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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具、16只男表、7只女表、100双鞋。一箱吊裤带、65对衬衫领扣。
当维克托·谢苗诺维奇还是自由之身时，他尽情地享受着生活尽那个时代
的一切可能。这或许是对他那忧郁而饥饿的童年的一种补偿。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狐步舞迷”
阿巴库莫夫1908年出生于莫斯科。他是医院锅炉工和清洁工的儿子，总共只上
过4年学。只有叶若夫念的书比他少。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俩功成名就。
作家基里尔·阿纳托利耶维奇·斯托利亚罗夫曾研究过阿巴库莫夫一案，并就
此写过不止一本书。他对我说，在维克托·谢苗诺维奇当上国防人民委员部除奸反
间谍总局局长之后，他从未签署过一份文理不通的文件，各种文件一律亲自修改。
而且他从监狱里写给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信也都是出自一个绝对有文化的人之手。
阿巴库莫夫年轻时曾当过杂工、包装工、装卸工、武装警卫队队员。1930年，
当他在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一个库房给自己谋取到一个职位后，他被吸收入党，
他的仕途也由此开始。
阿巴库莫夫先是被选为压力机厂共青团支部书记，而后被任命为共青团莫斯科
郊区委员会军事处处长。
1932年，阿巴库莫夫凭一纸党内介绍信被调入内务人民委员部系统。头一年他
先后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莫斯科州代表处经济处（负责同国民经济
中的破坏活动作斗争）侦缉办案人员和特派员。1933年他被调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中央办公厅经济局，不过他在这个地方也只呆了一年。
有关阿巴库莫夫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初期情况的几乎是惟一的见证来自米哈伊
尔·帕夫洛维奇·施赖德尔，阿巴库莫夫一开始就是在他所在的那个经济处。他是
在顶头上司的推荐下被调进来的，推荐辞是这样说的：是个好小伙子，尽管没有什
么过人之处。
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莫斯科州代表处中，他最早的那些领导轻蔑地称他为“狐
步舞迷”。未来的部长的确酷爱跳舞，并且最喜欢跳当时很流行的狐步舞一种
源于美洲的古典交际舞。
更令他感兴趣的是女人，他同时也招女人喜欢。他最拿手的事情是找些年轻女
子，同她们在秘密接头地点寻欢作乐，而后再以她们的名义写控告人民公敌的举报
材料。
米哈伊尔·施赖德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当上述这一切被揭露出来之后，
他给上级领导打了二份报告，说必须尽快辞掉阿巴库莫夫，因为他生活腐化，不适
合搞侦缉办案工作，甚至根本不适合在本系统工作。阿巴库莫夫被调离了经济部。
可不知是哪位大人物又帮了他一把，于是他后来又被调入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
上面这段叙述的真实性难以验证，但阿巴库莫夫的确被调出了经济处，被任命
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保卫处三科办案人员。他在这个不怎么样的
职位上呆了3年。
1937年，他被调入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二处。这个处专门从事搜查、
逮捕、跟踪和安装窃听器等活动。体格健壮的阿巴库莫夫最适合搞这种工作。基里
尔·斯托利亚罗夫认为，阿巴库莫夫当时受到了贝利亚的亲信、1938年时担任国家
安全总局副局长的波格丹·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的注意。
在贝利亚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并开始搞机关清洗后没几天，阿巴库莫夫获得
了第一个重要任命。1938年12月5日，他到罗斯托夫当局长，在那里呆到1941年2月
25日：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被分成了两个部，因此需要的高级官员也就多了一倍。
在那个年代，州里那些青云直上的局长们升官发财靠的是无情的打击和卑鄙无
耻的行径。
叶若夫曾训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说，那些人民公敌几乎像是被供养在
疗养院里，侦查人员在审问他们时还戴着白手套。此话发挥了效力。不过对待被捕
人员的新办法还是被隐瞒了，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虽然经过了批
准，但毕竟是犯罪行为。他们在每天夜里殴打犯人，那时行政后勤人员不在楼里。
没有人公开说过殴打犯人一事。
每个州都分配了定额。比如，一类犯人定额1500名，也就是指以州内务局长为
首的三人小组有权在不经侦查和审讯的情况下枪毙1500人。
他们开列一个“单子”，或者是他们所说的“花名册”，每一页上写着被捕者
的名、父称、姓、出生年份和所犯“罪行”。内务局长在后面写一个大写的字母
“P”，再签上自己的名字，意思是：枪毙（俄文中“枪毙”一词的第一个字母是o
一译者注）。当天晚上或夜里便会执行判决。三人小组的其他成员州执委会第
一书记和检察长为了能专心干自己的工作，预先在“花名册”第二天尚未填写
的那一页签了名。
或者，内务局长给第一书记打个电话，说由他来审理某某人的案子，而后再将
判决书送给书记签字。第一书记完全同意：内务局长被赋予的权力和权威就是这样
的不容争议。
定额很快用完之后，局长请求莫斯科增加名额。请求得到批准，而局长则因同
人民公敌进行积极斗争而受到表扬。当时还出现了民警三人小组，为的是帮助来不
及处理大量刑事犯罪案件的法院。民警三人小组无权判处五年以上徒刑。
阿巴库莫夫出任罗斯托夫州内务局长一职时，叶若夫发动的全面清洗已经结束。
在贝利亚时期，工作进行得更平静一些，也更有条理一些。局长也不再几个月更换
一任，阿巴库莫夫因此在自己的职位上呆了两年多时间，从而也就能够给上面留下
最好的印象。
1941年2月3日，如前文所述，内务人民委员部被分成了两个部内务人民委
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贝利亚将阿巴库莫夫调回莫斯科。1941年2月25日，阿
巴库莫夫同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一同被任命为副内务人民委员。后
来他们当上了第一把手，阿巴库莫夫领导国家安全部，科鲁格洛夫领导内务部……
作为贝利亚的副手，阿巴库莫夫分管民警总局、消防总局和第三处（负责边防
部队和内卫部队的肃反工作）。不过这一工作他只干了几个月。
战争爆发后，1941年7月19日，斯大林任命阿巴库莫夫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
别处管理局局长，也就是军事反间谍机关的头儿。
军队中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设立于1918年12月。领导该处的是捷尔任斯基本人，
后来是肃反委员会领导成员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
1941年以前，军事反间谍机关属于国家安全部门，即肃反委员会一国家政治保
安总局一内务人民委员部。1941年2月8日，中央委员会和政府一致作出决定，撤销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特别处，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海军人民委员部建
立军队反间谍机关国防人民委员部第三局和海军人民委员部第三局。军事反间
谍机关转入军队手中。但这并没有保持多长时间。
战争开始几周后，1941年7月17日，国防委员会又将军事反间谍机关从国防人民
委员部那里交还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成立了特别处管理局。局
长是副内务人民委员维克托·阿巴库莫夫，各方面军特别处的处长则由贝利亚下令
任命。
改组开始只牵涉陆军。但到了1942年1月，海军人民委员部第三局被改组为内务
人民委员部特别处管理局第九处。然而反间谍机关的改组并没有到此结束。
1943年4月19日，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处再次被分出去，在这些特别处的基础上
成立了国防人民委员部除奸反间谍总局和海军人民委员部除奸反间谍局。内务人民
委员部里则成立了除奸反间谍处，负责监督内务人民委员部自己的部队。
阿巴库莫夫被任命为除奸反间谍总局局长。他当上了副国防人民委员，直接听
命于斯大林本人。不过一个月后，5月25日，他不再担任副人民委员，但依然只服从
最高统帅的差遣。
1946年，以特别处的形式存在的军事反间谍机关重归国家安全系统……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除奸总局局长
除奸总局拥有自己的侦查机构。由于拥有广泛的权力和直接受斯大林的庇护，
除奸总局成了一个势力强大的部门。
一处负责监督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各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部、情报总局及各方
面军和集团军的侦察机构。
二处主管防空军、空军和空降兵部队。
三处主管坦克兵、炮兵、火箭炮兵。
四处领导各方面军的间谍情报工作。该处三科专门处理开小差、叛变、为逃避
战斗而自伤等事件并负责组织阻截部队；四科主管报纸编辑部、法庭、军乐团和军
事学院。
五处负责军需供应、军队医疗、军事运输。
六处监管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边防部队、内卫部队、押运兵、后方保卫部队）。
七处负责审查叛国者、间谍、破坏分子、恐怖分子、胆小鬼、造谣惑众者、逃
兵、自伤者、反苏分子。该处下面的二科负责审查最高指挥人员中央委员会、
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海军人民委员部一级的人员和密码译电员。此外，该科还可
授权接触保密工作和审查出国人员。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梅夏采夫曾向我详细讲述过他在除奸总局里的工作。
梅夏采夫在战后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曾在中央委员会任过职，主管过电视工作，
并曾担任驻澳大利亚大使。
1941年，他毕业于红军军法学院海军系后当上了海军人民委员部第三局（反间
谍局）一名初级侦查员，后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处管理局侦查员。曾在第五
坦克近卫集团军除奸反间谍处工作两年。战争结束后在除奸反间谍总局又呆了半年。
尼古拉·梅夏采夫讲道：
“我开始工作时很走运，海军三局侦查处处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马卡罗夫，
圣彼得堡的老工人，真正的肃反工作人员，向我介绍了有关叶若夫一案的所有材料
和中央的决定，并对我说：无论是谁强迫你，永远也不要动犯人一个指头。这是侦
查办案人员的弱点没有能力搜集到证明犯人有罪的客观材料。
“我对自己能够经受除奸反间谍机构的磨练感到满足。为什么？首先，我经历
了卫国战争时期斗争的最高潮，我们的和德国人的两个强大的间谍和反间谍组织之
间的斗争的最高潮。
“其次，我学会了如何看透人的本性。您可以不信我的话，不过在我离开反间
谍部门之后，我有时跟他人交谈时确实觉得很不自在。我发现他没有说真话，我感
觉到了。我的职业经验使我能够听得出来坐在我对面的那个人刻意隐瞒的思绪……
“遗憾的是，即使是在除奸反间谍总局总部，受过法律训练的人也不多。地方
上也是如此。当时作的记录曾经闹过笑话。比如，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反间谍机关
的头儿申卡廖夫，不记得他是国家安全少校还是上校了，审讯一个叫伊万诺夫的人，
他在审讯记录上写道：‘伊万诺夫（也就是犯人）对我的爱国主义观点反应奇特。
他眼睛看着一旁，模棱两可地嘟呢：是的……’这位少校对此的评价是此人有反苏
情绪……
“再比如说，我曾经亲手处理《海运报》一名记者的案子。挺可爱的一个人。
没有任何反苏言行，只是一次酒后说了些什么话，安全机关便把他扣押了就这
么回事。我调查清楚后，放了他……一些领导喜欢乱抓人，我不得不认真地加以纠
正。”
梅夏采夫回忆道：
“敌方情报机关的战术是将大量间谍派往前线。德国人折磨俘虏，直到俘虏支
撑不住，同意被招募。这种强制招募的做法一般不会奏效。那些人一通过前线便立
刻向我们说明一切。他们最好的间谍是在间谍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其中既包括那些
应该尽快投入工作的间谍，也包括那些应该先站稳脚跟、过一段时间再开始行动的
间谍。 “曾在鲍里索夫间谍学校受训的间谍潜人了我们的集团军和我们的后方。我们
知道这所学校，一直关注着该校的搬迁，也一直监督着它的间谍人员。我们熟知该
校间谍的行事特点我们称之为‘间谍风格’。有一次，我们在战斗中俘虏了弗
拉基米尔·特里亚索夫，他承认自己被德国人招募并曾在鲍里索夫学校受训。当时
该校迁到了维斯瓦河畔的一座小城。
“我们与指挥部商议后，策划了一次突击占领这座城镇的行动。我们缴获了所
有文件。但那些间谍却跑掉了。当我们冲进间谍学校时，特里亚索夫说：‘大尉，
我就睡这儿。’我说：‘我不管你睡哪儿，我要的是文件。’文件找到了。一个保
险柜的锁孔里插着一把折断了的钥匙，他们没能把它打开。于是我们获得了该校办
学期间德国间谍的个人档案。这对我们的反间谍部门来说是一笔财富。
“我给所有参加这次行动的人请了功，他们都得到嘉奖，而方面军领导则为自
己申请了高级勋章。
“在德国人称为但泽的格但斯克，我们活捉了当地盖世太保的头目。他和一个
波兰女人有瓜葛，出于对这个波兰人的爱恋，他招供了，开始坦白交待……他不仅
交代了在苏联的联络网，而且还交代了在欧洲、非洲和拉美的联络网。格但斯克是
个港口城市，那里的间谍活动尤其猖撅，在水手和商贩当中，有的人可能已经被招
募作间谍了。这个盖世太保头目很快就被从我这里带走了，先是送到了方面军那里，
而后被送往除奸总局总部。
“战后我被调往总部工作时，有一次我去列福尔托沃监狱，碰上一个小伙子，
是个侦查员。他问：‘科尔，你审问过但泽盖世太保的头儿吗？他就关在我这儿。’
我说：‘能看看他吗？’‘当然可以。’
“我们进了牢房……那个德国人瘦多了，肩膀耷拉着，脸上也失去了原来的光
泽和保养的痕迹……他一看见我就站了起来，说道：‘天哪，是你吗？’我们寒暄
了两句……‘事情怎么样？’‘进展缓慢，我的事本可以处理得更快些。’他请求
把他带到某个地方去辨认他手下的那些情报人员。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手上
沾满了我们的人的鲜血。
“而卢比扬卡交给我的是关于德国军事情报和反间谍机关帝国军事情报局
的一名领导人的案子。这名将军关在列福尔托沃监狱。他的待遇很好，因为我们需
要他。上级将案子交给我时告诉我，要让他作为证人参加纽伦堡审判。
“他有一张知识分子的脸，戴副夹鼻眼镜，瘦瘦的，一双灰色的眼睛，目光专
注，言辞严谨，充满自尊感。他非常注意保持这种自尊，为的是不在我面前失去自
己那种作为将军的尊严……我是大尉，而他是将军。
“他很长时间都不相信我们打败了德国人，缔结了和约。我拿报纸给他看，他
说：这种报纸我们自己也曾印制！
“在征得阿巴库莫夫的批准后，我带他在莫斯科街头转了转。给他换了便装，
有人保护着我们……我们从卢比扬卡2号口出来，穿过红场。我问他：‘想喝点啤酒
吗？’‘想。’
‘’我带他进了一家酒吧，请他吃虾，喝啤酒。这个时候他才相信了我。他向
我提供了很多颇有意思的证词。我在内心里悄悄地拿他和阿巴库莫夫作了对比，心
想，阿巴库莫夫作为一个人更强一些。我觉得，德国人软弱得多，或许我错了，不
过阿巴库莫夫看上去更果断，行动更有主见。他有着铁一般的纪律。
“他很严厉，同时他也知道应当爱护工作人员。1943年，我母亲因患肺炎在沃
尔斯克去世。我一个月后得知此事，于是请求阿巴库莫夫给我4天假去上坟。他把我
叫去，给了我10天假，并亲自签了出差证明，对我说：‘去找市安全处，那里的人
会帮助你。’
“阿巴库莫夫不一定非得如此关照我打电话给市安全处，亲自签发出差介
绍信。我拿着这张介绍信随便乘火车，无论向谁出示它，全都举手敬礼……应该知
道战争时期饥饿的后方是个什么样子。当我来到沃尔斯基市国家安全处时，我得到
了食品方面的帮助。”
“阿巴库莫夫给你的印象如何？”我问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梅夏采夫。
“他是个体态端正、相貌英俊的男人，他适合穿军装。他的言谈总是平和而认
真。他不让下属笔直地站着，而是请他们坐下谈……
“我同他还见过一次面……那时逮捕了两名船舶制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