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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家殖民地化，也许并无大碍于官僚政治的存在；假使各种原始的无情剥削还可能继续进行，官僚经济虽造成再多的浪费、损害，甚至向外国转移资金，仍无关大体，无奈的是这里正存在着一个更基本的阻碍或限界。
中国官僚资本是在长期大破坏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外国也有战时暴发户，但发财的是那些军火商人，他们的累积，还大体是利用战时军需品的紧迫需要、增多生产、提高售价的结果；而中国官僚们所发的国难财，却是利用大发通货，利用黄金外汇买卖，利用强制收购囤积，利用征收，利用对于各种生产事业的干与管制和诈取劫夺而来的。换言之，他们成为巨富不是从新式产业中累积起来，而主要是依靠种种原始剥削方式把广大农工生产大众的贫困、破产、饥饿、死亡作为牺牲而劫夺得来的。一般生产人民无法生存了；一般自由职业者、固定收入者，乃至善良而无政治势力掩护的商工业者和小土地所有者们，也在通货膨胀、物价高涨的压力下逐渐陷于不可自救的绝境了。照中国历史通例来说，战乱已经有了极大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经济的理由，而况在新官僚统治本身，却不但无力阻止战乱，且又在多方刺激或促成那种战乱咧！
首先，在新官僚政治下，官僚资本既然主要是利用政治职权而制造出来的，那末，那种资本的拥有者就怎么也无法遮盖其贪污不法的伎俩。愈是拥有大资本的人，就愈可能是一些大有权势的人，上行下效，他们将有何理由阻止其下属的不贪不污呢。贪污其所以变成一个风气，变成一种从古未有的普遍现象，就因为自由以来的官吏从未像今日这样同经济打成一片。
其次，贪污的横行与财阀的统治，定然使整个社会陷于无是非、不振作的状态中。其在经济方面，一定造成浪费，造成无效率，造成各种脱节现象；其在政治方面，又一定会引起内部组织的松懈散漫，各立门户，派系斗争；一临到一己小派利害关头，大家相率把党纪国法、政治原则丢在一边，毫无顾忌地闹个痛快。试想，年来由接收到选举，以及其间所表演的每一节目，殆莫不弄得纲纪荡然，毫无体统。
又其次，笼罩或浸沉在这种政治空气中的要人们，不但在国家的百年大计上，没有好好冷静思考过，就是对于自家政治集团的切身利益，似亦不曾作过很合理的打算。
最后，动乱发生了，战祸扩大了，平素忙于内部斗争的官僚们，特别是那些拥有大资产的官僚们，不但不肯牺牲自己“既得利益”，借舒民团，并为统一内部意志和集中内部力量，作一示范的表率，而且还一仍旧贯地用恶性通货膨胀，用强制征集的办法，把战费及其他一切沉重负担全部加在那些已经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的人民身上；“为渊驱鱼”的教训，不肯去体认，“官逼民反”的老戏，又不断在重演。
现实逻辑的发展如此，其实在理论上，亦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官僚资本虽为新官僚政治撑持着偌大场面，但因为它既没有坚实的产业基础以造出新型的严密的经济管制与政治组织所需的条件，同时又以政治经济双管齐下的统治方式加速把农村社会赖以维系的旧生产组织、伦常关系从根底子以破坏了，所以在结局，曾经当做新官僚政治之补强物看的官僚资本，竟反过来演变为新官僚政治的命运的捉弄者了。
历史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过程。它时时刻刻在用万钧的力量把中国新官僚政治推向它应去的道路。
第十七篇 中国官僚政治的前途
一
当做研究的结论，我得指出中国官僚政治的前途了。
关于中国官僚政治前途的这个论题。似乎应有两个讲法。其一是中国官僚政治究竟能否继续下去；其二是，它如其无法继续下去，究将为何种政治形态所代替。总起来说，也就是中国官僚政治往何处去或将作如何的交代的问题。设若根据以往历史的经验，多顾虑或多心一点，其中不是还得插入这样一个疑问，即：谁能担保不出现一个假民主的官僚政治形态，或准官僚的民主政治形态呢？
所以，为了把问题弄得集中明确一点，我只想就以次两点予以说明：
（一）官僚的政治形态，在中国现阶段，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可能？
（二）官僚要在如何的社会条件下，始能从根被清除掉？
二
关于前一个问题，即官僚政治（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在中国现阶段是否还可能继续存在的问题，我的答复是否定的，但不是很机械地说，它明天后天，或明年后年就完全不复存在，而只是表示它将愈来愈不易存在。
我讲到这里，得把以前所述的论点，作一简括的回顾。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这种政治形态的存在前提：第一是，前资本社会的或封建的体制，还在国民社会经济生活上广泛地发生支配的作用；第二是，一般人民还大体被束缚、被限制在愚昧无知的状态中，因此之故，他们像是“天生的”役于人者，同时也像是“本能地”把统治者看为“超人”；第三是，那种无知人民存在的落后社会还很少与较进步的社会发生经济的文化的接触和交往，因为，为官僚政治所托命的绝对主义和专制主义正同紧密封闭在棺材里面的木乃伊一样，一经与外界新鲜空气接触，马上就要开始腐烂。上述三个前提，是密切关联着的，只要其中之一项有了改变，其余两项就要跟着受到或深或浅的影响。虽然最关重要的，或最有决定作用的，依旧是前资本社会的经济体制的保留。
中国特殊型的封建体制愈到近代，已愈趋于瓦解；在那种体制中，缓慢而持续作育起来的新生产力，已早从政治动乱与思想分歧方面表示出它对于那种不适合其成长的社会体制的束缚感与不耐烦，当做传统基本生产方式之一的农工结合体，亦不断由国内外新商工业的压迫而逐渐发生动摇与解体的现象。与此同时，一般要在固定停滞社会秩序下始容易发挥作用的传统文化道德因素，到了此时已经不大能维持其尊严了。
处在这种社会动荡过程中的人民，一般地讲来，也许是更贫困，也许是更痛苦，但却不会是更愚昧。反之，他们对于自身的处镜，竟可以说是更多理解和认识。尤其因为上述那种社会解体现象，乃由五口通商与国际资本接触以后始更趋显著，于是，由商品引到商品学，由商品学引到商品社会，或者由长枪大炮，引到制造长枪大炮的产业组织，更进而百例允许那种产业组织的政治制度，便成为社会意识发展传播的必然序列。麻醉我们的鸦片，破坏我们家庭工业与独立手工业的纺织品，以及启蒙我们的“民主”、“自由”、“平等”观念，使极不调和但却极其自然地混杂输入了。结局，不大有福气享受舶来奢侈品的一般人民，却在有形无形之间，一知半解地体认到一些与他们命运攸关的“新教谕”、此后，在多少次革新运动以及其他有关战乱的过程中，他们被启蒙了，被开化了，他们已愈来愈不像是“天生的”奴隶或“役于人者”，他们开始想到他们的统治者并不是先天地异于他们的“超人”。这“危险思想”一旦在他们简单的头脑中开始萌芽，就很快由血淋淋的现实的证验使他们得出一种与专制官僚统治正相抵触的结论：他们自身的悲惨命运与不幸地位，是官僚阶层僭有他们的政治权力，并利用那种政治权力造成的。所以，从官僚、从封建势力者手中夺回他们的政治权力，正是挽救他们悲惨命运和不幸地位的根本方法，他们有的人不仅这样想，并在各种方式的反抗斗争运动中这样做了。经过长期的抗战，以往牢固地联系着传统专制官僚统治机构的一切社会螺丝钉，一齐都松脱了，那种“危险思想”随着战区范围的推广和深入到落后地带而蔓延得更普遍了。在这种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新官僚政治尽管改变了一些统治花样，但在许多方面，由于更强烈的榨取，更严酷与险恶的管制方法而招致了更大更普遍的反感。因此，在这种客观情势下昂扬起来的民主政治运动，已经不是辛亥革命运动或初期国民革命运动那样，主要由都市中的先进知识分子来领导，而是相反，从农村、从各落后社会角落先发生出来，汇集成广泛的可怕的骚动，再激励着、引导着都市的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这一看来仿佛非常奇特而不平常的争取民主自由的景象，其实不只是在科学的研究上可以找到说明，且已由世界的历史潮流显示出了不可抗拒的威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特别在战争甫经结束以后，全世界的落后地域，不约而同地发生了争自由争民主的革命浪潮。在殖民地带，主要是以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半殖民地各国，则主要是以民主的形式表示出来。前者在亚洲的印度、越南、印尼提供了标准榜样，后者则在欧洲中部的波兰以及巴尔干半岛各国提供了标准榜样。这里单说半殖民地的中欧、东欧各国罢。一个国家的半殖民地地位是由它以落后的封建社会资格与先进资本社会发生政治交往关系显示出来的。这种社会一经陷在半殖民地的地位，它的封建本质，就会由于产业不容易顺势成长的缘故而无法克服，换言之，就是这种国家不容易或不可能实现西欧或美国型的民主政治或议会政治，也就是不容易或不可能由市民阶级承担民主革命的领导。因此，它们的革命就必得另辟一个途径，必须等待在战乱过程中警觉起来或磨炼出来的工农大众，特别是农民大众的广泛奋起和参加；只有这样，封建的剥削始可消除，只有这样，产业的发展始有保障。所以，在这种革命过程中，市民并不能起革命的领导作用。倒反而是一般人民，特别是农民大众在敦促激励着他们，使他们去接受革命的领导。
要之，无论从中国国内的人民政治动态讲，抑或就世界各国特别是各落后国家的人民政治动态讲，都表明一个新的人民的时代已在加速形成与成长中。人民的时代决不能容许任何特权性的任何名色的官僚政治的存在。
三
关于后一个问题，即关于官僚政治（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要在如何的社会条件下，始能从根被清除掉的问题，事实上，虽已在前一问题的解答中，间接地予以暗示到了，但为了廓清我们认识上的一些不健全想法，仍需要进一步予以直接的补充的说明。
代替官的或官僚的时代的人民时代，我们由上面的解述已大体知道，那不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产出的，正犹如其对极的官的时代，亦不是在那种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消失的一样。所谓历史的发展，是把要生者不易顺利生长，必须挣扎、必须奋斗，该死者不肯知价死去，也同样在挣扎、在奋斗的那些事实加算在里面来加重表现的。真正的历史主义者决不是宿命主义者或进化主义者，而必得是革命主义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个新的人民时代虽然已在形成、已在成长，但不仅落后社会的传统封建势力还不肯轻易从历史舞台上退出，就是原来从封建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势力，临到它的历史也走到尽头的时候，竟不惜伙同或扶植它发生期的敌人——封建主义势力，阻碍着人民政治形态的形成和成长。因此，人民的时代，虽大体已呈现在我们眼前，成为任何一个已在前进状态中的落后国家人民前进的感召和鼓舞，但由于各国的自然条件与历史条件不同，各国与他国所发生的国际关系不同，其前进的障碍和突破那种阻碍所采取的途径与方法，是无法完全一样的。
中国是一个延续了二千余年之久的专制官僚统治国家。我们已由前面的说明中，领教过它那种统治的延续性、包容性与贯彻性，当它与国际资本接触后，原来的性格虽有所改变，并且还在晚近模仿了国外浪漫主义的法西斯蒂成分，依靠着买办资本力量出现了一个新官僚政治形态，更进而形成当前的官僚政治与官僚经济的混合统一体。这一来，不但官僚政治的属性，在一般人心目中有些模糊，就是它真正的社会基础，它在实质上寄存于封建剥削的因果关系，也叫人弄不明白。所以，国外人士责难中国政府官僚化，希望中国进行改革；国内人士责难政府无效率、腐败无能、官僚化，希望政府改革；就是国民党党内，乃至政府内部，也有不少有识人士，强调当前政治上的瘫痪脱节现象主要是由于官僚及官僚资本作祟所致，因而迫切要求改革。他们所责难、所强调的官僚政治的祸害，大体都是对的，但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法，或使官僚政治为其他民主政治所代替的途径，就似乎有些“文不对题”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如其不是根本看落了中国官僚政治的封建特质，就是不明白世界现阶段铲除官僚政治之封建根基的民主革命步骤，早已不能像近代初期那样由都市工商业主或启蒙知识分子领导去做，而必须由工农大众起来推动他们一道去做。如其不此之图，单单把希望寄托于自由知识分子，寄托于政府自身，甚至寄托于各级政府中的那些政治弊害的制造者，那不是“对牛弹琴”就是“与虎谋皮”了．我们原不否认当前中国各级政府的官吏中，特别是政府以外的自由知识分子中，确有不少有良心和有为的人材存在；我们甚至还承认在那些“国人皆曰可杀”的大小贪污官吏中，也确有不少想力图振作、革面洗心，以赎前愆的人物存在。然而官僚政治既然是当做一个社会制度，当做一个延续了数千年之久而又极有包容性、贯彻性的社会制度客观地存在着，我们要改革它，要铲除它，就不能单凭自己一时的高兴，也不能单凭外面有力的推动，甚至也不能完全信赖任何伟大人物的大仁大智大勇或其决心与作为，而最先、最重要的是要依据正确的社会科学来诊断它的病源，并参证当前世界各国对于根绝那种病源所施行的最有效的内外科方术。
在科学的时代不相信科学，在人民的时代不信赖人民，即使是真心想求政治民主化，真心想还政于“民”，那也将证明他或他们的“好心”、“善意”、“真诚”以及“伟大怀抱”与多方努力，会在历史的顽固性面前讨没趣，或导演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滑稽剧。如其说，那些简易而廉价的民主化戏剧，对于中国官僚政治的革除有什么帮助的话，那就是，把那类戏剧看完了、看腻了、看到太没有出息了，到头将会逼着大家，甚至尚有心肝、有血气的官僚自身，改变一个想法，改变一个做法，而恍然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不是一个可以耍政治魔术的时代，而是一个科学的、人民的时代！
一句话；中国的官僚政治，必得在作为其社会基础的封建体制（买办的或官僚的经济组织，最后仍是依存于封建的剥削关系）清除了，必得在作为其它与民对立的社会身分关系洗脱了，从而必得让人民，让一般工农大众，普遍地自觉自动起来，参加并主导着政治革新运动了，那才是它（官僚政治）真正寿终正寝的时候。
附 录 王亚南生平
孙 越 生
很多人都知道，《资本论》的中译者是郭大力和王亚南，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翻译这部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经典巨著的计划，却是诞生于古木森森、禅房寂寂的寺庙之内。一九二八年，在西子湖畔的大佛寺内，流寓着两个失业青年。一位是刚从上海大夏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郭大力，他由于失业而暂居寺内，正在发愤攻读《资本论》；另一位是武汉中华大学教育系毕业生王亚南，他参加北伐军不久，因大革命失败而悲愤地来到上海谋生，旋因生活无着而打算在此写小说糊口。王是湖北黄岗人，当时二十七岁。郭祖籍江西南康县，比他小四岁。这一对青年人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和对于救国之道的热烈探讨，不仅使他俩一见如故，而且更促使他们坚定地立下翻译《资本论》的壮志宏愿。在郭大力的鼓励下，王亚南抛弃了没有写完的小说，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使这一庞大的翻译工程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他们决定从头做起，先翻译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之一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
生活的颠沛，使他俩暂时分手。郭大力回沪执教，王亚南东渡日本，靠译著为生。在东京的三年中，王亚南节俭自奉，异常清苦，但却贪婪地阅读大量进步书刊，神田町的书市，成为他消磨闲暇的胜地。
一九三一年王亚南回到上海，一九三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