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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过这种现象的集中和夸张的描绘，把堂吉诃德性格中内在的矛盾揭露出来，通过喜剧形式，将这种悲剧性的实质揭露出来。唐吉诃德性格中的矛盾正是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西班牙现实社会矛盾的反映。西班牙的资本主义发展迟缓，贵族与教会势力又相当猖獗，思想控制相当严密，社会现实还不能为作家提供改造社会的理想人物，加上历史条件和人文主义思想的阶级局限，因而在 《堂吉诃德》中，作者虽然嘲笑骑士制度，却又赞美理想化的骑士精神；痛斥种种罪恶现象，但又把许多社会问题归结到抽象的道德上去。这正是塞万提斯的人文主义理想与西班牙社会现实的矛盾的反映，也是人文主义弱点的反映。譬如，他赞扬代表封建势力的浪荡公子费南铎的改恶从善。这个依仗公爵权势，欺罔好友，奸污劫掠妇女的贵族子弟，因为他“毕竟有高贵的血统和大丈夫的胸怀，”，经神父的说教，不到一日就变成了心地善良而又“履行诺言”的公爵少爷了。以道德说教来改变剥削阶级的本性的做法正是人文主义阶级性的反映。
桑丘·潘沙与堂吉诃德是既对立又互为补充的形象，他的特点是讲求实际。他当骑士侍从不是为了建立“丰功伟业”，而是幻想通过冒险生活寻求一条摆脱穷困的生活出路。他幻想有朝一日当了总督，发了财，驼背老婆就可以坐上金光闪闪的马车。这幻想既反映了他要求改变现状的民主要求，又反映了他做为小私有者的弱点。由于长期受教会蒙蔽和封建思想影响，他目光短浅，狭隘自私。这些弱点随着情节发展逐渐消失，而西班牙农民的机智、善良和乐观精神在桑丘身上逐渐放出光辉。他一开口便是成串儿的谚语和格言。他对现实有正确的判断力，常常纠正堂吉诃德，他是，风车不是巨人“除非自己的头脑给风车转糊涂了”。他随时随地把主人从幻想领到人世间来。桑丘从一开始就大骂骑士制度，说他主人“是个十足的疯子”，他没有一文工资，又吃尽苦头，几次要甩手不干，但他还是没有抛弃堂吉诃德，他“爱他爱得像自己心肝儿一样，随他多么疯傻也舍不得和他分手。”堂吉诃德的品德和他要扫尽人间不平的人文主义理想吸引了桑丘，他的忠诚的友情是十分感人的，桑丘跟随堂吉诃德游侠，眼界在扩大，思想性格也在起变化。他的当总督想发财的欲望逐渐由变革现状的民主要求所代替，当他渴望已久的“海岛”（一个村镇）到手时，他对公爵夫人叮嘱的回答是“好人我会保护，坏人决不宽容”。他爱憎分明，态度光明磊落。桑丘在当总督的日子里，他的性格显得十分完美。他断案如神，执法无私，“明鉴万里”，改革弊政，废除酷刑，“锄强扶弱”。堂吉诃德为之奋斗一生没有做到的，桑丘却做到了。他观察敏锐，办事果断。他命令把用饥饿疗法来折磨他的“医生”——公爵的奸细。他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在公爵布置的“反侵略”战争中吃尽苦头，他与堂吉诃德不同：吃过苦头，绝不重蹈复辙。经过严峻生活考验之后，他把从堂吉诃德那里受感染得来的幻想放弃了。他做了十天总督就立即辞职：“各位先生，请让开一条路，让我回去过我逍遥自在的日子，我在这里是死路一条，得让我回去才活得了命。……请告诉公爵夫人， ‘我光着身子出世，如今还是个光身，我没吃亏，也没沾便宜’，换句话说，我上任没带来一文钱，卸任我没带走一文钱。这就和别处岛上的卸任总督远不相同了。”这些话显出他在道德上的真正胜利。塞万提斯不禁发出慨叹：“可惜生在这个罪恶的世纪，陷害他的势力伙同一气，就对他的灰驴儿也没肯轻饶。”通过桑丘的遭遇，作者辛辣地嘲讽了封建统治阶级。
《堂吉诃德》问世三百六十多年以来，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堂吉诃德的名字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在不同的国家都流传着。象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永远前进的形象”。堂吉诃德的名字已经变成普通名词，成了脱离实际、耽于幻想、主观主义的同义语。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著作里不止一次地提到堂吉诃德。他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最卓越的典型人物之一。
《堂吉诃德》乍看似乎荒诞不经，实则隐含作者对西班牙现实关系深刻的理解和概括。作者采用讽刺夸张的艺术手法，把现实与幻想结合起来，表达他对时代的见解，现实主义的描写在小说中占统治地位。在环境描写方面，与旧骑士小说的装饰性的风景描写截然不同。作者以史诗般的宏伟规模，以农村为主要舞台，出场人物以平民为主，人数近七百人之多，在这广阔的社会背景上，绘出一幅幅各具特色又互相联系的社会画面。他在作品中对西班牙的社会世态、人情习俗、当代重大的事件都作了反映。作者塑造人物也是虚实结合，否定中有歌颂，荒诞中有寓意，并采用讽刺、夸张、对比的方法，讽刺的范围也十分广泛。作者常借用堂吉诃德的疯话和桑丘的傻话讽刺、鞭挞现实社会。譬如：桑丘曾经幻想通过倒卖黑奴，买个爵位，就可以“安安逸逸地过一辈子”。这种讽刺方法往往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作者一方面取笑桑丘的如意算盘，另方面又讽刺和鞭挞了当时统治者卖官鬻爵，买卖黑奴的罪恶活动。作者在许多地方故意引用骑士小说中的装腔作势的词语和实际情况对比，造成极不协调的对照。又如，堂吉诃德认为他的意中人杜尔西内娅是绝代的佳人，是娇美的公主。她的“眼睛是太阳，脸颊是玫瑰、嘴唇是珊瑚，牙齿是真珠……”但她实际不过是一个乡下姑娘，长得像男人一样，“身子粗粗壮壮，胸口还长着毛呢”。这种对比既讽刺了骑士小说的文风和它里面描写的矫揉造作的爱情，又嘲笑了堂吉诃德的脱离实际和无病呻吟，从而收到强烈的讽刺效果。
作者利用骑士小说这种形式，时而针对时弊，时而描绘滑稽荒诞的游侠行径；时而热情歌颂，时而冷嘲热讽，使这种题材具有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其讽刺效果出人意料。他以骑士小说的写法和口吻构成了他叙述的语言和基调，他从骑士的命名、受封仪式、决斗比武到向贵夫人献殷勤，都采用讽刺模拟手法，模仿得维妙维肖，讽刺、挪揄挥洒自如，引人入胜。小说结构以主仆游侠历程为主线，穿插一些各自独立又与主题相联系的故事作为补充，加深了主题的深度与广度。三次出游，在不同条件下，堂吉诃德的喜剧性格特征一再重复，加强了读者印象。他一生执迷不悟：“临殁见真”，情节突然一转，戛然而止，突出了结局的悲剧气氛，点明了主题，这是画龙点睛之笔，给人以深长的回味。
以文艺复兴为起点的欧洲近代小说，真正着力刻画塑造人物典型的，可以说是从《堂吉诃德》开始。塞万提斯在猛烈抨击骑士小说的反现实主义倾向的同时，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塑造了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两个不朽的典型，终于完成了小说艺术上的改革。《堂吉诃德》标志着西班牙古典艺术的高峰。塞万提斯可说是欧洲近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驱。“维特热”
——歌德的 《少年维特之烦恼》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是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期德国和欧洲最重要的作家，他一生跨越两个世纪，正当欧洲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封建制度的日趋崩溃，革命力量的不断高涨，促使歌德不断接受先进思潮的影响，从而加深自己对于社会的认识，创作出当代最优秀的作品。歌德于1749年诞生在德意志中部美国河畔法兰克福市，父亲是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做过当地的参议员，他很注意对歌德的教育，母亲是市长的女儿，善于讲故事，从小就培养了歌德对文艺的兴趣。1765年，歌德遵照父亲的意思，到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他不满学校的经院式教学，自己钻研自然科学和古希腊艺术，同时开始按照宫廷文学的风格学习写诗，模仿莫里哀的作品写喜剧。
1770年4月，歌德到斯特拉斯堡继续学习。在这里，歌德认识了许多年轻朋友，有些就是后来“狂飚突进”运动的积极推进者。特别是他与狂飚运动的理论家赫尔德尔的认识，对他的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赫尔德尔引导歌德阅读莎士比亚、荷马和英国启蒙运动文学的作品，引导他搜集和学习民歌，歌德很快就接受了时代先进思潮和文学运动的影响，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而且成为狂飚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771年8月，歌德在斯特拉斯堡结束学业，回到家乡。一方面作律师，一方面从事文学创作。他的作品充满了狂飚运动的反叛精神，在诗歌、戏剧、散文等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主要作品有剧本《葛兹·冯·伯里欣根》（1773），中篇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 （1774），未完成的诗《普罗米修斯》和诗剧《浮士德》的雏型《原浮士德》，此外，还写了许多抒情诗和评论文章。这一时期，歌德还写过不少抒情诗，如《五月歌》、《欢迎和别离》等。他摆脱了当时诗坛上那种纤巧绮丽或虚拟唯理的诗风，他向民歌学习，以朴素、明快、音律铿锵的诗句，表现了对于大自然和对于人生的乐观态度和真情实感，成为近代德国抒情诗的真正创始人。
歌德在魏玛当过枢密顾问，当过部长，后来还升任首相。在狂飚运动时期，歌德反抗黑暗、腐败的现实，但是丝毫不能见效。1786年6月，他再也不能忍受封建小朝廷的束缚，改名换姓，私自离开魏玛，跑到意大利。他在意大利呆了两年，相继访问了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等文化古城。他接触了丰富多彩的人民生活，研究了古代艺术的遗迹，研究了自然科学，这些使他的思想有了新的变化，并且都反映在他的创作之中。
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是德国文学史上“魏玛古典主义”的繁荣时代。1794年，歌德与席勒订交，二人互相帮助，不但合作写了许多警句和谣曲，而且各自完成了他们的一些重要作品。1796年歌德写成了长篇小说《威廉·麦斯特》第一部《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1797年完成叙事诗《赫尔曼与窦绿苔》，1806年又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
歌德的晚年，欧洲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法国革命掀起了全欧性的革命高潮，先进国家的工业革命突飞猛进，资本主义生产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工人运动已经兴起，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广泛流传，浪漫主义文学运动遍及欧洲。这种情况促使歌德突破了德国的狭隘世界，更多地注意到全欧洲的变化，甚至是世界的变化；更多地接受社会的新思潮，因而也有助于他克服前一时期思想上的狭隘性。歌德晚年的创作极其丰富，重要的如自传性作品 《诗与真》、《意大利游记》，长篇小说《亲和力》和《威廉·麦斯特》第二部《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抒情诗集《西方与东方的合集》，逝世前不久，又完成了《浮士德》第二部。这些作品表现了歌德重视实践，肯定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思想，说明他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比前一时期有所增长。《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虽然在艺术上不如《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那样引人入胜，然而它以探求理想的社会制度为中心，认为人们只有在为集体福利而积极劳动中才能获得人生的意义，思想比较开阔、积极。歌德晚年的许多抒情诗中闪烁着唯物主义、乐观主义思想的光芒，在当时消极浪漫主义文学风行一时的德国文坛上独放异彩。《浮士德》第二部的完成尤其突出地表现了歌德晚年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新发展。1832年3月22日，歌德病逝。歌德的创作把德国文学提高到全欧的先进水平，并对欧洲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774年，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刚一问世，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在德国，在欧洲，在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在广大青少年中，掀起了一股“维特热”。人们不仅争穿“维特服”，不少人还效法维持，在苦闷中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为什么这部书信体小说竟引起如此强烈反响？对于维持的自杀究竟应如何认识？
维特是一个觉醒中的德国平民知识青年。他有才华，有抱负，然而，日趋没落的德国封建社会却在窒息他。为了摆脱这种环境，他离开庸人聚集的城镇。来到“纯洁无染的乡村”。在这里，他结识了绿蒂并与她志趣相投。绿蒂的高尚品德和为人使维特深深地爱上她。维特和绿蒂相爱，体现了一种新型的符合资产阶级要求的男女关系。然而，门第的差异和封建的婚姻制度又把他和绿蒂永远隔开。这给了维特以沉重的打击。为了摆脱爱情的苦闷与烦恼，维特又走向社会，企图在工作中寻求精神的解脱。但是，封建官僚的固执、刻板、挑剔和小市民的庸俗自私，尤其是贵族阶级的歧视与侮辱，使他感到忍无可忍。
爱情的折磨，工作的挫折，社会环境的龌龊，这重重烦恼紧紧地包围着他，使他无法排遣，维特终于陷入了既强烈不满又悲观绝望的深渊。“周围一切都是黑暗，没有希望，没有安慰，没有前途”，他实在走投无路了。维特的自杀，表明他对人生，对他所处时代的完全绝望。他以自己的死，同万恶的制度进行了彻底的决裂。
维特的自杀，不单是维特的性格悲剧。它既是维特的病态性格的结果，也是特定时代，民族、阶级的产物。《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现在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这时，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市民阶级的阶级意识已在觉醒，年青一代更是感情激荡，强烈要求改变自己政治上的无权地位。他们高呼“个性解放”、“感情自由”的口号来反对封建束缚。但由于当时欧洲的封建势力还比较强大，年青的资产阶级在斗争中深感软弱无力。因此，悲观失望和愤懑惑感伤的情绪在不断增长。维特的追求与烦恼，正是这一时代精神的反映。
在当时的欧洲大陆各国中，德国仍处在封建的诸侯割据的统治之下。这里的“一切都烂透了”。可是德国资产阶级由于历史和经济的原因又最为软弱，他们根本没有勇气进行改变现状的实际尝试。因此，我们看到，维特既对这个腐朽社会的各个方面给予了无情的抨击，而阶级的软弱性却又决定他不可能有更勇敢的行为。他只能以自杀向社会表示最后的抗议。所以，维特的行为是不应效法的，但歌德在小说中对德国现实的揭露却“建立了一个最伟大的批判的功绩”。
欧美浪漫主义小说
浪漫主义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欧洲普遍流行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它是法国革命、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潮时期的产物。但由于作家的政治立场不尽相同，因而在创作实践中又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消极浪漫主义首先在德国产生，然后影响英法及其他欧洲国家，十九世纪初，积极浪漫主义可取代消极浪漫主义，并在和它的斗争中得到发展。
浪漫主义文学的里程碑
——雨果
维克多·雨果 （1802－1885）是法国积极浪漫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他经历了漫长的生活道路，几乎占了十九世纪六分之五的时间。他从复辟王朝时期走上文坛，中间经过七月王朝。第二和国和第二帝国，而在第三共和国时期逝世。他的创作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法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下层群众的疾苦。从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雨果运用诗歌、小说、戏剧等多种文学体裁，给读者留下了那个动荡时代的生活画卷。
1802年，雨果生于贝桑松城。他父亲是拿破仑军队的将军。但母亲拥护波旁王室，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雨果从小就处在两种敌对的政治观点的冲突中。由于童年时期主要由母亲负责教养，所以母亲的影响占了优势，雨果在少年时期同情保皇党。
雨果很早就开始创作。他在少年时期写的抒情诗和长诗赞美君主政体和天主教，崇拜消极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对资产阶级革命抱敌视态度。但是，雨果并不是一个彻底的保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