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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特别是从雍正开始，在仿制历代名窑名瓷方面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如仿宋代定、汝、官、钧、龙泉等各大名窑瓷器，配料准确，并能按不同要求掌握好火候，使烧成的瓷器与所仿古瓷器真假难辨。乾隆时期生瓷和各类瓷工艺品的制作都很高明。如仿古铜器、漆器、木器，质感很强，几可乱真；瓷制的昆虫、鸡、鸭、鹅、残荷、花生等，制作精巧，栩栩如生。这些都进一步说明当时的制瓷工艺，在釉料配制、控制烧成温度和烧成气氛的技术，以及艺术加工等方面，已达到了中国古代制瓷工艺水平的顶点。陶瓷工艺家唐英清代陶瓷工艺家唐英（1682—1756），奉天（今辽宁沈阳）人，隶汉军正白旗。早年进内务府造办处在养心殿供职。雍正四年（1726）受命至景德镇御窑厂驻厂协理陶务，直接负责烧造御瓷，乾隆二年（1737）后又总理陶务，前后管理陶瓷生产近30 年。唐英是一位勤勉敬业的督陶官，他曾用3年时间与制瓷工匠吃住在一起，调查与研究陶瓷工艺，并仿制和新创近60种精美的名瓷和名釉，为景德镇制瓷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所撰写的《陶冶图说》，《陶成纪事》，《陶人新语》等，全面介绍了采石、制泥、淘炼泥土、炼灰、配釉、吹釉、成坯入窑、烧窑、洋彩、束草装桶等一整套烧制瓷器的工序，对于景德镇的制瓷工艺进行了科学的总结。
乾隆晚期，制瓷技术趋于保守，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甚至逐渐衰退的状态。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瓷器大量涌入，中国的制瓷业就更加衰落了。
第十二节石油天然气油气苗的发现清代集数千年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之大成，各项工艺技术水平趋于成熟，在中国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史上占重要地位。
油气苗的广泛发现是进行油气开发利用的前提条件。清代编纂的诸多地方志中，有许多关于油气苗的记载。王崇礼纂修的《延长县志》甚至列油井为延长八景之一，并冠以“油井波涵”的美称。
随着台湾的进一步开发，康熙三十二年（1693），人们在今嘉义关子岭地区发现油气苗，据《台湾府志》记载：“从山石隙缝中如泉涌出，点之即燃，火出水中，水火同源，蔚为奇观。”这是台湾油气苗较早的确切记载。嘉庆二十二年（1817）当地居民又在苗栗出磺坑后龙溪的石隙中，发现油苗。台湾地处东南九省之门户，与外界联系较多，便于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不久以后在台湾诞生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石油工业。台湾油苗的发现，对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清代不但发现大量油气苗，而且对有关发现进行了仔细的考证，寻根问底，探其渊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对古代油气苗认识的总结，并为此后兴起的石油工业提供了勘探线索。例如，清朝施鸿保看到福建中部近海海面的燃烧现象，经过仔细考察，认为这种火为阴火，与《素问》、《丹铅总录》等书所言“有阳焰如火烟腾腾而起者”同属一类①。
钻井技术的发展与天然气的利用古代钻井技术在清代进一步发展，逐渐趋于成熟，出现井深逾千米的油气井。当然这一成就与盐业生产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明末清初四川战乱频繁，经济凋零，人才锐减，盐业生产也受到很大破坏。战乱平定后，清政府为恢复生产，巩固其统治，实行鼓励井盐生产的措施，使井盐业有很大发展。这一时期，云南大量缺盐，也亟待川盐输入。因此，为满足增加井盐生产的需要，不但新开许多盐井，而且为获得高产井，逐渐提高了凿井技术。乾嘉时期，四川犍为地区永通厂“岁增新凿，深至百数十丈”①，说明当时井深已近高产卤气的三迭系嘉陵江组地层。
这时的钻井技术，已有细致分工，其大致可划分为山匠、碓工和辊工。
山匠负责指挥管理，处理技术性问题；碓工主要在碓架上“往来跳跃”，足蹂碓板，使钻头上下运动，击碎岩石；辊工负责提升设备及辊子，碓架的修① 《闽杂记》。
① 范声山：《花笑庼杂笔》卷1。
竖。细密的专业分工，促进工匠技术提高，推动了钻井技术的进步。
四川三迭系嘉陵江组地层上部的绿豆岩，极易垮塌，不易凿穿，因此这一时期钻井技术进步，集中表现在补腔和打捞技术方面。古代盐井都是裸眼开采，难于处理下部地层，动辄井下岩层坍垮，出现渗漏现象，于是，“遇井内有渗漏，能补塞之，洵称绝技”②。嘉庆道光年间，工匠们便可“试探上下左右能悬升之”③，说明补腔技术已趋于完善。盐井深度的增加，钻凿时遗落现象在所难免，工匠们使用他们发明的偏肩、柳穿鱼、五股须等数十种打捞工具，便能将井内落物“无论巨细”都打捞上来。
1838 年，我国工匠终于征服绿豆岩，在今自贡大安长堰塘附近，凿成一口深达1001。42 米的深井——桑海进，凿穿三迭系雷口坡组，达嘉陵江组地层中部，这是中国也是19 世纪中叶以前的世界深井钻井记录。桑海井是一口卤气共生井，初期日产天然气8500 立方米，可烧盐锅八十余口。一百多年过去了，至今还可以日产天然气1500 立方米。可见当时人们钻井技术水平之高。这是世界钻井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世界石油井和盐井中最早突破千米的深井。其后不久，四川人民又在自流井构造开凿一口深达1200 米的磨子井。它钻穿了嘉陵江组地层的主气层，由于井下压力过大（约100 个大气压），在没有止喷设备的情况下，发生猛烈井喷，井口烧出的火舌达几十米，三十里外都能看到。磨子井当时日产天然气估计在40 万立方米以上，为自贡古今第一大火井，被誉称为“火井王”。据考证，当时自流气田中日产万方天然气的约有十口之多①。这是我国古代天然气开发利用水平成熟的重要标志。
刘岳云的论述清代刘岳云对石油数千年的应用也作了精辟的概括。他在《格物中法》中指出：“石油自汉时已著于书，其原地志所载，益知产处甚多，由是以烟制墨，以油焚营，清者燃灯，浓者膏物，久澄坚结，则为土沥青。”其中包含了石油的几个重要性质：可燃性、含炭性、润滑性、防腐性，并对石油的粘度进行区分，不同粘度的石油，用于不同方面，说明当时人们对石油的认识水平已达到日臻完备的地步。
②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
③ 范声山：《花笑庼杂笔》卷1。
① 胡砺善：《四川盆地自流井构造天然气开采的研究》。
第五章手工业与资本主义萌芽第一节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明代中后期在东南沿海地区某些手工业行业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遭到了明清之际战乱的严重破坏。清初，随着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又重新活跃起来。清代前期，无论是社会生产力还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样一种新的社会经济水平上，清代手工业的资本主义萌芽较之明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增长。这主要表现为：作为商业资本代表的包买商空前活跃，商业资本日益侵入生产领域，控制小生产者；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业部门比明代增多，规模也有所扩大，特别是在地区分布上已由东南沿海地区扩展到了内地；手工业的雇佣劳动数量显著增加，手工业工人与作坊主、工场主的劳资对立更加尖锐，逐渐成为封建社会末期一个越来越不可忽视的社会矛盾。
包买商的空前活跃乾隆、嘉庆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已超过明代。棉布、绸缎、纸、糖、盐等手工业品以及棉花、蚕桑、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生产都比明代有较大增长，并且地区性分工更加明显，形成了一些比较集中的产区。如江苏是棉纺织业发达的省份之一，又以松江府的棉纺织业尤其著名，当地“纺织不止村落，虽城中亦然”①。内地也有类似的棉布的集中产区，如四川的新津“男女多纺织，故布最多”②。太湖地区则以蚕桑生产为主，“环太湖诸山，乡人比户蚕桑为务”③。江西的抚州、建昌（今江西南城）、宁都等地麻织业非常兴盛，当地“缉麻织线，犹嘉湖之治丝”，宁都更是“俗无不缉麻之家”④。四川的荣昌也是“南北一带多种麻，比户皆绩，机杼之声盈耳”⑤。而制糖业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以及四川的内江等地。在一些手工业品或经济作物的集中产地，小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已主要不是为了自给，而是更多地作为商品在市场出售，并且也已主要不是为了满足当地市场的需要，而是为了遥远的市场。如新津家庭棉纺织业所产的棉布就“有贩至千里外者”⑥。乾隆年间，江浙一带所产蚕丝除了销往各地，还有一部分销往国① 康熙《松江府志》卷5。
② 道光《新津县志》卷29。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 卷201 页。
④ 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卷14。
⑤ 同治《荣昌县志》卷16《风俗》。
⑥ 道光《新津县志》卷29。
外市场。小生产者的分散、孤立状况与扩大了的市场之间产生的不可调合的矛盾，势必使小生产者日益依附于商业资本。这就为商业资本乘机插入小生产者与市场之间、控制小生产者、侵入生产领域提供了机会，于是包买商作为商业资本的代表也就空前地活跃起来。
乾隆年间，在江浙一带的蚕桑产区，每当蚕茧收成之时，有商人携带资金分赴各村，利用蚕家急于出售的心理，乘机贱价收购，垄断了市场。
商人还通过放款预购的方式，利用高利贷进一步控制小生产者。在广东制糖业中，商人往往预先向蔗农发放糖本，冬天则收取糖利①。或预先向糖寮放帐，待榨出糖后收取产品②。在江西赣州苎麻产区，福建商人于二月发放苎钱，到夏季收获时将苎麻运走③。
无锡盛产棉布，但当地不产棉花④，棉花仰给于外地。一些商人就开设棉花庄，专门以棉花向小生产者换取棉布⑤。在湖州南浔镇，商人也屯积棉花，以花换布⑥。广东的佛山镇也有类似情况，棉布业的老板向纺工提供棉花二斤，收回棉纱一斤⑦。
在南京和苏州的丝织业中，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开设“账房”，向小机户发放原料，收回成品。小机户一般在“家中置木机从事织造。”⑧为账房加工，称为“代料”。小机户织丝之前，先要将原料送染房染色，并分散给织工络丝，织成绸缎后送回账房，账房评定产品质量，称为“仇货”，然后按产品质量和数量支付工资⑨。“小机户无甚资本，往往恃账房为生”⑩，只能完全依附于商业资本。尽管账房并未变革小机户分散生产的方式，但实际已经使小机户变成在家内为账房劳动的雇佣工人，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家庭劳动。账房已经达到商业资本的最高形式，在这里，账房的商业资本变成了工业资本。
手工业部门的增多清代前期，朝廷对于手工业的限制比明代有所放宽，民间手工业的发展① 李调元：《南越笔记》卷16《糖》。
② 乾隆《澄海县志》卷19《生业》。
③ 乾隆《赣州府志》卷2《物产》。
④ 黄卬：《锡金识小录》卷1《备考》上。
⑤ 钱泳：《履园丛话》卷23《杂记》上，《换绵花》。
⑥ 咸丰《南浔镇志》卷24。
⑦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 卷257 页。
⑧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85《实业考》。
⑨ 陈作霖：《凤麓小志》卷3《记机业》。
⑩ 陈作霖：《凤麓小志》卷3《记机业》。
条件比明代有所改善，这对于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是比较有利的。清代前期，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手工业资本主义葫芽的发展程度超过了明代。
江南的丝织业在明代就相当发达，并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清代江南的丝织业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城镇中集中了一大批与农业脱离的丝织业作坊。苏州东城一带以丝织为业的不下万户①。杭州的丝织业也空前兴盛，“东北隅数万千家之男女，俱需此为衣食之谋”②。南京的丝织业发展尤其迅速，仅缎机就有三万张，纱、绸、绒、绫织机还不在此数③。已超过苏杭两州。广州的丝织业更是后来居上，雍正年间才开始兴起，到嘉庆、道光年间，已有织工四五万人了④。从苏州城中“比户习织”的情况来看，这些城镇中的丝织业大多是家庭手工业作坊，生产规模比较狭小，有许多可能还是向账房领取原料代为加工的小机户。但苏州丝织业中使用雇佣劳动力的情况也比较普遍，“苏城机户，类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①。在苏州城内，每日清晨都有许多机工在桥头待雇，靠出卖劳动力谋生②。不过，对于苏州丝织业机户雇佣工匠的情况还必须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清代前期在苏州丝织业中的机户，一般是通指民间从事机业的人户而言，既包括丝织个体手工业者（小机户），也包括兼营纱缎庄（俗称账房）的铺户，是二者的一种混称。苏州的经营纱缎庄的铺户（账房）除了控制小机户，让他们在家内为自己工作，还“自行设机督织”③，直接雇佣机匠从事生产，从而兼有包买商和作坊主的双重身分。他们雇佣机匠时，是采取“按件而计”的方式购买劳动力的。虽然对于长雇的机匠，除了发给正项工资外，经营纱缎庄的铺户还要按例定期另给酒资，使劳动力的买卖关系蒙上了一层封建色彩。但从纱缎庄铺户与机匠之间关系的基本方面来看，仍然具有资本主义雇佣剥削的性质。至于小机户雇佣机匠，往往是出于生产上的需要，临时补充家庭劳动力之不足。被雇请的短工只是作为一种辅助劳动性质的助手，他们与小机户之间属于帮工与作坊师傅的关系。在南京丝织业中，清廷取消对私人织机数量限制以后，由竞争引起的丝织业机户之间的分化已非常明显，道光时期，南京丝织业中已经出现拥有五六百张织机的大机户④。而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 卷，中华书局1962 年版。
② 光绪《仙居县志》卷10，张丽生：《杭州机神庙碑》。
③ 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19《拾补》。
④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183 页，中华书局1959 年版。
①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6 页，三联书店1959 年版。
② 康熙《苏州府志》卷2《风俗》。
③ 民国《吴县志》卷51《物产》。
④ 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15《拾补》。
明代私人拥有织机最多不过二十到四十张⑤，这表明清代丝织业中手工业者的分化程度已大大超过明代，生产资料以资本的形式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机户生产规模的扩大，必然使雇佣劳动力的数量相应地大量增加。南京丝织业中大机户的作坊，已经具有处于萌芽状态的工场手工业的性质了。清代前期，苏州是重要的棉布市场，各省商贩大都在苏州采购青蓝布匹，于是苏州的染踹业也就随之兴盛起来，并逐渐脱离布店成为专门的手工业行业。当时苏州有踹坊四百五十余处，每个踹坊各有踹匠数十人不等。踹坊多由包头开设，包头置备平整布匹所需的菱角状巨石、木滚等生产工具以及房舍，招集踹匠，然后向布店领取布匹进行加工。踹匠来自江南江北各县，多是单身前往，由包头提供住房并垫支柴米银钱，显然是无任何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踹匠每踹布一匹，得工价银一分一厘三毫，除偿还包头垫支的柴米银钱，每人每月须向包头缴纳银三钱六分，作为使用房舍及生产工具的费用①。苏州染踹业中，包头虽然也是向布店领取原料进行加工，但性质与丝织业小机户为账房“代料”完全不同。因为小机户是以自己和家庭成员的劳动为主，并且“无甚资本”，只雇少数机匠作为辅助劳动性质的助手，属于在家内为账房工作的工资劳动者，而包头并不从事生产，从他能够招容数十名踹匠，并提供房舍、生产工具以及垫发柴米银钱来看，是拥有相当的资本的。包头凭借房舍及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剥削踹匠，剥削率也是相当高的，据学者计算，包头每月对每名踹匠的剥削总值相当于踹三十三匹布的工价。此外，踹匠也受到布商的剥削。包头与布商分别占有生产资料中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共同参与瓜分踹匠创造的剩余价值，这种情况并不能改变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性质。
清代由于对铁矿采铸的控制比较松弛，民间冶铁业有很大发展，广东的冶铁业的发展尤其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