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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市集上买的，每年十二篮子，每篮约八、九斤，送杏户种四亩地，不纳粮。红庙庄的扫帚户也大体如此，种上地一亩余，本应交租四斗，而只交一斗，余三斗折扫帚四十、条帚十、刷帚十，共六十，每年十月一日前交齐。大庄还有四户吹鼓手，每户种地四亩，不纳粮，逢年过节和红白喜事都应召到府里去吹吹打打。撩衣户是胡二窑官庄的，姓胡，曾随衍圣公进过京，其后代赐为世袭小甲。号丧户是助哭的，大庄和红庙两官庄都有，也是种一定数量的地，不纳粮，公府遇丧举哀时召他（她）们去助哭。大庄还有扁担盒子户，种三亩官地，不交租或少交租，每遇祭祀去府应差，抬盒子到林或庙。这一切都同土地联系着。
官庄还租牛和放粮，这些都是加重剥削佃户的重要手段。牛租额高，在一些租册中经常见到佃户欠牛租的记录，欠数很大，往往是白银几十两，而且也有因欠牛租而饿死的佃户。
官庄土地尽管来源不同，却均名曰祀田，蠲免封建政权的一切钱粮差徭。官庄土田严禁买卖，它有双层意义，一是严禁佃户出卖，二是爵府本身也不得出卖。祀田到官田项下，官田的所有权在封建政权，所以，不得出卖，也不得赠送、赏赐或分给兄弟伯叔。官庄土地尽管严禁佃户出卖，而到清朝，特别清中期，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深入发展，土地买卖的频繁，也由于耕地面积的紧缺和田骨田皮的分离，在官庄佃户间退地现象在发展着，所谓退地就是田皮买卖。就官庄的具体条件分析，退地源于转佃，佃户们租种官庄土地，虽有不少为子孙相承，但佃权也还是有变化的，有的是自动退佃，有的是被夺佃，有的是顶佃，也有的是新佃，开始这些佃户们是同管庄小甲直接联系，退佃者将地退给小甲，夺佃由小甲出面，顶佃、新佃也经小甲之手，甚至小甲们还要勒索部分经手费用。久而久之，佃户们就避开小甲私相授受佃权了，即当佃户要退田时不再退给小甲，而是私自转佃给其他人，起初只是转手，转给自己的亲邻或友好，不取报酬，后来出让佃权者就索取一定代价了，叫做退地或推地。爵府官庄上的退地，清初已出现，乾隆以后已相当普遍。兹举例如下：立退字人裎文宣，因租银不凑，同中说合，将官庄家此南北地一亩，出退于邵垒名下承租耕种，言定退价钱七千五百文，交足无欠，上带青麦，二家平分。恐后不明，立字存证。同中人董士夏立字裎文宣乾隆四十五年二月三十日。①退田（地皮买卖）的发展逐渐影响了爵府的地租征收，佃种者一再更换，往往使小甲找不到佃户，到清末，爵府不得已采取了换约的措施来聚拢土田，宣布旧约一律作废，以新约为准，如期不换者则另招新佃。
总之，爵府对官庄土地虽无所有权，但占有地租的权力却是相当持久的，几乎是永久的。在封建制度下这种权力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朝代变了，统治者换了，占有土田和地租的权力依旧。辛亥革命后，虽曾有倡议祀田国有者，却并未实现。直到土改时才实现了田归耕者所有，并且在当地无地少地农民之间实行了合理的分配。
私庄爵府在清初拥有相当数量的私田，由于不时的出进，如分家析产、出卖、出典、购置、开垦等，准确的数字很难找到。估计在五百余顷以上。这些私田坐落在：汶上、泗水、宁阳、滕县、济宁、滋阳、费县、巨野、单县、鱼台和曲阜。私田来源于各种渠道，大体有五方面。一系以价购买，如康熙二十二年在济宁南乡购地四十四顷①。乾隆年间在滋阳县吴寺社置地二顷五十① 《孔府档案》4051 号。
① 《孔府档案》1562 号。
七亩，同时在曲阜泉头、井上等处置地四十顷余。二为开垦荒田，如顺治十年在滕县冯家营等新开地二十四顷六十八亩②。再如东平州西的安山湖，久淤，康熙间奏定招垦纳租，爵府于康熙十七年（1678）在此开垦荒田一百六十顷，名鹅鸭厂。③康熙二十八年（1689），又开垦一百一十五顷名五全厂④。三是认佃，爵府在汶上的私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认佃的形式据为己有的。汶上县明德鲁二藩土田甚多，随着明王朝的覆灭，藩府主人或死或逃，其他爪牙作鸟兽散，土地大批荒芜。但孔家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很快以各种方式插手废藩庄田，其中手段之一是认佃，在顺治十二年（1655）认佃了十一顷五十亩⑤，这些所谓认佃地后来都成了孔家私产。四是投献，滕县清凉寺地九顷七亩、辛集地七顷二亩均为挂地。五为抵偿，宁阳钟家庄地一顷十五亩原是司房赵琮私产，嘉庆五年（1800）赵瑔因故被革，并追缴银一千两，因缺现款而以上述地亩抵偿，名曰南厂。
爵府私田除个别外均采取分收制经管，也像官庄一样设小甲管理。以汶上县私田为例分析。清初公府在汶上县拥有私庄十七处，土地三十余顷，其中除美化庄土田在十顷以上外，其余庄子土地均在一顷到三顷之间，个别的只几十亩地。十七个庄子中除极少数土地采取定额租外，其余均采取分成制经管。在分成比例上，陈车平原庄所种小亩八十六亩，其中四十一亩为对分，四十五亩四六分，账册中没有注明孰四孰六，不过根据一些数据可得出爵府得六、佃户得四的结论。收租帐册的记载是：对分的四十一亩每亩分麦二斗四升，而四六分的四十五亩，爵府每亩分得二斗六升。
二五分成，平均分配的关键是种子由那一方垫支。当粮食上场后分配时的第一步先是主佃均分，各得二分之一；第二步是种子，种子的来源有三个途径，相应的也就有三种分配法：第一，主佃双方平均出种，产量均分。第二，地主出种，地主一方除收回原种量外，还要加五利，如胡城口庄，顺治十年种小麦八十亩六分八厘八毫，使种八石，分配时“民堆加五利除种十二石，分麦三十石二斗五升五合”，是说佃户需从自己所得的二分之一中扣出种八石，并要加50％的息即四石，原种八石加息四石共十二石偿还胡城口庄。这样主得三十石二斗五升五合，而佃得十八石二斗五升五合。①第三，出种一方加倍收回种粮。如所庄，顺治十年种小麦四十八亩一分，所庄出种三石五斗，所得是“官堆加本利除种七石，分麦十四石四斗三升”。从文字看很容易理解为所庄从对分中拿出种七石加给佃户，其实恰恰相反，是所庄加本利，即加倍收回种粮，账册上记录这年所庄共收麦五十七石四斗三升，② 分别见《孔府档案》4799、4079、4146、4075 号。
③ 分别见《孔府档案》4799、4079、4146、4075 号。
④ 分别见《孔府档案》4799、4079、4146、4075 号。
⑤ 分别见《孔府档案》4799、4079、4146、4075 号。
① 《孔府档案》4803 号。
其中包括收回放麦本利三十六石，从五十七石四斗三升减去放麦本利三十六石，余二十一石四斗三升，再除去对分得麦十四石四斗三升，余七石，正是种三石五斗之倍数②。种子加倍偿还对佃户应算是重利盘剥了，它充分反映了佃种爵府私田的佃农的穷困程度，到下种的季节他们已穷得家无颗粒，被迫以倍利贷种。爵府的私田中也有一小部分征收定额银租，如兖州花园庄地五十五亩余，顺治十一年初收银租，园地每亩一两二钱，中地每亩七钱，下地五钱个别六钱①。
私庄上还有牛租和放粮。放粮，在各私庄上是相当普遍的，一般放好粮要加倍回收，坏粮不加利原数收回，不过坏粮变成了好粮罢了。如汶上高家庄，在顺治十二年，“放出好麦十六石五斗一升，一斗还麦二斗。烂麦五石，一斗还一斗。”②此类例子比比皆是。
私庄多征实物租，花色很多，最普遍的是大麦、小麦、黄豆、黑豆、高粱、谷子。此外还有荞麦、绿豆、红豆、豌豆、黍、罚А⒅ヂ椤⒙笕省⒙椤④艿取＞舾乃阶膊皇枪铝⒋嬖诘模彩苌缁峋梅⒄沟挠跋旌椭圃迹宕┮抵芯米魑锏闹种惨延邢嗟狈⒄梗谏蕉冉贤怀龅氖敲藁ê脱滩荩阶彩懿埃仓置藁ㄑ滩菽酥凉瞎ｃ肷下泶遄缭谒持问昃椭置藁叮值妹藁ㄋ陌侔耸铫邸Ｇ∫院笾种裁婊┐罅耍玢肷厦阑磕甓贾盅獭⒐虾兔藁āＧ≡辏�1736）租出烟瓜地十一亩三分六厘，每亩租高粱一石。租出棉花地四亩六分，每亩租谷七斗④。
属于公府的私田应向地方政权交纳田赋。顺治十二年当认佃汶上县废藩田产十一顷五十亩，曾认租十五两二钱，后来又开垦了几十顷，共该完银二百十九两七钱七厘①。康熙十七年在东平州开荒一百六十顷、国税四百八十两②，二十八年又垦一百十五顷，该税银四百六十两，此项银应归入河饷③总之，在得田之初都曾规定了国税。有不少也确曾按数完纳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爵府总是借故逃脱、拖欠甚至拒不交纳，设法以私充祀，逃脱国税，如在一份答复滕县催征的文书中说：“簿查滕县原有本府置买庄地二百余顷，由万历年间历天启以逮崇祯末期，俱入优免，从未有同百姓起科之例。”④对东平州的国课，则借口被灾，“佃户星散，无凭催迫”而不交⑤。② 《孔府档案》4815 号。
① 《孔府档案》4695 号。
② 《孔府档案》4812 号。
③ 《孔府档案》4806 号。
④ 分别见《孔府档案》4826、4075、4079、4146 号。
① 分别见《孔府档案》4826、4075、4079、4146 号。
② 分别见《孔府档案》4826、4075、4079、4146 号。
③ 分别见《孔府档案》4826、4075、4079、4146 号。
④ 分别见《孔府档案》4086、4084、1580、1581 号。
对泗水、汶上、滋阳、邹县、曲阜、宁阳等县的钱粮，也是屡屡拖欠。嘉庆十二年（1807）兖州府移文衍圣公府，指出其历年拖欠泗水县银九百四十两余，米八十五石余⑥。爵府置若罔闻。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兖州府再次移文，指出欠数已达银一千三百余两，漕米一百八十余石⑦。圣公府同地方政权的矛盾日趋加深。
⑤ 分别见《孔府档案》4086、4084、1580、1581 号。
⑥ 分别见《孔府档案》4086、4084、1580、1581 号。
⑦ 分别见《孔府档案》4086、4084、1580、1581 号。
第三节宗族制度宗族的法规和要求宗族组织为维护其血缘共同体的存在和利益，有一套要求族人的行为规范，并受传统文化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制约。
祠堂族长对族人拥有审判权。如四川唐氏宗族，倘族人犯有种种“非为”，“各房长确知，先以理戒，以情谕，至情理所不能感服，房长告知族长，族长会同族众，以其所犯过恶告明祖先，爰请家法，从重惩责”①。宗族惩治族人，要将族人“所犯过恶告明祖先”，向祖先“爰请家法”。《即墨杨氏家乘》所收康熙时所定《家法》规定：族人相讼，族中“尊长传其本支年老正直者，焚香誓于家庙，示无所徇，吐其实，定其曲直，小事开罪。。大事告于祖宗朴责之。。强悍不遵约束者，则公曰于官，以法处之”。“焚香誓于家庙，示无所徇”。江苏常州庄氏祠堂乾隆时所定宗约，对于祠堂的审判权叙述较细。该约：“族人相争，大干法纪，自难解免，倘属田土口争、一切家庭细故，族人可为调处者，不得邃行兴讼，告以情祠具禀宗祠，听族长、分长暨族之秉公持正者传集两造，在祖宗神位前论曲直、剖是非，其理屈与不肖者，当即随事惩罚，甚则绳以祖宗家法，令其改过自新，若顽梗不灵，轻则鸣鼓共攻，解官求治，重则祠中斥革，谱内削名，断勿徇纵”②。祠堂族长依据家法对族人的处理，各族是不同的。前述杨氏宗族对于犯“大事”者要“朴责”，庄氏宗族对于小事“随事惩罚”，不改悔者“解官求治”，最严重的“祠中斥革、谱内削名”，即开除族籍。四川唐氏的“家法”在《宗规》中列有专条：“置家法一具，用竹片，长三尺，宽寸半，厚五分，上书唐氏家法字样，悬祠中内高朗处，祭祀时昭然若见，令其知惧。当用则用之。。只用之族人者，示家教也”③。有的宗族对于不肖者，“举族鸣其罪，纳诸竹笼，沉诸海而不为过”④。江苏镇江赵氏宗族“有干犯名教伦理者，缚而沉之江中以呈官”①。祠堂族长还可以处死族人。安徽《弘农杨氏宗谱》则将宗族处死族人的权力作为“家法”明确地写入《宗族规条》：“族长既立，家法攸司，其于不肖子弟，轻则令其拜伏自悔，重则族长执法笞惩，至若大逆不孝，则族长会合族众，鸣公处死，虽独子不恕，另立贤嗣。”宗族对族人的要求，大致可分三种类型：一是规、约，如宗约、宗规、家规、族规、祠规，是宗族要求族人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具有强制性；二① 《唐氏族谱》卷1，《宗规十条》同治十年定。
② 《毗陵庄氏族谱》卷11。
③ 《唐氏族谱》卷1，《宗规十条》作于同治十年。
④ 《余姚孝义劳氏宗谱》卷1《旧谱条约并序》。
① 刘献庭：《广阳杂记》卷4。
是禁、戒，如宗禁、家戒、家禁等，规定族人不许做的事情；三是训语，教诲族人如何做人，起伦理道德的教导作用。但这三方面往往混合在一起，可混称为宗规家训。其具体内容十分庞杂，举其大者，约有以下数端。
宗族最强调族人处理好家庭关系，对父子、夫妻、兄弟、婆媳、祖孙、妯娌、叔（伯）侄、姑嫂、叔嫂等关系加以规范，一般不出儒家伦理的要求。其中最重视父子、兄弟关系，强调孝、悌之道，并把子弟的行为都纳入进去。《慈南干溪章氏宗谱》嘉庆时所定《族规》说：“孝悌为万化之原。。盖父母为生身之本，兄弟乃手足之情，不孝固天理不容，不悌亦人情所不近，倘或灭绝天良，渐染敝俗，甚至双亲冻馁，同室操戈，如此之人，不待天诛神殛，在族人必须声罪共击，到祠杖竹，或鸣官治罪，以肃规约。”
其次是要求族人睦宗族。合肥杨氏宗族要求族人“卑不犯尊，少不凌长”②。四川李氏宗族对同族中如何处理辈份关系，强调“同族伯叔昆仲自有定序”。还规定处理贫富关系的要求，“族中贫富不齐，富者不可骄，骄则招尤，亦易起侈荡之心，贫者不可惰，惰则不惟益困，而且无所不至”①。合肥杨氏宗族也重视族中的贫富关系，认为“族间贫富自有不齐，然分则各门，合原一家，毋异视也，务要休戚相关，有无相恤，勿令无赖以致辱身，贱行陨节败名，有玷先祖也”②。
宗族对族人的生活提出要求，涉及到娱乐、婚姻、丧葬、衣食住行、职业等等。
宗族一般要求族人从事“士农工商”本业，做一名“四民”，反对族人成为无业游民。浙江《越州阮氏宗谱·翼青公家训》说：“培养子弟，务令执有一业，或读书、或力穑、或贸易、或操作，此之谓四民，盖有一事以束其身，心自不暇思及外务。其有不务正业者，是为游民，当禀请家、族长，随时训导，以禁止之。”苏州《彭氏宗谱》所载顺治时所定《条例》要求：“宗人生业以读书习礼为上，次则训徒、学医、务农，次则商贾贸迁，若违礼背训入于匪类者，斥而不书。”
宗族要求族人生活勤俭，反对奢华。无锡郑氏认为：“士农工商，莫不各有其事，明而动，晦而休守，寸阴是惜，勤也；饮食淡泊，衣服不尚纷华，俭也。”③宗族对族人要求最多的是婚姻方面，强调门当户对，尤注重良贱不婚。
宁波卢氏规定：“男女议亲，须门户相当及伦序不紊者，不许苟且，以坏家风，男子不可出赘，女子不可入赘，其婚嫁止称家有无，毋得强为美观。”又认为：“妻也者，齐也，凡娶以配身也，若女失节为妻，自己失节也。子② 《弘农杨氏宗谱》卷首《碑记》。
① 《李氏宗谱·宗范》。
② 《弘农杨氏宗谱》卷首《宗谱规条》。
③ 《荥阳郑氏续修大统宗谱》卷3《四琏子格言》。
姓如有娶娼妇为妻，及良贱为婚者，俱不得入宗祠。”①该族虽强调良贱不婚，但反对婚姻论财，提倡婚事“称家有无”，量力而行，反对赘婚和娶寡妇。
有的宗族还要求族人的丧葬不作佛事，不闹丧，不可停柩不葬。湖南匡氏规定：“父母丧，必须依礼定限安葬，若惑于风水，或托故久停不葬者，俱属不孝，杖八十。”②四川唐氏认为：“佛事道场，荒诞不经，演戏吹唱，以忧为乐，一切繁文缛节，时俗之所尚，大非丧礼之所宜，徒耗资财，实无益耳。。。至于葬亲，固宜卜吉壤，然惟求其不为道路，不傍沟洫，不近城市，择厚土而安厝，切不可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