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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至英贤村等处，高广不等，长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梢冈至砀山县，增培旧堤，长八十五里二十步。归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余里，修完缺口一百七处，高广不等，积修计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剌店缕水月堤，高广不等，长六里三十步。
其用物之凡，桩木大者二万七千，榆柳杂梢六十六万六千，带梢连根株者三千六百，藁秸蒲苇杂草以束计者七百三十三万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万五千，苇席十有七万二千，小石二千艘，绳索小大不等五万七千，所沉大船百有二十，铁缆三十有二，铁猫三百三十有四，竹篾以斤计者十有五万，垂石三千塊，铁钻万四千二百有奇，大钉三万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余若木龙、蚕椽木、麦稭、扶桩、铁叉、铁吊、枝麻、搭火钩、汲水、贮水等具皆有成数。官吏俸给，军民衣粮工钱，医药、祭祀、赈恤、驿置马乘及运竹木、沉船、渡船、下桩等工，铁、石、竹、木、绳索等匠佣赀，兼以和买民地为河，并应用杂物等价，通计中统钞百八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六锭有奇。
鲁尝有言：「水工之功，视土工之功为难；中流之功，视河滨之功为难；决河口视中流又难；北岸之功视南岸为难。用物之效，草虽至柔，柔能狎水，水渍之生泥，泥与草并，力重如碇。然维持夹辅，缆索之功实多。」盖由鲁习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
玄之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费，不吝高爵，为民辟害。脱脱能体上意，不惮焦劳，不恤浮议，为国拯民。鲁能竭其心思智计之巧，乘其精神胆气之壮，不惜劬瘁，不畏讥评，以报君相知人之明。宜悉书之，使职史氏者有所考证也。」
先是岁庚寅，河南北童谣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及鲁治河，果于黄陵冈得石人一眼，而汝、颍之妖寇乘时而起。议者往往以谓天下之乱，皆由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久矣。不此之察，乃独归咎于是役，是徒以成败论事，非通论也。设使贾鲁不兴是役，天下之乱，讵无从而起乎？今故具录玄所记，庶来者得以详焉。
蜀堰
江水出蜀西南徼外，东至于岷山，而禹导之。秦昭王时，蜀太守李冰凿离堆，分其江以灌川蜀，民用以饶。历千数百年，所过冲薄荡啮，又大为民患。有司以故事，岁治堤防，凡一百三十有三所，役兵民多者万余人，少者千人，其下犹数百人。役凡七十日，不及七十日，虽事治，不得休息。不役者，日出三缗为庸钱。由是富者屈于赀，贫者屈于力，上下交病，会其费，岁不下七万缗。大抵出于民者，十九藏于吏，而利之所及，不足以偿其费矣。
元统二年，佥四川肃政廉访司事吉当普巡行周视，得要害之处三十有二，余悉罢之。召灌州判官张弘，计曰：「若甃之以石，则岁役可罢，民力可苏矣。」弘曰：「公虑及此，生民之福，国家之幸，万世之利也。」弘遂出私钱，试为小堰，堰成，水暴涨而堰不动。乃具文书，会行省及蒙古军七翼之长、郡县守宰，下及乡里之老，各陈利害，咸以为便。复祷于冰祠，卜之吉。于是征工发徒，以仍改至元元年十有一月朔日，肇事于都江堰，即禹凿之处，分水之源也。盐井关限其西北，水西关据其西南，江南北皆东行。北旧无江，冰凿以辟沫水之害，中为都江堰，少东为大、小钓鱼，又东跨二江为石门，以节北江之水，又东为利民台，台之东南为侍郎、杨柳二堰，其水自离堆分流入于南江。
南江东至鹿角，又东至金马口，又东道大安桥，入于成都，俗称大皁江，江之正源也。北江少东为虎头山，为斗鸡台。台有水则，以尺画之，凡十有一。水及其九，其民喜，过则忧，没其则则困。又书「深淘滩，高作堰」六字其旁，为治水之法，皆冰所为也。又东为离堆，又东过凌虚、步云二桥，又东至三石洞，酾为二渠。其一自上马骑东流，过郫，入于成都，古谓之内江，今府江是也；其一自三石洞北流，过将军桥，又北过四石洞，折而东流，过新繁，入于成都，古谓之外江。此冰所穿二江也。
南江自利民台有支流，东南出万工堰，又东为骆驼，又东为碓口，绕青城而东，鹿角之北涯，有渠曰马坝，东流至成都，入于南江。渠东行二十余里，水决其南涯四十有九，每岁疲民力以塞之。乃自其北涯凿二渠，与杨柳渠合，东行数十里，复与马坝渠会，而渠成安流。自金马口之西凿二渠，合金马渠，东南入于新津江，罢蓝淀、黄水、千金、白水、新兴至三利十二堰。
北江三石洞之东为外应、颜上、五斗诸堰，外应、颜上之水皆东北流，入于外江。五斗之水，南入马坝渠，皆内江之支流也。外江东至崇宁，亦为万工堰。堰之支流，自北而东，为三十六洞，过清白堰东入于彭、汉之间。而清白堰水溃其南涯，延袤三里余，有司因溃以为堰。堰辄坏，乃疏其北涯旧渠，直流而东，罢其堰及三十六洞之役。
嘉定之青神，有堰曰鸿化，则授成其长吏，应期而功毕。若成都之九里堤，崇宁之万工堰，彰之堋口、丰润、千江、石洞、济民、罗江、马脚诸堰，工未及施，则召长吏免谕，使及农隙为之。诸堰都江及利民台之役最大，侍郎、杨柳、外应、颜上、五斗次之，鹿角、万工、骆驼、碓口、三利又次之。而都江又居大江中流，故以铁万六千斤，铸为大龟，贯以铁柱，而镇其源，然后即工。
诸堰皆甃以石，范铁以关其中，取桐实之油，和石灰，杂麻丝，而捣之使熟，以苴罅漏。岸善崩者，密筑江石以护之，上植杨柳，旁种蔓荆，栉比鳞次，赖以为固，盖以数百万计。所至或疏旧渠以导其流，或凿新渠以杀其势。遇水之会，则为石门，以时启闭而泄蓄之，用以节民力而资民利，凡智力所及，无不为也。初，郡县及兵家共掌都江之政，延祐七年，其兵官奏请独任郡县，民不堪其役‖至是复合焉。常岁获水之利仅数月，堰辄坏，至是，虽缘渠所置碓常募ㄖσ郧蚣疲氖绷髯耷睢�
其始至都江，水深广莫可测，忽有大洲涌出其西南，方可数里，人得用事其间。入山伐石，崩石已满，随取而足。蜀故多雨，自初役至工毕，无雨雪，故力省而功倍，若有相之者。五越月，功告成，而吉当普以监察御史召，省台上其功，诏揭扌奚斯制文立碑以旌之。
是役也，凡石工、金工皆七百人，木工二百五十人，役徒三千九百人，而蒙古军居其二千。粮为石千有奇，石之材取于山者百万有奇，石之灰以斤计者六万有奇，油半之，铁六万五千斤，麻五千斤。撮其工之直、物之价，以缗计者四万九千有奇，皆出于民之庸，而在官之积者，尚余二十万一千八百缗，责灌守以贷于民，岁取其息，以备祭祀及淘滩修堰之费。仍蠲灌之兵民所常徭役，俾专其力于堰事。
泾渠
泾渠者，在秦时韩使水工郑国说秦，凿泾水，自仲山西抵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于洛三百余里以溉田，盖欲以罢秦之力，使无东伐。秦觉其谋，欲杀之，郑曰：「臣为韩延数年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利。」秦以为然，使迄成之，号郑渠。汉时有白公者，奏穿渠引泾水，起谷口，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历代因之，皆享其利。至宋时，水冲啮，失其故迹。熙宁间，诏赐常平息钱，助民兴作，自仲山旁开凿石渠，从高泻水，名丰利渠。
元至元间，立屯田府督治之。大统八年，泾水暴涨，毁堰塞渠，陕西行省命屯田府总管夹谷伯颜帖木兒及泾阳尹王琚疏道之，起泾阳、高陵、三原、栎阳用水人户及渭南、栎阳、泾阳三屯所人夫，共三千余人兴作，水通流如旧。其制编荆为囤，贮之以石，复填以草以土为堰，岁时葺理，未尝废止。
至大元年，王琚为西台御史，建言于丰利渠上更开石渠五十一丈，阔一丈，深五尺，积一十五万三千工，每方一尺为一工。自延祐元年兴工，至五年渠成。是年秋，改堰至新口。泰定间，言者谓石渠岁久，水流渐穿逾下，去岸益高。至正三年，御史宋秉亮相视其堰，谓渠积年坎取淤土，叠垒于岸，极为高崇，力难送土于上，因请就岸高处开通鹿巷，以便夫行，廷议允可。四年，屯田同知牙八胡、泾尹李克忠发丁夫开鹿巷八十四处，削平土垒四百五十余步。二十年，陕西行省左丞相帖里帖木兒遣都事杨钦修治，凡溉农田四万五千余顷。
金口河
至正二年正月，中书参议孛罗帖木兒、都水傅佐建言，起自通州南高丽庄，直至西山石峡铁板开水古金口一百二十余里，创开新河一道，深五丈，广二十丈，放西山金口水东流至高丽庄，合御河，接引海运至大都城内输纳。是时，脱脱为中书右丞相，以其言奏而行之。廷臣多言其不可，而左丞许有壬言尤力，脱脱排群议不纳，务于必行。有壬因条陈其利害，略曰：
大德二年，浑河水发为民害，大都路都水监将金口下闭闸板。五年间，浑河水势浩大，郭太史恐冲没田薛二村、南北二城，又将金口已上河身，用砂石杂土尽行堵闭。至顺元年，因行都水监郭道寿言，金口引水过京城至通州，其利无穷，工部官并河道提举司、大都路及合属官员耆老等相视议拟，水由二城中间窒碍。又卢沟河自桥至合流处，自来未尝有渔舟上下，此乃不可行船之明验也。且通州去京城四十里，卢沟止二十里，此时若可行船，当时何不于卢沟立马头，百事近便，却于四十里外通州为之？又西山水势高峻，亡金时，在都城之北流入郊野，纵有冲决，为害亦轻。今则在都城西南，与昔不同。此水性本湍急，若加以夏秋霖潦涨溢，则不敢必其无虞，宗庙社稷之所在，岂容侥幸于万一？若一时成功，亦不能保其永无冲决之患。且亡金时此河未必通行，今所有河道遗迹，安知非作而复辍之地乎？又地形高下不同，若不作闸，必致走水浅涩，若作闸以节之，则沙泥浑浊，必致淤塞，每年每月专人挑洗，盖无穷尽之时也。且郭太史初作通惠河时，何不用此水，而远取白浮之水，引入都城，以供闸坝之用？盖白浮之水澄清，而此水浑浊不可用也。此议方兴，传闻于外，万口一辞，以为不可。若以为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人言不足听，则是商鞅、王安石之法，当今不宜有此。
议既上，丞相终不从，遂以正月兴工，至四月功毕。起闸放金口水，流湍势急，沙泥壅塞，船不可行，而开挑之际，毁民庐舍坟茔，夫丁死伤甚众，又费用不赀，卒以无功。继而御史纠劾建言者，孛罗帖木兒、傅佐俱伏诛。今附载其事于此，用为妄言水利者之戒。
元史卷六十七
志第十八 礼乐一
《传》曰：「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致礼以治躬，外貌斯须不庄不敬，则慢易之心入之矣；致乐以治心，中心斯须不和不乐，则鄙诈之心入之矣。古之礼乐，壹本于人君之身心，故其为用，足以植纲常而厚风俗；后世之礼乐，既无其本，唯属执事者从事其间，故仅足以美声文而侈观听耳。此治之所以不如古也。
前圣之制，至周大备。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而教化大行，邈乎不可及矣。秦废先代典礼，汉因秦制，起朝仪，作宗庙乐。魏、晋而后，五胡云扰，秦、汉之制亦复不存矣。唐初袭用隋礼，太常多肄者，教坊俗乐而已。至宋，承五季之衰，因唐礼，作《太常因革礼》，而所制《大晟乐》，号为古雅。及乎靖康之变，礼文乐器，扫荡无遗矣。元之有国，肇兴朔漠，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太祖元年，大会诸侯王于阿难河，即皇帝位，始建九斿白旗。世祖至元八年，命刘秉忠、许衡始制朝仪。自是，皇帝即位、元正、天寿节，及诸王、外国来朝，册立皇后、皇太子，群臣上尊号，进太皇太后、皇太后册宝，暨郊庙礼成、群臣朝贺，皆如朝会之仪；而大飨宗亲、锡宴大臣，犹用本俗之礼为多。
若其为乐，则自太祖征用旧乐于西夏，太宗征金太常遗乐于燕京，及宪宗始用登歌乐，祀天于日月山，而世祖命宋周臣典领乐工，又用登歌乐享祖宗于中书省。既又命王镛作《大成乐》，诏括民间所藏金之乐器。至元三年，初用宫县、登歌、文武二舞于太庙，烈祖至宪宗八室，皆有乐章。三十年，又撰社稷乐章。成宗大德间，制郊庙曲舞，复撰宣圣庙乐章。仁宗皇庆初，命太常补拨乐工，而乐制日备。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盖雅俗兼用者也。
元之礼乐，揆之于古，固有可议。然自朝仪既起，规模严广，而人知九重大君之尊，重其乐声雄伟而宏大，又足以见一代兴王之象，其在当时，亦云盛矣。今取其可书者著于篇，作《礼乐志》。
制朝仪始末
世祖至元八年秋八月己未，初起朝仪。先是，至元六年春正月甲寅，太保刘秉忠、大司农孛罗奉旨，命赵秉温、史杠访前代知礼仪者肄习朝仪。既而秉忠奏曰：「二人习之，虽知之，莫能行也。」得旨，许用十人。遂征儒生周铎、刘允中、尚文、岳忱、关思义、侯祐贤、萧琬、徐汝嘉，从亡金故老乌古伦居贞、完颜复昭、完颜从愈、葛从亮、于伯仪及国子祭酒许衡、太常卿徐世隆，稽诸古典，参以时宜，沿情定制，而肄习之，百日而毕。秉忠复奏曰：「无乐以相须，则礼不备。」奉旨，搜访旧教坊乐工，得杖鼓色杨皓、笛色曹楫、前行色刘进、教师郑忠，依律运谱，被诸乐歌，六月而成，音声克谐，陈于万寿山便殿，帝听而善之。秉忠及翰林太常奏曰：「今朝仪既定，请备执礼员。」有旨，命丞相安童、大司农孛罗择蒙古宿卫士可习容止者二百余人，肄之期月。七年春二月，奏以丙子观礼。前期一日，布绵蕝金帐殿前，帝及皇后临观于露阶，礼文乐节，悉无遗失。冬十有一月戊寅，秉忠等奏请建官典朝仪，帝命与尚书省论定以闻。
八年春二月，立侍仪司，以忽都于思、也先乃为左右侍仪，奉御赵秉温为礼部侍郎兼侍仪司事，周铎、刘允中为左右侍仪使，尚文、岳忱为左右直侍仪事，关思义、侯祐贤为左右侍仪副使，萧琬、徐汝嘉为佥左右侍仪事，乌古伦居贞为承奉班都知，完颜复昭为引进副使，葛从亮为侍仪署令，于伯仪为尚衣局大使。夏四月，侍仪司奏请制内外仗，如历代故事，从之。秋七月，内外仗成。遇八月帝生日，号曰天寿圣节，用朝仪自此始。
元正受朝仪
前期三日，习仪于圣寿万安寺。或大兴教寺。前二日，陈设于殿庭。至期大昕，侍仪使引导从护尉，各服其服，入至寝殿前，捧牙牌跪报外办。内侍入奏，出传制曰「可」，侍仪使俯伏兴。皇帝出阁升辇，鸣鞭三。侍仪使拜通事舍人，分左右，引擎执护尉、劈正斧中行，导至大明殿外。劈正斧直正门北向立，导从倒卷序立，惟扇置于锜。侍仪使导驾时，引进使同内侍官，引宫人擎执导从，入至皇后宫庭，捧牙牌跪报外办。内侍入启，出传旨曰「可」，引进使俯伏兴。皇后出阁升辇，引进使引导从导至殿东门外，引进使分退押直至垩涂之次，引导从倒卷出。俟两宫升御榻，鸣鞭三，劈正斧退立于露阶东。司晨报时鸡唱毕，尚引引殿前班，皆公服，分左右入日精、月华门，就起居位，相向立。通班舍人唱曰「左右卫上将军兼殿前都点检臣某以下起居」，尚引唱曰「鞠躬」，曰「平身」，引至丹墀拜位，知班报班齐。宣赞唱曰「拜」，通赞赞曰「鞠躬」，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都点检稍前」。宣赞报曰「圣躬万福」，通赞赞曰「复位」，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身」，曰「摚恕梗弧妇瞎梗弧溉璧浮梗弧腹蜃笙ィ低贰梗弧干胶簟梗弧干胶簟梗弧冈偕胶簟梗泊干胶簟梗睾缀粼胗驮弧竿蛩辍梗冈偕胶簟梗υ弧竿蛲蛩辍埂：蠓麓恕Ｔ弧赋鲶恕梗弧妇桶荨梗弧感恕梗弧赴荨梗弧感恕梗弧赴荨梗弧感恕梗弧钙搅ⅰ梗蕹弧父鞴隆埂Ａ桨嗟慵臁⑿战肿笥疑睿拗币韵路至⒌钋埃芯欠至⒄棠希芷旆至⒋竺髅拍祥骸�
俟后妃、诸王、驸马以次贺献礼毕，典引引丞相以下，皆公服，入日精、月华门，就起居位。通班唱曰「文武百僚、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右丞相具官无常。臣某以下起居」，典引赞曰「鞠躬」，曰「平身」，引至丹墀拜位，知班报班齐。宣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