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①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8《洪承畴降清》。
②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8《洪承畴降清》。
皇太极登山岗观看明军阵式，“见洪阵严整，叹曰：人言承畴善用兵，信然，宜我诸将惮之也”。他看了很久，苦苦思索，见明军是“大众集前，后队颇疏”，便想出了破敌之法，对诸将说：“此阵有前权而无后守，可破也。”他根据明军首尾不相顾的弱点，定下掘壕围困断敌粮道之法，壕深八尺，上广一丈二尺，下极狭窄，仅可容趾，“马不能渡，人不能登，有堕者，无着足处，不得跃起”。在二十日这一天里，清军拼命掘壕，从锦州西面往南，穿越松山、杏山之间的通道，一直到海口，连掘三道大壕，将明军包围起来，切断了其与后方的一切联系和粮饷供应。二十一日，洪承畴统兵进攻，双方激战，明军未能闯壕。
此时，论兵力，双方人数相当，明军火器远远超过清军，本可以决一雌雄，尤其是又已被清军断绝了后路，只有拼死厮杀，方能死中求生，正是处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境遇，照说这八大总兵官应当督兵奋战了。可是，十几年来的连战连败，朝廷腐朽无能，调度无方，有功不赏，有过不罚，各级将领早已丧失斗志，唯知保命逃窜。
由于明帝不顾实情一味催促，洪承畴被迫放弃了“且战且守”的“持久之策”，率兵匆匆赶来，此时仅有三天军粮，眼看粮道断绝，将士大为恐慌，多有逃跑之心。在此危急时刻，久经征战的洪承畴召集诸将会议，提出决战突围方针说：“（诸将）当各敕本部力战，予身执桴鼓以从事，解围在此一举。”但诸将胆怯，不愿死战，主张逃回宁远。力主速战昏庸无能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之亲信监军张若麒也反对决战，希望撤回宁远，这进一步涣散了将士斗志。洪承畴无可奈何，只好下令于明日突围，说：“往时诸君俱矢报效，今正其会。虽粮尽被围，应明告吏卒：守亦死，战亦死，如战或许死中求生。不肖决意孤注一掷，明天望诸君悉力而为。”①他分遣八总兵为左右路，准备于明日死战突围。皇太极于交战之后料定，明兵缺粮，“今夜敌军必遁”，分遣王公将领进入汛地，阻截明兵。二十一日晚初更时分，明大同总兵王朴率先逃跑，宁远总兵吴三桂、山海总兵马科、密云总兵唐通、宣府总兵李辅明、蓟州总兵白广恩等五镇将帅亦争相驰逃，“且战且闯，各兵散乱，黑夜难认”，步骑大乱，自相蹂践，弓甲弃于遍野。清军乘势追杀，至二十九日，计斩杀明兵五万余人，获马七千余匹、甲胄九千余副，“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鹅鹜”。①吴三桂等六镇残兵败将分别逃入杏山、宁远，洪承畴与总兵曹变蛟、王廷臣率部撤入松山，清军分围锦州四城，至第二年三月，相继攻下塔山、松山、杏山，降锦州，生擒洪承畴及辽东巡抚丘民仰、总兵曹变蛟、王廷臣等人，祖大寿降。决定明清命运的松锦大战，以清兵大胜、明军彻底失败而结束，为清军入主中原奠定了坚实基础。
①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8《洪承畴降清》。
① 《清太宗实录》卷57，页21—29。
第三章入主中原第一节君临天下山海大战皇太极于松锦大捷后，又在崇德七年（明崇祯十五年， 1642）十月，遣奉命大将军阿巴泰贝勒统满蒙汉八旗军约五万人，及外藩蒙古科尔沁等部士卒约五万人征明，掠夺人畜财物，消耗明的国力。清军于十一月入边，明帝虽调集援兵四十万，但分辖于四总督、六巡抚和八总兵，事权不一，将怯士疲，不敢迎战。清军所向无敌，纵横直隶、山东，连败明兵三十九次，生擒鲁王等六王和五员总兵及大批官将，攻克兖州、顺德、河间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兵逼燕京，抵密云，俘获人畜九十二万。①正当进取中原的准备工作顺利进行时，皇太极于崇德八年八月初九病逝。经过五天的激烈争斗，睿亲王多尔衮提议立皇九子福临继位，自己与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礼亲王代善等王公赞同，六龄幼童福临便于八月二十六日登上笃恭殿宝座，成为大清国新皇上，以明年为顺治元年。
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初九，摄政王、奉命大将军多尔衮，率豫郡王多铎、英郡王阿济格等八旗王公将领与“三顺王”孔有德等将士离沈，进军明国。
此时清军，训练有素，骑射娴熟，久经征战，屡败明军，是一支威力强大所向无敌的劲旅，要想进入关内，问鼎中原，是可以试一试的。但是，能否最后夺取成功，君临全国，长期统治下去，仍属疑问。其根本弱点是人丁太少，敌手太多。
此时清军面临三大对手，明朝军队和李自成、张献忠。明朝虽已腐朽，崇祯帝朱由检已于三月十九日自缢于煤山（今北京景山，清尚不知晓此事），但毕竟曾拥兵百万，明朝将士和朱明宗室定会集兵相战。更难以应付的两个对手是李自成和张献忠，分别领导的大顺、大西农民军。大顺、大西军南征北伐十余年，兵强将勇，声势浩大。明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建都西安，即王位，国号大顺，年号永昌，设天祐殿大学士，置六政府尚书，恢复五等爵，封刘宗敏、田见秀等侯、伯、子、男一百六十余人。
李自成善用兵，勤操练，军纪严明。《明史》称其：“精兵一人，主刍、掌械、执爂者十人。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舆悉用单布幕。绵甲厚百层，矢炮不能入。一兵卒马三四匹。。。军止，即出较骑射，曰站队。夜四鼓，蓐食以听令。所过崇岗峻坂，腾马直上。水惟黄河，若淮、泗、泾、渭，则万众翘足马背，或抱鬣缘尾，呼风而渡，① 《清太宗实录》卷65，页25。
马蹄所壅阏，水为不流。临阵，列马三万，名三堵墙。。。久战不胜，马兵佯败诱官兵，步卒长枪三万，击刺若飞，马兵回击，无不大胜。”李自成领有马兵六十万步兵四十万，骁将云集，如刘宗敏、李岩、贺锦、刘芳亮、高一功、刘体纯、袁宗第、马世尧、郝摇旗等等，皆武艺高强，身经百战，临阵冲杀，势不可挡，官兵见之无不丧胆。李自成率军于二月渡河西征，三月十七日进围北京，十九日崇祯帝朱由检自缢。李自成着毡笠缥衣，乘乌驳马，入承天门，登皇极殿，明降臣入贺，叩拜新主。李自成遣官招抚各地，管辖了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河北及湖广部分州县。张献忠据四川，称大西国王，统兵五六十万，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将皆系久经征战的猛将。清军怎样对付这拥兵一百五六十万的强敌？
双方相比，清军人数太少了。此时，满洲八旗有三百一十个佐领，蒙古八旗一百一十八个佐领，汉军八旗一百六十四个佐领，按每佐领平均为二百丁的规定计算，满洲男丁约有六万二千丁，加上蒙古二万三千丁、汉军三万三千丁，一共才十二万丁左右。多尔衮出征时，“统率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恭顺王等三王、续顺公兵”①。据此，满兵为四万一千余名，蒙古兵一万六千名，汉军三万三千名，三顺王、续顺公四部有兵二万，加上八旗包衣兵和外藩蒙古兵，也不过十二万人。多尔衮要以这四万满洲壮士为核心，去消灭六七十倍于己的明兵和农民军，确是难而又难，甚至可以说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
然而，历史竟是如此的令人不可思议。当时，满族正在蓬勃兴起，富有进取精神，年方而立的摄政王多尔衮，充分吸取了本民族这一优点，而且加以发展，不畏艰险，施用巧计，勇往直前，毅然统兵向山海关杀去。他乘明宁远总兵官平西伯吴三桂初降大顺继而复叛遭到农民军重重包围即将覆灭之际，逼降吴三桂，安然入关，并于四月二十二日在吴军拚死厮杀，农民军疲惫不防之时刻，统军猛攻，大败李自成于山海关，乘胜追击，五月初二日进入北京。九月十九日幼主福临抵达京师，十月初一举行定鼎燕京登极大典，原来偏主一隅的辽东汗福临，一跃而为入主中原的新皇帝，清政府正式成为明朝之后的新的全国性政权。
九州一统摄政王多尔衮虽然实现了兄长皇太极多年梦寐以求入主中原的愿望，进了北京，端坐金銮宝殿，频降圣谕，可是处境并不妙，甚至可以说是荆棘遍地，危机四伏，宝座时有倾覆之可能。
首先是反清兵将二三百万，势力相当强大。此时，清政府只辖有辽宁、吉林、黑龙江及河北部分州县，其他六分之五以上的国土分属大顺、大西和① 《清世祖实录》卷4，页9。
南明诸王。李自成退据陕西，辖有陕、甘、晋、豫诸省与河北一些州县，张献忠主宰天府之国，南明福王朱由崧建都江宁，其江北四镇有兵数十万，湖广左良玉水陆士卒八十万，浙、闽、粤、桂、鲁、赣、皖等省仍奉明朝正朔，各地反清武装风起云涌。他们曾不止一次地给予清朝重大打击。大西军勇将李定国曾大败清军，“两蹶名王”，斩清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逼定南王孔有德自尽。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统率水陆兵士十余万围困南京，使“东南大震，军报阻绝”，清帝几乎想迁都辽宁回居旧地。
清帝用于对付这二三百万敌对势力的满洲人员，却少得可怜。经过几年激烈征战，满洲八旗男丁不仅没有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滋生增殖，反而不断减少。入关前夕，还有六万余丁，顺治五年只剩下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丁，少了十分之一，过了九年，又减至四万九千六百九十五丁，又减少了十分之一。即使加上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四万余丁，也只有十万丁左右，就算是全部男丁均披甲为兵，也很难战胜二三十倍于己的反清士卒。而且，即使马上得了天下，全国有一千四百余府厅州县，直径万余里，这十万军队分驻各地，每县不足百人，怎能坚持统治下去，清王朝怎能长治久安？
其次，民贫国穷，动荡不稳。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和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盘剥，以及灾害频仍，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社会混乱，田园荒芜，百业凋敝，人口大量死亡流移，直到顺治八年（1651），官方簿册所载全国户口才一千零六十三万余丁，田地山荡二百九十万余顷，比七十三年前明万历六年的田地，减少了四百多万顷。与此相应的是，政府财政极其困难。清军多路出击，甲胄弓箭刀枪马匹和粮草，花费很大，而人丁田地减少，使田赋丁税商税收入剧减。顺治八、九年，每岁仅收赋税一千四百八十余万两，各路兵饷却岁需一千三百余万两，加上八旗王公和文武官员俸禄二百余万，每年缺银八十七万余两。此后更是每况愈下，顺治十三年以后，军费激增，每年用银二千四百万两，而一年所入，除去各省不得不留存少数银两外，朝廷岁入只有一千九百六十万两，兵饷缺额达四百四十万两，再加上王禄、官俸、河工、赈灾等必需用费数百万，清廷确实陷入入不敷出、财源枯竭、民贫国穷、司农乏策的深渊。
尽管面临万分险恶的局势，摄政王多尔衮、清帝福临及其亲近王公大臣，却毫不畏惧，知难而进，想尽办法，以五万左右满洲兵丁为核心，加上蒙古汉军八旗与外藩蒙古，充分利用较早归降的平西王吴三桂等汉兵，总共约有二十万人，先后消灭大顺、大西、南明二百多万军队，到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帝朱由榔逃入缅甸，除大顺军余部“夔东十三家军”坚持川东荆襄地区抗清外，全国尽隶清朝。农业生产也逐渐恢复，手工业、商业有了进步，人丁增多，耕地扩大，顺治十八年民田增至五百四十九万余顷，比十年前将近增加了一倍。爱新觉罗江山才算巩固下来。
第二节既沿明制又增新章“满洲根本”
入关之前，天聪汗、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已仿照明制，设内三院和六部，顺治元年（1644）五月摄政王多尔衮进京后，基本上继承了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制度。中央机构是三院八衙门，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和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与都察院、理藩院，顺治十五年改内三院为内阁。地方机构亦袭明制，但总督、巡抚由明朝的临时性质改为常设官职，省之下有府、州、县，分设知府、知州、知县，另外还有分巡道、守道。
多尔衮在基本沿袭明制的同时，为了巩固满洲王公贵族的最高统治地位和对全国的统治，确立了“首崇满洲”或称“满洲根本”的基本国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很大，地位很高。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主要是满洲王公大臣，也有少数蒙古人员，汉官不能当议政大臣，除范文程、宁完我系经帝特授外，汉军旗人也不能担任议政大臣。宗室亲王和多数郡王是议政王，一些贝勒、贝子、公也奉旨参与议政，满洲、蒙古八旗开国元勋及其子弟，如弘毅公额亦都之子三等公、和硕额驸图尔格、其弟二等伯伊尔登，直义公费英东之子一等公图赖，栋鄂额驸、三等公何和礼之子二等伯都类，武勋王扬古利之子超品公塔瞻、孙一等公爱星阿，恩格德尔额驸之子一等公额尔克戴青，多罗额驸、二等公英俄尔岱等人，或系固山额真、尚书，或任议政大臣，皆是议政王大臣会议成员。清初军国大政，系在摄政王和后来的顺治帝福临的主持下，让议政王召集参与议政的贝勒、贝子、宗室公及议政大臣商议，报摄政王、顺治帝审批，多系依议而行。议政王大臣会议之权力和地位，远逾于内三院或内阁。
其二，八旗军是清皇朝的主要军事支柱。多尔衮虽然设立了绿营兵，人数超过了八旗军，但八旗军仍是清军的核心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加强。顺治年间定制，北京八旗设骁骑营（入关前的阿礼哈超哈营，即马兵营）、前锋营（原之噶布什贤超哈营）、护军营（过去的巴牙喇营）、步兵营，从八旗各佐领下正丁中佥选骁骑、护军、前锋、亲军、步兵，分别总隶于都统、护军统领、前锋统领及步军统领，都统等官以下又分设参领、佐领等职。另设领侍卫府，由领侍卫内大臣等官统辖侍卫、亲军二千余人。各地重要城市，则遣八旗将士驻戍，称驻防八旗，官兵数万，分别屯驻奉天、畿辅、豫、江、浙、陕、甘、鲁、晋等省，后增驻闽、粤等地。八旗军队的总的职责是“环拱宸极，绥靖疆域”。北京八旗军约十万人，除奉命出征外，主要是“宿卫扈从”，即保卫皇宫，保卫京师，随侍和保卫皇上出巡。遇有重大征战，摄政王、顺治帝派遣满洲王公大臣统领北京八旗兵出讨，如靖远大将军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定远大将军郑亲王济尔哈朗，敬谨亲王尼堪，世子济度，安远大将军信郡王多尼，平南大将军贝勒勒克德浑，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一等公谭泰，宁南靖寇大将军贝子洛托、一等子陈泰，定西大将军内大臣固山额真何洛会，皆曾领兵分征，为统一全国立下了功劳。故《清史稿》在诸王列传中赞诸王开国之功说：“国初开创，栉风沐雨，以百战定天下，系诸王是庸。”清帝福临也嘉慰满洲将士建国之功勋和辛劳，说：“嗟尔将士等，披坚执锐，露宿风餐，汗马血战，出百死一生，以开拓天下。”①其三，诸王管理部院，满官权大。皇太极于天聪五年（1631）设六部时，即让诸贝勒分管各部。崇德八年（1643）十二月摄政王多尔衮曾罢王公管理部院之制，后又命端重亲王博洛、巽亲王满达海、敬谨亲王尼堪同理六部事务，顺治八年正月福临亲政后又恢复诸王管部旧制，一年以后才废除。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开始只有满尚书，顺治五年七月始设汉尚书，且部印俱由满尚书掌握。管理蒙古等民族事务的理藩院，尚书、侍郎皆是满洲、蒙古人员，汉官不能担任。八旗王公大臣掌握了治政统军之权，是清朝的核心统治集团。
“满汉一家”
摄政王多尔衮、顺治帝福临虽然尽力维护满洲贵族特权，“首崇满洲”，但只凭区区一二千名八旗王公大臣和五六万满洲男丁，无论如何也不能消灭二三百万名抗清将士和统治上亿汉民，必须实行“以汉治汉”政策，因而多次宣称“满汉一家”。早在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清军征明前夕，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上书摄政王陈述夺天下安江山之计时，便着重强调要实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的根本性政策。多尔衮采纳了这一至关重要的建议，予以付诸实施。所谓“满汉一家”，最主要体现在争取汉人官员绅衿上，即极力笼络争取汉族上层人员为清帝效劳。顺治元年五月初二日多尔衮乘辇于武英殿升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