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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离家最近的中百二店去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夜深人静时我才给沐海，并对他说：
“你戴着它，会感到妈妈日夜挂念着你……”
沐海很理解母亲的心，含着眼泪说：
“妈妈，我不会放弃自学音乐的。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成为一个音乐家的。”
我问他为什么不早一点通知我回来，他叹了一口气才回答：
“他们怕你会反对我走。”
我明白了。原来是半年前他初中刚毕业时，碰上越剧改革女扮男装演出，越剧院到五十一中学去挑人，看中了汤沐海，当场就同校长谈要让沐海去当越剧演员，我丝毫没有思想准备，也就没有同意，结果反对成功，他才有机会进高中。这一次，他是在青年宫演出时被新疆军区文工团团长孟祥增挑中的，同时带去参军的近20人，都是有音乐天赋的年轻人。可能大家都清楚，汤沐海根本不够参军年龄，我要真反对还真走不成。不过，那些人也把我估计得太高了，我哪里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反对当解放军啊。我只不过想我的儿子能正儿八经把大学读完，当个音乐家，这是我作为母亲的一个良好心愿。我想任何一个母亲都有权利有义务为儿子的前途打算，为他创造些条件。
小儿子中途停学走了，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在大儿子汤沐黎身上。他自幼喜爱绘画，也显露出这方面的天赋。但是进重点中学后兴趣发生了变化。他改变了当画家的愿望，立志科学兴国。我也尊重他自己的选择，为他创造条件。
绝境求生
沐黎也信心百倍地表示“五十一中学的升学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他的成绩全优，报考“北大”、“清华”、“哈军工”十拿九稳。可谁会想到我们正做美梦时，十年浩劫开始了。我们家被砸得稀巴烂。绝境求生，大儿子决定重新拿起小时候喜欢的画笔。那时，全家靠我70元收入糊口，牙缝里省钱也要为儿子添绘画颜料和工具。被单破了，我用旧旗袍、零碎布条拼补，五颜六色，远看还像工艺品。
沐黎被分配到牛奶公司牧场，在沉重的体力劳动后坚持画画。1972年，他的油画《接班人》被第7期《人民画报》转载。《人民画报》当时用16种语言向全世界发行。这是了不起的，何况当时他还受着父母冤案的牵连呢。
沐黎没有因点滴成绩而停滞不前。他白天劳动，下班后即去结核病医院手术室看祖国传统的“针刺麻醉”疗法，在医院工会堆杂物的房间里画《针刺麻醉》，累了和衣躺在地板上小睡一会，天蒙蒙亮又赶去劳动。那时他一患伤风感冒就不容易好，夏天还得裹着厚毛巾保护气管。多难熬的日子啊！他挺过来了，凭着顽强的毅力和超凡的韧性挺过来了……《针刺麻醉》终于在极艰苦的创作环境中完成了。它展现了红海洋喧闹声中的片刻宁静，更显示了我的儿子不受环境污染的独立性格。他有着水晶般的心灵。
《针刺麻醉》在上海美术馆展出时，正好汤晓丹带着干校的满身大粪味回上海。儿子请他去看画，他满脸欢欣答应去。临行时，他胆怯了，担心他的出现会影响儿子的前途。他提议：“我一个人随后就到。”
沐黎知道父亲的想法，再三恳求：
“几天后，画就运北京参加全国美展了，我需要听听您的意见再作修改。小时候，您苦口婆心鼓励我成为画家。今天，我正照着您的期望在争取……”
儿子的声音带些呜咽，父亲也泪光闪闪。汤晓丹停了好一会才说：“帮我找个大口罩戴上，免得节外生枝。”
牧场属上海农业局，农展馆需要一名美工，沐黎是最合适的人选，但他只能借不能调，说政审通不过。我对他说：“我们也是有冤无处申，害了你……”
沐黎非常冷静地表示：“我现在蛮好，不让我调，我有更多时间画画，打好基础才能大有作为。”不久，中央美术学院停办了几年之后重新公开招生。华东六省只有一个名额，他决心报考。由于工作劳累加紧张复习，临去北京前突然晕倒，血压降到四十，嘴里还小声念着“我能去火车站”。
我和儿子想法一致。我决心不让沐黎失去进考场的机会。于是一面找人去退火车票减少损失；一面去厂里请求开证明照顾买飞机票。上影厂厂办的人还是很有人情味的，破例批准，因为那时坐飞机有级别规定，自己出钱没有证明也不行。
沐黎带着虚弱的身体去了北京中央美院考场。各科成绩都考得特别好，还附带回答了不计分的英语问题。轮到最后命题创作《怀念》，汤沐黎十分平静地画了《苏武牧羊》。构图简练新颖：被匈奴拘留了19年的苏武坐在一块石头上，深秋的晚风吹拂着他身上已经破烂的旧袍。苏武显得憔悴苍老，但是手中仍然紧握那根出使时的旄节。尽管它的彩苏已脱落，但仍显得坚实有力。远景是风吹草低，时见羊群；头顶是嘎嘎而过的南飞大雁。
汤沐黎以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和情景交融的环境气氛表达了一曲响彻云霄的主旋律“身处异域，心在祖国”。多么鲜明地歌颂爱国之情啊！选择苏武牧羊故事作画，没有扎实的历史知识是很难落笔的。
主考人问他怎么会想到画《苏武牧羊》，他的回答很质朴简练：“我想攻读油画专业的目的是继承徐悲鸿先生的未竟事业，用油画表现我们五千年历史上的重大内容和重要人物，这也是我终身奋斗的目标。”
这时，我才算真正明白，儿子所追求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祖国”。
他以优异成绩被录取，正式步人艺术殿堂。
汤沐黎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作品《霸王别姬》，选自历史悲剧人物项羽四面楚歌挥泪别姬自刎的场面，这也就是日后震惊迪斯尼艺术中心的那幅作品。
其实，他取得成就，要比弟弟困难得多。有天深夜他回家，看见我坐在满地板都是砸烂的碎石膏像边发呆，轻轻地扶起我，小声说：“妈妈别难过，挂在墙上的石膏像别人能砸烂，记在我心里的石膏像谁也砸不烂。”
我抱着他伤心地哭起来，我问他：
“你爹被打得头破血流缠着带血的纱布还在扫地。我们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呢？”
沐黎很懂事，反而安慰我：“全国都这样，顺着大势先过日子再说。”
从此，他选定走“自学成才”之道，坚信“无师自通”，用自己的力量掌握自己的命运。
念念不忘音乐
汤沐海到部队后，有了一架专用手风琴，可以练作曲，还背着它为合唱队伴奏。一次刘少奇和王光美出国归来在乌鲁木齐停留，沐海有幸跟着团里同志去会场欢迎。他激动地写来家信说：
“妈妈，与国家领导人挨得如此近，我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读着儿子的信，我想到1958年汤晓丹在安徽拍摄《卧龙湖》时，刘少奇到那里视察，还分别接见了张瑞芳和汤晓丹。十年不到，汤晓丹和汤沐海父子两代人同时近在咫尺见过刘少奇，真是幸运。谁也想不到，不久，一场特大灾难发生，刘少奇被打倒，汤晓丹导演的《不夜城》和《红日》成了大毒草。汤沐海复员回到上海，在锻压二厂当工人。
汤沐海在工厂是早、中、晚三班制工作，对此他很不习惯，内心非常苦闷。唯一心愿是能有架手风琴可以练作曲，可是他的复员费只够买一辆上下班骑的自行车。
我知道他的想法后问他：“买架手风琴要多少钱？”
“天津出的鹦鹉牌最好，55多元。”
这是一笔很大很大的数目。我苦苦想了一夜才作出决定。第二天清晨我对沐海说：“你放心，妈妈不吃饭也要为你买琴。”沐海可爱地表示：“妈妈，这样你会把身体搞坏的。”我笑着回答：“这你就不用管了！”
我的顽强性格使我能坚持在干校每天中晚两餐都吃一分钱的汤；破书废纸都背回上海卖到废品回收站；无论多远的路都步行……日积月累我有了300元，便托人到北京买手风琴，以免工宣队晓得了上门找麻烦。我以为手风琴很难买，没想到回信很快就来了，要我马上寄钱去。我还缺200多元，只好厚着脸皮去求一位同学的母亲帮助。她是高桥化工厂的工程师，听完了我的积钱经过和还钱计划后，很受感动，真的把钱借给我。
琴是托北京体委的运动员带回上海的。电报通知我到火车站去取。我找了老同学的女儿梁行陪我去。我们提着琴走出月台后，我给她7分钱让她坐15路电车回家。等她走后，我才提着琴走回家。我人矮手短，感到琴越拎越重，路越走越远……最后是三步一停，两步一歇。足足走了4个钟头才把手风琴搬回家。4个月后才把借的200多元还清。陪我去火车站的梁行，现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工作。我们谈起这些往事时，她还印象很深地说：“当时我还搞不懂你为什么一定要看着我上了车你才肯走。”说真话，我只愿苦在心里，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些让人烦恼的琐事。
汤沐海有了手风琴，既可以作曲，又可以练习演奏。朱践耳先生曾经多次奔波，想推荐他去上海歌剧院拉琴，没有成功。但汤沐海记恩在心。1993年，他路过上海时，特地将朱先生的曲谱带到芬兰演出，宣传中国作曲家的作品。
1974年，汤晓丹参加新《渡江侦察记》摄制组，我三天两日去找局党委副书记杨琪华，要她帮忙把汤晓丹被扣发的工资尽快发还给我，我要用那笔钱为儿子买架钢琴。结果，我抢在汤晓丹前面领了钱，因为钱到他手上，工宣队要逼他全部上缴。
钢琴抬回家了。儿子高兴得每天练习。我却一日两次受盘问、挨批斗，但我不在乎。为了儿子，我什么屈辱都可以忍受，什么苦难都可以承担，因为我是妈妈。
不久，上海音乐学院招生，汤沐海报考，以优异的成绩被作曲专业录取。后来学校挑了两名学生专攻指挥，汤沐海就是其中一位。
自此，我的小儿子汤沐海正式步人音乐殿堂。作为母亲，我才感到转了个大圈子，我的最初愿望才慢慢在实现。这是全家四口人默默地相互信赖、互相鼓励、相德以沫、共度艰难换来的。
这时，似乎所吃过的苦都化成了甜。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相继跨出国门
相继跨出国门
汤沐黎、汤沐海年龄相差不到两岁，相继跨出国门的时间也相差不到两年。不过是弟弟先行。
1978年，汤沐海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后留校任教，正碰上政府第一批招考留学生。我们全家都支持他勇于站出来让祖国挑选。十几年前虽在初中时学过一点英语，但是要在全国范围内与强者比赛，大家心里都很担心。于是主动采取措施。饭桌上，休息时，日常生活，都改用英语交谈。那时我的大儿子还在上海，不仅以自己流利的英语带动他，还为他请了外语学院的教授个别辅导。他的初中英文教师薛兰芬得知学生要参加出国考试，也来家里帮助复习。汤晓丹30年代在香港积累的英语也起了作用。再加上汤沐海本人的聪明、刻苦，填鸭式的教和学还真起作用。汤沐海进步很快。最初几天不停地反问“WHAT IS THIS？”后来逐渐对答自如。他的父兄都暗自高兴。
我每天准备好饮食，将门反锁，避免外人打扰。海海风趣地问：“妈妈，碰到火警怎么办？”
“我的儿子在屋里用功，火舌串到家门口自会熄灭。”
我回答很轻松，心里也确实感到太冒险，不过没办法。考试那天，我不让他骑自行车，防止背词走神出车祸。我陪他去考场，上了公交车后才对他说：“你自己用功吧，下车时我负责叫你。”沐海哈哈笑道：“这不成了小时候去托儿所吗！”我回答：“对，儿子再大，在妈妈眼里，有时候还是小孩。”
考场在华东师大。我们去得并不晚，但那么大的草坪上已到处是静静用功的人，有的还拿着厚厚的英语书在细读。沐海能否考上，我心里着实没把握。他进考场以后，我一直等在外面。与我同样心清的人不少，他们三三两两交谈。我没有心思参加，只感到心跳特别快。
可能由于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公开招考出国留学生吧，大家都在摸索经验，结果只定了分数线，合格者都被录取。
笔试分数线：50分（汤沐海的成绩54。5分）
口试分数线：3分（汤沐海的成绩3分）
汤沐海被录取了。不少同龄朋友增加了信心，表示“明年一定报考”。我的大儿子一向稳重，笑着说：“明年分数线说不定要提高到80分呢！”汤沐黎的预计不错，他就是第二批出国人员考试时以文化部系统考分第一——“88分”被录取的。
汤沐海的最后一关是体格检查。我们都认为他健壮得像头小公牛，准合格。没有料到医生说他心动过速。他急了，连说：“不可能，不可能。”医生问他：“早上吃什么早点？”“一杯咖啡，两个荷包蛋，两片面饼。”沐海如实回答，医生才笑笑说：“那你明天早上不要喝咖啡来复查。”
原来是我这个妈妈缺乏生活常识，让他喝了咖啡去检查，差点害了他，为此，我自责了好久。
大儿子汤沐黎在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也碰上第二批招考出国留学生。他当然报考应试，也合格录取。他的走有了弟弟的经验，周折少多了。因为英国方面根据汤沐黎的成就和英语水平主动给了他亚非拉学者奖学金，他主动提出在国内不添置任何东西。这当然是体谅做父母的刚为弟弟花了大笔钱。本来，沐海也不赞成我买太多东西，但是我认为有些东西还是需要买，比如托人到广州去买台最新式的SONY录音机就是让他在路上都可以不间断地学音乐，为他多添衣物是为了使他的每月600马克助学金能用于听音乐会或看歌剧演出……总之，为了打下扎实的学习基础。
说实话，作为母亲，我不给大儿子添些东西心里很不平衡，经过他的再三劝阻，我才听了儿子的话。比起社会上有些兄弟，争着要父母的钱财，闹得父母兄弟失和断情，我的儿子显得格外高尚。
敢于竞争
汤沐海到了慕尼黑音乐学院后将全部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专心攻读上，深受同学和老师赏识。正巧柏林要举办卡拉扬国际青年指挥比赛，他正好符合条件，他的导师赫尔曼教授也极力推荐。沐海办妥报名手续领到了参赛邀请通知和比赛曲目。虽然可以任选其中熟悉的参赛，但他想回国全部实习一遍，所以写信回家，看我是否有能力为他支付来回机票费。我合计了一下，折合人民币8000多元。那时的条件比起当年买手风琴时好多了，至少我开口向人借，人家相信我能还。所以我让他用人家托他买中国工艺品的马克买来回机票。我用人民币买了东西带回去。
那时，有的东西用外汇买既便宜又可挑选，用人民币只此一样，给什么拿什么。我在烈日下汗流浃背大包小包地搬，来回步行，因为我必须省钱。即使口干，两眼发黑，也忍着回家再喝白开水。除了买东西的钱外，为他排练的舞蹈学校乐队的几百元冷饮费也要我负担。我想8000多元都付了，几百元就顺带支付罢了。其实我看了一下收款名单，每人每小时2角钱，有的人只来一次即上午2。5小时才5角钱。但是人数很多，除乐队人员外其他行政人员也在内，7个上午共付400多元。上海音乐学院出于照顾，没有收排练场租和电费，这减轻了我的负担。我至今仍很感激。
沐海带着丰收的喜悦回到慕尼黑，临近比赛时才接到通知，比赛延期一年，邀请通知有效。能在正式比赛前赢得一年时间，对汤沐海来说十分有利，所以他更分分秒秒抓紧时间熟悉参赛曲目总谱，透析作品内涵。
餐馆老板的友惰
慕尼黑有家中国餐馆，老板也是从上海去的。对在那里留学的中国人特别友好，欢迎他们去打工，除付报酬外还免费供应一顿可口的饭菜。英俊潇洒的音乐学院留学生汤沐海从不去打工，老板很奇怪，忍不住打听原因。有人告诉他：“汤沐海呀，不是练琴、看谱，就是去了音乐厅……”
老板选了周末去沐海的宿舍，见他正在屋里用功，笑着问：“别人都到我的餐馆打工，你怎么不来？”
“我太忙了，没有空打工。”沐海顺口回答。
老板急了，脱口而出：“吃饭总得花时间呀……”
老板拉着他去餐馆吃了一顿丰盛的中国饭菜。以后老板宴请从上海去的剧作家黄佐临时，还请汤沐海