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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要把这台机器毁掉，会有人把它暗中送交给您，等您上车后会有人交给您一台好的俄国打字机。箱子里还有钱。账目制度与盖世太休内部一样，我看不用教了。”
“您的看法正确。”
“从柏林您会得到某些情况……您要试着炮制一面份假情报，说俄国人正在集结自己的军队，准备前出至“拉芒什”打击“盟国”，奥格斯博克是俄国通，让他起草个草案，然后交结我，我做些修改，完成任务您需要多长时间？”
“一周时间。”
“这对我很合适，我叫埃里赫．沃斯特。我们暂时要单线联系，我会给你打电话，或者每周五在“波尔”面包房与您见面……在上午9点钟。如果我知道我们之中有人被美国人盯住，我就不去与您联系，等到编辑部来电话或来信请您去谈您的广告，这意味着我在弗尔德车站等您，每个星期四，晚7点在售票处旁边。”
一星期过后，盖伦打电话结美国的联系人，请求特别会面，而且要立即见面。
“我有两条特别的消息，”在他们见面时，盖伦说，“一条是不幸的，我先讲这条吧，因为第二条，正如你所知，是令人高兴的。”
“我看还是从令人高兴的讲起吧……。
“我也有同感，但问题在于您可能中止我们的交谈，并把我那不幸的材料交给自己的总部，这些材料价值连城。”
于是他把埃米尔·奥格斯堡发来的加密信——两张打字机打出的俄文字条交给美国人，文字和签名漂亮极了。
“我不明白上面写了什么？”联系人说。
“我可以翻译，不过翻译过来只是意思十分相近。我决定把情报交给您，交给您本人，这样您可以用它做交易。这是摘录的驻罗斯托夫机械化集团军政治处的规定，要求政治副职介绍在调往拉芒什的军人中所做的工作。”
“情报从谁那里得来的？”美国人站起来问道，“来源可吗？”
“我的来源是可靠的，”盖伦答道，”我可不用废物。”
美国人给总部打了电话，请求立即派两名技师，并且找一名俄文翻译，火速研究一下文件，并提供给犯罪调查学家，以排除其伪造的可能。
“谢谢，将军，”美国人说“除了您之外，还有谁知道这份文件。”
“您。”
“那么说，这是我们共同的工作？”
“不，这是您的工作。”盖伦答道。
“亲爱的将军，您十分清楚，无论是你们．还是我们，乃至全世界的谍报机关都有一个检验系统如果问我这份俄国绝密文件怎么到了我手里，我该怎么回答华盛顿呢？您明白，这份文件足以使我们狠狠掐住华盛顿那些和平主义者的脖子，所以我必须讲出交结我这份文件的人的名字。”
“那您就说吧，您可以说，您的人一今天您提出的理由——招暮了一个名叫梅尔杰斯的人，他的全部材料在我的一个小分队……我本人，顺便说—句，直到今日早上也不知道……您可以说，为了事业，并且考虑到情报的急迫性，您没有要求我询问这个梅尔杰所…”‘近几天内我将准备询问，已有人着手办这件事……
住宅门外传来一阵刹车声，从尖厉的声音判断，他们两人都明白，美国人到了。
联系人把伪造的文件交给技师（盖伦感到吃惊，联系人没有把信封粘上，真大意，间谍马上就得暴露，应当记住这一点，有好处，应当派自己的技术人员去他们那里，完全应付得了），说两小时后要去总部，然后联系人走到桌前，桌上摆着水果和维希产的矿泉水。
“好消息同样与这个神秘的梅尔杰斯有关，”盖伦接着说。
“我的人，当然，只是到今天才向我出示了一份行动方案，我批准了，因为值得这样干。问题在于梅尔杰斯可以把80多名缪勒和舒
伦堡的人纠集在自己左右。这些人准备为复兴帝国而斗争。既然不涉及俄国，我可以把所有资料交给您，顺便说一句，这个行动可以使您见到您所感兴趣的人，很有意思。您可以监视下面两个住所：卡塞尔。俾斯麦大街7号，汉堡。奥夫．吉姆丘林霍夫2号。我只求您帮个忙在未与我商量之前，不要采取措施除掉狂热的纳粹分子这两处的巢穴：那些去找梅尔杰斯的人，尤其是舒伦堡情报处的人，完全可以加以利用。您做这件事不合适，我可以去做他们的工作，从我这里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这样，盖伦把逃脱法网的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竞争对手交给了美国情报机关，由此他便可以利用舒伦堡的人，这些人具有丰富的对付俄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经验。
当然，他没有打算把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拉丁美洲的人交给美国人。他们已向“未来基金”交费。他，盖伦，需要这些人，德国需要这些人，他交给美国入的只是他不感兴趣、名声太坏的人，让那些美国佬自己惹一身骚吧，他为自己保留了帝国外的职业间谍，同时观察着他们的每次接触。
“应当会丢卒保车，”他经常向自己的手下人重复这句话。
让缪勒的人在美国佬的监狱里呆着吧。毕竟不是媒阿比特，也不是达豪，有肉吃而且允许系领带。他，盖伦，总会让他们离开那里。到了末日时，他们会感谢他：只要能做到分散而且控制，记住要丢卒保车。
后来，他坐下——手里拿着铅笔——研究律师的发言，这是为盖世太保写的辩护词。
在发盲的第一页盖伦看到，“从起诉意见来看，盖世大保的事业是有意义的，其意义在于盖世太保似乎成为希特勒政权尤为重要的武器”，盖伦建议梅克同律师讨论一下，能否加上这样的话： “在为盖世太保辩护时，我知道，这个机构蒙受首多么可怕的耻辱，我也知道，这个名字引起什么样的恐惧以及什么样的仇恨。”
在发官的第二页，盖伦要求使律师们相信有必要补充——在他看来十分重要——一种观点 ’
“关于集体过失问题”，盖伦向自己的助手解释说，”这个问题是不久的将来的问题，我们要重建军队，再没有别人了，如果在人们头脑中灌输“集体过失”的概念，谁会入伍，谁会加入我们的军队？所以必须补充。为了不使自己在调查每一个孤立的事件，查明某个人是主动地或者由于无所作为而犯下过错方面感到为难，就错误地认定，一个人可能是有过失的，必须承担责任，因为他于某个集团。”
梅克冷冷地一笑：“许多人用无所作为来证明白己过去的立场在逻辑上是正确的。”
“您知道，我不大需要信徒，”盖伦皱起眉头，“他们明白——上帝保佑——为什么要报告吗？我重申，我正在为未来奠定基础，但它必须是牢固的。应当尽一切努力使辩护而不是指控成为纽伦堡的内容。”
在第4页盖伦建议再加上一句概念性的话“警察机关，其中包括政治警察，其行动是在国家内部事务范畴，已经国际承认的法律原则禁止任何一国干涉另一国的内部事务。这样，在指控盖世太保的可能性上就产生了疑问。”
再次翻阅了麦克尔的发言提纲之后，盖伦将军擦擦眼睛。他发现，修改这种“愚蠢的”文件挺困难、伤害视力。在另外加上一句话之前，他久久地、艰难地、审视地打量看梅克的脸，仿佛头一次见到似的；盖伦经常这样，死板的面具遮住了额头、双唇和胡子，后来他出入意料地、仿佛听到了命令，双眼又重现出精神，变得又像以前一样，如同圆圆的小盒，流露着一切，而且饱含着笑意—一看来，他已经决定了一件事，一体对他来讲十分重要的事。
“任何辩护人的发言——尤其是在这样的法庭程序中一般在开篇和结尾处会得到人们的评价。麦克尔把开头毁了，还有完全杂乱无章的结尾。有时要有目的地攻击自己人，丢卒保车，我是客观的，不怕批评，因为我相信未来……
让他把下面这段话作结束语……别写，梅克，您的记性呢？总共几句话，记住吧： “我绝不以证明那些践踏人权的个别人无罪为己任，但我想挽救无辜的人。我希望为这种审判提出一条在世界恢复道德秩序的途径。”
“是否值得花力气为盖世太保开脱，将军？’梅克又问洛 “这是—着败棋，盖世太保应当除掉。”
“说得对，’盖伦赞同道，“我们为盖世太保的骨干辩护得越令人信服，吸收这些人参加工作就越容易，这是其一，在为帝国军队和政府辩护时，我们的机会就越可靠，这是其二。”
……同天夜里，盖伦会见了总参谋部的辩护人拉登泽尔。散步时他们窃窃私语。
盖伦话讲得很慢，仿佛要把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钉入对方的头脑：“军事指挥员按照其政府的命令，驯服地履行自己的义务，由于这个政府的行为是非法的而把军事指挥员送上法庭后，他被视为政府行为的同谋，公诉方面认为其对自己国家政策的合法性负有监督之责，也就是说，最终使这个军事指挥员成为对国家政策的审判……鉴于希特勒已死，公诉人对他个人只字未提。并且在寻找其他承担责任的人。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希特勒将帝国
的全部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因此他本人要负全部责任。归根结底，任何独裁，其本质在于一个人的意志变为最强有力的，而且—切决定都绝对取决于这个人的意志。
“上述内容不应被解释为替某人开脱责任的尝试。每个德国将军都有足够的勇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如果必须确认真相，那就需要按照事件进展的实际来加以评价，并以此作为确认法庭真相的根据。希特勒讲过‘我不要求将军们理解我的命令，我要求他们执行我的命令。，这个讲话足以证明将军们没有参与希特勒的计划。”
盖伦看看律师：“我讲得不太快吧？”
“绝对不快。”
“德国将军，”盖伦接着说，“更不希望在西欧发生战争。
“如果在对俄战争初期安置和对待俄国战俘与日内瓦公约歹相符合的话，那么这是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困难而无法避免的。在所有战场司令官都下达了反对可能出现的对战俘滥用职权的命令，一旦有人违反命令就追究责任。在他们的命令中没有见到虐待战俘或者屠杀。”
盖伦又看了看律师；律师一言不发，聚精会神地走着。
“总之，被指控的将军怎么有可能采取与命令或法律相违背的消极或积极的行动呢？”盖伦接着说
“成功的前景又如何呢？通过反驳、警告、表示担心来一般性地偏离违法计划尽管是可能的，但事实上是无济于事的，有些可能没有被利用只是由于有许多情况将军们完全不了解。被指控的军事指挥员只懂得，他们作为士兵，必须像军人一样执行业已作出的决定。外交政治活动家会说，他们可以退休。在民主国家里国务卿可以这样做。德国军官不可能这样做。
“军入不服从命令是违背其义务的，在战时就是犯罪，要丢掉性命的，只要有主权国家存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士兵部没有不服从命令的义务。在希特勒的独裁之下，公开违抗命令可能导致部属被杀，而不是更换这个命令；无论哪一部分人都不能为自己与希特勒的方式相反的信念做出牺牲，如同现在被指控的军官们一样……德国军事领导只有一个义务——同敌人斗争到最后一个人。他们必须在个人权力与军人义务之间作出悲痛的选择。他们作出了选择。在履行这一义务时，他们如同士兵道德所暗示的那样行动。
“我认为，有人想指控的军事领导人从不属于某个组织或者集团，并不是由统一的犯罪意念联合起来，这些人从不附属于犯罪集团……”
拉登泽尔一直没有打断盖伦的话，盖伦说完后，他默默地耸肩，似乎在表示怀疑。
分别时，他无力地向盖伦伸出手：“您的话我要考虑一下。”
“谢谢……让他们指控盖世太保吧，他们需要这样，让他们去糟踏纳粹党旧，但是务必使帝国政府和总参谋部免受耻辱。这是关系到未来的问题。约德尔将军感觉如何？”
“还好。”
“他的举正如何？”
“我不怀疑。”
“那么凯特尔呢。”
“他不太机灵。。。。。。太多愁善感。您以为他会记住自己的事？别抱幻想啦。但是约德尔、雷登尔、邓尼茨不准备不屈服并且坚信自己的正确。”
“帮帮他们吧……您也是德国人……”
拉登泽尔叹了气，然后身子转向盖伦，伤心地问道：“是吗？您完全相信这—点？”
……深夜，回到自己办公室后，盖伦打开保险柜，开始干自己喜爱的工作。这工作法他感到自己仍保从前一样强有力，当时整个东欧在他的手中。没有他的同意——书面或口头的——萨格申、保加利亚皇帝鲍里斯、弗拉索夫和巴维里奇、梅尔尼克、安东内斯库、邦吉尔和吉索一步也不敢动。
他取出邦吉尔、潜伏在西班牙的巴维里奇的人以及波兰谍报站发来的密电，在空白之处点点画画。得到马德里、布宜诺斯文利斯和智利圣地亚哥发来的消息是天大的乐事；联盟将从那些地方扩大到全世界；他，盖伦，将成为德国新的情报组织的中心，这个组织并非像社勒斯所希望的只限于东方，而是面向全球。
正因为如此，他仔细分析了来自马德里的全部情报，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这样专注地研究鲁德尔、丹柯、鸟利德尔、拉乌利赫由布宜诺斯文利斯发来的电报，所以，对他来讲不存在什么小事。与国社党和党卫队的人不同，他的情报员，一旦得到他的同意和美国人的默许，就不顾危险地着手工作。谍报站的新名字对他来讲意味着财富，线索在延伸，还在出现新的名字。让眼下还神秘莫测，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里科特尔、来自马德里的布鲁恩、来自扎伊尔的扎乌列思或者来自里斯本的里凯尔特去完成这件串吧。小事是没有的，有的是为他的事业带来成功的工作的因素。
第八章 施季里茨（四）
（马德里，1946年10月）
“如果愿意，您可以去德式餐馆，大概您经常去那里，布鲁恩博士？莫洛将军……”
“对，我在那里喝过一次咖啡。”
“不，您在那里吃饭。我可以说出您吃的什么。”
“您早就盯着我了？”
“是在认为合适的时候开始的。布鲁恩是您的新姓吗？”
“您既然这样问，看来您知道我的真姓，我该怎么称呼您呢？伊克斯先生吗？”
“不，您可以叫我约翰逊。”
“很高兴，约翰逊先生。若是不吃德国饭，我是很高兴的。”
“是吗？失败使德国人丧失了平庸的爱国主义，那我们去犹太人那儿吧，他们会给干干净净
的母鸡。您对这有何感想？”
“我认为西斑牙菜更好些，我很喜欢烤乳猪。”
约翰逊笑了一下：“啊哈，看看下嘴唇。喔，您的下嘴唇不难看。您的真姓叫博尔律吧？”
“两个姓我都习惯了。”
“漂亮的回答，”约翰逊轻轻碰了一下施季里茨的肘部， “往右边看，那是我的汽车。”
他们拐入一条僻静的小巷，一辆很大的“雪弗兰”牌轿车，车子按着马德里市的牌照：车里坐着三个人，两个坐在前排，一个坐在后排。
“上车吧，博尔津先生，”约翰逊说道，“您先上。”
施季里茨回忆起威利和奥根在1945年4月把他从林茨带回柏林。那一天朱可夫的部队开始突击柏林。当时他也被夹在两个人中间，以前他从没有过这样不自由的感觉；那时他并没有被捕，他和他们一样穿着黑制服，但是发生了他们十分清楚而他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他们一言不发，阴沉着脸。这个情况使盖世太保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就好像此刻一样，他们几乎从两测压在他身上，使他动弹不得，好像被包住一样，想想等待你的是什么。
“喜欢开快车吗？”约翰逊问。
“不大喜欢。”
“可我们美国人崇拜速度。我们到山里去，那里每客饭量很大，而且价钱比城里便宜一半。”
“太好了，”施季里茨说， “那样就可以缩短用餐时间，我的胃口不错，重要的是有规有矩……”
“身体怎样？您没有感到伤口疼？”
“这是不能单纯回答的问题，”施季里茨想，“要回答得十分准确；这次谈话可能是返回祖国途中的第一步。可你为什么认为会有谈话呢？为什么不能认为，这不是什么约翰逊，而是奥根、威利和库特的朋友呢？在马德里他们有上千人，许多人英语讲得很好，为什么他们不会去办缪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