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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预防措施的情况下,还有助于制止各种‘保护塔尔西斯委员会’的行动,在塔尔
西斯被逮捕的情况下,这些委员会肯定会把他的名字同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
名字联系在一起,这在政治上未必对我们有利。”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你怎么会让他逃走呢!”
克格勃主席一天要阅读300…500页各种文件。
弗拉基米尔·谢米怡斯内说:“我经常扮演的只不过是转送站的角色:主要读
者是别人。但既然我要签字,那我就要进行修改、校订,要求作些加工。既然签字,
那就要负责。情报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涌来。到处都有我们的间谍。所有人都想
表明自己是在工作。有时把当地报纸上的文章摘编一下转发回来。分析处会把这些
材料都扔掉。驻外间谍发回的密码电报中也许只有一句话有用,两三页纸都得扔进
废纸篓里。”
谢米怡斯内接着又说:“情报局长向我表示,一些驻外间谍的工作相当出色。
而研究了密码电报的分析员写道:这是两周前报纸上已登过的东西。驻外间谍起草
电报,把它译成密码,然后占用通信线路发回,这里再进行解密。这要花多少钱呀!
可他发回的却是报纸上的消息,而且专挑莫斯科根本收不到或很迟才能收到的刊物。
他们为什么要摘编报纸呢?这样干比较轻松……”
1964年,情报人员、造船工业部部长的儿子尤里·诺先科投入美国人的怀抱。
当时他是去瑞士出差。诺先科是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美国处的副处长。
弗拉基米尔·谢米怡斯内说:
“当时我们在世界各地撤换了300人。也许他不知道这些人,但我们应该采取保
险措施。我对赫鲁晓夫说:‘要不我们求求美国总统林顿·约翰逊,就说诺先科是
部长的儿子,出了些不愉快的事,也许会把他还给我们?’
“赫鲁晓夫非常形象地回答我说:‘你自己弄了一身臭狗屎,你得自己弄干净。’
他还当着中央主席团所有成员的面谈起这个话题。当时米高扬说:‘尼基塔,我们
不妨这样办:让谢米怡斯内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再从中央委员会给他派一个人主管
人事问题。’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马上把他顶了回去:‘你不要多管闲事。这算怎么回
事呀他管日常事务,却由另外一个人负责给他选拔干部……’
“我走开了,没曾想一名安全工作人员追上来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要
见您。’
“赫鲁晓夫已平静下来。他态度和缓地说:‘我说话声音高了些,你不要往心
里去。’
“我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这样冲我嚷嚷,然后我去教训自己手下
的人,他们再去教训驻外情报官员。您知道这会使他们养成什么样的习惯吗?会使
他们4年里都无所事事,只想着如何避免不愉快的事。我们会使他们丧失勇敢精神,
使情报机关失去斗志。冒险是需要的:不人虎穴,焉得虎子。现在只好抄抄报纸,
因为每千件事都要挨一顿批。
“我们应该以一种更为平常的心对待挫折。因为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冷战’,
既有胜利,也有损失,既有战利品,也有挨偷的时候。把对手形容为傻瓜的年代已
结束了。
“赫鲁晓夫又激动起来:‘你怎么会让他逃走呢!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了
15年,足以摸清他的底细了。据说,他曾被一个学校开除,又被另一个学校……’
“我反驳说:‘如果我对安全机构的工作人员,尤其是部长的子女们进行重新
审查,那您会对我说什么?部长们会怎样看我,如果我连他们的子女都信不过的话?’
“据我们后来了解,诺先科同父亲用打台球来赌博,他知道母亲有情人。有时
我们不得不对别人的私生活刨根问底,为自己寻找辩护的理由。因此,我就该去探
听所有人的这种私生活吗?
“我在克格勃工作了6年。大约在第三年的时候我从上报给我的文件中了解到,
世界形势和我们国内的生活恶化了。给我的书面报告可不会谈成绩。这让人无法忍
受,我需要放松。我开玩笑说,我一年要休三次假才能得到放松。于是,我在动身
前对我的第一副手说,只有在特别重要的情况下才能给我打电话。其他方面我百分
之百放心。在疗养院,我的床旁和办公室都装有电话。但他一个月内只打过一两次
电话。我和第一副手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扎哈罗夫在发生过一件事后就有了完
全的相互理解。
“那次,我距莫斯科约有60…80公里,从车上打不通电话。等车开到离莫斯科
比较近的时候,我给第一副手扎哈罗夫打电话,他不在。我到了单位后,还是不见
他的人影。后来他出现了。
‘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你去哪里了?’
‘我去了趟中央。’
‘我刚一迈出门坎,你就去中央?你不要耍滑头,到我办公室来一下,说说谈
什么问题去了。’
“他来到我办公室后说:‘我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想让您受到嘉奖。’
“谁让你这么做的?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我们的工作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
的。如果我外出,让你代理我的工作,你可以去中央。可我人还在莫斯科的时候,
你却跑到中央去,我就会产生疑问:怎么回事?我有什么事没汇报吗?或者说你有
什么特殊的问题?……
“后来我们之间再也没有出现这种问题。”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返回乌克兰
勃列日涅夫在上台后的头半年就已开始琢磨撤换克格勃主席。他给谢米怡斯内
打电话:
“沃洛佳,你是不是该加入我们的队伍了,到中央来工作,好吗?”
谢米怡斯内回答说:
“还早呢。我到克格勃总共才3年。我想,应该再等一等。”
勃列日涅夫再也没有重提这种话题,但他暗示谢米怡斯内,问题依然存在,正
在第一书记的头脑中酝酿。3年后问题得到了解决。1967年,勃列日涅夫一口气撤掉
了3个他不大喜欢、势力强大且独立自主的人物。5月份他撤掉了谢米怡斯内克格勃
主席的职务,6月份他解除了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莫斯科市委第一
书记的职务,9月份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不再担任中央书记的职务。
这几个人对勃列日涅夫都太疏忽大意了。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
夫讲述了这么一件事:
“莫斯科开始流传小道消息。只要中央主席团会议一结束,市里就已有人在议
论会上的决定及讨论的问题。有一次我去见列昂尼德·伊里奇,他对我说:‘尼古
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消息怎么会走漏出去呢?让你的人查
一查,也许他们能搞清是怎么回事?’
“我把莫斯科市和州的克格勃分局局长请来,向他转述了同勃列日涅夫的谈话
并补充说:‘要设法找到原因。’
“大约过了一周,他垂头丧气地来找我,说:‘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大
事不妙!’
‘出了什么事?’
‘我们找到了源头。宾馆里有个服务员,是个年轻的姑娘,所有这些消息都是
她散布的。’
‘她是从哪里得到这些消息的?’
‘她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女儿的朋友。她经常呆在他们家。’
‘我去见勃列日涅夫,对他说:‘找到了!’
‘是谁?’
‘请把那个人从您家里赶出去。’
“他的脸红了,默不作声。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这不关我的事。我只
是说:‘列昂尼德·伊里奇,我已下令把所有这些材料烧掉。可您得把她赶走……”’
据叶戈雷切夫说,赫鲁晓夫当政时,他没有发觉有人在背后监视他:
“在这方面赫鲁晓夫是个坦荡的人。比如说,我们在市里视察,他想看一看某
个建筑工程。他无法忍受警卫。如果看到他们跟着他,他就会冲着他们大发脾气。
赫鲁晓夫当政时我什么都没有发觉,也不知道当时是否有人在窃听我。而勃列日涅
夫当政时我已有所察觉。”
他接着又说:“我在莫斯科繁荣兴旺的时候下台,这一点就连同我关系最亲近
的人也感觉非常意外。我对此是有心理准备的。我瞒着他们所有人,因此他们以为
我同勃列日涅夫的关系很好。可事实上各种情况却复杂得多。看来,勃列日涅夫以
为我觊觎他的位置。没有这回事,但我在莫斯科的威信很高却是事实。在1966年的
党代会上,我在无记名投票中全票当选。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因为一般情况
下肯定会有几张反对票。勃列日涅夫对此耿耿于怀。”
“难道您没有想过对谢米怡斯内说:‘哎,您为什么窃听我?’是不是这种话
不能公开说?”
“我想,谢米怡斯内也远非任何时候都知道谁在受到窃听,因为这是件特别秘
密的事……”
1967年3月,去印度参加其印度丈夫葬礼的斯韦特兰娜·约瑟福夫娜·阿利卢耶
娃向美国大使馆请求政治避难。她被弄到华盛顿,这是举世皆知的一件丑闻:斯大
林的女儿叛逃到美国。对于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来说,这正好是所期望的指责谢米
怡斯内有失警惕性并把他解职的理由。 这件事发生在1967年5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当时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
记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在回忆录中描述了这一情景:
勃列日涅夫从贴胸口袋掏出一张纸,看了看,说:“把谢米怡斯内叫来。”
谢米怡斯内走进会议厅,看得出,他不知道为什么把他请来参加政治局会议,
他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们,甚至显得有点不知所措……
勃列日涅夫宣布:“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下谢米怡斯内的问题。”
谢米怡斯内反问了一句:“讨论什么?”
勃列日涅夫马上回答说:“有人提议解除您克格勃主席的职务,调任他职。”
谢米怡斯内说:“为什么?没有人同我谈过这件事,我甚至不知道这一调动的
原因……”
勃列日涅夫粗暴地嚷道:“克格勃的工作缺点很多,情报和间谍工作没有起色……
阿利卢耶娃一事怎么解释?她怎么会去印度,又从那里飞往美国呢?”
勃列日涅夫严厉地说:“谢米怡斯内去乌克兰。”
谢米怡斯内问:“我到那里干什么?”
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转过身来对他说:“到那里我们会为您找到工作
的。”
谢米怡斯内不服气地说:“彼得·叶菲莫维奇,怎么您出面为我找工作呀?我
的党组织关系在莫斯科,而不在你们那里。为什么您要给我找工作?我是苏共中央
委员,不是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不要把这两者混为一谈。”
但已没有任何人听他辩解,问题已经解决。中央书记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
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新的克格勃主席。
政治局批准成立克格勃事务交接委员会,这是极为少见的事情。委员会的成员
有中央书记安德烈·帕夫洛维奇·基里连科、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阿尔维德·
雅诺维奇·佩尔谢、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基里尔·特罗菲莫维奇·马祖罗夫、安德
罗波夫和谢米怡斯内。
谢米怡斯内去了卢比扬卡,把自己的两个副手请来,对他们讲述了政治局所发
生的事。他总共有4个副手。但有一个正躺在医院里,另一个去了列宁格勒参加党的
积极分子会议。本该谢米怡斯内去参加这一会议,但中央出人意料地要求他不要外
出……
在政治局会议结束一个半小时后,接待室的工作人员走进克格勃主席的办公室
说:
“将军同志,政治局委员到大楼里了!”
“有多少人?”
“很多!”
“他们现在在哪里?”。
“他们从您的楼门进来了。”
平常只有克格勃主席和他的副手从捷尔任斯基广场进入克格勃老楼。
谢米怡斯内说:“请他们来这里,到我的办公室。”
基里连科、佩尔谢、马祖罗夫和安德罗波夫出现在门口。基里连科级别最高。
基里连科皮笑肉不笑地说:“哦,你们在这里喝茶!可以加人进来吗?”
谢米怡斯内说:“请吧,大家随便坐。如果你们愿意,我们还可以为客人提供
些别的东西。这里可是国家安全委员会……”
“不用,不用!”
大家随便坐下。谢米怡斯内问基里连科:“出什么事了?”
“这不,来接管工作。您也去了政治局,什么都听到了。”
谢米怡斯内心想,“他们害怕了”,于是说:“你们怎么啦,难道以为我会趁
黑夜进行密谋吗?你们连等到明天上午都不行吗?这里是我的第二个家,文件、书
籍、衣服、衬衫、领带……我早晨上班穿一套衣服,白天穿制服,晚上出席招待会
又得换衣服。所有这些东西我都要整理好,搬回家。你们又没有提前一个星期通知
我……”
这番话并没有令他们感到难堪,他们早已是成竹在胸。基里连科要求召集克格
勃领导班子开会。这花了约两个小时。已经是晚上,各局的局长都去了别墅。
谢米怡斯内对基里连科说:
“你们怎么用这种态度对待干部呢?难道不能同我商量一下我今后的工作吗?
难道我不配被问一问工作是否适合我吗?我就这样回到家,我的儿子和女儿都是团
员,我得向他们作些解释。”
安德罗波夫突然说:“那我怎么向我家里人解释呢?”
谢米怡斯内打断了他的话:“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您怎么这样说话呢?您
家里人都明白,您是被提拔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职位。难道您的孩子不明白,您被
提拔到什么职位上了吗?可我没法向家人交代……”
在苏联克格勃领导班子成员未到齐时,这一争吵一直持续着。主席秘书处主任
不时地报告谁来了,谁还没到。决定除了领导班子成员外,还邀请直属克格勃领导
人的一些局和处的负责人列席。
安德罗波夫说了句:“一定要把齐涅夫找来。”
格奥尔基·卡尔波维奇·齐涅夫是第三局(军事反间谍局)局长,并不是克格
勃领导班子成员,但他属于总书记的私人朋友那个圈子,都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
克的干部。战前他们就在一起工作。谢米怡斯内断定,之所以让齐涅夫出席会议,
是为了在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下,他可以作为勃列日涅夫的朋友说出该说的话。
谢米怡斯内说:“齐涅夫住院了。他动了手术。”
安德罗波夫纠正他的话说:“不,他没有动手术。”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如果您已带来了准备好的要同我告别的人员名单,
那您就下令好了!”
安德罗波夫遂不再吭声。
秘书处主任大声报告说,齐涅夫没到。桌旁的佩尔谢说:“那就不等齐涅夫了!”
谢米怡斯内还不依不饶地说:“不,既然指示我们开这个会要有齐涅夫同志参
加,那就一定要照指示办。”
过了十来分钟,齐涅夫到了。
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佩尔谢是专门从布拉格紧急召回的:他正随议会代表团出
访。克格勃领导班子会议由基里连科主持。而佩尔谢作为元老,负责通报政治局的
决定,但没有什么值得通报的。没有出现任何变故。佩尔谢说,弗拉基米尔·叶菲
莫维奇工作时间已很久,政治局决定调他去做其他工作。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
安德罗波夫被推荐接替他。他现在就在这里,请多加关照。
基里连科在会议结束后说:“请给我们情报机关的所有驻外机构负责人起草一
份密电。”
谢米怡斯内表示反对:“我自己的葬礼我有什么好通告的?让新主席起草吧。”
“他还不知道这该怎么做。”
“他什么都知道!况且还有秘书处和助手呢。哪用的着他本人亲自动笔呢?下
命令好了。不仅要给驻外机构负责人发密电,还要给各州的局长发密电,通报谁卸
任,谁接任。”
这时谢米怡斯内忽然醒悟过来,说:
“还没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你们怎么就这样先声夺人?我是由命令任
命的,也该由命令来解职,安德罗波夫也需要有命令。”
大家劝慰谢米怡斯内:“命令马上就到。”
但是,如果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所有成员都分散在各共和国,又怎么可能有命令
呢?
过了20分钟,秘书处的办事人员过来说:信使来了。
“让他进来。”
送来了一叠公文,命令也在其中。这只能让人觉得可笑。
安德罗波夫什么都没和谢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