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嘻嘻哈哈了一阵。这个人是谁呢？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更不敢贸然问谁。沃克仍想串联几个留学生揍Ｖ。我和小莫极为严厉地向他提出警告，
他才彻底打消了念头。
好事无人知，丑事有人传，此话真不假。中文系许多学生，都渐知创作专业的梁晓声“出事”了。于是有人因此而莫明其妙地觉着高兴。虽然我与他们并无利害冲突，亦无什么不快的瓜葛。自己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事的某些人，见别人“出事”了，可不是会觉着也够高兴的么！实乃中国人的心理遗传。
我走在校园里，出现在图书馆或食堂里，便不免招至某些人看一个“出事”了的人的特殊目光。沃克和小莫怕我觉着不自在，常有意一左一右陪着我。我也确实觉着大不自在。Ｃ和Ｖ们，当然挺高兴的。因为这正是他们预期的“舆论效果”。
在给工宣队打的“证言”中，Ｃ写道：“某月某日，事发前，我与梁同返杂技学馆。途中我寄信，梁站在邮局内的‘汇款领款常识’前，看了许久——可见其犯错误前是有缜密准备的。”
确有其事。我承认了。她寄信，我没事，就看那东西。“梁在将汇单交
付我时，犹豫了一阵——这是其犯错误前矛盾心理的反应。”我也承认了。确实犹豫一阵——因我本不愿劳她代办任何一件小事。“当我对梁说：‘Ｅ老师替你取’时，梁的脸色顿时苍白，呆呆地半天说
不出话来——这是他预感到事情将要败露时的紧张心理的反应。。”这就有点不实事求是了。但她觉着我当时就是那样的，我也无法。Ｖ的“证言”简单些，只有两条，但有分量：一、我根本没给梁打过
电话，叫他回学校取汇单。二、莫替梁与我“谈判”，企图说服我承认给梁
打过电话。作废了的汇单压在工宣队那儿。人证物证俱全，只待我低头认罪了。我离开学校，“逃亡”杂技学馆。
大学里有工宣队。杂技学馆也有工宣队，是上海某纺纱厂的几位女工。学员们尽是十几岁的男孩女孩，整日被关在曾是汪精卫的一个小老婆的独院别墅里练功，其实谈不上什么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的。但几位纱厂女工却不这么认为。她们也时常地制造出什么“新动向”、“新情况”，折磨孩子们，折磨杂技老师们，也折磨她们自己。仿佛不唯此不足以显示出她们存在的价值。孩子们在她们的授意下，也常常写几张“大人腔”的思考“路线斗争”或“思想斗争”的大字报。贴在练功房里。
我是北方人，爱吃辣酱。学馆的赵老师就经常从家中带点辣酱来送给我。赵老师是学馆负责人。但受工宣队领导。被女工宣队员领导更是不幸。故而学馆内的“路线斗争”、“思想斗争”便集中体现在她和几位女工宣队员之间。她年近五十，身材高大，像马玉涛。她也是北方人。我们便认了“老乡”。她为人坦诚，性格耿直，我觉得她比几位严肃的女工宣队员可亲，愿意接近她。她是中国的第一代芭蕾舞演员，而且是苏联舞蹈家西诺夫培训过的。
工宣队认为她是“文艺黑线”上的人物。我则觉得她不唯可亲，亦复可敬。我亲她近她。女工宣队员们大不高兴。她们认为：一名“工农兵学员”，理应对工宣队员们亲而敬之，才对头。否则，就不对头。她们经常对Ｃ叨叨咕咕，说我“屁股坐歪”了。Ｃ是我在学馆体验生活时期的直接领导，非常乐于将学馆工宣队们对我的这类意见反映给学校工宣队。其实我的屁股是常和她们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她们还是不高兴，认为我“屁股虽然和她们坐在一条板凳上了”，可“思想是与赵老师合拍”的——也即“与旧文艺思想合拍”。我无法讨她们欢心，只好随她们不高兴去。她们不免常以冷脸对我。
有一次我问赵老师：“她们怎么这样呐？”
赵老师说：“你别在意，只当她们是在更年期。”
我那时特傻，不知“更年期”为何意，因问“更年期是怎么回事啊？”
赵老师想了想，回答：“女人到了不知把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年龄。”
我觉得身为女人真不幸。不但要和男人们一样受命运的摆布，还要受生育之苦，还要受“不知把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年龄”的捉弄。便对那几位女工宣队员格外同情起来。中文系图书馆有“文革”前的《妇女杂志》，我便特意回校一次，大量翻阅，选出几册载有“妇女到了更年期怎么办”一类文章的，借出来带到学馆，推荐给几位女工宣队员读。不料想她们甚为恼怒，以为我当面羞辱她们。其实我一向尊重妇女，而且确确实实一片好意。我尽办傻事。
著名戏剧家黄佐临先生小女黄小芹，在杂技学馆作钢琴伴奏老师，与我是同龄人。我们之间亦颇有话说。心是相通的。常背人一起咒咒“老妖婆”，觉得彼此都一吐为快。我们唯独不避赵老师。小芹是赵老师调来的人。赵老师与我交谈时，常流露出对佐临先生的敬仰。
她将小芹调到学馆，颇费了一番周折。几位“不知把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女工宣队员，当然自以为她们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推断，一个“文艺黑线”上的人物，一个被“打翻在地”的“资产阶级戏剧艺术家”的女儿，再加上一个爱吃“文艺黑线”上的人物的辣酱，“屁股坐歪了”的工农兵学员凑在一起，所谈所论肯定都非“革命言论”无疑。
我从学校逃到学馆，连我给他们作了半年之久辅导员的孩子们也知道“大梁老师出事了”。Ｃ已将“舆论工作”做到家了，我真佩服她。被自己
喜爱的孩子们用种种猜疑的眼光看待和不敬的态度对待，令我尤其不堪忍
受。连赵老师和小芹也不知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欲问而不便问。
我也没心思向她们解释。只好再逃。
上海郊区有个小镇叫朱家角。据说电影《枯木逢春》中的一些镜头，就是在那里拍的。
我的一位上海知青朋友的外婆家住在那小镇上。他回上海探家时，曾带我到他的外婆家住过几日。我很喜欢那小镇。那里似乎是一个宁静的世界。老阿婆非常真诚地欢迎我再去作客，视我为他的亲外孙一样。
我从大上海逃避到小小的朱家角，着实过了几天清静日子。老阿婆说我瘦的叫人可怜，顿顿给我做好吃的。
一天，沃克竟找到了我住的地方，令我大出所料。我问：“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沃克回答：“小莫告诉我的。”
我只告诉了小莫一个人我在什么地方，而且嘱咐他不要告诉别人。他告诉了沃克，我有些不悦。我不愿被任何一个人扰乱我在小小的朱家角所感受到的清静。这小镇上最主要的一条街，又深又窄。两旁尽是歪斜的木板阁楼。对门住着的女人们，常一边坐在自家门坎上摘菜，一边隔街拉话。姑娘们结伴从街上走过，木底拖鞋在石路上发出叭哒叭哒的响声，其声如梆，远远地传过来，又远远地消失了。给这小镇增添了一种独特的音韵。而老人们在敞开的窗口隔街对饮，那真是一幅妙趣横生的画。镇外还有一条河。河上有古老的石桥。河中有木船驶来驶往。就这些，对我已足够了。我喜爱上了这小镇。而最主要的是，这小镇的政治氛围较淡薄，不那么压迫人。没有男性工宣队。也没有“不知将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女工宣队员。也许。只有镇“革命委员会”那幢不大的二层楼里的人们，才像别的地方的某些人们一样，有兴趣去玩从中央到地方的那同一局政治桥牌。总之我是那么不愿离开朱家角，不愿回到上海，不愿回到杂技学馆，更不愿回到复旦去。我真希望就能在朱家角呆到毕业，随便他们将我分配到什么地方。还有那张汇单，也见它妈的鬼去吧！随便他们给我下个什么结论！
沃克看出我有些不高兴，说：“小莫本不想告诉我你住在这里，是我逼问出来的。我不能不来见你一面。因为。。我是来向你告别的。我。。要回国了。以后，也许不会再到中国来了。。”
我心中倏然对这位瑞典留学生产生了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同时也因为对他的冷淡而自责。
我问：“你为什么突然要回国呢？”
他说：“我把Ｖ揍了一顿。”
“你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了？”
“没那么严重。不过我对中国感到失望了。”
我不知再说什么好。
老阿婆见一位外国人来找我，显出极为忐忑不安的样子。在这个小镇上，谁家里来了一位外国人，可是件不寻常的事情。不寻常的事情往往也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事情。小镇上的人们肯定都忌讳这一点的。我很理解老阿婆，便告诉她，沃克是我的外国同学，不会给她带来任何麻烦，见我一面就走，叫她打消疑虑。
随后，我陪沃克来到一家小饭馆。
落座后，我说：“沃克，我请你吃顿便饭吧。”沃克说：“还是我请你，
我比你有钱。”拗他不过，让步。随便点几样菜，要了三瓶啤酒。沃克先替我的杯里倒满了酒，接着往他自己的杯里也倒满了酒，之后
盯着我，问：“告诉我，我们是朋友吗？”我也盯着他，庄重地回答：“当然是朋友。”沃克说：“在中国，有一个中国人承认我是他的朋友，我觉得自己不算白白来中国留学一次了。”
我说：“不，沃克，你不只有我一个中国朋友。除了我，还有小莫呢！除了我和小莫，复旦园里一定还有许多中国学生把你当作朋友的。不过他们没有机会向你表示罢了。”沃克说：“谢谢你的话。”
我举杯，说：‘让我们像朋友那样干一杯吧！”沃克说：“好，不但为了
我们之间的友情，也让我们共同为一个中国姑娘少遭厄运而干杯！”我问：“哪一个中国姑娘？”沃克说：“就是你觉得你爱上了的那个中国姑娘。”一阵忧郁笼罩在我
心间。沃克问：“你现在还想着她吗？”我说：“几乎天天都在想着她。”我们的塑料杯无声地碰到了一起。沃克问：“按照你们中国的习惯，这一杯得一饮而尽是不是？”我说：“是的。”于是我们眼睛注视着眼睛，一口气喝光了那杯啤酒。沃克用手背抹一
下嘴，微微一笑，说：“我曾经有一个愿望，想找一个中国姑娘作我的妻子。我们西方人都认为，东方女性温柔多情，而且对丈夫，对孩子，对家庭比西方女性有责任感。。”他遗憾地摇摇头。
我说：“中国的泼妇悍妇也是很可怕的，《聊斋》里将她们比作枕旁夜叉，将那些不幸的丈夫比作床头系羊。”沃克说：“我当然要找一个美好的中国姑娘做妻子啦！如果我再来中国，仍抱有这种愿望，你帮我寻找好吗？”我说：“你趁早打消这种愿望吧，难道你不明白一个外国人与一个中国人结成夫妻是多么困难吗？”
沃克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他天真得可爱。我哑然一笑。刚吃罢饭，他就要往回赶。他说他已买妥了明天的飞机票。我一直送他到公共汽车站。他从兜里掏出一迭人民币，说：“我来不及兑换了，带回国没用，你收
下吧！不多，不到一百元。”我说：“我们中国古人有句话——不轻受一文。”他说：“你真怪。”我说：“我们中国古人还有句话——不敢忘一餐。沃克，你跑到郊区来
向我告别，你请我吃了一顿饱饱的饭菜，我不会忘记的。如果你真还会到中国来，如果那时我的处境好些，我一定请你在最高级的饭店吃一顿中国大菜。”沃克十分认真地说：“别忘了你还要替我寻找一位愿做我妻子的美好的中国姑娘。”
我也十分认真地说：“只要那时我们的政策允许一个中国姑娘嫁给一位
外国人，而且你保证不欺负她。”公共汽车来了，我们匆匆握了一下手，他便跳上了汽车。汽车开出很远，我还看到沃克一支长长的胳膊从车窗伸出，向我不停招着。
我惆怅地在原地站了很久很久。。我这“出事”了的工农兵学员，在朱家角生活了十来天后，心中渐感不安起来，总有种近乎“逃亡”的阴暗意识，时时地摆布着我。
我便告别了阿婆，鼓起勇气，回学校了。
回到学校的第二天，Ｅ老师把我叫到一个学生宿舍里，讯问我对自己的错误反省得怎么样了，还暗示我，工宣队认为，人证物证俱全，我拒不承认，也是可以定“案”的。那就不是我将被分配到何处的问题了，而是我有没有资格毕业的问题了。
Ｖ就住在这个宿舍里。我不知Ｅ老师为什么偏偏将我叫到这个宿舍。桌上有瓜子、果脯、软糖。毫无疑问都是Ｖ买的。他是我们专业带工资学员中工资最高的一个。每月七十多元。比我们有些老师的工资还高。除了我和Ｅ老师在宿舍里，Ｖ也在。他不离开，使我愤怒。按理说他是无权听我与Ｅ老师这番特殊内容的“谈话”的。可他却躺在床上一边吸烟一边看书，一副悠哉悠哉的样子。Ｅ老师不让他出去，也使我大为不解。
我老老实实告诉Ｅ老师，我这些天来根本没有进行过什么反省，到一
个去处躲清静。“你当真不想要毕业证书啦？”Ｅ老师一边嗑瓜子，一边瞪着我问。我说：“随你们他妈的便！”Ｖ腾地坐了起来，质问我：“你骂老师？”“滚你妈的！你有什么权力质问我！”我指着他大声说，真想和他打一架。“你。。”Ｅ老师脸气白了。就在这时，门开了，进来的是专业的于老师。他到安徽去“开门办学”，
昨天刚回来。他见我们三个虎视眈眈的样子，奇怪地问我们在争吵什么。Ｅ老师就把我“犯错误”的事对他讲了一遍，还说：“大梁的态度这么
不好，是毕不了业的呀！”于老师说：“这事啊！那张汇单是我从阅览室一本《朝霞》中无意翻到
的。我当时也没想到去细看邮戳，不知那是大梁半年前丢失的。。”Ｖ这时要往外走。于老师叫住他说：“哎，小Ｖ，我不是亲手把汇单交给你，让你打电话
告诉大梁回学校取的吗？”Ｖ不免狼狈起来，吱吱唔唔说不成话。Ｅ老师不禁地转脸去看Ｖ。Ｖ半天才憋出一句话：“可我也没叫你拿着作废的汇单再冒领啊！”我气恨得浑身发抖。这件事从此就算过去，不了了之。那位系工宣队副队长往后见了我，
脸上也强作微笑了。实事求是地说，Ｖ与Ｃ，在这件事上，并无“合谋”。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各干各的。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让Ｃ代领汇款。如果换了别人，这事本不成其
为事，最多埋怨我几句。Ｃ将这件事搞成一件事，当然没什么奇怪。对于某些人，能够有什么机会“整”别人一下，不“整”白不“整”。Ｖ不过是见Ｃ首先已将这事搞成了一件性质严重的事，顺水推舟，使其更为严重罢了。因为他是作梦都想进北京啊！自从我们上一届的毕业生中，就是对同学突然“袭击”，贴出“某某反动言论百例”的那个，进京后据说可能当教育部副部长，多少人都认为进京简直就等于跃龙门。
不久，复旦园内暗传，“四人帮”在北京被逮起来了。接着，马天水、王秀珍在北京交待问题一说被证实。
复旦园内人心扬沸。工宣队员们一个个如丧考妣。在发生于复旦园内的许多大大小小事件中“革命”得过分的某些人们，像偷了汉子被揭发的女人似的，都变得有了几分扭捏，有了几分羞臊，有了几分不自在，低眉顺眼起来，而做过恶的，受到的心理冲击是太突然也太大了，未免惶惶然不可终日。
复旦大学与上海交大的学生，率各大学之先，深夜冲出校园，会聚外滩。市革委楼前，万头攒动。徐景贤肩披棉军大衣，出现在阳台上，朝下招手，高喊：“革命的同学们，感谢你们的政治热情。。”他以为两校学生，是在以游行的方式，为“四人帮”及马天水、王秀
珍之流向北京施加压力呢！一片怒吼骤起：“打倒徐景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那潇洒的身姿明显地抖了一下，军大衣落在
地上，像个皮影似的，晃进室内不复出现。两校学生的队伍，从市革委门前出发，几乎绕市游行一周。复旦学生归校，时间已过午夜。
我在游行队伍中发现了Ｃ，其情绪之昂奋，令我惊诧。围攻物理系女学生时的表现，大概也不过尔尔。健忘若此，真奇人也！我暗想，像她，总该转个弯子吧？却顺溜笔直地就从一条路线冲刺到另一条路线了！
中文系学生首先贴出一批揭发“四人帮”在复旦罪行与阴谋的大字报。Ｃ一手拎浆糊桶，一手持刷浆糊的笤帚，忙前忙后，颇不辞辛劳。
……
又过不久，毕业分配工作开始了。Ｅ老师动员我留校，我表示愿意服从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