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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占下的俄国人又俯首听命？
为什么波兰人要和南斯拉夫人打仗？遵照什么斯洛伐克人起来反抗？要知道他们也能够屈从自己的命运，背叛自己的领袖还相互说，德国人员犯有一切罪过，但抵抗是毫无意义的，何况他们又是抵抗了的！
不，戈林对自己说，我应该，而且我也必须面对德国人的这一历史罪行闭上眼睛，即使这很困难。如果我想留在他们的记忆里，我必须为了他们的将来接受战斗。归根结底，元首和我把德国引向她历史的顶峰，难道他们连这一点也忘记了？！什么时候德国人才能再达到这样的顶点？难道他们丧失了感激之情？别去想这个啦，他对自己说，你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过失。只有他的民族才凝聚着对一个人的回忆。忘掉那些将撕碎你的心的事吧，想想永远，而只有他们才能给你永恒；共同语言的神秘，共同的思维方式——这就是你永生的保证人。
要成为传说人物，要显示勇敢行为，要通过最后一次战斗，现在那些背叛你的人的后代，为了表示对你的敬意，还会写出诗篇和建立纪念碑。
经过四周之后，他要求带法律史的书籍到囚室里来系统地认真地进行研究。他知道，通过观察孔经常有武装看守监视他，这迫使自己经常去留心他们的脸孔及在囚室内的活动方式，传说在这里现在就开始有了。美国猪猡不会不和自己的朋友、亲戚、熟人分享他们每天的见闻的。不，一个不会被击溃而失去自卫的人在坐牢，然而，他是一个相信自己的历史的正义性的斗士，会平静地正视那些赋予自己有控诉他，一个伟大的日尔曼民族的罗马帝国元帅的权利的人。
当美国人叫他去出席受审以及阿得利安·费塞尔通知他，他可以为自己选择辩护人时，戈林只是耸了耸肩说：“您想，当被占领的德国还笼罩着歇斯底里的恐怖气氛时，有谁下决心来为帝国的二号人物进行辩护？为什么要把诉讼程序当作闹剧？我认为在现在的形势下，最好的选择是——拒绝要辩护人。为什么把一个不幸的德国人置于一个走投无路的境地？我认为，从我这一方面讲，最好的将是私人的辩护。我以为，我本人，赫尔曼·戈林，不需要辩护人，这里所指的是有关我遵循的那些原则的辩护……就是那件事他也向不列额军事法学家声明了；出席一审的外交部官员往伦敦发了密电，在密电中说，戈林不像是战败的敌人，他决心利用纽伦堡法庭作为他宣传纳粹思想的地方。”
只有在这些会见后，按照医生和苔卫人员收集的戈林在监狱中度过的每一小时的专案材料以及精神病医生、刑事律师、社会学家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后，战略情报局在此之前解职的一名官员，新来的美国主要公诉人助手威廉·杜诺万传唤了戈林并对其进行面对面的审问。
“我叫威廉·杜诺万”，他自我介绍。“将军军衔，我是合众国主要公诉人的助手。
“是的，我知道这些。”
“我建议给您来点咖啡，您同意吗？”
“好的。我同意。”
“这不会使您重新染上可卡因的有害嗜好吗？毕竟是咖啡——尽管不多，但总是麻醉剂。”
“您得到的情报不客观，我从来也不使用麻醉剂。”
“这些情报是我从临时调给您和您的家庭的医生所掌握病历中获得的。他们都是党员和党卫军的老战士，难道您不相信他们？”
戈林微微一笑：“要知道，当那些人设置反对我的阴谋时，元首是相信党内和党卫军来的恶棍的。他是这样一个好轻信人的人……这就是我不相信把卑鄙行为记入我的病史的那些人，为以后给胜利者提供反对我的证词。交易的方式，世界史中完全普遍的观象，只有强大的国家才能够改变人类不完善的多余的供述，并且要求个人最大限度的显示健康的开始，而不是卑鄙的……”
“关于这点我们持有另一观点。”
“历史将对我们作出评判。”
“已经作出了评判。”
“啊，不！历史的主要评判是在以后，相信我的话吧。”
“您参加吗？”杜诺万笑了笑。
“不，我和您都非常清楚，我指的是谁。”
“这就是我想和您坦城地谈谈的原因。”
“我并不想从被监禁者与公诉人的坦诚的谈话中等待什么好的消息。”
“别忙着如此断然，您是—个政治家，您的克制力在哪儿？”
“对一个政治家来说，他的坚定性比自制力重要得多。”
“我应该是了解您的，您对继续谈话没有兴趣？我重复说一次，这不是审讯。您有权拒绝谈话，我正是为了谈才邀请您。”
“自然会推测，您的同事会记录在这里说的每一句话？”
“不，我要求过，我们的谈话不作记录。”
“您作为一个公诉人助手，或者说是作为一名美国情报机关长官，会提出这种要求？”
“您的消息灵通，我表示祝贺。我想，这会使我们的谈话轻松。”
“您想提什么样的建议？”
“我并不劝告您越过边界，戈林。这对您没有好处！您给人类留下了一系列的教训，其中包括，您十分精心拟定了非公开的诉讼方法，当被告失去与外界交往的权利时，他们的话变得无益了。我几次看过你们的电影工作者拍摄的有关审讯刺杀希特勒未遂案的参加者的诉讼影片……我们企图找到那些胶片，片中那些不幸的人说，为什么他们下决心去建立这种功绩，然而—切都被您毁了，唉！”
“您有我签过字的文件？文件中我曾下令禁演这部片子的某些部份。”
“证人将证明．此外您还教会了世界，应当如何和证人一起在需要的方面工作……”
“您不像一个士兵在说话，而像—个宗教法庭的审判官。”
“当你们讹诈季米特洛夫和托尔格列尔时，你们清楚地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国会大厦的纵火犯，然而这时您自己想起了谁？一个士兵？或是一个伟大而残酷的拷问者？当你们下令烧死成百上千万犹太人时，您自己想起了谁？当要被杀害的三千万斯拉夫人划十字，祈祷上帝时，当你们下令枪杀被俘虏的飞行员时，您又想起了谁？”
“把有我签署的这些命令拿出来。”戈林重复道；因喝了威士忌后一种难以忍受的疼痛，他感觉胸中在燃烧。
“会有的，也有凯特尔和罗森堡签署的命令……”
“凯特尔——一块擦地板的抹布。他从来也没有过自己的意见，称他为“奴才”更公正。罗森堡，这个歇斯底里病患音，他作好了对付一切的准备，只是为自己辩解，他永远是—个庸俗的沾名钓誉的人，他央求希特勒给他一个部长的职位，还哭诉说，没让他当外交政策的负责人，而把这个职位结了里宾特洛甫。你们该找些好证人……我会把他们驳得体无完肤的……”
“第一，”杜诺万紧皱双眉说出自己的见解，“我们这些见证人是你们的党员；第二，正是他们曾经相您及元首—起站在主席台上；第三，他们执行了您的命令，而不是您执行他们的命令。您听一听吧，希特勒的青年团领袖巴尔格尔·冯·希拉赫有关您的招供说，您总是把他作为一个闪闪发光的天才，思想坚定的战士和德国的希望来谈到他。”
“这么说他就是—个同性恋者喽！谢天谢地，希姆莱不知道这是，否则不会对美男子有好处的……他们在道德方面很软弱——这些可怜人，他需要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
“就是说，您领导过一批鸡奸者、走狗和沽名钓誉的癔病患者喽，如果把赫斯加进去，那就是一批狂人？还有谁能领导德国？”
戈林明白，杜诺万把他打倒了：他的脸上显露出毫无办法的表情——他感到满脸通红。血往上涌，看起来有些可伯。戈培尔在亲自对拍摄的影片进行新闻检查时，特别剪掉了戈林讲话时的那些窘态的片段，这太不光彩了，元首最亲密的助手在大庭广众中应当是一个完美的、年轻而富有诱力的形象。
“您要我干什么？”
“我等待的就是这个，”杜诺万微微一笑，“我很高兴，您，终于提出了我需要您于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我打算和您讨论的事，就在于，或者是您帮助我，也就是帮助合众国原告方面，和我们详细讨论一下纽伦堡诉讼程序的有关人员出庭的形式，或者是您拒绝帮助我，那么，我就只好考虑我的下一步……”
“是作为起诉人？或者是作为在诉讼开始前能把我突然死亡的消息通知报界的情报机关的上司？”
“晤，为什么这样尖刻”。杜诺万回答，。这是希姆菜，——经您批准——走到这一步的。至于我——是很困难，我有报告义务，各级机关均有权过问我的工作，进行调查——当着公众和报界代表到参议院或国会去……不过，您的思想值得去思考它一—在提纲中，当然有那些你们系统每日生活中遵循过的道德行为准则……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卡尔·冯·奥谢茨基写到过，他写得是如此准确啊，我只有不倦地惊叹上帝的恩赐”
“这是谁？”
“您确实不知道这个名字？”
“不知道。”
“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他是—个新闻记者，在反对您的学说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他在集中营被冰冻过……”
“您想说．他在集中营病了。”
“不，是扒光他的衣服，用冷水往他身上浇。”
“多么残暴……没有一个看透嗜虐成性的国家机关的人能予幸免。”
“是的，冰冻他的人完全是精神正常的人，他们是在执行命令。”
“谁的命令？”
“一个地位很高的长官。”
“那他就是一个极残忍的人。是明显的偏离了法规……煽动反对政府要受惩罚——是对的，这是根据法律，但是也不允许任何人去虐待人。。
“是杀死？或是进了毒气室？”
“你们有我的签字吗，拿出证明来！”
“当然有，我们有您关于消灭犹太人的言论集。”
“这不是事实？我从来也没有发表过消灭他们的讲话。我坚持从社会生活中排除他们，坚持让他们迁居国外，而不是要消灭他们。我也会就这个问题同意元首的意见。”
“您发言反对他是在党代表大会上？在帝国办公厅会议上？”
“不，关于这事我是当面和他谈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专横的国度里，我宣誓要效忠元首，因此，我不能发表反对他的言论。我们的法律规定对不服从最高统帅的人是要惩办的。”
“他在战争中成了最高统帅。战前你们度过了‘水晶刀’的一夜。”
戈林感到自己地位低下，好像被挤进了固定在房子中间的金属椅里—样，他疲惫地说：“请说清楚您的意见，将军。”
“我已经把它说清楚了。您和我一起坐下来准备诉讼中有关人物出庭的次序！”
“我帮您在诉讼中起诉自己？”
“不，是起诉那些将和您一起坐在被告席上的人。我准备让您处于一个思想领袖的地位，一个把日常事物委托给参谋部——凯特尔·绍克尔、卡尔登布龙纳、罗森堡、弗兰克、施特莱歇尔……的人。他们辜负了您的信任，滥用职权，违犯法规——甚至你们纳粹主义的法规。而当您发指示反对这些极残忍的人时，我估计，您并没和卡尔登布龙纳、绍克尔和施特莱歇尔——这些不折不扣的暴徒进行过争论。当进行辩护时，我答应给您自由行事的权力……您可以发表一个提纲性的声明，分清良莠，在生活中在思想和化身之间划一界限。”
“但要知道，让我在扩音器前进行辩护的那天，我会生黑死病或慢性肾炎的，将军。”
“我准备让您以一个士兵的身分讲话，您用自己的话发言，不会限制您时间，允许您所有的证人，无一例外全部出庭……”
戈林沉默良久，然后微微一笑，“甚至也传鲍曼？”
杜诺万也回之一笑：“我们竭尽全力找到他。”
“但是您得明白，我不会作告密者？您会意识到我没有权脸？”
“谁也没迫使您当告密考。如果我给您看了我们对弗兰克、施特莱歇尔、罗森堡、卡尔登布龙纳、凯特尔的起诉文献，您会颤抖的……您并不知道全部细节，不是吗？”
“当然，我不可能知道细节”，戈林回答，感觉到，他打算接受杜诺万的建议，完全相信他，“您等着吧，”他迫使自己向椅背靠了靠，“要是我的关于反对那些以犯罪行为玷污了自己的人的供词招致他们走向反面呢。他们将会往我头上泼污泥……”
“应当把‘污泥’收集到档案里。他们在囚室会失去这种可能性的，他们只能凭记忆说，凭诉诸感觉这在法庭上足会导致灭亡的，有份量的只有文献、签字、冷静的目击者提供的证据。”
“我应当想一想，”戈林说， “我将仔细斟酌您的建议。”
就在那一天杜诺万会见了美国的主要，起诉人杰克逊，对他说：“我还是深信，如果唯一留在人间的匪帮头子承认其它的匪徒犯有罪行，这就会使德国人擦亮眼睛。我担心最多的是一个民族的普遍的，平静的顺从。”
“您认为．他会这么简单地就承认自己犯有罪？” ．
“不，他绝对不会，这么简单地就承认自己的罪行。但是如果我们让他觉得自己就是领袖，尽管是在被告席上，如果他，终于获得他为之理想的东西，仍然是二号纳粹。如果我们恰恰是这样在法庭上第一个审讯他，那时就可以对其它的被告和他就有关行动的方式达成协议。他将帮助我们证实罗森堡、施特莱歇尔、卡尔登布龙纳犯有罪行。”
杰克逊朝杜诺万慢慢拾起双眼，惊奇地打量着他问：“您怎么，建议和戈林串通一气？”
“我可没用这个词来称呼这个建议。我们有可能采用灵活的策略，而我们为什么不实施这种机动的策略，勿需对此视而不见。如果他要去作这样的协议，这将是一件严肃的事。”
“他——有可能。但我不去作，比尔，如果您要去作，那我要尽一切努力打破这种协议。”
“这是眼光近视。”
“至少，这是正当的。这里不是演出，比尔，而是人类期待的法庭。耍手腕是不行的，串通一一被这个肥大的恶棍害死的人在人们的记亿中更是骇人听闻。”
杜诺万耸了耸肩：“他变瘦了……”
“等着吧，您怎么，已和他进行这样的谈话？”
“我审讯过他，是例行的审讯，并且讨论了总方针的可能性……”
“您怎么，发疯了？总方针？！和谁！？比尔，我禁止您今后和这个恶魔交往！”
“您无权禁止我干什么，”杜诺万答。
“我又不是小孩，您也不是老奶奶，我对事物有自己的观点，您也有——自己的。让我们瞧着吧，看谁的观点胜利。”
……可是，胜利者是杰克逊。他愤怒至极；他向报界暗示，将会出现丑闻；杜诺万被召回美国，行前他仍然再次去见了戈林。
是的，戈林在睡前的短短几分钟，没有从事文件的研究，他想，保护自己的唯一正确方针——就是保护纯洁的思想和指控那些偏离它的人。当然，杜诺万是正确的：汉斯·弗兰克和恩斯特·卡尔登布龙纳是一些不正常的人。他们的心理被搅乱了，他们把全部精神寄托在梦幻上。他们幼稚到如此程度，甚至于不容自己去考虑可能发生的灾难，完全丧失了保卫的本能。当不得不对为来自你的办公厅的每一份文件负责时，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去考虑将来。我接近元首，我从不会忘记，他是怎样在来到帝国办公厅后的第三天，用惊奇的限光望了望官员们给他送去的要他阅读初签字的厚厚的公文夹。我记得，他是这样说的：“如果我阅读和签署你们的材料，我就不能思考和在纳粹面前发言。我任命部长，您就和他们决定日常的一切事务，除了向和我同级的领袖致贺电或深切哀悼的电文外，我不签署任何一份文件。”他还是像在常一样，邀请施佩尔和两个在梅得堡大学工作过的老战士去自己喜欢的幕尼黑饭店吃晚餐，而可怜的施特莱歇尔每天都在自己的报上发表有关要求消灭犹太人的文章！他，一个幼稚的思想家，他在签署每一行字时，他没产生过元首充当了我们整个事业悲剧结局的代表，因此他早早地远在1933年就预先考虑了自我保护 ……也罢，他，戈林，不得不在这里，在纽伦堡，在那些事件后经过十二年，用这种方式自卫，我的天，总共才12年，好像过了漫长的、幸福而美好的一生……
是的，他想，我承认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