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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比左宗棠年轻十余岁，江南决战期间，两人虽有过不少公务上的来往，私交却趋近于零。曾国藩的门人个个出息得不错，但要入左宗棠的法眼，还得再苦苦修炼一两百年。左宗棠重视塞防，李鸿章重视海防，左宗棠对外主战，李鸿章对外主和。两人在政治上始终拧着股子劲，共同语言少而又少。李鸿章对新疆之役极不赞成，曾致书刘秉璋，疾言厉色地说：“尊意岂料新疆必可复耶？复之必可守耶？此何异于盲人坐屋内说瞎话？”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左宗棠不仅收复了新疆，其麾下大将刘锦棠还守住了新疆，倒是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一战而烬，全军皆墨。
左宗棠自负壮志远猷，想要他看得起宫中朝中那些颟顸之辈，完全没可能。他性情耿介出了名的，光论这一条，他简直就是那位“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彭德怀的前身。他保全西疆，大功一件，返京叙职，两宫（当时东宫慈安太后尚未被西宫慈禧太后鸩杀）召见。太监们竟要这位左大英雄出陛见关节费三千两银子，左公坚决不出，眼看就要闹僵，与左公一向不合调式的“国务总理”李鸿章颇识大体，顾全大局，赶紧为他代出了这笔冤枉钱。后来，左宗棠奏对称旨，慈安太后被老英雄的言语感动，又听说他视力下降，于是将先帝（咸丰）的遗物——一副墨晶眼镜赏赐给他。用这人情味十足的小恩小惠表彰左宗棠的盖世功勋，东太后倒真是别出心裁。谁知太监奉旨颁赐时，又勒索礼金数千两（报价真够咸的），左大将军一怒之下，转背就走，先帝的老花镜也懒得要了。又是李鸿章出面和稀泥，好说歹说，还了个半价，才为左宗棠“领到”奖品。
耿介的人敢讲话，敢表态，甚至敢“以一人而敌一国”，彭大将军在“庐山会议”上捅了个大漏子，众所周知。左大将军呢，也是烈胆刚肠，他曾在大庭广众中放言无忌，指斥满族大员文官目不识丁，还说旗人权贵多半不学无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触犯众怒，令满蒙籍的高官恨之入骨。左公首度遭排挤，简放两江总督；再度遭排挤，则被派往福建前线，主持海防。他才不犯梦呢，仍要大言矜夸，论到临敌制胜，那些鼠辈都得靠边站，还须我“老亮”亲自出马才行。他对外一直主战，却始终无缘与英、法、德、意、日这帮列强的精锐之师正面交锋，未能痛痛快快地决一雌雄，遂引为平生憾事。他在写给儿子孝宽的信中说：“……但能破彼船坚炮利诡谋，老命固不惜！或者四十余年之恶气，借此一吐，自此凶威顿挫，不敢动辄挟制要求，乃所愿也！”左公越老越劲健，盖因胸头有一口恶气郁懑已久，未曾吐出。他在信中还引用了同袍彭玉麟的话说：“如此断送老命，亦可值得！”语气何等豪迈，足令热血男儿肃然起敬。人至古稀，头脑不昏，够清醒，已属难能。左与彭还肯将一腔英雄热血洒在海疆，更属可贵！
“破天荒相公”建破天荒功业。生前，他嗬嗬地笑出声来；死后，也可以含笑九泉。他真行，活够了自家趣致，终身不肯受委屈。你骂他骄矜，骂他狂妄，又何妨？骂完了，你还得承认，他狂出了一股子不同凡响的精、气、神。
他真行，创造了生命的极值，活得畅快，活得轻松，远不像曾国藩那样牵于礼，拘于俗，活得累，活得没脾气。
相期无负平生
在晚清，左宗棠与曾国藩齐名，同为胡适先生所说的那种“箭垛似的人物”，褒也好，贬也罢，均属众矢之的。
曾国藩是理学家，厚貌深衷，克己的功夫号称一流；左宗棠是武健书生，率性豪宕，不会作假，也不愿作假，高兴活出自己的天然本色。这两人一寒一热，一卑一文，是截然不同的类型，甚至有点冰炭不同炉。
左宗棠早年在军事方面襄赞曾国藩，对后者的助益很大。不过，他们的性情各执一端，左刚曾柔，处理事情的方式也迥然而异。左喜欢快刀斩乱麻，曾喜欢慢工出细活，因此两人经常锣不对鼓，板不合腔。曾国藩是理学家，但不乏幽默感，他曾作一语调侃左宗棠：“季子敢鸣高，与予意见大相左。”将左宗棠的姓（左）和字（季高）都嵌入进去，寓庄于谐，既切事，又达意，略无雕琢，浑然天成。左宗棠却受不了这一“恶补”，甚至有点恼羞成怒，便决意在气势上凌轹对方，因而打出一记刚猛的重拳：“藩臣徒误国，问他经济有何曾？”也将曾国藩的姓（曾）和名（国藩）嵌入首尾。二语合璧，恰成一副绝对。真要举牌亮分，我认为曾公措辞谑而不虐，可得十分；左公訾而近骂，只得六分。
曾、左构隙，不在转战江南之时，而在攻破金陵之后。曾国藩听信众将所言，认定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已死于乱军之中，江南匪焰将熄。可没多久，太平军残部窜入湖州，左宗棠侦知洪天贵福仍为在职领袖，便密疏奏报朝廷。曾国藩听说这一消息，怀疑左宗棠张皇其辞，别有居心，因此大为恼怒，诋毁左宗棠，说他企图借此邀功请赏；左宗棠又岂肯无辜受责？也具疏自辩，洋洋数千言，辞气激愤，指斥曾国藩有欺君之嫌。这下事情可就闹大了，清廷正在用人之际，也不好断定谁是谁非，干脆降谕旨两相调解。曾、左二巨头反目成仇，一些小人正乐得鹬蚌相争，好从中牟利，故而调和者少，挑拨者多，宛然形成两个敌对营垒，矛盾便越积越深，死结便越打越牢。洪天贵福最终被江西巡抚沈葆桢捕杀，那一刀狠狠地砍下去，太平军算完了，曾、左之间的恩怨却还没完。
曾国藩晚年对人说：“我平生最讲求的就是‘诚信’二字，他却骂我欺君，我还能不耿耿于怀！”不开心归不开心，不惬意归不惬意，真要说到公忠体国这一点上，曾国藩还是十分看好左宗棠的。当时，有人从西北考察归来，与曾国藩谈及左宗棠治军施政，事事处处雷厉风行，卓见成效，曾国藩由衷佩服，击案说：“当今西陲的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脱，不仅我难以为继，就算是起胡文忠（胡林翼）于九原，恐怕也接不起这副担子，你说是朝端无两，我认为是天下第一！”曾国藩说这话，的确有相当的雅量和真诚。
王湘绮于同治十年游历江淮间，其年九月路过清江浦，巧遇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巡视船。久别重逢，宾主相见甚欢，一同看戏七出，其中居然有《王小二过年》。王湘绮猜道：“这出戏肯定是中堂点的。”曾国藩问他何以见得。王湘绮说：“当初（你）刚起兵时就想唱。”曾国藩闻言大笑。俗话说，“王小二过年，光景一年不如一年”，曾国藩刚树立湘军大纛时，屡遭败绩，困窘不堪，年年难过年年过；如今垂垂老矣，身体和心境正逐年颓落。碍于这两层意思，谁还敢在曾国藩面前哪壶不开提哪壶？王湘绮趁着曾国藩神色欢愉，建议后者与左宗棠重修旧好，本来只是一场误会嘛，老朋友何苦长期失和？曾国藩笑道：“他如今高踞百尺楼头，我如何攀谈？”其实曾国藩心气已平，芥蒂全消了。
曾国藩与左宗棠为一时瑜亮，惺惺相惜。左宗棠的个性真够人受的，圭角毕张，锋棱崭露，对一切睥睨视之。纵然他心下敬重曾国藩吧，也不会挂在口头，说给人听。不错，在左宗棠眼中，一世之人皆可推倒，只有曾国藩，才足以与他相提并论。英雄的孤独，其极端形式表现为，对手死了，比朋友死了还可悲。因为相投契的朋友尚可广交，相颉颃的对手却不可多得，有时甚至会少到“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我”这样的程度，所以对手一旦撒手尘寰，他的“剑”便将束之高阁，从此无所指，无所用，眼中的光亮和心头的火色也将随之暗淡。曾国藩弃世后，左宗棠念及两人当年的交谊，颇为伤感，他在家书中说：“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也难恝然也。已致赙四百金。”他还特制挽联一副，剖白心迹：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我愧不如元辅；
攻金以砺，错玉以石，相期无负平生。
足见其生死交情，并未漠然弃置，更未一刀两断。
看一看曾、左交谊的始末，我不禁为大人物感到悲哀。他们地位高了，面子反而薄了，受了伤，那“创口”便很难愈合。争来争去，争什么呢？无非争口闲气。曾国藩与左宗棠不可能不知道，退一步海阔天空，可是两人都静等着对方先伸出橄榄枝来，这一等就等成了千古遗憾。硬要等到其中一个死了，另一个再用挽联致敬致哀，此时亮出高姿态，教明眼人看着，已很难喝彩。曾与左一失和成千古憾，所幸后死者念及旧情，有所补救，还不算抱恨终天。北宋大臣韩琦与富弼，均为一代名贤，早年心心相印，后因政见偶然相乖，遂终身不再往来。韩琦死时，富弼竟然不去吊唁，如此铁石心肠，你说，是不是官位越高，人味越薄？
身居高位，只须一言不合，一事不谐，就可能友情破裂。老朋友之间想要“不负平生”，谈何容易？如此看来，狗比人更懂得友谊，为了一根肉骨头，它们同样会相争，甚至相咬，但争过之后，咬过之后，它们很快就能和好如初；人却做不到如此爽快，如此洒脱，一旦争过之后，咬过之后，创伤难以疗复，宿怨从此结成，他们再想保全旧谊，除非彼此重新投胎。
冬夜读左宗棠的轶事，读到他的傲处，狂处，劲峭处，刚强处，智慧处，勇毅处，便如读一部剑侠传奇中荡气回肠的章节。左公并不“左”，他远比现代政治模子铸出来的一大批满脸死相的“左公”更有趣，更有情，更有眼力，更有胸襟，更有血性。他敢于标举自我，表现自我，敢于守危城，蹈绝地，敢于傲视和鄙视那些庸庸碌碌的衮衮诸公。这容易吗？
有一则政治漫画如此告白：“你是栋梁之材，并非就能担当栋梁之任，你先要获得那个宝贵的位置，然后还要有其他栋梁之材与你适相匹配。”晚清内忧外患，原本巍巍然的帝国大厦行将倾覆，这时节，栋梁之材已只能派作撑子，斜斜地顶在最危险的地方，又哪能谈得上舒心，更别说荣耀。栋梁的屈辱感远比庸才的屈辱感更迅猛更深沉，它的厉害，曾国藩领教了，左宗棠领教了，其后李鸿章领教得最为完全。那时节，身为栋梁，必须应付来自四面八方的飘摇风雨，此外，各种诛心之论也如同长长的棺材钉一样无情，一枚一枚地往下钉，直求你无处逃身。难怪智慧的庄子宁为臭椿那样的“散木”（无用之木），也不肯做可怜可悲的栋梁。
伪君子云集
？ 余 杰
晚清时代，一方面道德崩溃，另一方面却伪君子风云际会。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虚伪，以虚伪换取更好的生存，最后把虚伪当作生存的本质。虚伪渗透到骨髓里，成为正常的状态；而将真诚看做变态，把真诚的人看做愚昧的人。在清末，此风不断高涨，达到了二千年帝国时代的最高峰。在诸多晚清小说里，都有单个或群体的虚伪文人的形象，这一形象成为一类文学典型，也是晚清小说家写得最为成功的一类人物。而在笔记中，这类人物同样原形毕露，被有些刻薄的笔记作家剥下堂皇的冠冕，露出丑陋的原形。
晚清掌故巨子徐一士著有《近代笔记过眼录》，首先介绍近代著名笔记的原著，版本，流变，并大量摘录原文精华，公之于世。其中许多笔记已不传世，幸而被徐一士所录入，得以保持至今。《近代笔记过眼录》记载了江庸所著《趋庭随笔》，徐一士选入十七则，其中有“理学家李如松之卑劣”一则，揭露了晚清著名的理学家李如松的丑恶面孔。
李如松在同治年间任内阁中书，以理学名于世；李慈铭曾深恶而痛诋之。李慈铭的日记是晚清四大日记之一，在《桃花圣解庵日记》戊集，他于同治十一年壬申五月初四日的日记中对伪君子李如松有详细的记载。李如松是直隶人，以优贡捐了一个内阁中书，自名理学，对客必正襟危坐，所吃的只有脱粟和豆腐而已。他吃饭的时候常常在门屏之间，希望别人都看到。他目不识字，却著《语录》，厚达一尺。他的这一系列行为迷惑了不少当时的理学名臣，如尚书万青藜、大学士倭仁等人。当时以宋学著称的名臣徐桐，尤其敬重李如松。而那些实干家们对这类装腔作势者往往不以为然。曾国藩入都，李如松晋谒，雅步般而入。曾国藩问他的籍贯乡里，他回答说：“高阳侍郎本家也。”高阳侍郎指的是天子的师傅李鸿藻。李鸿藻是高阳望族，而李如松则出生在与李慈铭同邑之山前村，他的父亲入京为部役，冒籍固安，固安与高阳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如此攀龙附凤之理学家，卑劣得有些让人哭笑不得。因此，曾国藩微微一笑，端茶送客。这种百无能耐、死爱面子的家伙，在曾国藩的心目之中根本不是谈话的对象。
李如松以理学名世，自己的家事却一塌糊涂。李如松之父为人也庸鄙，由胥史为小官归京师。他的哥哥更加庸劣，他瞧不起自己的哥哥，强迫父亲将哥哥驱赶出家。其父将其兄驱赶之后，心里念念不忘，其妻怒骂之，两人相对大骂。李如松听见妻子在哭泣，怒向父亲说：“妻子贤慧并且能帮助我，父亲难道想跟哥哥结党为恶吗？”其父受到如此抢白，一时想不通，晚上自缢而死。坊官报告巡城御史，御史将此案移交给刑部，想重案此事。然而，徐桐等信奉理学的十名大臣，力争李如松是道学孝子，联名呈送刑部为他申辩，结果李如松因此得免。李慈铭感叹说：“呜呼，天下乃有此人，都下乃有此论，可不哀哉！”而伪君子也是南北对称的，李慈铭说：“北有讲宋学之李如松，南有讲汉学之赵之谦，可谓双绝。”这段话很有意思，宋学与汉学表面上水火不相容，而实质上却有惊人的相似性，即他们无论讲求什么样的学问，骨子里都是伪君子。他们互相痛骂对方是卑鄙、无耻、下流的家伙，殊不知自己就是对方的镜子。汉学与宋学的分野并不重要，这两类知识分子却拥有相同的精神境界。
江庸在引用了李慈铭的日记之后，进行了相关的考证，他写下了从父亲处听到的关于李如松的情况，与李慈铭之说有较大的区别。“李字卓峰，倭门弟子也。家有婢，父与通，李知而逐之，父因缢死。同门闻其变，咸谓李迫其父自尽，许为经纪家事，此不失为理学。李死而讲学之风为之稍减。”如此看来，错的是李如松的父亲了。但一家不治，何以治天下呢？可见理学是一种已经失效的意识形态。最可笑的是，李如松大字不识一个，居然成为理学家，岂非滑天下之大稽。如此看来，理学仿佛也成了禅宗，讲究“不立文字，尽得风流”。但李如松居然找人充当枪手，帮他写厚厚的一本书，这说明他还是得靠“文字”、“学问”来吓唬他人，靠这“文章”背后的“道德”来吓唬他人。这样的作法，比起狐假虎威来，还要恶劣得多。所谓“伪君子”，就是将道德作为工具来利用，用自己并不真正遵守的道德来谋取实际利益的人。他们的心底里对“道德”的真真假假是明彻如镜的，“道德”是伪君子最后一片遮羞布。而中国文化正是盛产这类家伙的一个巨大无比的酱缸。晚清伪君子猖獗一时，他们自觉地充当正统道学的捍卫者，也不自觉地充当了正统道学的掘墓人。
道学家为官，乃是表面上的清官，骨子里的贪官。梁溪坐观老人所著《濞代野记》也记述了道学家的贪酷，多个细节，多个侧面，可谓穷形尽相。此书记清代官场之黑幕，如其例言所说，“凡朝廷、社会、京师、外省事无大小，皆据所闻所见，当时有所忌讳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