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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拍着他的肩说：“你放心。你什么也没对我讲过。”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索瑶返校后，真给母亲送来一只药枕。也不知她到底收没收母亲坚持付给她的钱。她和母亲之间的事儿，我也不愿多问。
听她说话，肯定并不知道“表弟”臂上动过手术。我也就没提。并悄悄叮咛了母亲也别提。
她很高兴的样子。她说她对“表弟”开始刮目相看了。她说她真没想到，一个寒假里，他的英语水平提高了那么多。她说他还译了几首诗。有一家刊物回信颇感兴趣，问他还能不能多译几首，集中发表，也许会引起小小的注意。她说他又开始译了。
算译十首，一共二百多行呢！
我让她捎话给他，如果那一家刊物最终又不发表了，我愿意替他向别的刊物推荐。。几天后我出差到南方去。母亲提醒我，那是“表弟”家乡所在的省份。母亲说人家孩子四年多没回过家乡了，你一定要抽出几天时间，替人家孩子回家乡看看。并且翻出一件件旧衣服，命我捎去。我坚决地说一件也不带，但为了使母亲高兴些，我保证我会到他的家乡去看看的。我没向“表弟”问地址。也根本没对他提这事儿。地址是索瑶抄给我的。她说她也是瞒着他，从他的家信信封上抄下的。她说根本不提对。提了他反而又会顾三虑四的。。我一到外地，就对接待我的单位提出——此行要看望一家亲戚。他们知道我是北方人。知道我的原籍是山东。奇怪我怎么会在西南，而且是在一个三省交界的偏远之地有什么亲戚。我说是亲戚的亲戚，希望人家成全我一次。他们说这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安排在返程前三天就可。说乘火车是直接到不了的，得转车。转车也还是到不了，还得乘六七个小时的长途公共汽车。
说那仍到不了，只能到县里。从县里再往下怎么去，多远的路，便非他们所知道的了。说莫如给我派一辆吉普车，走公路，到了县里，再烦县里的什么人领领路。说三天的时间去回足够了。我自是感激不尽。。上路那一天早晨，下起雨来。小司机是个复转兵。他说一下雨，有几段泥沙公路可能会封，问我还去不去？我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小司机便不再多说什么。
还好。一路顺利。小司机是个开快车的。但路面时时刁难他。在下午五点，比估计的晚一个多小时到了县里。也许是因为在凄冷的雪雨中淋了一天，那县城使人顿生索落萧瑟之感。被湿漉漉的一片阴郁笼罩着，没有丝毫的生气。吉普车直开至一座破败的院落前停住。
竟没遇见个人影。下了车，看到牌子，才知是文化馆。我觉得这县城似曾相识。仿佛来过不止一次。困惑之中恍然有所悟。是因为看电影和电视太多了。解放前某些边省镇县，大抵都选景在这种地方。接待我们的是副馆长。他说正馆长刚刚去世不久。他说他已经等了我们很久了。他说再往前尽是山路了，天将黑了，又下着雨，还是住一夜吧。
于是我们只好住宿。吃罢晚饭，小司机早早睡了，副馆长怕我寂寞，陪着我聊天。他说这文化馆曾是一位县长的家。县长荣升到地区去了。工青妇联几方面争这地方。刚巧省里下达了一个文件——加强地方群众性文化娱
乐工作，结果批给了文化馆。他说否则文化馆可占不了这便宜。我暗存一份儿心眼，问他文化馆是不是还需要人才。比如名牌大学的中文系毕业生。他连连摆手说不缺不缺。他说别看这么破败的一处地方，但牌子值钱啊！文化馆，毕竟和文化连着。再怎么寒酸，也还是与文化联着。已经有十几个人选在等着他点头了。而他苦恼得要命。因为只给了两个扩编名额。他说处理得不好，他能不能成为正馆长就很难讲。
他说万一再委派一位正馆长，那么两个名额就变成一个名额了。他说他倒没当正馆长的野心，巴不得赶快委派一位来，他就可以从苦恼中解脱，剩下的一个名额，让别人圈定吧！得罪了谁也是别人得罪的。。
听他大诉苦衷，我没好意思再向他介绍“表弟”的情况。
第二天雨大了。他一早就来了，说前面的山路上出现了塌方，到不了我要去的地方了。
下午再动身吧！他带来了一副扑克。陪着我和小司机玩了一上午扑克。我没心思玩扑克。坚决不玩，又冷落了人家一番好意。强作欢颜玩。其实等于是我陪着他和小司机玩。
下午，据悉塌方清除了，终于上路。车一钻入大山里，小司机全神贯注起来。盘山路绕了一圈又一圈，一边皆是悬崖深谷。以为绝对地不该有人家的些个蛮野的地方，倏忽间闪出柳暗花明又一村。有柳，有花，自还会有惊奇的赞叹。那季节无柳，也无花。便只有讶然的惊奇。惊奇之余，不无怵然。因为路越来越窄，坡度越来越陡。一边的悬崖深谷，越来越使人替小司机提心吊胆。更是替自己。仿佛将性命交付给小司机了。。车速慢得如同蜗牛的蠕爬。开车的坐车的，三个人屏息敛气，半句话都不敢互相交谈。只有看不见的第四者，一位不知容貌的姑娘，一路不知疲倦地为我们以刚刚能听到的声音唱——小司机插入录音机的一盘音带。前头唱了些什么没注意听。心不在焉地听到的一段是《故乡》：山里的花儿开
远远的你归来
期盼着你的身影
牵着我的手儿走。。
唱得人直想落泪。
我将去到的是“表弟”的故乡。可“表弟”自己却不能归来已经四年。忽然我怀疑此行的必要究竟何在？对“表弟”，对我，对远远的某一个村子和那里的某一户大家？愁雨凄迷，一种解释不清的忧郁缠绕心头，让人想家想父亲想母亲想妻子想儿子想女儿想自己一切想念的亲人，还惆怅地想——某一个也许与自己根本无关也许与自己有根土之缘的地方。。
我索性闭上双眼，不瞥一旁的悬崖深谷。我在心中描画着“表弟”的故乡，想象那究竟会是人的一个什么样的故乡。却无论怎么想象，也想象不清。模模糊糊的，远远的，仿佛在湿渌渌的云里雾里，它朦朦胧胧地存在着，冷漠索落地等待着我接近它。而它似乎又是不可接近的。车往前开，它向后去，永远隐在湿渌渌的云里雾里，隐在一座座大山的背后。
永远和想接近它的人，保持着无法缩短的等距离。
仿佛，从朦朦胧胧之中，走来了一位姑娘。她身旁伴行着一只羊。
吉普戛然停在一小块场地。小司机探出车，向那姑娘问什么。
却并非我的幻觉。我指那姑娘，和那只羊。姑娘是姑娘。羊是羊。姑娘很瘦，很憔悴。
一张不是清秀而是精瘦的脸上，眼睛就显得特别大。她那种空洞的目光中似乎无所含有。似乎连点儿好奇也没有。她双手抻着一片塑料布，就是平原上农民搭保温棚用的那一种塑料布，遮在头顶上罩雨。那只羊却还算壮。是一只母羊。奶荷挺鼓。可以挤出奶的样子。它也以空洞的似乎无所含有的目光瞧着人。
当我明白那姑娘和那只羊并非我的幻觉的时候，我比幻觉呈现于眼前还更惊愕。我无法准确判断出那姑娘的年龄。看身体十三四岁。但是脸上全无点儿少女的精灵。谁知道呢。也许实际上她已经十七八岁了吧？
她使我想到与“表弟”的活着有某种联系的蛙妹子。那只羊更使我想到了这一点。尽管它肯定是另外一只羊。。原来又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村子。
那姑娘薄薄的双唇紧抿着，仿佛被缝上了。对小司机的问话，一概摇头。
文化馆副馆长说：“不用问，远着呐！”
小司机“嘭”地一声关上车门，扭回头对他说：“刮雨器出毛病了！”
他看着我，迟疑地说：“刮雨器出毛病了！”
他见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这句话有多么严重，又补充了一句：“再往前开，太危险了！”
我才明白了他们是什么意思，连忙说：“不去了。不去了。我的诚心到了。你们的诚心也到了！真是对不起你们二位。。”
小司机说：“梁作家，别这么讲。你大老远来的，是我对不起您啦！。。”
副馆长说：“咱们赶上了这么个坏天嘛！只能怨天，只能怨天。。”
小司机又庆幸地说：“再往前开，如果连个坪场地都没有，掉不过车头，不敢进，不敢退，困在山道上，就更糟了！。。”边说，边在坪场上将车谨慎地转过了弯。那坪场，可能是那里十几户人家唯一的一处平地。几棵大树生长在四周。树的后面，便是深谷。它显然是劳动的结果。十几户人家，为了那一处坪场，一定流了不少汗水。。车掉过头我才看出有些房屋。房屋都傍依着山体而建造。
用的便是山石，和山体成一色，仿佛皆浑然一体。隔着玻璃我又望了那姑娘一眼。玻璃外面的层层雨痕，将她变得模模糊糊，似乎就是呈现于雨中的幻影。。刮雨器确实出毛病了。
小司机更加全神贯注地驾驶。然而，在这种须臾不能分心的情况下，他反倒更加需要听那盒录音带了。。山里的花儿开
远远的你归来
唱得人直想落泪。
我心里默默地说：蛙妹子，等山里的花儿都开了的时候，他一定会亲自归来的。。愁雨凄迷，一种解释不清的忧郁缠绕心头。让人想家想父亲想母亲想妻子想儿子想女儿想自己一切想念的亲人，还惆怅地想——某一个与自己有根土之缘的地方。。这雨啊。。
还有那一首《故乡》啊。。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到大学里去看“表弟”。我觉得似乎有些什么话要对他讲。我也产生了某种诉说的愿望。那是一种非常主动性的愿望。近乎一种想唱歌给别人听的愿望。或者那一首《故乡》转化成了一种愿望。也许我要对他讲的仅仅是这一点？我不清楚。我不知道。
和他同宿舍的学生都回来了。那一晚上他们在宿舍里喝酒。他们也在
唱。我在楼梯上时听他们唱的是《一无所有》。我站在门外时听他们唱的是《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那根本不是唱。那是嚎叫。如同黄昏的雪原，几只饥寒而胆怯什么的狼在悲啸。
我想他们是全醉了。包括“表弟”在内。门开处，一阵熏人的酒气汹涌而出，混和着一股秽气。门口有一摊呕吐物。门旁的角落“保存”着一堆垃圾。桌上是一箱啤酒。两瓶白酒。遍布着啃剩下的骨头。二层铺上，一颗头和一条手臂垂下来。垂下的手臂像什么东西的尾巴。连天天眼瞅着的垃圾，都仿佛在期待别人来清除。你一想到他们守着垃圾激昂慷慨地讨论国家和民族大事时的情形，不能不认为是一种带有秽气的幽默。
开门者手扶着门问我找谁。仿佛随时都会将门关上。仿佛不扶着门便
会瘫软在地上。我说找我“表弟”。他说：“哦。。你是。。我知道你是谁了。。进。。来吧。。别。。别
踩了。。这儿。。”他已经醉得言语不清。我摇了摇头。我说：“表弟，你出来一下！”说时，我还没看见“表弟”在哪儿。垂在二层铺上的头抬了起来——“表弟”酩酊地自上而下望着我。我已全没有了诉说的愿望。而他，分明的，不能从二层铺下来了。我认为那不应该是他。无论如何他没有这一种自虐的权力。似乎，我又听到了那一首《故乡》：山里的花儿开远远的你归来
……
从极遥远极遥远的某处，带着大山里的阴瘴，隐隐地传将来。。“表弟”双臂撑着铺，张了张嘴，想对我说什么。却一个字也没说出。一张嘴时险些吐了。双臂一分，又扑在铺上。我没进宿舍。我对扶着门的学生说：“他清醒了之后告诉他，我本想扇他一耳光！告
诉他，以后再也不要找我了！”我说完便走。晚上，“表妹”到我家来了。我当然明白她为何而至。便将母亲支到另一个房间，给她造成无所顾
忌的机会。
“你，”她用一根手指，凛凛地指着我，很生气地说，“你怎么可以当着他好几位同学的面，那么严重地侮辱他！你明明知道他的自尊心太敏感太脆弱！你的话，等于当着他好几位同学的面，扇了他耳光！”
我也很生气地说：“索瑶，在我家里，你别这么质问我。否则我把你请
出去！”她垂下了头。沉默片刻，她抬头注视着我，又低声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你看不惯
的，我也看不惯。。”我打断了她的话：“你不理解！你根本不理解！你这么说就证明你根本不理解！不是什么看得惯看不惯的问题！他的那些同学们与我有何相干？但
是他自己，不能跟他们一样！别人可以自虐，可以自残，可以自杀！但是他不能！他如果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惜了，他还有良心么？他还对得起谁？连你也对不起！。。”
我激动起来。索瑶却依然镇静。她仍注视着我。她说：“可是你理解他的心情吗？你理解他们的心情吗？学校已经向他
们透露，今年的分配主要靠他们自找出路。他们都四处碰得晕头转向了！他，他是和别人不一样。他怎么能和别人一样呢？他继母病了。为了给家里寄点儿钱，为了在大学里坚持到最后，他瞒着我去卖过血啊！已经卖过两次了。。”
“什。。么？。。”她将两张薄薄的单据递给我看。她说：“这是我无意中，从他的一本书里发现的。当时我眼泪刷刷往下
流。就是他去偷，去抢，只要别杀人放火，只要别偷别抢比他活得更难的人，
我全理解。。”索瑶她泪潸潸然。“血。。这怎么可能？血。。血不是随便买，随便卖的啊！。。”我有些无法相信。“学校规定，义务献过一次血的，在校期间，永不献第二次了。他已经
献过一次。这次又献。而且。。顶替别人的名字多献一次。。一次二百元的
营养补助费。。这和卖血有什么区别？。。”我低下了头。山里的花儿开远远的你归来。。从极遥远极遥远的某处，带着大山里的阴瘴，似乎又隐隐地听到那听
了让人直想哭的《故乡》。。我不愿抬头，使索瑶看见我的一双眼。我问：“你为他操心的事，进行得怎么样了？”她说：“还没着落。。原先答应了的人，现在都不行了。连我姐姐今年能不能留在北京都毫无把握。。”“那。。怎么办？。。”“我想，能分到省里市里，他也会知足的。你不是刚从他那个省回来么？表哥，求你，也替他写几封信投石问路吧！”我说：“我会的。”她感激地摸了摸我的手。我觉得，她仿佛在以这一细小的亲昵的举动，进一步使我明白，我已和她订立了某种神圣的盟约。
索瑶走后，母亲郑重地告诫我：“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人人都是别人命里的人。人人命里都有三种人——小人，贵人，和同命人。你答应了的事，你就要努力去办。办成了，你就算人家孩子命里的贵人了。如果你只是嘴上答应了，心里却不想办，只不过拿话胡弄人，你就和人家命里的小人差不多了。你成了别人命里的小人，你命里的小人就会坑害你。这都是有定数的。你可别不信妈的话！”
我也郑重回答母亲：“妈，我信就是了。”当天我就东西南北中四面八方写了六七封信。。母亲在北京住得越来越感到寂寞，终于坚定地要回哈尔滨去了。我陪母亲回哈尔滨之前，六七封信都有了回复。我将信一封封收留着。
我想，我得对索瑶，对我自己的话有个严肃的交待。尽管哪一封信也没带来福音。。母亲一到哈尔滨，“白内障”眼病愈发重了。我因此而在哈尔滨滞留了近两个月。这期间奔波于各医院，竟将“表弟”、“表妹”两个小朋友全淡忘了。也将所应之事全淡忘了。母亲的双眼手术后，视力渐渐恢复，有一天悬挂地问起，我内疚无比，嘿嘿然而已。我推说“表妹”替“表弟”办成了，母亲才放心。还夸“表妹”是“表弟”的命中“贵人”。
我却终究放心不下。又为“表弟”的事在哈尔滨四处奔波。一听是中文系的大学生，很掌了一些权的同代的或年长的朋友们，无不遗憾地摇头，表示爱莫能助。那些日子我认识到，原来“文学”和某些人的“人生”，似乎注定了是要发生关系，互相影响的。正所谓唇亡齿寒。我为“文学”而悲哀，亦为“表弟”的“人生”而悲哀。
竟有一位在省文化厅当了副处长的当年的“北大荒战友”很仗义，说如果“表弟”愿意，可以安排他做一位文化艺术资料员。我喜出望外，又滞留了十几天，将这件事彻底落实，才买返京的火车票。
在火车上，细思忖之，不免有几分追悔，大西南——大东北——对“表弟”来说，离家乡是不是太远了呢？将来结了婚，四年才有一次探亲假，一旦家里发生急事，往来车费自理，该花他几个月的工资吧？回家一次，又将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何况是做资料员。谁知道他乐意不乐意呢？而我竟替他说了终生不悔的“死话儿”。好像他真是对我的话言听计从的“表弟”。。也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