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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北京坐车，常会看到有些车站是以胡同的名字命名的，比如辟才胡同、灵境胡同，人们都知道它们的名字，但是这些胡同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它们仅以汉字的方式存在于站牌上，就像一个无足轻重的词混迹于辞典里。与这些名字相对应的是一条条熙熙攘攘的大街，各种店铺罗列在街边。马路很宽，中间有铁栅栏相隔，街两边的住户隔路相望，老死不相往来。
二
在北京，在许多古老的事物消失之后，有些名词幸存下来，企图以隐晦的方式保持着与过去的勾结。比如东单、西单，东四、西四，是用牌楼的数量命名，它们的全称应当分别是东单牌楼、西单牌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这些地名陈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曾经把守在十字路口的牌楼，分别是一个和四个。牌楼隐退之后，这些地名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不三不四，不上不下。北京地名的一大特点是具象化，具有某种最简洁有效的描述能力，因而，名称与实体之间绝对是一一对应的，但年深日久，它们势必与它们的本意脱节，它内在的汁液将被抽干，最后变成一个没有感情色彩的单词，所以，把一个地方称为A，或者称为B，已经没有区别。
消失的胡同就是明证。在过去，胡同首先意味着一种生活形态，它主要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所谓硬件，是指那些很硬的物件，比如胡同里的砖墙，和等次鲜明的门，它的宽窄、布局，都受到礼制思想和风水观念的管辖，尺度与走向不是凭空而来；而所谓软件，则是指在胡同内形成的人伦关系。胡同是大小四合院之间的夹道，它的窄度决定了不同家族之间的人们必然在这里相遇，而它迷宫般的走向，又将所有的四合院连接成一座命运交叉的城堡。现在，胡同连同它所赞赏的生活一同消失了，这令幸存的名字显得孤孤单单、孤苦零丁，孤立无援。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它们无所适从。我们将循着一条“胡同”的名牌寻找到一座商务中心，这显然是可笑的。但这不是它们的过错。这些名字已被驱赶出原有的生活现场，它们只能在现代的街区里苟且偷安。
如同大地上缤纷的春色已经退化成诗歌中的记忆，胡同节节败退，最后退缩成站牌上几个不起眼的文字。从地图上检索到它们或许并不困难，但这里只有辞条没有注释，或者说只有标题而没有下文，很少有人知道它们的来龙去脉。在灯红酒绿之中，它们显得来路不明，形迹可疑，像混在北京的民工，但它们是这座城市里最古老的事物。自从这里在八百年前第一次成为全国首都，胡同就一直是这座城市的关键词。它曾经善良地向所有人发出邀请，并为他们准备了房子、树阴和茶水。
古老的胡同如今寄居在几个肢体僵硬的汉字里。如果站牌年久失修，那几个汉字可能碰巧会脱落，但我们毫不在意，因为那里已不再是我们的目的地。
三
但更多的名字随同它们所代表的胡同一起消失于时间中。它们被迅速遗忘。它们似乎已经成为停滞、老旧、落后的代名词，因而许多词汇拒绝与它们合作。它们更多地出现于城市规划的官方文件中，出台那些文件的目的就是为了最终消灭这些名字，并以充满时代气息的名字取代它们。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他们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每一座拔地而起的大楼都是他们的纪念碑。这座宁静幽深的城市已经变得吵闹不堪，声音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鸟却从此失语，只有少数不识时务的人仍然执迷于那些消失的名字，像Kim和我。我们跟在那些名字的屁股后面寻找通往古代的道路，但在当下，这注定是一项荒唐的事业。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也就是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这些胡同就已经成批地死去——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所以，我们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已经受到现实的否定——我们不可能目睹已经消失的事物。Kim曾经搜寻到一册《实用北京街巷地图》，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一版，定价只有两块二，作者竟然是我的朋友王彬。在那本地图册上，还有许多胡同的残余势力，纠集在一起。我看到的是一页页胡同的家谱，纵横错落，关系复杂，像一片丛林，是许多生命的寄生之地。有许多张面孔在那些名字的后面晃动，有一千部电影同时在这座城市里上演，胡同本身便酝酿故事，不像商品房，无论盖得多高，都像停尸房一样冷漠寂静。
仿佛片尾的字幕，图册里那些胡同的名字，表示着已经流逝的人和事。几十年之后，这座城市里的胡同所剩无几，甚至这座城市里都古老的胡同之一——元代就有的砖塔胡同，也被列入拆除计划。我听Kim在冰冷的空气里发出的一声叹息，之后，我们决定离开这座城市。除了整日被形迹可疑的野导游们兜售的几处旅游景点，这座古城，几乎已经一无所有。
四
我问了许多人，他们的回答几乎一致：能拆的基本已经拆完了，北京已经没有什么可拆的了。我相信这是无须置疑的标准答案，也是对这座古老城市的最佳总结。但是一次偶然的事件改变了我们的计划。那天，无所事事的我们沿着西海漫步，然后一头扎进新街口外的胡同里。这时，一片支离破碎的胡同出现了。残缺不全的墙壁使迷宫得到了解构，我们可以从这条路望到另一条路，或者无须遵循道路的安排而随时出现在任何一个院落里。新街口七条，边上有一些彼此孤立的院门和房子，它们曾经是一个整体，有着神秘的呼应性——大门的规格关系到二门的形制，而檐廊的宽度则可能决定着砖雕的式样，那些互不勾连的构件在一个更大的视角中竟然变得密不可分，它们以隐蔽的方式结成同盟。它们的组合顺序使得一个人进入院落成为一种仪式，但这种空间美感已经荡然无存。那些彼此沟通的建筑细节，在事变中也划清了界限，它们之间是一片凌乱的废墟，只有深知老房子底细的人，才能看出它们最初的联系。在一片狼籍之上，有一座残存的正房（我相信它是一个大宅院中的正房）向我们发出邀请，但是一圈简易的铁板包围着它，使我们的视线无法看到它的全部。即使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屋顶已被拆除，但里面露出的通红的漆柱依然透露出它不凡的血统，仿佛一个贵族，即使身世破落，也令我们肃然起敬。
李捷已经成为这个院子里最后一位居民。她还将在这里孤身住下去。她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是一座王府。一年以前，三进的大院子还保存完好。她站在院子里（如果还能叫院子的话），指点着那个虚拟中的王府——它的一部分已经压在新楼盘的地基下面，另一部分则几乎已经变成一片垃圾。只有两棵百年的核桃树，目前还以一种宁死不屈的造型，屹立于一片瓦砾之中。不久以后，最后一栋老屋将荡然无存，售楼处的沙盘已经暗示了它的去向。现在李捷试图寻求资金对它进行修缮，把这里变成一个小型会馆。但是，整体结构已经面目全非的院落，使她的愿望显得有些尴尬。
抵抗不仅无效，而且显得滑稽，这是抵抗者的宿命。呼啸而来的起重机将铲除所有的幻想，同时让藕断丝连的记忆在垃圾堆里苟延残喘。破坏者义正辞严，他们有一万条理由消灭这些古老的事物，为此他们使用了所有的伎俩，包括对原住民进行恐吓和欺骗。他们的恶行并非因为他们天生凶恶，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理论信以为真。
五
李捷的房子诱导我们走进这片胡同。从新街口头条到新街口七条，我们逐一查询每一条胡同的来历和去向。旧城西北部的这片旧巷，自城墙消失之后，就失去了屏障，马路和立交桥长驱直入，汽车更是得寸进尺，用尖利的喇叭对胡同进行咒骂。梁思成想象中的那条新城与老城之间的界限已不可能存在，那些幽深的胡同，即将消失在写字楼的腹部，光滑的磁砖将出现在原先砖雕或者门墩的位置上，玻璃房子成为胡同华丽的坟墓。人们的“交往方式是互换名片，礼貌地招呼……过去那种抬脚串门、炒菜时缺盐少醋都可以跟邻居要的快乐日子一去不返了”（杜丽：《我拿什么留住你》，见《书城》，二OO四年十二月号）到处都写着“拆”字，最后的防线已经崩溃，老城区正在全面退缩，走投无路的胡同开始奔向喷泉四溅的广场，胡同的名字将永远消失，它们最多只能成为恋旧者在幽黯的记忆里相遇时使用的暗语。
我们留在了北京，没有马上按照计划去往别的城市。我们每天寻找着新的工地，那些君临一切的塔吊将为我们指路，在它们的指引下，我们很容易发现遍体鳞伤的胡同，在步步紧逼的高楼大厦面前显得不堪一击。甚至在城市中心区，比如西长安街北侧的钟声胡同、崇善里、力学胡同，阜成门内大街南侧的丰盛胡同、丁章胡同、大麻线胡同，“拆”字依旧不可一世，所向披靡。一条金融街将取代丰盛胡同，陈志华教授曾请求拆迁者按照国际惯例将四合院的构件编号保存，以便今后易地重建，在开发公司老总们漠然的表情面前，受伤的必将是他的奢望。
杜丽要我去红星胡同，在东单北大街的东面，已经处于闹市的围困之中，北面新开了一条大街，取了一个恶俗无比的名字——金宝街。杜丽写道：“这条胡同原来叫‘无量大人胡同’，我不知道从前曾住过哪位‘大人’，只知道抗战前梅兰芳曾在这里住过，并在这里接待过‘一万多位’中外友人，从老照片上看，那院子亭台轩榭，气象森然。我住进来时这条胡同早已更名为‘红星胡同’，虽然是旧梦不再，但仍是那么富有烟火气：胡同西头正对着金鱼胡同口的王府饭店，把角处则是‘米市商场’，东头是‘乃仙菜馆’，远近闻名。胡同里有三分之一是露天菜市场，附近的人都来这里买菜，我不仅熟悉每一位卖菜的人，甚至认识他们的家人和孩子，更在和其他买菜顾客的攀谈中学会了不少道菜式……解放初曾住过不少出版社的专家名人，他们在这里研读红楼，注释鲁迅，辑旧推新，颇有过激扬文字的一段好时候，小满家就是当年纳逊翻译《一千零一夜》的地方。曾听人叹说当年，茶初酒半，灯尽香温，这个院子里很有一番风雅的光景……但这两年来，这条昔日风光热闹的胡同已被拆得七零八落，不像样子了，这次的告示一出，更是宣布了它的即将消失。我的朋友小满，这个从来不会伤感的人见了我竟也有些伤感起来。”（出处同上）
与红星胡同与它南侧的东堂子胡同，早在一九九八年就被北京市政府列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据二零零五年十月九日《北京晚报》）那里曾经是清末专司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所在地，原为清朝大学士赛尚阿的宅邸，一八六一年改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为在晚清史上出现频率最高的专有名词之一。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具体位置。总理衙门的东半部是中国最早的外语教学机构京师同文馆，西半部则为各部院大臣与各国使节进行外交活动的场所。一九零一年，清政府被迫推行宪政改革，将总理衙门改为外交部，东堂子胡同南侧外交部街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除此之外，蔡元培、吴阶平、林巧稚、丁西林等文化名人，都曾在这条胡同里居住过。沈从文先生自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零年一直居住在东堂子胡同五十一号的历史博物馆宿舍中。从红星胡同到东堂子胡同咫尺之地，竟然散落着如此密集的文化记忆，这是北京历史的一个缩影。但是现在，所有的文化地标都在铲除之列。这几条毗邻王府井的胡同，自然死有余辜。只有蔡元培故居，在各方压力之下，政府才停止拆除行动，并予以修复。
在堆土机的围剿之下，胡同轻易就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肇始于五十年代的灭绝行动，使这些密如织网的胡同彼此失去联系，一个有机的生理系统遭到破坏之后，个体部位的成活就变得极其艰难。步步为营的高楼大厦使得幸存的胡同日益孤立，仅仅因为后者存在，它们便宣布后者有罪。
我们以为破坏古都这类愚蠢的行径已经绝迹。它们已经臭名昭著，但是只需换一个名目（比如把“破四旧”换成“商务区开发”），它们便可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北京城以足够的耐性等待着这场凌迟的结束，在最后一块血肉被割尽以前，那把刀将始终忠实于它的使命。刀的光荣来自肌肉的呻吟，老北京没有很快死去，这决定着刀仍有大把的机会炫耀它的威力。它因此而赢得了众多的掌声，它将在骄傲中为新城市的诞生加冕。
六
一个老太太坐在新街口头条的胡同里，她面部的皱褶里布满眼泪。她是李捷的邻居。在拆迁人员的威吓和哄骗之下，她签了拆迁协议，在她准备进入新房子的最后一刻，才被告知自己要补交三十万元，原来她的那几间老屋在经过数位拆迁工作人员苦口婆心的劝说之后，落在纸面上的有效数字只剩下区区十平米。这意味着她将永远离开自己居住了大半生的胡同，而她最终将在哪里落脚，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对老房子的拆途通常是在改善居住条件的名义下进行的，但实际上却是对居住者进行的一次巧妙的置换。胡同里的老住户们或许不会想到，他们脚下的土地也同样嫌贫爱富，它们与开发商一拍即合，而对占据的黄金地段的平民们则摆出一副铁面无私的驾势。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遭到欺骗，而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许诺成为谎言，居住者遭到背叛。他们没有得到想象中的美好生活，他们得到的只有泪水。所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在这样的结局面前都将受到置疑，它们在拆除老房子的同时也拆除了人们对于和谐与善良的期许。
新街口二条八号是一座有着精美砖碉的完整四合院。几个月后，它和它的伙伴们一起消失于建筑工地的围墙中。作案现场已经打扫完毕，并且传递着有关未来世界的传闻。在大历史的背后，小人物的命运向来无足轻重。换句话说，英雄的事业从来都需要小人物来充当炮灰。现在，新世纪的阳光照耀着金光大道，新大厦的三维图巍然耸立，像真理一样，有着无须辩驳的气势。偶尔经过的人不会对这里的过往时光有任何想象，而真正离不开这里的人，只能在几十华里以外，重温他们的梦境。
七
财产与家族的荣誉可以遗传，但它们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事物都无法从前代人那里继承，比如知识和记忆。这为我们设定了一种宿命——后人必将重复前人的错误，即使前人已经预告那即将到来的悲剧，后人依旧无法逃避。
北京城仿佛一个巨大的谶言，它为所有的错误编定了程序，并让那些自命不凡的人铩羽而归。它是一座停留在时间里的城，并因此成为所有以时间代言人身份自居的人们企图改变的城。出于对历史的无知，那些篡改者对它缺乏起码的敬畏。他们扇动着骄傲的翅膀，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能够左右这座城市的去向。他们希望通过剿灭历史的方法来凸显自己的功德，但被他们毁掉的历史中，恰恰早就书写了对这种愚蠢方法的嘲笑。他们匆匆忙忙地营造着自己基业，有趣的是，眼前的所有伟业都将无一遗漏地成为日后的罪证。历史之城在现代人的万丈豪情面前显然不堪一击，作为古城的重要器官，城墙、牌楼、寺庙、宅院被以凌迟的方式逐一消灭——个别用于展览的标本除外，但难以想象的是，最终的胜利者却是殉难的城市，它不断通过记忆的方式复活，并通过展现它昔日的精美华璨，让那些历史杀手们无地自容。
二OO五年三月写，四月九日完成
上海：欲望的旗帜
一
我不知道这世界上倒底有几个上海。每翻开一本书，我们面前就会闪出一个上海，张爱玲王安忆卫慧们正在用不同的口径述说着各自的上海，显然，她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为此她们难免抖一点上海小女子的机灵拌几句嘴。杜月笙和王洪文的上海截然不同，孙道临和周润发的上海截然不同，甚至于同一屋檐下的上海人对上海的记忆都截然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是一种流质，它没有固定的造型，它的造型取决于你的欲望，也就是说，当你需要一种形式的上海时，上海便刚好与你的欲望吻合。
二
我跟随马可走在浓荫蔽日的山阴路上。那是很多年前，马可在领事馆工作，这位能读中国古书的德国人个子高高大大，走起路来大步流星。那是我第一次仔细观察上海的石库门弄堂，向导居然是一位外国人。那时他已在上海生活很多年，对上海的一切几乎了如指掌。他在祥德路刚刚租下一栋老房子，邀请我过往上海时住在他家，可惜我每次的上海之行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