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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后，司汤达又听说梅蒂尔达的情人乌戈·福斯科罗在英国去世。这个身材魁伟，长着火红色头发的美男子，是意大利著名诗人和革命者。他死在伦敦近郊，泰晤士河畔的一间小屋里。当司汤达获悉福斯科罗去世的消息时，那种曾经使他痛苦不堪的妒忌心理便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这位诗人为意大利的自由而奋斗的精神和敬佩之情。
这就是司汤达最后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他对梅蒂尔达的一往深情虽然遭到了拒绝，给他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遗憾和伤痛，但我们可以看到司汤达在这件事情上却表现了难能可贵的挚着忠诚和高尚的人格。他不允许任何人在他面前攻击和诋毁她的名誉。当梅蒂尔达严厉地拒绝了司汤达的求爱后，梅蒂尔达的好友特拉韦尔西太太趁机在司汤达跟前大谈有关梅蒂尔达私生活的谣言。这使司汤达非常反感，他认为在背后攻击自己的好朋友实在太卑鄙了。他想把这件事告诉梅蒂尔达，以引起她的注意，后来一想，这样做虽然非常必要，但也同样卑鄙。所以他没对梅蒂尔达提起此事，只是在梅蒂尔达面前说了许多对特拉韦尔西太太不满的话，旁敲侧击地提醒梅蒂尔达。但这一举动的效果适得其反，引起梅蒂尔达对司汤达本人的反感。但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司汤达做人的原则性和正直高尚的人格。
司汤达曾经想把他对梅蒂尔达的这段感情写出来，作为美好的记忆留存下来。但写了十多天以后，就搁置了。他害怕再次冒犯她，再次违背她的意愿。后来他终于想出了好办法，就是把他的爱情感受和对社会的观察，写成一部有关爱情的学术论著。这就是后来回到法国巴黎出版的《论爱情》一书。这本书洋洋二十万言，写尽了司汤达对于爱情的独到见解。其中有对爱情心理的理论研究，有对历代各国爱情文学名著中男女主人公形象的分析，还有许多生活中的爱情实例，简直可以说是一本“爱情博览”。司汤达用她来表达对心中的恋人梅蒂尔达的永久怀念。这本探究爱情的书，本身也可以说是爱情的结晶吧。
司汤达对梅蒂尔达的爱情，结局当然是失败的。然而有时成功与失败之间并不可以作截然的分别，不能一概而论。除了有情人互相拥有、终成眷属的圆满结果以外，那种劳燕分飞、情意未竟然而却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永恒的向往，令后人肃然起敬而扪心自问的爱情，是不是也属于成功的一例呢？
忘年挚友梅里美
梅里美是法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之一。他出生在巴黎，比司汤达整整小二十岁。当司汤达历尽沧桑从意大利回到巴黎的时候，他刚满十八岁。在司汤达眼里，他还是个未出茅庐的孩子。他们初次相识是在巴黎的一间报馆。司汤达去找新闻记者兰加伊。梅里美正和兰加伊一道工作，他穿着一件灰色礼服，长着一双锡灰色的眼睛和一个大鼻子，其貌不扬。“这小伙子是谁？”司汤达用挑剔和嘲讽的睛神打量着这年轻人。“是个青年律师，画家梅里美的儿子。”
当时梅里美没有名气，人们还只能用他父亲的名字来为他注释。不过梅里美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却比司汤达幸运得多。他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祖父是个律师，父亲雷阿诺·梅里美是个颇有才能的画家。母亲也擅长绘画。所以梅里美从小就受到熏陶，培养了美术的爱好，对艺术的热爱和鉴赏力。梅里美是这个家庭的独生子，深受父母宠爱。1812年，他进入父亲任教的拿破仑中学读书。毕业后进入巴黎大学学法律。他聪颖好学，掌握了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英语以及古希腊语和拉丁语，钻研了各国的古典文学、哲学还有巫术，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这一切，都是他其貌不扬的外表上看不出来的。后来梅里美成了一个杰出的作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从对古代历史文学的精湛修养而言，他在十九世纪的法国作家中，要算是最突出的之一了。
梅里美的父母都是典型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是拿破仑的热烈崇拜者。这对梅里美社会观念和政治观念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这一点大概也是司汤达和梅里美成为深挚朋友的重要原因。
尽管司汤达与梅里美有了一面之交以后，很快就把这个年轻人忘得一干二净，但梅里美却对司汤达男爵仰慕已久。他到各家书店里买了司汤达的作品来读。《海顿、莫扎特、梅达斯太斯的生平》，《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 《英国通讯集》，《论爱情》等等，只要能找到的，他都想方设法找来阅读。要知道，司汤达的作品在当时并不畅销，或者说还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承认。这个年轻人能如此喜欢他的作品，不能不说是独具慧眼。知己难求，司汤达和梅里美的来往逐渐地多了起来。司汤达经常对他讲述过去的经历，讲拿破仑，讲意大利，还常常讨论文学问题。有时也会争论得面红耳赤。
了解欧洲文学历史的朋友一定都知道，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曾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涌现了以雨果、乔治·桑、大仲马等一大批浪漫主义的优秀作家及其作品。然而在他们之前的二十年代，司汤达就旗帜鲜明地以浪漫主义的名义提出了抛弃古典主义、创造十九世纪文学的主张，但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当时梅里美首先响应和支持了这种文学主张。1822年10月起，司汤达相继在刊物上发表了《要写出使1823年的观众感兴趣的悲剧，应该走拉辛的道路还是走莎士比亚的道路》、《笑》和《浪漫主义》三篇文章，司汤达将它们收集在一起，于1823年以《拉辛与莎士比亚》为题出版。这本书立即遭到了法兰西科学院常务秘书奥瑞先生的反对，他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对司汤达进行攻击。梅里美为司汤达出了主意，两人商定，给奥瑞先生来一次“强盗式袭击”的恶作剧。他们炮制了一封匿名信，同时还警告奥瑞先生，说他接到这封信后不迟不早再过两星期就会失去他的情妇云云。这当然仅仅是个恶作剧，但从中也可以窥见司汤达和梅里美为了真理而并肩斗争的情形。后来当这位奥瑞先生发表《反浪漫主义宣言》的演说时，官方和保守的报纸刊物都为之鼓噪。司汤达这位文学斗士立即应战，写了长篇的答辩。这篇文章随后被收入《拉辛与莎士比亚》，成为其中的第二部分。
梅里美很快就显示出他在文学方面的天才。1825年，他出版了一部名为
《克拉拉·加楚尔戏剧集》的作品。署名是“西班牙著名女演员克拉拉·加楚尔”，译者为爱斯特朗支。作品扉页还附有这女演员的小传和肖像。其实署名的作者和译者都是梅里美杜撰出来的。那个戴着头巾和项链的女演员的肖像也是请朋友根据梅里美本人的面相绘制的。这种顽皮的举动表现了当时新派文学青年的某种特点。这部戏剧集包括五个短剧，完全抛弃了传统的古典主义戏剧法则，是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产物，在当时颇受文学青年的喜爱，也受到舆论的好评。因为梅里美的这出高雅的恶作剧，司汤达从此不再呼其大号，而是戏称之为“克拉拉小姐”或“加楚尔伯爵”。
梅里美是司汤达后半生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们俩政治观点相同，文学志趣相投，又同具有正直善良的品格和幽默的气质。他们在一起时，几乎是无话不谈，把内心的情感和思想毫无保留地坦露给对方。有些问题，也只有梅里美才敢于当着司汤达的面直言不讳地提出来。有一次，梅里美问司汤达：“有人说你是烧炭党人，这是真的吗？”
司汤达沉默良久，开始带着无限的感慨讲述在意大利时那段难忘的经历：“1816年，在米兰有个文学团体，其中有拜伦、孔法隆重耶里、佩利科、蒙蒂、波罗伯爵。我们常在路易·布莱马家里聚会。如今命运已使我们天各一方了。那是一段无比幸福的时光，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期，它充满了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我过去的朋友都被囚禁在奥地利的牢房里，拜伦已不在人世，运动已被镇压下去了，整个意大利都还保存着默然无声的恐怖烙印。”
司汤达虽然没有正面回答梅里美的问题，但他破例地讲了许多在意大利的亲身经历，充满了对烧炭党人的崇敬和对意大利革命斗争生活的怀念。他还讲到有一个叫奥利维耶里的烧炭党人，他在维也纳曾救过司汤达的命，使他免于落到俄国人手中。后来这位烧炭党人被捕了，在审讯室里，他朝着严刑拷打他的萨尔沃蒂猛扑过去，这个灭绝人性的萨尔沃蒂一揿按钮，地板缝打开了，使他掉进地下一个深井里去，英勇牺牲了。
众所周知，司汤达写作都用笔名，以免招来麻烦。其政治观点也不轻易示人，但在梅里美面前，他却可以直抒己见而毫无顾忌。当梅里美问他从意大利回来后为什么不谋求职位时，他直截了当地回答不愿意为波旁王朝供职。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友情非同一般。
梅里美原来在商业部任职，后来又担任过历史文物总督察官等职，而且写出了《雅克团》、《查理第九时代轶事》、《达芒哥》等不朽的作品。1830年七月革命以后，司汤达出任法国驻意大利的一个港口城市西维塔维基亚的领事。但他们之间还是频频有书信往来。梅里美的信，总能给司汤达带来新的消息和快乐。他们的友谊从没有间断或疏远，而且变得越来越深厚。
司汤达逝世的时候，送葬的人并不多，只有表弟高隆、朋友梅里和屠格涅夫等人。办完丧事以后，梅里美和高隆就开始为他们所爱戴的人清理手稿。
这对年纪相去二十岁的文学家之间的友谊，是足以感动后人，并为后人所缅怀的。
领事生涯
1830年7月，法兰西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在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形势下，查理十世下令对报刊出版物进行更严格的管制，并实行新的选举法。该选举法规定只有大土地所有者才有选举权。这一彻头彻尾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倒行逆施行为，使社会阶级矛盾迅速激化。自由资产阶级首先起来反对，巴黎的工人和农民也纷纷走上街头，举行了大规模的起义。这就是法国历史上著名的七月革命。
这场革命使司汤达感到异常兴奋。他不顾街垒战斗的危险，跑到街上来观战。那时，他刚刚完成了他一生的代表作 《红与黑》。在这部小说中，他已经表现出对革命即将到来的敏锐的洞察力。现在，革命的风暴果然到来了。
七月革命胜利的结果是建立了七月王朝。取得统治权的是金融资产阶级。正如马克思所说的：“1830年的革命把政权从地主手里夺来交给了资本家。”然而历史毕竟是向前推进了一步。
经人推荐，七月王朝决定起用一直赋闲的“意大利通”司汤达，派他到意大利海滨城市的里亚斯特任法国领事。这一任命并没有激起司汤达多大的热情。他已经47岁，早已不是拿破仑时代那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了。况且，的里亚斯特仍处在奥地利的统治之下，他讨厌同这个政府打交道。不过他还是接受了这项任命，取道米兰，来到了座落在亚得里亚海岸的的里亚斯特任职。在这段日子，司汤达心情并不舒畅。尽管他凭着在拿破仑的军事机关和宫廷中供职所练就的精明和干练，把领事馆的业务安排得井井有条，但从许多他写给友人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位法国领事对这里的饮食起居不很习惯，甚至感到有些无聊。他唯一的消遣方式就是独自到海滩漫步。
还没容司汤达适应这个意大利城市的生活，奥地利警察部门已经将他的档案秘密地送到了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桌头。档案上记载了法国领事亨利·贝尔就是写作带有歌颂拿破仑、抨击奥地利政府内容的作品《意大利绘画史》、《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和《罗马漫步》的作者司汤达。不仅如此，这个亨利·贝尔还在1821年由于涉嫌参与烧炭党人的活动被驱逐出境，后来又受到通缉。梅特涅马上向法国政府提出，拒绝亨利·贝尔为的里亚斯特领事的外交任命。法国政府只得改变司汤达的任职，派他到罗马教皇管辖内的城市奇维塔维基亚担任领事。罗马教皇虽然也不欢迎司汤达，但碍于没有军事实力作后盾，不敢采取强硬的态度，只好接受了这位领事。
奇维塔维基亚是面临地中海的一座海滨城市，虽然离罗马并不远，但却象一个世外桃园。从领事馆楼上的窗口就可以望见辽阔的大海。司汤达在这里展开了他九年的外交生涯。
司汤达是个做事很投入的人。他到任后抓紧熟悉情况，整顿业务，以最快的速度展开外交活动。他把例行的每年两次向法国外交部提供报告改为三个月发一次，遇到紧急的事情还常常用密码发紧急报告。他要求部属改变懒散的习气，发往国内的邮件公文，要在每逢轮船开往马赛时提前准备好。经过治理，领事馆的工作效率果然有了明显的提高。
不过司汤达在工作中也不尽是轻松愉快。当地的教会当局是一群封闭而又保守的家伙。在许多方面，司汤达都与他们格格不入，缺乏共识。有一回，红衣主教加列菲陪同司汤达参观市容市貌。司汤达看到的是一个没有学校，没有书店，孩子们只能在神父家里学习的贫穷落后的城市。司汤达问主教：“为什么不利用奇维塔维基亚的矿泉呢？这样可以把外国人吸引到这儿来，使海岸繁荣起来。”“这可正是我们不愿干的事。”红衣主教回答。“外国人会使我们忠实的教徒群众传染上自由主义的有害习气。”
司汤达又说：“你们可以把腐烂的水草运到地里去，这会使土地变得肥沃富饶。”“这种事我们也不想干。”红衣主教说。“让农民呆在山里好了——在海边他们会变成走私犯的。就这样，我们花在保护海岸上的钱也够多的了。”
奇维塔维基亚当局显然对司汤达这位新领事存有戒心，常常暗中派人监视其行动。当然，使司汤达不快的并不止这些。法国外交部的那些官僚们对司汤达频繁地向国内通报情况，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大为不满，还指责他越级向外交大臣报告的情况。领事馆还有一位叫利济马克的副领事，因为没能如愿当上领事，对司汤达满怀嫉妒，貌合神离，背地里打小报告。甚至因为司汤达的意大利语说得比法语还好，而怀疑这个法国领事是假冒的。但所有这些，对于经过了人生的大起大落的司汤达来说，都算不了什么，丝毫改变不了他的从容和潇洒。
1832年2月，法国与奥地利两国又发生了一次冲突。奥地利政府于1831年将手伸到了教皇治下的意大利国土，使法国的利益受到威胁。面对奥地利政府日益膨胀的政治野心，法国采取了断然措施，派出一支远征军、三艘军舰占领了安科纳地区的亚德里亚海岸。司汤达这个拿破仑时代的军事委员，此刻又有了用武之地。他临危受命，带着一大笔钱到安科纳，为军队筹措军响，监管大约一万人的法国军队的军需品发放和供应。他还利用自己在意大利的丰富阅历，为这支深入异国的部队解决了一些急难问题，深受官兵的爱戴。有一次，军事首领匠比耶罗将军来找司汤达，告诉他前沿的步哨受到一支来历不明的游击队袭击。这支游击队既不是教皇的驻防军，也不是奥地利人。他们弄不清是在跟谁作战。所以将军命令军队不要开枪还击。司汤达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叫将军给他一天的时间去解决这一问题，便骑着马向北方奔去。第二天傍晚，司汤达回来了。他对将军说：今后不会遇到这样的危险了。
原来，司汤达对意大利的情况了如指掌，几乎在每个城市都有朋友。他来到游击队和地下工作者中间，跟他们进行了一场热烈的谈话和激烈的辨论。他告诉意大利人，不要被法国武器的寒光所迷惑，最应该警惕的是奥地利的野心，奥地利人“会把某种最坏的东西套在你们脖子上。”在这件事情上，司汤达展示了他卓越的外交才能，不战而却人之兵。他的这一出色表现赢得了法驻罗马的大使圣奥莱尔的奖赏。
虽然司汤达是法国政府的一名官员，但他对法国当局的某些政策感到失望。特别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策源地的法国，对当时波兰和意大利人民的解放运动采取冷漠的态度，使他痛心。他在私下里写道：“我羞于做一个法国人。”他逐渐意识到法国并不需要他的才能。他的工作情绪也没有开始时那样高涨了。1834年的一天，他把领事馆的差事交给副领事，就动身去罗马，那不勒斯等地去旅行。在罗马，司汤达巧遇到意大利旅行的俄国大作家屠格涅夫。他们俩在巴黎时就见过面，他乡遇故知，不亦悦乎。司汤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