种西方女性的冒险精神。
上个世纪是不少西方人到中国冒险，如今某些中国姑娘到西方冒险的世纪似乎开始了，用你们中国的话说，她算不算一个“女强人”呢？但愿她在美国交好运。。我回信说：目前的中国，政策对外开放，几乎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渴望扩展自己精神的、思想的、观念的、经历的和生活的天地。更多的中国人凭的是天才、学问、知识、勤奋，在国外获得荣誉和学位，使全世界相信中国人的普遍智商一点也不比西方人低。他们是真“强人”。而小雯，不过是一个商品化了的女人。因而她的冒险精神，不过是“通货膨胀”现象。这种女人，中国有，瑞典有，美国也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
半年后，沃克从英国给我来信，告知他经朋友推荐，在英国某大学任教。附带一笔，小雯已获瑞典国籍，到美国去找那个美国人了。。
我就想到了《娜娜》这本书结尾的两句话：打到巴黎！打到巴黎！。。
算来她已经二十五岁了。小学文化水平，字写得很糟糕，没有任何才情，只有一张漂亮的脸，只有一具女人的身体，再从纽约“打”到巴黎，她又能混得怎样呢？作为一个将自身当成征服世界的武器的女人，她永远达不到“娜娜”那么“辉煌”的顶点。
我将沃克与她那张彩色结婚照翻了出来，一剪刀从中间剪下了她，撕碎后扔进了纸篓。
她已不再是中国人。也不再是我的外国朋友的妻子，我没来由在我的影集中保存这一“商品”的“广告”。
除了沃克，我还与几位外国人有过友好交往：三位日本人，一位美国人。三位日本人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留学生佐藤素子、外语学院留学生原田秀美、日本综研化学株式会社工程设计事业部中国室室长味方重雄。那位美国人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研究课程主任毕克伟教授。
门户开放，身在文学艺术界，谁没几个外国朋友呢？我引以为荣引以为傲的，从来都不是我的作品。我深知它们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应摆列哪一档级。我值得自傲的是，在我与外国朋友的交往中，我遵循着老祖宗们的一句古训——“不轻受一文”。我从来没有向外国朋友提过任何请求，诸如出国啦，从国外带什么东西啦，兑换外汇券啦。。对于为了得到某些洋货，为了出国，为了其他种种个人好处和欲望，而忘记自己应该怎样作一个中国人者，我——一个共和国的同龄人，大声对你们说——我一概瞧不起你们！
我这人今后可能会犯三类错误：因为写了一篇什么不合时宜的作品而受批判；违反交通规则而被罚款；有朝一日失去理智堕入情网而播“轶事”于文坛，传诟柄于世人。
即使在我犯了这三类错误以后，我也还要对你们说——我瞧不起你们！
噫！不好了！
打住！打住！我这篇笔记是该就此打住了！言多必失！而且我已“失”过几次了！
就在前不久，有同志要求我去给中央党校研究生班讲点有关文学的什么。本不愿去。到中央党校，我算个人物么？配去讲么？但那诚意实很难却。断然拒绝，又未免显得过于“高傲”。拖了几次，终拖不过。便去了。便讲了。结果就生出是非来，有人写信至某中央领导同志，说是梁晓声大谈自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并且永远不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查查这个梁晓声平时表现如何？查查是谁“请”他到党校去的？果有其事，要严肃处理。于是就有调查人员到中央党校去调查。
安有其事？！
我们的党毕竟正在恢复着实事求是的作风。调查结果——“梁晓声的讲话基本上还是进步的”。一个非党作家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基本上”是“进步”的，也就可以了吧？如今谁敢说自己的话句句都正确无比？
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保护了我。
人生易老天难老。
屈指算来，我成为北京公民已经九个年头了。
九年内，我们的共和国热热闹闹地发生了许多重大变革。我们北影厂的大门，架上了民族风格的牌楼。我由二十八岁而三十六岁。跻身于热热闹闹的文坛，离群索居，苦心经营地“爬格子”，同时往自己的瘦脸上刻皱纹。
今天，我在离首都四十多公里的昌平县境内一座园林招待所里写下这篇散记的最后文字，这地方叫“红泥沟”，附近有个小村叫“虎峪村”。
时已入冬。西北风从大山深处窜出来，猛烈地呼啸着，嘶嚎着，从树枝上往下掠着枯叶。整个招待所大院里，算服务员在内，只五六人，几排空房，门扉作响，仿佛闹鬼。还没来暖气，我的房间冻手冻脚，呼气可见。桌上，几枝月季，插于瓶内，蓓蕾维持着最后的生命力。是我白天剪下来的，不忍它们于寒冷过后，落红满地。
稿纸旁放着一封无落款地址的匿名信——编辑部转来的，刚刚读罢。
信中说：“梁晓声，你小心点！像《溃疡》那类狗屁小说，奉劝你今后少写！用小说和我们对着干，没你什么好结果！有朝一日看我们如何整治你！。。”
充满威胁的一封信。
倒不怕。就是有点冷。
冷也还是要写下去。
我们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他们，是否也沿用一颗子弹夹在信中，向一个作家挑战？
好吧，我就应战！
手在抖，心在寒。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愤怒。。北京，北京，我在心中呼唤着你，像呼唤母亲一样。我多想依偎在你的怀中，暖暖我的身子，暖暖我的心！同时，让我倾听母亲的心脏——是在怎样有力而安稳地跳动着。母亲心脏的动音，对我——是一支摇篮曲。
也是我们时代的沉重的鼓音。
我仿佛倾听到了，沉重，然而多么有力！
母亲，母亲，我爱你！
我们爱你。。
我的大学
作者：梁晓声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二三点钟，哈尔滨至上海的一趟火车进站。一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被人流裹着，步子虚浮地出了上海站。
上海很热，三十四五度左右。这年轻人穿件卡叽布的、旧的、在洗染店染过的、黑色而又变灰了的学生制服。一条崭新的、裤线笔直的“的卡”裤子，蓝色的，太长，折起一寸有余。一双半新的网球鞋。头戴一顶崭新单帽。
他左手拎皮革旅行包，右手拎网兜，里面兜着一个新脸盆、牙具什么
的。他避开人流，有些发懵，不知该往哪去。他像东北农村某人民公社的小文书一类。更具体说，像《艳阳天》中
的“马立本”。连“马立本”那点土潇洒也没有，模样迟钝。虽然“文革”时期，讲究穿着的上海人还是比全国其他大城市的人们
明显地穿得雅致。他很有些自惭其美“土”。他从来也没有见过满大街的女人尽数裸胳膊裸腿的情形。他感到有些
害羞，竟不知目光应朝什么地方看才算个正经的年轻人。从他眼面前走过的女人们，却并不注意他。偶有一两个女人看他一眼，
完全是觉得他有些“憨大”。他便更自惭，更害羞。没有一个男人像他似的头上戴着顶崭新的单帽。撑帽纸板还保留在帽
子里，未丢掉是为了帽脸儿显得更陡，给自己增添点精神。
他不由得将帽子摘了下来，塞进手提兜里。可是想到自己一个多月前剃秃头，头发生出还不足半寸，一定更傻里傻气，又取出帽子重新戴上。撑帽纸板折坏了，只好扔了。单帽失去了它，不如原先那么像样。有几分沮丧。他是我。
如果上海的年轻人们知道我随身带着一份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入学通知书，他们肯定会非常羡慕甚至可能嫉妒我这个“东北土老帽”的。那年头“工农兵学员”正吃香，复旦又是国内名牌大学。我家祖坟大冒红烟紫气！我向一个清扫工问去复旦怎样乘车。
他上下打量我一阵，反问：“新入学的工农兵学员？”我不无自豪地点
头。又问：“从哪儿来？”我回答：“北大荒。”再问：“北大荒当地人？”答：“哈尔滨知青。”他说：“我女儿也在北大荒，一师三团。”
我说：“我在二团。”
他询问兵团知青的近况。我很乐意地回答了他提出的种种问题。我的上海知青朋友很多，上海话早已听惯。他对我颇产生了一点好感，末了说：“复旦大学的接站车停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我带你去。”。。我能进入复旦，自己完全没想到。
一九七三年初，我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总司令部所在地佳木斯市回到我们一师二团。
我是到兵团总部去参加文学创作学习班的。我是团宣传股报道员，兵团业余文学创作员。
回到团部刚几天，政治部主任带我到木材加工厂“蹲点”，总结“政治思想工作”经验。木材加工厂是团后勤处直属连队，在团部附近，离团机关区只五六分钟的路。木材加工厂有一个鹤岗知识青年，抬大木时摔断了腿，被送到师部医院住院。腿好后，他从医院给连队领导写了一封信，要求回鹤岗市探一次家。连队领导没批准。他私自回到了鹤岗。他的母亲给连队领导写了一封信，其中有句质问的话：“我的儿子千里迢迢去到边疆，在劳动中摔断了腿，我自己也在生病，难道你们当连队领导的，竟没有批准我儿子探一次家的善心吗？”可想而知，这封信使连队领导恼怒到什么程度。他一个星期后回到连队的当天，团支部召开会议，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并讨论对他的处分。“讨论”不过是一种形式，处分已在他回到连队之前就确定了——开除团籍。
我以团政治部工作组成员之一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基层连队的团组织特殊会议。会前我了解到，连队领导已找过一些团员骨干个别谈话，“指示”他们在讨论处分时起到“应起的作用”。团支部书记、一位哈尔滨姑娘，对连长和指导员的“指示”当然心领神会，毫无疑义，“坚决照办”的了。这种做法，本应被列为破坏团组织原则的做法。甚至可以说是“小动作”，是不光明正大的。也是对每个团员意志施加的压力。更不利于一个基层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那个鹤岗知青痛哭流涕地反复承认错误，作了检讨之后，在经过一阵沉默之后，在由团支部书记宣布给予他开除团籍的组织处分之后，在那几个连长、指导员找他们个别谈过话的团员骨干同时举起手之后，在其他团员们十分犹豫的时候，我忍耐不住了，开口发言了。
我的性格不允许我在那一时刻保持沉默。而当我对什么事情不赞同的时候，我的言词往往是尖酸刻薄的。我当时说了些什么，无须赘述。总之，团支部书记兼副指导员显得非常尴尬和难堪，几乎是愤愤然地吩咐一个团员：“去把连长和指导员找来！”
连长来了。指导员也来了。两位连队领导的“坐阵”局面，使气氛格外严峻。这种严峻的气氛，将我推到了被迫“迎战”的地位。而人一旦被推到这种地位，哪怕是一个沉着练达的人，有时也会变得一反常态，激昂慷慨起来的。我天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沉着练达的人。我的气质中有种易于冲动、易于激昂慷慨的不良基因。而我一旦冲动起来，岂止“激昂慷慨”而已，简直可以说“目中无人”，“气冲霄汉”！尤其当我深信正义是在我一方时，我是颇有点不怕天不怕地的。
我当时又说了些什么，连我自己如今也记不清了。有一点却记得很清楚，连长没坐多一会儿，就一言未发，面色青白地怫然而去。指导员比连长
涵养好，默默地吸了两支烟，也站起身走了。他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但离开前狠狠踩灭烟蒂的动作，也够令人“触目惊心”的。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工作组成员的身份，他当时绝不会表现得那么有涵养。团支部书记也要起身走，我把她叫住了，对她说：“团组织会还没开完呢，你不能走！”她只好留下，眼泪汪汪的，几乎快哭了。
多数团员知青，对于出现了这样一种他们万万料想不到的、“剑拔弩张”的局面，既感到震惊，也暗暗感到钦佩。我无形中成了代表他们被压制的意见的人。他们主张继续表决。
表决的结果——给那个鹤岗知青警告处分。这等于对木材加工厂连长和指导员威信的一次严重打击。
剖析起来，我的“仗义执言”，倒并非主要是受所谓“正义感”的驱使。还有更为主要的，当时连我自己也根本不可能意识到的心理因素起强烈作用。这种心理，就是身为一个知识青年，经常受到种种抑制性的不正当的“管束”，人格被“领导意志”随心所欲地扭曲，情绪被外界力量无端地粗暴地施加骚扰，寻找机会想得以发泄，表示反抗的心理。不过在什么机会下，以什么事件为导火索，以什么方式发泄和反抗，因人而异罢了。这件事，我在我的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作为“情节”移植到女主人公李晓燕身上了。
我以我认为恰当的方式发泄了。我的心理感到了一种发泄后的满足，感到了一种类乎“大获全胜”的痛快。一种从未有过的痛快。
然而，“大获全胜”的不是我，也不可能是我。我不过扮演了一次“唐·吉诃德”式的惨败者的角色而已。
我已说过，从木材加工厂到团部只需五六分钟。刚表决完，还没散会，我就被叫去接电话。政治部主任从团部打来的。
“放下电话，立刻跑步到我的办公室！”政治部主任在电话中用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