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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起了阿尔贝特·爱因斯坦，一个矮小的驼背老人。在一次会见时，他低声地，甚至有点悲伤地说：“要是我知道希特勒造不出原子弹，我绝不会支持这里的核计划，无论如何也不会。”
大使永远不会忘记，当杜鲁门在波茨坦向斯大林讲述顺利试验那个东西时，脸上多么冷竣和得意。就在那时候，大使记起半年前在雅尔塔，斯大林邀请莫洛托夫和他这个驻美大使——这是礼节，他去是礼节——看望身体不适的罗斯福。那天的三巨头会议因此取消。总统躺在利瓦吉亚宫二楼腾给他的办公室。他对“乔大叔”的来访很高兴，事先准备好接待客人。大使第一次明白，表现得和常人一样，不让任何人发现每时每刻都在折磨他的病痛，对总统是何等困难。竞选演说时，要提前把罗斯福的小车搬上主席台，不让美国人看见，因为领袖应该像大力士一样健康，漂亮，笑容可掬。每个民族部把自己的一切寄托于领袖的行为举止。这是历史的遗传密码。其实，世界上那有什么绝对的事情。
罗斯福脸色发灰，皱纹纵横，克里米亚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与他的眼睛形成某种奇怪的对比。那双眼时而露出坦诚的友谊，使总统的面部像千万张照片那样习惯而熟悉，时而呆然不动、变得暗淡而没有生气。
拜会时间不长，总共20分钟。下楼时，斯大林站在一层和二层之间的楼梯台上，掏出烟斗，不慌不忙地抽起来，不看随行人员，仿佛自言自语地低声说：
“多么不公平，啊？很好的一个人，英明的政治家，就……难道每一个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不应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他想干的事情？”
大使每天早晨翻阅美国主要的报纸和杂志．发现编辑部文章和评论语气的经常变化，力图理解，是什么引起了对苏联盟邦态度的急剧转折，为什么如此有成见，如此不正直地对俄国人越来越不信任。他常常记起莫洛托夫飞往美国的那一天。这是应罗斯福的邀情，他认为外交人民委员有必要出席1945年春联合国在旧金山成立的隆重典礼。
近几周来，杜鲁门顺利地把已故总统最信任的人哈里。戈普金斯排挤出白宫。莫洛托夫在华盛顿停留期间，受到了他的接见。
那时，大使为近几周来杜鲁门身上发生的变化感到吃惊：在与莫洛托夫谈话时．他极其生硬．特别冷淡，非常激动。人民委员提出的任何建议他都拒不接受，这实际上不是讨论。
大使很佩服莫洛托夫的自制力和分寸。他仿佛没发现新总统明显的不友好态度，继续提出应该在联台国成立大会上解决的问题，讲战后的世界形势，以及怎样提前就所有有争论的问题达成协议，使人类最终得到安全保证。二十世纪过去了45年，总共45年，其中多少年是残杀人类的战争暴力？！
杜鲁门不耐烦地来回蹭脚，心不在焉地看着窗外，这时，大使想：“为什么他称人民委员时不叫‘先生’，公正地讲，杜鲁门才不配称为先生。”
然而，莫洛托夫一次又一次地回到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上：德国赔款，纽伦堡法庭，西班牙佛朗哥法西斯专政的命运，波兰，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形势。邱吉尔仍然猖狂地要求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极力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三巨头身上。这种观点离罗斯福在世时在雅尔塔制定的共同那点相去甚远。大使对他以前全然不知的人民委员的忍耐力感到吃惊。他不止一次地观察他，熟悉他有分寸的但又是严肃而坚定的态度。没想到现在莫洛托夫如此轻松地同对方进行讨论，接受总
统那些即使不能达成协议，但为了妥协不损害国家的威信至少可以接受的建议。但是，实际上什么协议也没有达成。不仅如此，杜鲁门不顾社会公认的礼貌规范，首先站起来，以此中断谈话。因为这是一种不需言传的礼节习惯：只要主人—站身．就意味着你该走了，谈话就此结束了。
对于那一次他同莫洛托夫一道参加杜鲁门的会见，以及后来讨论决定联合国总部设在欧洲还是设在美洲，葛罗米柯大使当时还不完全懂得其中的奥妙，现在他才真正地明白了。
欧洲各国的代表不止一次地与他讨论这个问题。大家一致认为欧洲理应成为以人道主义，善良和安定思想联合起来的新的世界组织的中心，人类已疲于炸弹的爆炸和炮弹的轰鸣。但是，旧金山的意见完全不同。有人建议把总部设在非洲，因为这是“未来的大陆”。有人提议设在一个拉美国家，因为说西班牙语的不仅是马德里，墨西哥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而且有遥远的菲律宾。但是，大家都很明白，事情决定于克里姆林宫的立场，因为对人类战胜希特勒主义作出如此有重大意贡献的国家的威信就是解决世界上许多问题的决定因素，不仅是这一具体问题。
葛罗米柯在表决的前一天夜里收到克里姆林宫的电报。表决结果已基本决定。因为会外大家确信，俄国赞成联合国在一个欧洲国家的首都升起自己的旗帜。
但是，斯大林来了个急转弯，授意苏联代表团支持美国的建议，即同意白宫的愿望，把新的世界组织设在美国。
克里姆林宫给葛罗米柯的指示中，解释莫斯科这一十分突然的立场时，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蒙罗的理论并不始于本世纪。传统的美国孤立主义是当今世界趋向非常反动而危险的潮流。应该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使年轻巨人不与世隔绝，应该尽一切努力，使美国人不感到欧洲，亚洲和非洲问题与己无关。应该使适合传统保守派的美国“独立”思想自行消灭。科技革命时代使地球变小了，不神秘了，越往后，变化速度越快。如果说可以了解或预言观有发动机的速度，则科学家的思想是不能预言的。而从思想到其实际实现的过程变得越来越短，超过了最大胆的未来主义者的估计。
这就是奖洛托夫与社兽门那次艰难会谈中如此软弱的原因。应该尽一切努力、防止孤立主义在美国占上风，因为这对他们十分根深蒂固，防正自我中心论，自我封闭，忘记一般真理，不知除了美国，地球上还有别的大陆，别的传统和别的文化。
这一次，大使又记起在波茨坦讨论德国赔款问题时杜鲁门目不转睛地看看斯大林的那双眼。所说的赔款，大概不超过希特勒分子给苏联所造成的损失的百分之五。苏联代表说明了这一要求的正义性：从布列斯特到莫斯科，一千五百公里变成焦土区，斯摩棱斯克，塞瓦斯托波尔，斯大林格勒，新罗西斯克，基辅，明斯克到处是烧焦的废墟，令人目不忍睹。但是杜鲁门却那样无动于衷，那样高傲冷漠。
对俄国人正义要求的否决形式很高雅，甚至有点怜悯。但是，杜鲁门和取代邱吉尔来波获坦的艾德礼的否决越高雅越悲痛，斯大林就越忧郁，不知为什么，他对同事说：“看来，我们得在国家屈辱，经济封锁这两大困难中前途。他们想用经济封锁卡我们的脖子。如果说二十年代我们都顶住了，我认为，现在我们也能顶住，虽然有些事还要考虑考虑。依我看，杜鲁门总统拿原子弹吓不倒我们，俄国人是不可屈服的。”
葛罗米柯在自己的小办公室里走了几圈．重又停在窗前，用额头贴住玻璃，只有它比较凉爽，其它东西似乎都吸足了白天使人困乏的潮湿热量。
他看见妈妈的脸，村里人都叫她“教授”，“奥丽娅教授大婶”，男女老少都向她请教，因为她自己喜欢看书，也教孩子们读书。母亲的声音在一个人身上留到最后一刻，好像一根扯不断的线。他听见妈妈低微的声音：“孩子，如果人们真心相待，而不相互忌恨，不仅会向前看，而且会向后看，不仅要别人听自己的，自己也要接受别人的意见，那么就不会有吃亏，否则难免吃亏。现在的人很能干，能上天，能下海，思想不受限制，只有善良才能团结人”。
大使回到桌边，对自己的讲稿进行修改和补充：“目前这种核武器生产和使用毫无限制的情况，只能加剧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怀疑，引起政治不稳。利用原子能的成果，无论在眼前还是在未来都不应只局限于某一个国家，而应广泛推广于更多的国家。我受众多国家政府的委托，为制定共同协定提如下具体建议，供委员会审批：第一，在任何情况下不使用核武器；第二，禁止生产和保存核能武器。第三，在三个月内销毁全部核武器成品和在制品……”
大使打开灯，黎明的曙光升起在沉睡而不安的纽约上空。
他想起在旧金山时，莫洛托夫走后他任代表团团长，胜利日那天，妻子利季娅从美国首都打来电话：“一批批的人来到大使馆，排成了长队，外面还有几千人，个个喜气洋洋地高呼‘胜利！’向我们祝贺，多好的节日，太幸福了”。
他想起伟大的指挥家利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精神高尚的面容，他是第一个打来电话祝贺的，由于激动，声音都有些断断续续。然后是尤德任·奥尔曼季。然而，他对杜鲁门节日演说的苍白无力感到吃惊。那种情绪和美国人的欢乐气氛形成鲜明对照。多么天才的人民！我们存多少共同点？他们如此残忍而荒谬地离间我们的关系，到底要于什么？
“最主要的是要在世人眼里表明立场”，大使站起来，心里想：“应该在演说前休息一会，疲劳过度，于事无益，特别是今天早晨要作的那件事。历史科学是尊重事实的，而流言诽语则完全不同，它能把小号铅字的评论说成原著文章。糟粕终究会被扬弃，表明我们立场的真理将会永存。让他们去责难吧。他想使美国人相信我们要打仗，简宣是愚蠢。政治上的愚蠢是一种犯罪。正当在我国缺少两千万壮年人和在白俄罗斯，乌克兰及我国欧洲大半地区的人栖身于土窑中的时候，居然有人指责俄国人想侵略，这要么是不讲道德，要么是无知。”
第五十章 罗门（四）
在飞机上，他买了一瓶扁瓶装威士忌，正好230克，打开金属瓶盖，咕嘟灌了—大口。没感到热，咳嗽不正，好像着了凉。他喝了一口又一口，漱漱口，之后牙床才开始发热，冰冷的感觉逐渐消失，身体渐渐变暖。
应该好好睡一觉，罗门对自己说，到马德里就顾不上睡觉了。现在就睡。不过要先拟个计划。只有把事情办妥了，才睡得着觉，否则，你心里苦恼，就合不上眼，即使闭上眼睛也睡不着，他想，因为你对克丽丝塔毫无办法。她经常在你面前，而你却为自己想出这些鬼计划，想避开折磨你的事情。但是，永远，永远，永远——上帝，多么可怕的词，像个坑，不，比坑更可怕，像弹坑——你永远也躲不开你知道的事。让我们追求真理的志向遭人诅咒去吧！让探索本质的愿望见鬼去吧！为什么是这样？如果把你看见，听见和知道的事都一笔勾销，何必苦苦去问个为什么呢？难道是叛变行为？叛变就意味着你的朋友，你爱的人，你信任的人已经死了。不，是你自己死了。你为之献出忠心和灵魂的那个人在你身上死了。这是你的悲哀和绝望。而出卖你的那个人还活着，活得很好。我心里的这些话多别扭！罗门想。这些话就像石头。他永远忘不了那两块黄白色针状的奇怪石头。那是从他的森贝拿尔狗萨利身上摘除下来的。那只狗是罗门的父母养在农场的，大眼睛，性情温和，面部漂亮而忧郁，名叫萨利。萨利有一天突然爬在草地上起不来了，有客人到时，只用尾巴拍打地面。罗门当时认为，它不过不想动罢了。它在你这儿变懒了，他对母亲说，你太娇惯它了。妈妈回答说，萨利不吃东西，鼻子发热。而他说，不是这回事，大概你昨天给它喂得太多，一定很香。客人走后剩下了好多好吃的东西，橄榄油炸土豆，骨头，表皮松脆的面包。妈妈当时说我没有怜悯心，但我不生她的气。我很早以前就不怪罪妈妈。她性格古怪，始终情绪低落。但她是妈妈呀，父母是不能选择的，也无法责难。当时把萨利送到医院，因为它开始哀嚎，睁不开睫毛黑长的圆眼。外科医生不在。那天是星期天，他去自己的牧业农庄。罗门相信，狗确实有病。
他开车去找到医生，把他拉回诊所时萨利已经死了。妈妈说，可怜的小狗停止了嚎叫，她把一只手放在它的头下，对着它的耳朵低声说些温情的话。
医生作了解剖，拿出两块黄白色的针状石头给罗门看。
“如果你早来一天，”他说，“你的狗就能活。你可以不相信人，但要相信狗，它永远不会装病。如果它哭了，说明它是真哭，因为它忍受不住疼痛。”
罗门喝完威土忌，抽口烟，问自己，现在怎么加生命只能在它应该结束的时候结束。任何打击迟早都会忘记，成为一种心灵的胼胝，就像骨头一样，那个地方断过一次，就不再断第二次。但是，对骨头是好像，对心灵是悲剧！我们常常混淆概念，通常所说的“忍耐”，实际上不就是残酷，或者更坏，是铁石心肠，冷淡无情，漠不关心！他一直看见克丽丝塔那双眼就在他面前，只大，又蓝。可是，有时她的这双眼变得非常晶莹。什么时候？为什么？
一天晚上，他第一次发现她的眼冷如冰霜，当时，他们坐在厨房里一张大橡木桌边（橡木能杀菌，不用桌布，不用漆，很卫生，这是父亲告诉他的）。他们谈到法国，说巴黎是个特殊城市，音乐之都。每个人身上都有音乐，甚至失聪的聋人还经常听到手风琴和吉他。旋律能穿透人心，旋律里有难忍的惆怅，有使童年用眼泪甜蜜净化甜蜜幻想的前奏。
“就在那里，我长大后第一次哭了，”罗门对她说：“那时我上完‘马诺莱斯科’，住在克希利一家廉价的旅馆，—时值秋天，下着小雨，墙上布满水印，街上空无一人，我站在窗前哭泣，像个孩子。”
“你可怜妓女吗？”克丽丝塔当时间，这话时，嫌恶地瘪一下嘴唇。正是那时候，觉得她的眼睛像冰一样晶莹冷峻。
“什么妓女？”他惊奇地说：“形势逼迫的不幸牺牲品。”
“男人，特别是天主教神甫把女人理想化，”克丽丝塔当时回答说，“实际她们是最普通最淫荡的母狗。”
“你这样刻毒地对待法国女人，是否有点过分？”
“不，我绝不刻毒”，克丽丝塔说着，站起身，走向炉灶，虽然茶壶托上什么也没有，既没有炒锅．也没有咖啡壶，但她仍然走向炉灶，罗门记得很清楚。
她太可怜了，他想，不让自己听那些黄白色针状石头一样颠来倒去在心里冒出来的话。可怜的女人，可怜的女人，可怜的女人，他重复着，以求不听到他不想听的话。因为他知道，除了无数次重复‘可怜的女人”，其他的话都会使他揪心疼痛。等等，他对自己说，想想她的眼睛第二次变化是什么时候？这很重要，你一定要想起来，他命令自己。他明白，他想压制一直存在他心中，使他一分钟也不能安静，甚至豪斯纳快速清晰，象金属一样铿锵回答他的问题时也折磨他的感情。
罗门向服务员又买了一瓶，同时心想，不应喝得大多，汽车停在巴拉哈斯机场，他离开车，没有完全开到停车场，刚好赶上飞机。虽然他有使馆用车的牌号、警察不挡外交官，但是现在一切都可能变化。
我们相处的第一天，她的眼睛又变了一次，他想起来了。那时，我说要娶她，这不是和瑞士外交官奥谢姆开玩笑。就在那时候，她的眼睛变得特别晶莹。好像里面有一汪春水。他们农场的排水管下面，在父母卧室及夏天喝茶吃晚饭的大凉亭之间，有一只大桶，那里的水就是这样。罗门经常看桶里云彩的倒影，他觉得，清水中的云彩更美丽，有点虚幻，洁净无比，着色十分特别，为画家的调色板上所没有。因为颜料是人为的，而云彩是自然界的一种创造。
“你为什么要这样？”他们回家时，已快黎明；克丽丝塔问他：“你为什么要结婚？”
“我一个人在床上太冷”，他回答，“我要节约用电，并且后来这些布制的加热器和插在里面的电线经常出毛病。”
“人家叫我什么的都有”，她那时说，“但还没有一次把我叫加热器。”
“习惯习惯”，他说，听了抛“人家叫我”这句话，他感到手指发冷，“人很容易习惯不可避免的事吗？” ”
“这倒是”；她回答，“啊，真是这样。”
在她关台灯前的一刹那，他发现，她的眼睛变了样，但未能认真看清，因为她眯缝着眼，蜷缩得像一块白面包，接着他问：“怎么样，暖和吗？”
她是个很坚强的人，罗门对自己说，我没有权利指责她。我能禁止她回家。当她从塞维利亚来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