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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对，那当然了，”他连忙说道，“全部犯罪活动暂时还没有搞清楚，不过……”
据杜博维茨基说，昨天下午法衣圣器室的执事，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在值班侍者，承包工和两名工匠的陪同下前往法衣圣器室，大门上的封条，锁头完好无损。
可是，当执事走近放在门旁的一个散了架的框子时，这正是要修理的框子，发现了玻璃碎片。他向壁龛奔去，置在壁龛外面的厚玻璃被打的粉碎，壁龛是空的。这时，值班侍者也喊叫道，第一和第二小室中间的门被毁坏了。
经查，原先装着十字架、香炉和镶宝石的圣母小像的八角形玻璃柜空了。盗贼把橡木框里的第三、第四和第五层小格和靠墙放着的玻璃柜、铁皮箱内以及五斗橱内的物品洗劫一空，五斗橱里装着乌斯宾大教堂的珍宝，其中也有东正教的遗宝。
“为什么不在昨天，而是今天才把有关被盗的情况向苏维埃政权报告呢？”
杜博维茨基无言对答。
“修士大司祭，”他说，“是在早晨四点钟左右往我家灯电话报案的。我到了这里之后，才知道了被盗情况和时间。”
“你讯问过修士大司祭吗？”
“没有，我认为，这不大会适。”
“那么，你认为侦破盗窃案合适吗？”
“看您说的，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我手下的工作人员已经从值班侍者，承包工和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匠克贝尔那儿取了口供。我看，这足够了。”
“最后去法衣圣器室的是哪些人，在什么时间？”
“这很难答复您。”
“修士大司祭在这儿吗？”我问道。
“当然在，列昂尼德·鲍里索维承 我觉得，从他哪儿再了解不到什么情况了，盗窃案发生后他很不安。”
我派阿尔秋欣去找修士大司祭。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他。修士大司祭同一位年老的修士站在离我们几步远的地方。他身材很高，体格匀称，长的很漂亮，有点儿象画中人。他那蓝色的眼睛严峻而又平静地凝视着远处，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为什么今天您才把被窃的事报告民警局呢？”我问道。
“这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如同世俗社会一样，在教会的教阶体制［指东正教神职人员的等级和教务管理的体系和制度。不同等级的神职人员在举行圣事时具有不同等级的“神权”，在教务管理上也是如此。］里也存在着从属关系。”他沉着并令人信服地解释道，“因此，在我获知被窃情况后，我认为，有责任首先向大主教报告，并遵照他的指示行事。”
“就是说，是他不同意您立刻向我们报告的了？”
“您过急地下结论，科萨切夫斯基先生。显而易见，大主教并没有表示不同意。发现被窃时他不在这里，他到兹维尼戈罗德去了。我紧急打发信差到他那儿去。我一接到至圣的主教大人的指示，立即就给杜博维茨基先生打了电话。
“您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没去查看法衣圣器室？”我觉得，他有些发窘。不过，可能，这仅是我的感觉而已。
“过多的去那儿查看，我认为，没有必要。”
“看来您错了。”
“我准备在上帝和僧侣代表大会面前承担自己的过错。”
看来，季米特里相信上帝和主教公会是不会对他兴师问罪的。顺便说一句。如果我处于他们的位置上，我也会宽恕的，因为查看法衣圣器室未必就能防止被盗。同时对自己的职守掉以轻心，这也完全不象季米特里的所作所为。
“您怀疑是谁干的呢？”
“我的教职不允许我去怀疑任何人。”
“失窃物品的清单列好了吗？”
“看来，列出来了。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匠克贝尔正在做这件事。”
“您完全相信他吗？”
“克贝尔在法衣圣器窒的首饰加工广里已经干了二十多年。除此……”他没有说完这句话就停住了，两眼向上看。
一个人双脚蹬着粗花纹的墙壁，顺着排水管往下滑动。挂满了冰柱的铸铁皮吱咯作响，一些碎铁块在下脱落……
“这是怎么回事。”
“这好象是沃尔任宁，”杜博维茨基不大肯定地回答道。
“沃尔任宁是谁？”
“一个水兵……他是我们的侦察员、”
在离地面还有二米多高的时候，沃尔任宁两手悬空跳了下来，穿着毛袜子的双脚轻轻地落在地上，看来，皮靴子放在法衣圣器室里了。他走到我们跟前，咧嘴一笑，露出了金牙。他开玩笑似地作了自我介绍：“革命的波罗的海舰队的光荣和骄傲，尼古拉·谢沃斯季亚诺维奇·沃尔任宁。”
杜博维茨甚不悦地摇了摇头。
“哎，为什么要顺管子滑下来？有楼梯嘛……这可不太好。”
“做个实验，杜博维茨基同志。”
“做什么实验？”
“验证一下，看看那些盗窃法衣圣器室的家伙是否有可能使用缩帆带［拉紧或放松船帆的绳子］。”
“原来是这样！”
“稍歇一会儿，我再爬上去。”
“你会把脖子摔断的，”我说“我劝你不要去冒险，碰运气。”
他对我挤了挤眼，用手掌抿平被汗水浸湿的额发。
“运气——可象个好心的女人！”
“那要看对谁啦……”
“当然是对海员。她永久地爱上了我，我同她相爱可不是头一年了。好了，我们上边见！”
杜博维茨基目送着水兵，闷闷不乐地说，“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您瞧，我们就是同这样的干部一道工作啊！”
我同意他这个未说完，但有所指的评语。当我参加解除第二舰队的无政府主义水兵的武装的战斗时，曾在彼得堡见过类似的“水兵兄弟”。不过，杜博维茨基不能指望我对他的同情，即使他的看法是对的，我仍然不能消除自已对他的反感。
沃尔任宁象猫似的灵巧地顺着排水管往上爬。看来运气确实和他有缘分……
我转身对季米特里说：“您是否陪同我们去察看一下，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
“如果有必要的语……说实话，我还要去教会事务管理处一趟，那里在等我……”
“那我就不打搅您啦，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
修士大司祭走后，杜博维茨基惊异地问，“您早就认识司祭大人吗？”
“至少有二十年了。他在中学任教时，我在那儿念书。他的俗名叫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舒金。”
“翘鼻子的水兵真的爬上去了！”传来了阿尔秋欣的喊叫声，“真是只好猫！”
我们仰着脸朝上看去，沃宁任宁的身影显得很小，他朝着我们挥了挥手，钻进了楼角处的窗口。
“狗崽子，”我暗骂道，然后说，“你很走运呀，维塔利·奥列格维奇，给你派来了一个多么能干的小伙子。”
“那还用说，那还用说。”他赞同道。
三
我们从散了架的柜子旁走过，柜子放在墙根下，用蒲包裹着。在昏暗的大厅里散发着一股霉烂的气味、土腥味、灯油味和什么东西烧焦了的气味，黑乎乎的石头墙壁上满是烟灰，脚下的碎玻璃咯吱作响，地板上全是玻璃碎片。在离长方形的神龛不远的地方堆放着一团绳子和帆布，还有一些烟头，锤子，被砸扁的镀金酒杯和一个瓶子里面装着半瓶子液体。
“看来，匪盗们是在这儿包扎被窃物品的。”杜博维茨基指出道。
“我总是非常钦佩你的洞察力，维塔利·奥列格维奇。”
他的脸胀红了，不知所措地掏出了烟合，可又把它放了回去：在法衣圣器室里禁止吸烟。
“你爱吸烟？香烟和香水一样都是高级商品，我好久没有吸烟了……”
离窗户不远的地方堆着一堆揉皱了的锦缎被褥，天鹅绒和丝绸被子。法衣圣器室执事的助手，一个头戴褪了色的法冠的麻脸修道士赶忙把灯送了过来，其实没有灯光也能看得清。这里有：绣满了风信子图案的高级僧正的长袍，前胸上还装饰着写有古代经文的天鹅绒绣衣；用金线绣制的方巾［用来复盖祭坛上的棺柩模型的布］；几乎有一人高的头部开口的古希腊袈裟；东正教主教的法衣以及圣职证书。
过去在宗教学校考试时，我被这些宗教服饰折腾得晕头转向。主考人是个诡计多端的瘦老头子，他不停地打着嗝，出于某种想法，或许只因生性恶毒，一定要使我考不及格。
“法衣表明什么，它是神甫穿的吗？”他活象个问号似的，弯下腰，把听筒贴在耳朵上。
“当士兵们嘲弄救世主耶稣的时候，”我胡扯道，“他们给他披上一件头部留个小孔的衣服，把脑袋露出来。后来为景仰钉在十字架上受苦的耶稣，教会认定那件衣服是圣物，它提醒教士们，在他们履行圣职时，它是代表上帝的，在处理一切事务时——代表着真理。”
“教士穿上法衣的时候应当说些什么？”
“赞美歌的歌词是：主啊！圣明的主是真理的化身，圣明的主给人间带来欢乐。”
老头子不满意地打了一个嗝，又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主教的法衣表阴什么？”
“根据西梅翁·索伦斯基的解释，那件法衣表明上帝的力量是万能的……”
老头子整得我汗如雨下，然而他给了我最高分。
不久，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舒金弃俗从僧，改姓季米特里。他很擅于把此类深奥的大道理灌入不大开化的宗教学校学生的头脑里……
有趣的是那个恶毒的老头子若是见到了这堆东西，会说些什么呢？
麻脸修道士吃力地跪在地上，从衣服堆里扯出一件缝着项巾的锦缎法衣，表明它是大主教穿的。他用手掌托平锦缎的皱折，又吃力地站了起来。
“这是全俄第一位，最圣明的约夫大主教的法衣，”他说，“弄得这么脏了，渎神的人……金花被撕掉，花边也扯了，珍珠全摘光……”
“一共有十二颗大珍珠，每颗的重量都在十到十六克拉。”一个人用颤抖的声音轻声说道。
说话的这个人又矮又瘦，在瘦削的双肩上却长着一个不相称的大脑袋。他站在修士的身后。我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他是怎样走到这儿来的。这使人纳闷，因为这里每走一步都会发出碎玻璃的响声。
“请问尊性大名？”杜博维茨基问道。
“克贝尔·费道尔·卡尔洛维奇。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匠。”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拖地的斗篷。这副扮相使他象一个奇异的黑蘑菇。他戴着眼镜，面孔浮肿，两腮往下搭拉，两眼微微流露出痴呆的神色。我向他失窃物品的清单是否列出来了。他说清单已列出并将副本交给了卡尔塔绍夫。
“原件在你手里吗？”
“不在，”克贝尔说，“让刑事侦察局的人员拿走了。”
“他们现在哪里？”
“在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加工厂。”
“请你到那里稍等我们一下，我们马上就去。”
如同出现时一样，他又悄然无声地消失了。
“一个怪人，”杜博维茨基说道。一直沉默不语的阿尔秋欣突然插嘴道：“怪倒不怪，就是缺点儿心眼。在我的记忆里，象这样有点傻气的人都到边远地区开恳荒地去了。费道尔也不例外，只不过，这个人腿脚灵巧。”
我们穿过大厅，一路上听到的是碎玻璃的咔嚓声。
我们对拐角处的那扇窗子察看了好一阵子。铁栅栏被锯断了，金属护窗板连同大钉子都被拔了出来。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钟王的顶端和坐落在十二圣徒教堂斜对面的东教会事务管理处的大楼。
阿尔秋欣从地上拣起一段被锯断了的栅栏铁棍，上面还绑着绳子，这是一条两股拧在一起的大麻绳，挺结实。看来，那个锯断铁栅栏的人为了不掉下去，就用这条绳子拴住自己。而钉子是被他用长方木棍撬掉的，木棍扔在地上。他们用帆布包好珍宝后，再用绳子吊放下去。从岗哨的方向看不到这扇窗户。
“锯痕由下而上，”杜博维茨基仔细察看栅栏后，不容置辩地说。然而，做出类似的结论完全没有必要有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学历，甚止象我这样一个连杰米多夫高等政治学校都没念完的人，也能看出这一点。
“你们那里，除了沃尔任宁外，还有谁参加侦破这桩盗窃案？”
他报出了检察员博林和侦察员帕维尔·苏霍夫的名字。这两个人我都认识。博林是罗戈日斯科一西蒙诺夫斯基区的检察员，是位有经验的干部，早在上个世纪末他就在刑侦部门供职了。看来，他倾向于保皇党人，但这并不影响他忠实地为临时政府，后来又为苏维埃政权工作。因此当我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清洗旧警察局人员时，把他留下了。至于那个帕维尔·苏霍夫，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位小伙子：布尔什维克，不久前当过工人。战争期间他在莫斯科指挥过一支队伍，同蒂尔曼斯工厂的赤卫队并肩战斗在库林斯基广场上。
就一个年轻人来说，苏霍夫显得有些严肃和腼腆，我喜欢他那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知识的渴望。他对一切都感兴趣：法律、养马、哲学、细木工活、神学和印花布的生产。他对书籍的崇敬就象信徒对圣像的崇敬。他在旧中学里读过五年或六年书，是十月革命后进入警察关的最有文化的干部之一。
“选择得不错。”
杜博维茨基很得意。他拿着那段“锯痕自下而上”的栅栏铁棍，颤抖着双手，小心用手帕去擦它。手帕散发出浓烈的香水味，阿尔秋欣打了个喷嚏。
“祝您健康［俄国民间习俗，对打喷嚏的人祝身体健康，犹如我国习惯说，“长命百岁！”——译者注］！”杜博维茨基迁就了文化低的革命群众的习俗，有礼貌地表示祝愿。
“谢谢，”阿尔秋欣也颇有礼貌地回敬道，然后用两个手指头很文明地 了一下鼻子。他从前线回来后，在托博尔斯克的皇宫里站了三个月的岗，并“透彻地研究了宫廷礼节”，他很看重那些“细小而含蓄”的礼仪。
“嗜血成性的沙皇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和他的皇后亚历山大·费多洛芙娜也是注重礼节的。”他婉转地说，然后用军大衣的釉头擦了擦鼻子。
“你想去珠宝加工厂吗？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杜博维茨基问道。
“一定要去，还要同你手下的人谈一谈。可能，除了锯痕这条线索外，他们还发现了什么……”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皱起了眉头，没有吭声。麻脸修道士领我们去加工厂。
正在桌旁切牛油的沃尔任宁懒洋洋地站了起来。
“不想吃点什么吗？”他嘴里的金牙闪着光。看来，他为自己的金牙自豪，绝不放过炫耀的机会。
“不想吃东西，我们正在办案子，”阿尔秋欣郑重其事地说，“你用贵重的黄金镶牙，你，翘鼻子的水兵，得省些钱取老婆。我们不需要镶金牙，那是旧制度的残余，解放的人们要把它连根铲除。”
沃尔任宁没料到会遭受如此的抨击。
“你这个蠢货，扛枪的大兵，去你的吧！”他骂道，“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镶金牙是为革命立了功而得到的奖赏，用它代替在血腥的激战中被敌人打落的牙齿。这是用征收来的黄金做的，不是为了摆阔气，是为了吃饭！”
正在忙于做记录的苏霍夫笑了，证实道：“他没撒谎。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也这样对我讲过。”
加工厂只占用了一间房，并不宽敞，尽管杂乱，不过还是挺舒适的。枝形吊灯，窗户上挂着窗帘，还有软椅子。墙上装着壁灯，在壁灯的前面是装满蓝矾和硝酸溶液的空心玻璃球。这里还放着一张木工台，正前方开着一个半圆形的缺口。桌子上摆着各种各样的加工珠宝首饰的工具和设备：轧制金钱的拉丝板、金属尺、小铲子、钵子、卡尺和凿冲花纹用的钢棒。在另一张桌子上，就是沃尔任宁占用的那张桌子，放着一台象车床似的小机器，上面带有一个圆刷子，还有流体静力天平和液体比重计，对面墙下摆着一排低矮的橡木柜子。
那些矮柜子引起了我的注意，里面装满了土。
“这是干什么用的？”
“这是为宝石准备的，”有人贴着我的耳边悄声说道。我转过身子——是克贝尔站在我的背后。不知他从哪儿又钻了出来：也许是同开水壶里的蒸汽一起冒出来的；或许是从阿尔秋欣正在仔细打量的那个橱子里爬出来的。珠宝匠那个又重又大的脑袋在细脖子上轻轻地摇晃着，脖子实在难以承受它的重量，看上去他是付出了很大劲儿，才使得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